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第三部門理論為我們考察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現象提供了一種理論解釋工具。從發生學和現實特征考察職業教育集團具備顯著的第三部門特征；目前，我國職教集團發展面臨的三個方面問題（“有成員無組織”、“有集團無身份”、政府支持和政府干預的邊界不清）影響了職教集團的發展。要實現職教集團的有效治理，首先應明確職教集團的身份，完善其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并通過“增權賦能”和“職能讓渡”，充分發揮職教集團的優勢，將職教集團創造為成員的“事業共同體”。

論文關鍵詞：職業教育集團；第三部門；治理

作為一種職業教育辦學體制、管理機制和運行方式創新的探索，職業教育集團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經濟社會背景。職業教育集團有自身的鮮明特色和組織形式、組織性質和運作方式上的特殊之處。但是，現有針對職業教育集團的相關理論分析，對其性質特征和實踐特色的討論顯得蒼白、貧乏，無力解釋職教集團的發展特征和自身性質。這種實踐發展與理論解釋之間的不平衡性，將會從多個方面影響職教集團的健康發展。這種狀況要求我們跳出職業教育的相關理論視野，從其他相關學科中借助理論工具，對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一、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第三部門”理論

有學者認為，在以追逐商業利潤為目的的自由競爭經濟之外，為保障被社會排斥的公民能獲得必要的謀生條件，還應存在某種以互惠、責任或義務為基礎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這種以互助行動為特征的志愿主義(voluntarism)和強調實務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理念正是“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賴以存在的一個基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道德經濟不僅是一種新的經濟補充形式，而且更成為維系社會團結的一個紐帶。

第三部門運動興起于上個世紀70年代，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福利國家政策在西方國家的普遍失敗這一事實。第三部門理論則是現代社會科學對整個社會組織的一種分類理論。不論其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差異如何，整體社會組織總是分化為三個既互相關聯又彼此獨立的領域：政治領域，即國家機構；經濟領域，即私營企業；第三部門，即非營利組織。在西方國家，第三部門是公/私領域二元建構基礎上的一種社會中介機制，既發揮著不同于政府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又履行異于一般商業經營的社會服務義務，是建立公民秩序和維護社會公正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此基礎上，有研究者認為，第三部門是市場與政府的非零和產物，“第三部門”的發展與國家干預、國家控制的退縮和公民自治、社會自治的擴張之間存在非常緊密的聯系。同時，由于市場存在天然的缺陷，個人的理性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的困境。因此，政府和市場的固有缺陷就為第三部門發揮作用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在現代社會，“第三部門”的作用往往是非常關鍵的，相對于政府公共部門，第三部門機制靈活、創新性強，在一系列關系民眾根本福祉的服務供給上，第三部門更有政府和經濟部門所不具備的優勢，公民參與的需要得到滿足，使社會性整合的程度提高。在社會性福利領域，“第三部門”經常起著一種制度創新的作用。由于很多時候政府成為“第三部門”的主要財政支持來源，二者形成的是一種合作多于沖突的伙伴關系。“第三部門”在社會活動領域的貢獻，也使其成為政府能力建構的一個重要補充。

綜合研究者的已有成果，第三部門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性：1）非營利性，不以營利為目的，且法律規定組織盈利不允許分配給組織的經營者；2）民間性，第三部門只在法律的框架內行動，但不受政府的干預與管制；3）自治性，第三部門實行自我管理的原則；4）志愿性，組織成員吸收及組織的活動都是在自愿原則下開展的，不能有強制的行為；5）公益性，第三部門的組織目標是增進社會公益，組織成員的活動是為公共利益而服務的；6）專業性，第三部門的形成，都是在一定的專業行動的背景下產生的，具有較強的專業性。

第三部門理論為我們研究職業教育集團這類特殊的組織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解釋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解框架。通過結合第三部門的有關理論，從發生學以及現實境況的特征進行分析，將能更好地分析職教集團的本質和特征，更深刻地理解當前職教集團發展所面臨的困境，為職教集團的治理尋求可能的針對性策略。

二、我國職教集團的第三部門特征分析

本文中所探討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指的是多個成員主體自愿結盟、資源共享、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的辦學組織方式。職教集團成員之間的“結盟”動機和方式可能多樣化，既有以專業為紐帶而結成的專業性較強的職業教育集團，如上海現代護理職業教育集團；也有以區域內的某所骨干示范院校為核心，聯合區域內的其他院校、行業、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他相關組織而形成的區域性職教集團，多數地市都推動形成了此類職教集團。從各類政策和實踐材料總結來看，職教集團的主要功能定位在推動校企合作、校校合作上，目的在于推動資源的優化與利用，提高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實踐是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辦學實踐，其組織特征和結構方式在其他國家的職業教育組織中是難以找到的。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目的相對很簡單，即“促進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和“職業教育資源的最大最優化利用”，其他的功能只能是這兩大目的的派生，但是，這種帶有鮮明組織特征的職業教育辦學形式，將有可能改變我國職業教育辦學的總體水平和國際形象。

對于職教集團的第三部門性質的研究，國內的研究較為缺失，就筆者所見文獻而言，有江蘇省教科院的馬成榮（2005）認為其應劃入社會組織中的非營利組織，并結合第三部門的相關特征進行了分析，但可惜的是作者并未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發生學分析

職教集團化辦學現象之所以會出現，從其發生學上考察，主要是出于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職教集團的發生，是職業院校舉辦者試圖恢復學校與企業之間的天然聯系的行動。國企改革將大量的企業辦職業學校剝離，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以一種甩包袱的形式，移交給了教育部門，這就造成了原有的行業和企業特色明顯的職業學校割裂了與行業企業的天然聯系，導致學校在技能型人才培養過程缺乏了必需的一環，繼而導致人才培養質量的下降，無法滿足企業的需求。在現有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職業教育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嚴重的校企合作“焦慮”，這一“焦慮”參雜了對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憂慮和對職業教育事業發展總體生態的反思。成立各種各樣的職教集團，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職業院校舉辦者試圖恢復學校與企業之間的天然聯系的理想和重要的行動方案。雖然這一行動最后發展為多種不同的“版本”，但其要旨仍然未有偏離（至少在各類職業教育集團的有關章程和宗旨中是一直強調這一功能）。

其次，職教集團的發生，是政府功能缺陷和市場失靈兩者共同作用之下的產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和功能的有限性決定了政府在職業教育辦學過程中，除了必要的制度供給之外，對于辦學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環節，也往往難以形成非常奏效的解決方案，導致作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政府存在機制內在局限性，如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工作不足的問題、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無法有效地滿足企業需求的問題等。政府功能的有限性，就決定了必須以政府職能之外的途徑來解決此類問題。但是，很明顯，市場也無法解決這類問題。由于教育事業的公共性質和資本的逐利性在本質上是無法完全兼容的，完全市場化的解決方式，不可能解決作為公益事業的教育中出現的問題，最終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兩種：一是教育資源的進一步浪費；二是教育公平進一步被破壞。也就是說，單純依靠市場來解決職業教育中的校企合作問題，效果很有可能是適得其反。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夾擊之下，職教集團的發生顯得及時而必要。職教集團發生的一種可能的后果是：使集團成員將自己的資源進行集中解決他們共同需求的但又無法使大多數人都支持的公共產品，彌補政府在解決市場缺陷時的不足。

再次，職教集團的發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民眾對第三部門的一種嘗試與實踐。由于某些原因，第三部門在我國的發育極不完善，這與我國社會整體發展是不協調的，也不是一個現代社會所應有的特點。第三部門力量的生長，對于彌補傳統的第一、第二部門的缺陷是非常關鍵的。長期以來，在發展職業教育的過程中，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試圖推動職業院校與企業行業之間的合作，但是囿于相關法律和文化因素的差異，在我國依靠行政力量推動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方案被驗證并不是那么成功，同時職業院校明白通過市場方式在推進校企合作方面的障礙更突出。因此，選擇組建職教集團這種第三部門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期待借助政府與市場之外的力量，來解決職業教育的問題，是一種公民行動。

（二）職教集團現實組織特征的第三部門性質分析

從職教集團的組織特性上來看，職教集團具備第三部門的典型特征。一是職教集團是典型的非盈利性組織，職教集團不以任何的經濟利益為工作目標，其成員亦不會通過組織活動獲得任何經濟利益。雖然在我國并未對職教集團是否可以盈利等作出明確的規定，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其非盈利性的特征明顯。二是職教集團是典型的“體制外組織”，即其不屬于政府部門，亦非政府部門的下設機構，除了受到法律的監管之外，雖然有政府或者行業企業的一些指導性意見，但從總體上說，它不受政府干預或管理。三是職教集團的自治程度較高，集團內部出臺有自身的章程和規范，對集團內部成員有特定的約束能力，通過這些章程與規范，職教集團實現自身的充分治理。四是職教集團的組建，是集團成員之間由于志趣相投，為了共同的職業教育事業而結合到一起的，不存在任何的強制性，這種志愿性是其作為第三部門的核心特征之一。五是職教集團具有強烈的公益性，這是第三部門的共同特征。職教集團的公益性體現在，集團內部的成員之間沒有相互的利益糾葛和牽連，他們共同在一起組建職教集團的目標就是為了促進職業教育質量的提高和資源的有效利用，這種增進社會總體福利的組織行為，將能促進社會建設。六是職教集團具有一定的專業性。職教集團是一個第三部門組織，但是它首先是一個教育性的組織，教育性是其根本屬性，而教育性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需要具備一定的專業背景的人才介入。在職教集團的運作過程中，職業院校是主導，參與職教集團的其他部門，如企業、行業、研究院所等機構都是具備發展職業教育、培養技能型人才的專業背景，這是職教集團所共同形成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

三、當前我國職教集團存在的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有成員無組織”的狀況影響職教集團組織效率

職教集團的最初出現是一種典型的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焦慮癥”而觸發的行動。大量職教集團的涌現，既有出于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需要，也是獲得相應資源的條件，導致有的職教集團名不副實，有的成員僅僅只是掛名，而沒有任何的實際工作內容。這一點在區域性職教集團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由于區域性職教集團的涵蓋范圍較廣，集團成員的來源較多，由于與專業性職教集團相比，區域性職教集團的專業聯系并不強，因此，很多集團成員并沒有很強的專業背景，導致了部分職教集團“有名無實”，雖然名義上有成員，事實上成員并沒有通過職教集團而組織起來，無法形成真正的職教集團。

此外，在職教集團的組建過程中，不少成員單位是出于對資源的利用而參與職教集團的。集團的性質和目前職教集團組織本身的不完善性，缺乏對集團成員的約束與管理，往往造成在職教集團帶來的短期利益被消耗殆盡之后，成員之間聯系的紐帶即斷裂，組織的功能無法得以發揮。因此，“有成員、無組織”的這種困境影響了職教集團的組織效率的實現和組織能力的提高。 （二）“有集團無身份”的困局影響職教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自從第一個職教集團在我國正式成立開始，職教集團這種職業教育內區別于傳統辦學機構的組織成為一種現實，從數據統計上看，到2007年，全國各類職教集團就超過了300個，成員單位達7000多家，且還在不斷增加。毫無疑問，職教集團作為一種現實的組織，在國內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影響。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肯定了這一組織在職業教育內部協調、校企合作以及資源利用方面的作用，并積極推動，為推動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出臺了專門的政策和措施。從這一意義上說，政府已經認可了職教集團這一組織。與此同時，我們雖然能夠在政府文件中見到“職教集團”的名稱，但是，作為現實存在的職業教育集團，它擁有何種身份？是社會組織？是政府部門？抑或是企業？什么是它的組織標準？我們沒有任何權威的國家法律、法規或正式政策對這一問題進行界定。這一狀況造成的尷尬是：作為一類組織的職教集團已經在國內廣泛存在，并對教育行政部門的政策、國內職業教育辦學的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其無身份的狀況，將在諸多方面限制職教集團的發展：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確的身份界定，職教集團在具體架構和運作上缺乏清晰的框架和明確的運行機制，這種不明不白的組織在面臨理論考察和實踐推廣時，往往面臨著許多不可知的風險和問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確的身份界定，亦即職教集團缺乏組織標準和準入規范，這可能導致職教集團被“泛化”，真正具備集團化辦學特色的團體被定義為職教集團，同時，為了獲得相關資源，可能將一些不具備集團化辦學特征的團體也被“拉郎配”為職教集團，導致出現大量的職教集團的組建短期行為，為“組建”而“組建”，忽視組建職教集團的根本目的，從而導致職業教育集團的發展生態惡化。

（三）“政府支持”與“政府干預”的邊界不清影響職教集團的發展方向

在我國職業教育辦學模式仍處于探索階段的現實背景下，職教集團這種集“推進校企合作”和“職教資源優化利用”為一體的辦學模式自然引起了政府與教育行政部門的興趣，改革的沖動與提高教育質量的訴求共同觸發了對這一模式的研究與推動。于是，通過樹立典型、經費支持等方式發展職教集團這一模式，成為政府發展職業教育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主導的推廣模式在某種程度上能提高效率，但同時帶來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政府部門雖然對職教集團在政策和經費上給予了一定的支持，由于缺乏對職教集團的明確定性，政府在其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與定位也不明晰，因此，“政府支持”與“政府干預”之間的邊界難以清晰化，政府的支持行為往往有可能損害作為第三部門的職教集團的獨立性。一旦政府對職教集團的干預過多，必然導致職教集團在很多方面往“第一部門”發展。但是，由于職教集團從本質上來說，是不可能發展為第一部門的，因此，這種趨勢不但不能帶動職教集團的發展，而更多的是傷害職教集團發展的內在機理與規律，使職教集團迷失發展方向。

四、第三部門視野下我國職教集團的治理策略

（一）明確職教集團的身份，完善其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

從上文的分析不難看出，目前職教集團存在的種種問題，有一個根本的癥結就是職教集團的身份不清、地位不明，因此，要實現職教集團的有效治理，首先應該明確職教集團的身份，并在此基礎上完善其組建標準，確認其基本框架和基本職能。從我們上述對職教集團的性質和運作特點分析來看，我們應該可以將職教集團定義為一種介于政府組織和經濟組織之外的中介組織，屬于第三部門。它具有非盈利性，其組建的目標在于改進社會公共利益，使社會福利無限接近帕累托最優狀態。職教集團的第三部門性質應該在政策及法律上得到認可，一方面是規避在其組建和運作過程中的一些由于身份不明而可能面臨的不可知的風險；另一方面，“身份”的確定，將能更進一步明確其職能范圍。

在明確職教集團的第三部門的組織性質的基礎上，應該不斷完善職教集團的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基本框架的意義在于，為職教集團的準入確定規范與標準，避免職教集團組建的無序與泛化，保證職教集團的組建能按照一定的標準，實現組織的初步規范化。同時，通過借鑒第三部門以及其他類似組織在日常運行方面的基本做法，結合職業教育集團的自身特點，確定職教集團的運行機制。目前職教集團組織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缺乏明確、長效的日常運行機制。作為一個具有第三部門性質的組織，職教集團的內部治理主要依靠以增加公共福利為主要目標的運行機制來保證。

（二）“增權賦能”是職教集團充分發揮其優勢的條件

“增權賦能”意味著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集團成員的“職權讓渡”。在社會學中，讓渡是指某一社會行動者將自己所掌握的資源、責任和功能等轉讓給另一社會行動者的過程。在其本質意義上，讓渡就是轉讓。美國學者科爾曼曾用轉讓分析權威關系，指出轉讓控制權可以造成權威，并指出有兩種轉讓方式：有額外報酬的交換（交換型）和不附帶報酬的單方出讓（無償型）。行動者以理性選擇方式行事（即最大限度地獲取效益），必然發生有的行動者為獲取對他人的控制權而犧牲自己的一部分資源，有的行動者為了獲得最大利益又需要將自身的控制權轉讓。對于讓渡者來說，讓渡意味著退出，而接受者則獲得在此領域活動的權力。

在職教集團發展的過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集團成員的職能讓渡的重要基礎是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共同愿景，正是因為這一共同的公共利益起點，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職教集團和成員單位之間形成價值共識，使職能讓渡成為可能。在考慮改變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集團內部成員在各自原有領域的特征（如教育行政部門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干預過廣過深、集團成員對集團的缺乏信心等）基礎上，實現職能的讓渡。讓渡可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方面的管理職能部分讓渡給職教集團，使校企合作管理更加專業化；二是院校可能將部分招生權限讓渡給集團，實現集團內統籌招生，一方面解決中高職銜接問題，另一方面實現資源的合理布局和更有效地利用；同時由于職教集團可能跨界了部分本科院校，通過這種方式能使學生的出路多元化。職教集團的“增權賦能”，將能很大程度激發其內在的制度優勢，并轉化為發展能力。

（三）創造“事業共同體”是職教集團發展的方向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首次提出“共同體”概念，使得“共同體”概念直接影響到后世的共同體研究。知名社會學家涂爾干、韋伯、帕克等人的社會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共同體”的多元釋義。到現在，“共同體”概念中已經融入了權力組織、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元素，它已不再是傳統的單純的地域性或情感性概念，而被賦予了更多功能性的內涵，從而使共同體理論與應用都得到了極大豐富。在對待共同體的態度上，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鮑曼所說，“共同體總是好東西”，人們的期待總是比較高的，但是，共同體的形成并不那么簡單，“只有在感覺到共同境況與后果基礎上，讓社會成員的舉止在某種方式上互為取向，在他們之間才產生一種社會關系，才產生共同體”。

在對“共同體”的初步理解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將職教集團逐步創造為集團成員的“事業共同體”，將是實現職教集團可持續發展，并擴大影響力的重要途徑。職教集團所要創造的“事業”，就是提高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培養更多合格人才，推動職業教育發展。要創造“事業共同體”，首先，集團成員，無論是牽頭院校、其他學校還是企業、行業等部門，要秉承推動職業教育事業發展的理念，以提高職業教育辦學質量為重要的手段，規劃職教集團發展的共同愿景，成員之間應從思想到行動上都為集團發展的根本目標而開展活動，這是創造“事業共同體”的基礎。其次，雖然職教集團的成員加入具有志愿性，但集團應該為成員的事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職教集團的發展狀況和發展走向，成為影響集團成員各自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職教集團成為成員單位的共同事業和福祉。最后，職教集團應該成為成員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紐帶，因為職教集團的存在，成員內部之間形成了相互的緊密關系，成員之間在諸多方面都相互影響，形成法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的“在某種方式上互為取向”。這樣職教集團將生長為成員的“事業共同體”，并逐步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在提高職業教育辦學質量、推動職業教育事業總體發展方面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