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總體影響本來就是不確定的，具體到某個國家、某個時期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則更是不確定的。一些實證研究否定了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對“財政分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命題的徹底否定。本文從財政分權理論出發，分析了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提出了幾點思考。 一、財政分權理論 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主要包括施蒂格勒關于最優分權模式的“菜單”理論，奧茨定理，布坎南的“分權俱樂部”理論，以及蒂伯特的“以足投票”理論。他們都是從不同角度來論證分權的合理性。概而言之，他們主要強調兩點分權的優點。首先，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信息優勢，更接近當地居民，因而可以更好地滿足不同地方居民的需要。為了實現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決策應該由最低層次的政府部門執行。施蒂格勒的最優分權模型和特里西的“偏好誤識”理論就證明了以上觀點。另外，奧茨認為如果地方和中央政府對于公共產品的提供的成本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把一個帕累托最優的產出量提供給他們各自的居民，總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體居民提供特定一致的產出量更有效果。其次，分權型的財政體制有利于鼓勵不同地區之間的競爭。蒂伯特的“以足投票”理論認為地方政府的存在使得居民有了選擇的可能性，而相同偏好的人會組合在一起。而且，人們會從公共成本高的地區向公共成本低的地區遷移，這樣就給地方政府形成競爭的壓力。這種觀點也被稱為“地方公共服務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理論”。 二、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評述 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著重研究經濟效率，并沒有提供分析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理論框架。不少財政聯邦主義者認為財政分權是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但與之相伴的外部性、規模不經濟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問題也有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阻礙作用，因此在理論層面上，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總體影響也是不確定的。 (一)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在理論研究中，目前的主要研究內容如下 1、效率及其衡量措施 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主要是通過分權對效率(即消費者效率和生產者效率)的影響實現的。從消費者效率方面看，廣泛認同的觀點是財政分權能夠提高消費者效率，傳統的財政分權理論認為財政分權可以更好地體現不同納稅人的差異，地方政府和地區政府更了解納稅人的偏好和需求，等額的錢由地方政府來分配比由中央政府分配更能增加個人福利。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具效率，這種通過分權支出而導致的福利增加即分權支出的消費者效率。從生產者效率方面看，在支出相同的情況下如果資金用在地方政府，同樣的服務或基礎設施能夠以較低成本提供出來，或者一定的預算能夠生產出較多數量或較好質量的服務或基礎設施。即通過地方政府支出能夠導致更大的/生產者效率0。因此，財政分權就會引起收入的增加，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然而，財政分權會導致較大的生產者效率也引起一些爭議，因為地方政府是否能比中央政府產生更多的生產效率尚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說明。 2、地方政府競爭和經濟增長 對財政分權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的一個不同的看法就是財政分權的好壞能否為地方政府官員提供動力，以積極從事經濟發展政策。這個問題在北美和西歐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有學者認為地方政府的固定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實際上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

財政分權積極的一面是管轄區內的競爭迫使政府官員以最低的可行成本提供服務，因此提高地方政府水平的生產者效率是可能的。但消極的一面是中央政府缺乏競爭意味著公共服務的成本比其實際成本要高，這也就妨礙了經濟增長。 (二)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由于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復雜性 單純從理論上很難解釋清楚，因此，很多學者進行了實證研究。有的學者通過研究得出，財政分權促進經濟增長。Akai和Sakata利用美國50個州1988-1996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當財政分權采用支出指標、收入指標、支出收入指標時，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而采用自治權指標度量財政分權時，很難確定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效果。Lin和Liu采用中國大陸1970-1993年的截面數據考察了財政分權對人均GDP的影響。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財政分權提高了經濟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HehuiJin，YingiyQian和BarryR.Weingast通過運用1982年至1992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有著正向的、明顯的效果。TaoZhang和Heng2fuzou的一項研究則表明印度的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有著積極的、有時是顯著的影響。此外，Hunter和Shah完成的研究也提供了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間存在正相關性的間接證據。也有學者通過研究認為，財政分權會阻礙經濟增長。胡書東利用中國1978-1993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得出：包括改革開放時期在內的新中國50年，一般的財政分權程度與國民經濟績效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真正有助于改善國民經濟績效的是財政經濟建設部分的分權。Davoodi和Zou的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Zhang和Zou利用中國1978-1992年的數據得出中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特別是在過渡期(1985-1989年)更為明顯。他們的研究表明：“政府間進一步的財政分權將有害于美國的經濟增長”。 三、對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幾點思考 由于缺乏強有力而且明確的實證結論，所以我們只能結合既有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就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出幾點假設性的解釋： （一） 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可能是邊際遞減的 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邊際遞減，首先就意味著在分權改革的初期，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比較大，而且也較為明顯;而當財政分權達到一定程度而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常態時，進一步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可能就不那么明顯了，有時甚至還有可能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最優財政分權點在相當大程度上只是理論抽象的結果，要想在實踐中具體確定某個國家、某個時期最優財政分權的度實際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財政分權的多維度首先就決定了很難準確劃分財政分權的度，而且財政體制以及財政體制發揮作用所賴以存在的大的制度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各種直接和間接作用也是難以準確測度的。 （二） 不同的財政分權制度安排使各個國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獲得財政分權所帶來的潛在利益 財政分權對社會經濟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具體要通過財政體制這一制度安排體現出來。不同國家的財政體制各不相同，即有著不同的財政分權制度安排，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必然會導致不同的經濟績效，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財政分權在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經濟績效了。這大概也就是各項實證研究得不出與財政聯邦主義的理論演繹完全一致結論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體制作用的發揮，還有賴于整個社會經濟環境，或者說財政體制還會與各國存在更大差異的制度環境結合起來，共同作用于本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因此，一個國家要想通過財政分權改革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就不僅應改革本國的財政體制，而且還要對財政分權所賴以生存的制度環境作一全面地檢視，力爭為分權財政制度安排的順利運行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而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認為，部分國家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財政體制在制度設計和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出了問題，或者是整個社會的制度環境阻礙了財政分權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在利益的實際，而不是“財政分權”本身存在什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