[論文關鍵詞]高等教育大眾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層次性

[論文摘要]目前，在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階段，上海等地甚至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時，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培齊目標層次過高而且不十分分明。這種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觀念勢必會降低高技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從而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而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大學生的現狀等因素，要求思想政治理論課必須區分教學目標、內客等方面的層次性。

一、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目標

目前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目標，不是內在的、多層次的、循序漸進的定位，而是一次性的、理想化的一元化定位，即不分教育對象自身存在的思想境界、人生觀念、道德意識、接受能力等差異性，而且目標要求還是“高、大、全”：“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深入進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同時，要積極引導大學生不斷追求更高的目標，使他們中的先進分子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二是以愛國主義教育為重點，深入進行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三是以基本道德規范為基礎，深入進行公民道德教育”。“四是……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理想是一種對人的價值關懷、意義關懷。在一定的意義上，思想政治課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通過現實的活動而將理想轉化為現實的存在中體現著人的價值，提升著人從實然自我向應然自我的發展，“培養有理想的人”。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中，“有理想”幾乎從來都不是凡夫俗子對其職業、生活等的憧憬，而是被演繹成為共產主義理想。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一定要經常教育我們的人民，尤其是我們的青年，要有理想”；“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這樣，在追求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的教育中很大程度上排斥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取向，容易使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走向脫離社會生活實際的極端。把宴然和應然、理想和現實割裂開來的理想教育不僅是空洞的，往往也是低效的，而且極有可能走向反面。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在目標上分層次的原因

上述的層次過高而且不十分分明的培養目標，會導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用同一的內容，采取“齊步走”的方法教育處于不同層次、不同階段的受教育者，忽視大學生的心理、智力、情等的差異，從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針對性。這種急功丘利、急于求成的觀念，因為缺乏成就最終目標的切實可行的一系列的中間環節，勢必使最終目標成為空中樓閣，從而降低高校卷育有效性。所以，為了增強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針對性，當務藝急是通過確定符合學生與社會實際的、有層次的思想政治教亨目標，并確定相應的教學內容。筆者主張高校思想政治理論童育的目標、內容分層次的理由如下：

1．中國已經逐步進入大眾化的高等教育階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19％，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2004年，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5％，已經率先進入普及高等教育階段。相應地，“大學生：從天之驕子到‘有知識的普通勞動者”’，換成現在常用的說法是由過去的精英：“可靠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演變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那么，相應的大學生培養目標，也應該確立為首先是使幾乎所有的大學生成為一個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的人文素養、掌握一定知識技能的能夠自食其力的個人。完成這個任務已經實屬不易，畢竟在2004年9月時全國高校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為73％；其次是側重道德與法律的教育，旨在把絕大多數大學生培養成一個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一個明白個人應該享受的權益、必須履行的義務、可能承擔的責任的社會人——公民締民，使其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最后是使少數大學生接受體現我國高等教育階級性的無私奉獻、共產主義等等，使其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上述大學生的培養目標，可以簡單的概括為，大學生的培養目標前提是身心健康的個人，再次是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的社會人，最后才是具有共產主義等品質的接班人。

2．與大學生的現狀、社會現實相對應。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基本定位的基礎是培養身心健康的個人、合格公民締民，這不僅符合上述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也符合事物自低向高發展的邏輯順序，更符合當前大學生心理、智力、情感的實際。如果我們看了下面一組數據后，我們會對大學生的現狀有個清醒的認識。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康樹華所作的～項調查顯示：1965年，青少年犯罪在整個社會刑事犯罪中約占33％，其中大學生犯罪約占1％；“文革”期間，青少年犯罪釬始增多，占到了整個刑事犯罪的60％，其中大學生犯罪占2．5％；而近幾年，青少年犯罪占到了社會刑事犯罪的70％至80％，其中大學生犯罪約為l7％。值得重視的是，在大學生犯罪中，盜竊案約占70％。J不容忽視的是。不僅大學生犯罪率呈令人擔憂的大幅度增長趨勢，而且從“劉海洋硫酸傷熊”事件到馬加爵殘忍殺害多位同學等案件，也凸現了令人瞠目的大學生犯罪惡劣程度。事實上，“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從方法論角度講，這種判斷也適用于大學生群體。所以，針對大學生的現狀，有人士主張依據學校類別來劃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層次，尤其強凋已經更多地成為職業養成之所的高職高專院校的學生應該不同于其他大學的大學生。 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基本定位的基礎是培養身心健康的個人、合格公民／市民，也符合我國的現實。1978年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導致個人從建國后長期的“政治人”轉向市民。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統社會(其特點是幾乎所有的社會活動與社會生活都表現為政治活動與政治生活)中，大眾當中所流行的也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義與革命英雄主義的價值觀(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入黨或當勞模)。那么，1980年代后期以來，上述兩種價值觀都逐漸地變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絕，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義、實用主義、物質改善主義、甚至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價值觀。這是第二階段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是意識形態導向的政治社會向市場導向的消費社會過渡的必然結果。盡管這種轉變有著許多負面的影響，但值得關注的是個人不再被視為道德高尚、政治覺悟高的個人，而是趨于現實、承認個人合理利益要求(如合法致富光榮)。對此，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在嘗試著進行調整，我國《民法典》草案一度提出遺失物拾得人有權獲得保管費或報酬，把個人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復為普通人。現行“民法通則”沒有明文規定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即“第79條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接收單位應當對上繳的單位或者個人，給予表揚或者物質獎勵。拾得遺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飼養動物，應當歸還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費用由失主償還”。在新中國成立后，以雷鋒精神為代表的大公無私奉獻精神被廣為頌揚，“拾金不昧”更是作為這類精神的代表被大力推廣宣揚和身體力行，以至于我們大多數人一直都是把拾金不昧當作傳統美德而不是法律義務來看待，當作最基本的公共道德來遵守。這實際上一定程度上把個人視為“活雷鋒”，顯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意識覺悟程度，忽略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對利益的要求，這樣做容易導致拾得人失去歸還的動力。我們不要忘記“見財一半”的俗語，這個俗語說明我國古代歷朝拾金不昧也并非不給予報酬，像清律就明確規定，撿到遺失物，一半還失物之人，一半當作獎賞給拾得人。有學者認為，我國《民法典》草案摒棄了民法通則的有關條款、規定了遺失物拾得人有權獲得保管費或報酬，從而把個人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復為普通人。事實上，通常個人也的確是個凡人。1300人參加“央視東方時空調查——拾金不昧是否該有經濟補償”網上調查，有80．8％的人認為“應該”，只有15．5％認為“不應該”。可惜的是，目前公布的民法典草案，迫于輿論壓力等原因也不再堅持使得人擁有酬金請求權了。

3．其他相關主張。(1)十五大報告，對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就提出了一條重要指導原則，即主導性與層次性統一的原則“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早在1998年，在法國巴黎召開的首屆世界高等教育會議所通過的《21世紀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宣言》指出：“高等教育質量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要“考慮多樣性和避免用一個尺度來衡量高等教育質量”。但是，長期以來，受歷史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們習慣于用一個尺度來衡量高等教育質量的做法。這反映在教育目的、人才培養目標的統一規定上，也反映在統一的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3)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抱負彼此間是有層次的，從修身、齊家、治國到平天下，即以自我完善為基礎(個人道德修養的過和方法是正心、誠意、致知、格物)，通過治家庭．直到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實際卜，成功的饑會少、失望的時候多，于是又出現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糠濟下”的思想。

三、余論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我們主張思想政治理淪教育分層次，不是遭人唾棄的“根正苗紅”那種身份論的翻版，而主張因材施教在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中的切實運用。具體地講，就群體而言，從高職生到博士生的不同層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要求均有所不同；就個體而言，教育方式上，中小學生的德育以隱性教育為主，大學階段則應該顯性教育、隱性教育卡¨結合；教學目標上，改變我國道德教育過程中存在希某-階段(如上述大學)目標倒置的現象，乃至從小學到人學這個漫長過中目標倒置的現象：小學階段就開始培養原木屬r高層次的道德理想與信念，但由于學生認知發展水的限制，很難真正獲得良好效果。到了大學階段，有時卻僅局限于抓校紀校規，理想、信仰教育底氣不足，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