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史學中長期以來并沒有交通史的地位。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司馬遷那 號稱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史記》，以及班固的《漢書》，都有記載社會生活重要內(nèi)容的 專篇——‘書’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單獨成篇，各志書中所涉及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也不多 。劉向、劉歆父子所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目錄學著作《七略》，其中也沒有交通這一類目 ，因為那時確實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兩晉司馬彪所撰的《續(xù)漢書》創(chuàng)設(shè)了《輿服志》， 有了記載車輛的內(nèi)容，與交通史有密切關(guān)系，可惜志書的用意是在闡明禮制，雖然羅列 了不少車的名目，卻反映不出交通運輸?shù)恼鎸嵜婷?。不但是秦漢時代，整個中國古代的 知識體系中，交通始終沒有獨立地位。這從清代一萬卷的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的分 類中就可看出?！?趙瑞民：《采銅于山，熔煉新篇——讀＜秦漢交通史稿＞＝，《中國 書評》總第3期，1995年＝在正史的結(jié)構(gòu)中，只有《輿服志》、《車服志》等涉及交通等 級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時將司馬彪《續(xù)漢書·輿服志》配入《后漢書》，此外， 如《晉書·輿服志》、《南齊書·輿服志》、《新唐書·車服志》、《宋史·輿服志》 、《遼史·儀衛(wèi)志·輿服》、《金史·輿服志》(注：《新唐書·儀衛(wèi)志》、《宋史· 儀衛(wèi)志》和《金史·儀衛(wèi)志》等也有涉及交通等級制度方面的內(nèi)容。)、《元史·輿 服志》、《明史·輿服志》等，只有9部史書有記述相關(guān)內(nèi)容的“志”?？芍浴拜浄?”、“車服”制度勾畫的“交通史”，也是片斷不完整的。

《清史稿》則于承襲《輿服志》而外，又始創(chuàng)《交通志》體例。其內(nèi)容為《交通志一 ·鐵路》、《交通志二·輪船》、《交通志三·電報》、《交通志四·郵政》?！肚迨?稿》的編寫，從1914年至1927年。其《交通志》的設(shè)置，體現(xiàn)了20世紀新的歷史觀和文 化觀對中國史學界的影響。不過我們看到，“鐵路”、“輪船”、“電報”、“郵政” 諸類別，都是新的交通形式。而傳統(tǒng)交通形式或于《輿服志》有所透露，而大部分有關(guān) 交通狀況的信息，并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但是，交通史，包括交通發(fā)展的歷史以及歷 史上的交通狀況和交通的歷史作用，畢竟已經(jīng)開始引起學界關(guān)注。

進入20世紀之后的一百年，中國交通史的研究由創(chuàng)始而繁榮，治交通史的學者歷經(jīng)艱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豐饒的收獲。

一

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wù)印書館，1930年)中討論“史之意義及其范圍 ”時所說：“舊史因?qū)９┨厥怆A級誦讀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樞，遂致吾 儕所認為極重要之史跡，有時反闕不載。”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chǔ)上，傳統(tǒng)史學體系開 始動搖。20世紀20年代初問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務(wù)印書館，1923年)，篇幅不過6萬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編，各編均列有“中國 ”、“各國”、“綜論”三章。全書以70%的篇幅論述中國歷代交通，因而就中國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稱作我們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叢報社長沙鐵路協(xié)會，1928年)出版。這兩部專著雖然內(nèi)容過于簡單，仍然顯 示出中國史學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新氣象。交通史作為史學新領(lǐng)域的最初開辟，表現(xiàn)出史 家視野有所開闊，觀念有所革新。

白壽彝著《中國交通史》(商務(wù)印書館，1937年)作為《中國文化史叢書》中的一種， 是第一部較全面地綜合研究中國歷代交通史的學術(shù)專著。全書分五篇，分述先秦時代、 秦漢時代、隋唐宋時代、元明清時代及現(xiàn)代中國之交通，對于交通路線、交通設(shè)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這部著作出版兩年后就有日譯本刊行東洋，在中國更 多次印行，發(fā)生了重要的學術(shù)影響。中國交通史作為一個學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數(shù)十年，中國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較顯著的進步。不過，在王倬、袁德宣、白壽 彝之后，除了幾種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讀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題的綜述 歷代交通發(fā)展的專著問世。30年代交通部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郵政篇》(1935年)、《交通 史電政篇》(1936年)、《交通史總務(wù)篇》(1936年)等，實際上主要都是部門交通史，而 所論說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階段亦偏于晚近。同樣可以歸入部門交通史范疇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種中國公路史、中國鐵路史、中國航運史、中國運河史等研究專著。除了部門 交通史之外，斷代交通史、區(qū)域交通史也得以創(chuàng)生和發(fā)展。這一現(xiàn)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經(jīng)跨過粗略籠統(tǒng)進行歷史總結(jié)的“概說”的階段，治交通史的學者已經(jīng)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較為精確地描述交通歷史發(fā)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斷代研究和分區(qū)研究，即取某一時間階段或空間范圍為限定對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綜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礎(chǔ)。

作為交通史斷代研究的成果，嚴耕望自謂“耗時四十年，文繁兩百萬”的巨制《唐代 交通圖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3，1985年)，堪稱具有經(jīng)典意義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論證的若干史實，描繪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圖景，其中多有極其重要的發(fā) 現(xiàn)，然而又絕不僅僅是羅列有關(guān)交通的史料而已，對于交通與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 的關(guān)系亦有透徹的論述。

《唐代交通圖考》是規(guī)模與價值均有空前之意義的交通史巨著。嚴耕望總結(jié)其研究所 獲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舉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視為荒蕪絕境，人跡罕到；乃 其實，自漢末至南北朝以來，岷嶺、松潘草原即為西北河湟青海地區(qū)南通長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爭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區(qū)，蓋地形所限，兩國交通惟此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極力經(jīng)營，州軍鎮(zhèn)戍星羅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經(jīng)此詳考，當時唐蕃兵爭 之形勢，使臣商貿(mào)之進出，皆得按圖指證?！?.“涼州(近武威)境域，兩宋以來，久陷 荒殘，但于唐世，實為繁榮大都會之一，驛道兩線東達長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謂河 西走廊，遠通西域。其道雖早有經(jīng)營，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漢唐在玉門以 西未見驛傳之記載?！?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1962年，第3頁。 )此非一人之見也。乃其實，唐代驛傳之推行遠達安西(今庫車)、北庭(今孚遠)以西諸 屬國，唐代史志與唐人詩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瓜州常樂( 今安西縣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兩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磧道，館驛名稱里 距皆一一詳明；西州(今吐魯番東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東西道 上館驛名稱可知者亦數(shù)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驛，不始于唐?！?.“長安北通河上三驛道 ，分達靈(今靈武南)、豐(今狼山、晏江間約N41°·E107°41′—50′)、勝(今托克托 西黃河南十二連城E111°·N40°13′)三州，豐州驛使通傳長安不過四日余，亦近中古 驛傳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鎮(zhèn)之天德軍(約E109°·N41°之西北，進烏梁素海東北水濱 )，其地望久不能詳，近亦準確知之。且賈耽所記天德軍東通云中(今歸綏、托克托間) 之塞外道，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無能明之者，亦得據(jù)今圖，考故事，一一證之?！?. “唐與回紇邦交常睦，有豐州高闕(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蘭計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約E103°30′·N42°30′)、庭州特羅堡子(今北塔 山南，約E90°30′·N45°稍南地區(qū))三道相通。此三道今雖不能詳，但大要途程可曉 。且回紇入唐先取鸊鵜泉入高闕至豐州，南下靈、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闕東行繞經(jīng)天德、振武(今歸綏、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長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東北邊塞，居庸(今關(guān))、古 北(今古北口)、盧龍(東晉至唐道出青陘，蓋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關(guān)( 今山海關(guān))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詳，今得歷歷指證。”7.“飛狐(E114°35′·N39°35 ′)之險，久著史冊，而關(guān)隘之要，因時代而轉(zhuǎn)移，中古北魏前期，尤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門反居其次，此寓有經(jīng)濟、歷史、地理之 意義，非一般讀史者所能相像得之?！?.“劍南邊區(qū)，諸道并出，而通南詔之青溪、石 門兩道為著，此《蠻書》已著錄者，前人考研，頗失粗疏，今皆詳為比證，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陸道，前人論者多家，皆以今紅河線當之；實則取葉榆河谷， 今盤龍江?！币陨纤f，都是邊區(qū)交通形勢，關(guān)于內(nèi)地交通，又有10.“長安、洛陽為 西東兩都，交通至繁，沿途館驛相次，榆柳蔭翳，軒騎翩翩，鈴鐸應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驛道也。以云途程，必謂大抵與今隴海路相當，而實不然。自崤山以東，南取永寧( 今洛寧東北、三鄉(xiāng)鎮(zhèn)西北)，東循洛水，與今道異，與漢以澠池、新安道為主者亦異。 而兩都間計程八百余里，置驛三十四五，今考其名號尚十得八九。他如長安太原道、洛 陽太原道、藍田武關(guān)道、駱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荊襄道、太行東麓走廓道等，館驛 名稱亦頗有可考者。凡此館驛多出于詩人之吟詠，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嚴耕望還寫道：“此外如褒斜、陰平諸道之名實，洛南三關(guān)、太行八陘之通塞，黃河 關(guān)津之建置，永濟通渠之流程，三峽水運之興盛，大堤商貿(mào)之繁榮，渤海海運之發(fā)達， 河套、代北水運之績效，以及東南沿海海運之萌芽，諸如此類殆難盡列?！?《唐代交 通圖考》第1冊，第3—5頁)。

《唐代交通圖考》是20世紀中國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這一領(lǐng)域最值得稱羨 的學術(shù)成就，就對于以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影響而言，也成為學者公認的典范?！按藭?已出版之五冊，每冊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線或一地區(qū)之交通路線。不但研究驛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誠如有的學者所說，“文中詳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勢、物產(chǎn)、所經(jīng)過之城市、鄉(xiāng)村、關(guān)隘、橋梁、驛站、寺廟等，甚至某處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樹，亦根據(jù)資料描述。并附論與該道路有關(guān)之歷史事件。”(廖伯源：《嚴耕 望傳》，《國史擬傳》第7輯，1998年6月)對于這部前后歷時半個世紀的大規(guī)模研究的 最終成果，學界以其工作條件和工作質(zhì)量的對比，稱作“一個難以相像的奇跡”，以其 豐厚的學術(shù)內(nèi)涵，譽為“傳之久遠的大著作”(余英時：《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敬悼嚴耕望學長》，《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紀念集》，(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短拼煌▓D考》的著述，對于有關(guān)資料的發(fā)掘采用，有“竭澤而漁”的稱譽。作 者曾經(jīng)自認為此書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論辯最繁之述作”，“諸凡正史、通鑒、政書 、地書、別史、雜史、詩文、碑刻、佛藏、科技、雜著、類纂諸書，及考古資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論片紙巨篇，搜錄詳密?！钡羌词谷绱?，嚴耕望依然誠懇地表示，“ 然問題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學術(shù)求精，固無際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圖考》第1冊，第2—3頁)

中國交通史是一門新興的學問，許多方面的研究尚屬于拓荒階段，因而學者的辯議， 新論的琢磨，都顯得尤為重要。即使如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這樣堪稱20世紀中國交 通史研究之豐碑的學術(shù)名著，因多種原因，其中也不無瑕疵。而關(guān)于作者本人對其中某 些結(jié)論受到批評時所表示的態(tài)度，又更有令人感動的故事。

嚴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圖考》出版前曾以論文形式發(fā)表，大陸學者對其 中若干論點曾提出商榷意見。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館驛使壁記＞與唐代長安城附近的驛 道和驛館＝(《西北歷史資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儻駱道上的幾個驛館 》《(《人文雜志》1984年第4期)、《唐代藍武道上的七盤嶺與韓公堆》(《西北歷史研 究》1987年號，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寶歷年間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驛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 交通》(《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4輯)等論文都對嚴耕望的有關(guān)結(jié)論提出異議。由 于當時兩岸學者學術(shù)交流條件方面的原因，學術(shù)對話受到限制。

據(jù)劉健明回憶，1995年9月，中國唐史學會在武漢召開第6屆年會，藍勇提交的論文涉 及對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qū)》的評論。論文“肯定《圖考》為中 國歷史交通地理的經(jīng)典之作，但指出有五處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圖考》認為 唐代牛尾驛是今永川長江邊的水驛，但藍勇認為是深處今永川內(nèi)腹郵亭鋪的一陸驛；2. 《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金牛道稅人場在今劍閣縣南，但藍勇認為應在廣元市南劍閣 縣北的石洞溝與大朝間；3.《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開邊縣在今宜賓縣安邊鄉(xiāng)，藍勇 認為應在今云南水富縣治大灘附近；4.《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紅崖， 而在白崖，藍勇認為在今彌渡壩子(又稱紅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紅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圖考》認為秦漢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門道和清 溪道，藍勇認為明代以來烏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藍勇因有機會遍游中國西南部， 他的論據(jù)主要是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結(jié)合而提出的。藍勇的論文在最后還提出嚴耕望從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種：1.“長期以來大陸與港臺的學術(shù)交流不暢，雙 方多處于一種閉門造車的狀態(tài)。特別是港臺學者往往對大陸學者的已有成果不夠了解， 尤其是對大陸不斷出現(xiàn)的考古資料運用不夠”，“在嚴耕望對唐代西南交通論著中幾乎 沒有對考古資料的運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2.“由于交流條件的限制，很長一 段時間內(nèi)港臺學者不可能深入內(nèi)地進行大量的徒步實地考察，這也是港臺歷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紙上談兵的原因?！?.“由于條件限制，嚴耕望主要參考的地圖為美國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報館中國分省地圖》、《國防研究院地圖》、《 黎明公司中華民國全圖》，這些地圖不論是從比例尺大小、地名陳舊程度，還是標繪的 繁簡程度和準確程度來說都是與50年代以來大陸編繪的各種地圖存在差距，這也一定程 度上影響了其歷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藍勇：《＜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qū)＞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 區(qū)＞品評＝，《古代交通生態(tài)研究與實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劉健明將藍勇的論文寄交嚴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寫道：“藍的評語多能中 肯，值得參考。我寫圖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獻作一番仔細的整理研究，而不能親履 各地勘察為憾!這樣自必發(fā)生一些偏差，但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時 間都很有限，縱然能有機會走遍全國，而一個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團體來支持，組合一個團體做工作，而這些在我都談不到，只能獨力奮斗，盡我所能而 已。海外與大陸國內(nèi)隔絕，能看到國內(nèi)人著作本極有限，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這 些弱點不難想像，即以藍所提到的三泉縣與牛尾驛，我寫作當時本已懷疑，但為資料所 限，又不能親履其地看看，自是無可如何。其實這類例子一定還相當不少，好在學問本 不是一個人的事，每個人只能盡其在我，盡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績，以供大家參考，再做 進一步的工作。你如與藍通信，請代我謝謝他，并告訴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補正工 夫，那是最好。”這是嚴耕望致劉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錄者以為“信件異常珍貴”( 劉健明：《筆耕室受教記》，《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紀念集》，(臺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內(nèi)容的學者，無疑都會心生同感。從中我們不僅可以領(lǐng)會對待學 術(shù)探討和學術(shù)爭論的正確態(tài)度，體味到一種健康親和的學術(shù)空氣，也可以看到中國交通 史研究學者相互繼承，代有推進的學術(shù)形勢。

斷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還有譚宗義《漢代國內(nèi)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臺北)食貨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學界影響相當大的全漢升的名著《唐宋帝國與運河》(商務(wù)印書館，1944年) ，以交通對于經(jīng)濟的作用作為論述的主線。作者因宋代經(jīng)濟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這一學術(shù)領(lǐng)域的開創(chuàng)者。當時漕運對于經(jīng)濟的意義，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鏞《隋唐時 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年)，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5年)，彭云鶴《明清漕運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運》(中華書局，1995年)等學術(shù)專著，也都對交通作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條件乃至政治權(quán) 力的重要支撐的意義，進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關(guān)漕運的研究有較為集中的成果， 體現(xiàn)出對這種交通形式的歷史作用的特殊重視。

如嚴耕望所說，交通現(xiàn)象往往“寓有經(jīng)濟、歷史、地理之意義”。有的中國交通史研 究專著則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經(jīng)濟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較重視交通的文化作用，這 樣研究角度，或許是值得肯定的。

作為區(qū)域交通史研究的學術(shù)專著，陳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藍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黎小龍等《交通貿(mào)易與西南 開發(fā)》(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陸韌《云南對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視。作為一種特殊的區(qū)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楊聰編著《中國少數(shù)民 族地區(qū)交通運輸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書具有值得肯定的價值。在少數(shù)民 族聚居的地區(qū)，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條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條件。楊著匯集了云南、廣西、貴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區(qū)、西藏、新疆、青海、 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等地區(qū)交通史研究的收獲，進行了有開拓意義的工作，只是論述各 地區(qū)古代交通的部分，內(nèi)容比較簡略。

上述中國交通史研究專著中，陳小平、藍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獻資料和考古資 料相結(jié)合，又借助實地考察的收獲完成的。

二

以上說到的學術(shù)專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學術(shù)論文作為階段性成果 的。如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出版前已有數(shù)十篇專題論文發(fā)表，這樣的專著具有堅實 深厚的學術(shù)根基?；仡欀袊煌ㄊ费芯康臍v程，應當肯定這一學科分支的基本構(gòu)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學內(nèi)涵的重要的學術(shù)論文為基礎(chǔ)建立的。

在20世紀史學學術(shù)史上留有姓名的歷史學學者，許多都曾經(jīng)關(guān)注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 進步，發(fā)表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論著。例如，王國維《古行記四種校錄》、《長春真人 西游記校注》(《王國維遺書》經(jīng)13冊，商務(wù)印書館，1940年)，陳垣《大唐西域記撰人 辯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陳垣學術(shù)論文集 》第1集，中華書局，1980年)，收入《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車服》、《塞路》、《徐?！?、《禁巫祠道中》、《車與騎》等篇，岑仲勉《＜西域 傳＞各國去長安及去都護里距表＝(《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顧 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黃文弼《兩 漢通西域路線之變遷》(《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論古水 道與交通》(《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釋古長 江下游之交通》(《圖書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歷史的考察 》(《東方雜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鄭天挺《歷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雜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華書局，1980年)，吳晗《傳·過 所·路引的歷史》(《中國建設(shè)》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 與南朝的陸路交通》(《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紂行程考》(《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劉敦愿《試論古代黃 淮下游之與江漢地區(qū)間的交通關(guān)系》(《紀念顧頡剛學術(shù)論文集》，巴蜀書社，1990年) 等，都是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名作。這些論著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來，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為研究對象，但是其內(nèi)容涉及交通史，甚至關(guān)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課題；有些論著發(fā) 表較早，后來因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工作的進步，若干論點顯得陳舊，但是在當時卻曾 經(jīng)對這一學科分支的進步發(fā)生過不宜忽視的影響。

于省吾曾經(jīng)討論殷墟卜辭中“+[外辶內(nèi)至]”字的意義，以為 驲為后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第279頁)《說文·馬部》：“驲，傳也?！辈?辭中所見乘+[外辶內(nèi)至]而行的文字，說明殷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以傳遞信息為主要職能的驲傳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見“周行”“周道”，傳統(tǒng)經(jīng)學均以禮制道義為釋，只有朱熹在《詩集 傳》中解釋為“大路”、“大道”。不過，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視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級列位和道德準則解說“周行”、“周道”的說法占據(jù)上風，對古代交通建設(shè)有所肯 定的朱說幾被淹沒。顧頡剛曾經(jīng)在《周道與周行》一文中推揚朱熹之說，并且有進一步 的論證(《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楊升南的論文《說“周行”“周道— —西周時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雜志叢刊第2輯，1984年8月)進一步明確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義，又以金文資料以為新證，指出“周道”應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聯(lián)系各諸侯國的一種道路的專稱。楊文又考定了當時由王室中 心地區(qū)通向各諸侯國的幾條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對于“周道”的特點及其設(shè)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洞呵飼r代的交通道路》(《人文雜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聯(lián)書店，1963年)，陳槃《春秋列國的交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關(guān)于春秋時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盧云《戰(zhàn)國時期主要陸 路交通初探》(《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對于戰(zhàn)國陸路交通 形勢的概況進行了總結(jié)。

對于漢代交通研究有開創(chuàng)作用，于中國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經(jīng)典意義的勞干題為《論漢 代之陸運與水運》的著名論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從陸 路運輸和水路運輸兩個方面詳盡地論述了漢代交通的歷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對河濟文化之區(qū)勢成居高臨下，農(nóng)藝之民艱于守御，有國者不得不悉其國力以防胡虜之 南侵。于是邦國之政事與軍備皆北重于南，陸重于海；而西北之區(qū)遂為國家首善。然以 民族發(fā)展之方位言之，則經(jīng)濟發(fā)展之趨向在南而不在北，國防發(fā)展之趨向在北而不在南 ?！薄敖裼跐h世水陸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見漢朝帝國雖賴陸運以維持國家之完整，供給 國防之軍資，而緣海之地則海運常重于陸運。漢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陸上危機大于緣海 。其間不能不有所輕重。”這樣的論述，已經(jīng)不是就交通論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會 文化背景和社會文化作用。有關(guān)“海運”乃至“海事”之輕重的分析，甚至關(guān)系到我們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觀課題。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交通發(fā)展歷程中成就特別突出的歷史 時期。研究秦漢時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論文，還有呂思勉《漢代亭傳之制》(《學林》第4 輯，1941年2月)，王毓瑚《秦漢帝國之經(jīng)濟及交通地理》(《文史雜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漢時期國內(nèi)之交通路線》(《文史雜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孫毓棠《漢代的 交通》(《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孫毓棠學術(shù)論文集》 ，中華書局，1995年)，武伯綸《秦漢車制雜議》(《西北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陳 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綜論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陳沅遠《唐代驛制考》(《史學年報》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嚴耕望《唐代國內(nèi)交 通與都市》(《大陸雜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會學 院學報》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論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論文外 ，又有《儻駱古道的發(fā)展特點具體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陜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藍田縣的兩個石門與唐長安附近藍武道北段的水陸聯(lián)運問題 》、《論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東驛館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論文(注：如《唐兩京驛路考》、《西安洛陽間 陸路交通的歷史發(fā)展》、《唐代洛陽至襄州》、《唐代長安至襄州荊州驛路考》、《唐 代太原至長安驛路考》、《唐代洛陽至魏州幽州驛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叢 考》(中華書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論文(注：如《唐＜東渭橋記＞碑讀后＝，《 唐長安都亭驛考辨》、《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期間長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等，都對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進。

王夔強《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慶《兩宋時代之交通事業(yè)》(《正風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鄒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開封師院學報》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東京至遼南京驛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等論文，說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點。

元代驛傳制度的發(fā)達久已受到重視。當時驛傳系統(tǒng)聯(lián)系范圍之廣，為前代所未有。李 夢瑛《“站”與“站赤”》(《禹貢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與站赤 考釋》(《東方雜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設(shè)驛之今地》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 ，1962年)，潘念慈《關(guān)于元代的驛傳》(《歷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陳得芝、施一揆 《“關(guān)于元代的驛傳”一文的資料問題》(《歷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國藩《元王 惲驛赴上都行程考釋》(《大陸雜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陳得芝《元嶺北行 省諸驛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遼陽 省驛道考略》(《北方論叢》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價值的論文。羅哲文《元 代“運筏圖”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討了當時水運的具體形式。研究元代水 運的論文，還有張蓉初《元代大都糧食的運輸》(《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賴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運》(《歷史教學》1958年第5期)，袁國藩《元初河 漕轉(zhuǎn)變之研究》(《大陸雜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論述明清時期交通的比較重要的論文，有萬國鼎《明清漕運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關(guān)系》(《歷史教學》1957年第9期) ，吳緝?nèi)A《明代的海陸兼運及運河的浚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冊，1958年)，樊樹志《明清漕運述略》(《學術(shù)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對大運河的治理》(《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楊杭軍《略論清朝嘉道時期漕運 之弊及其影響》(《中州學刊》1998年第1期)和陳峰《略論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學學 報》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運組織管理的消極面進行分析，揭露了當時交通制度的弊端 。

對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邊地交通、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交通，也有一些學者矚目，發(fā)表過有 重要學術(shù)價值的論著。如黃文弼《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學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國瑜 《諸葛亮南征的路線考說》(《思想戰(zhàn)線》1980年第2期，收入《滇史論叢》第1輯，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馮漢鏞《唐代馬湖江通吐蕃路線考——兼考蒙古入大理的中 、西道》(《文史》第30輯，1988年7月)，辛德勇《史萬歲南征路線重析》(《古代交通 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張廣達《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驛傳制度——兼 論敦煌行人部落》(《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楊銘《唐代吐 蕃——勃律道考》(《西北歷史研究》1987年號，三秦出版社，1989年)，洛桑群覺、陳 慶英《元朝在藏族地區(qū)設(shè)置的驛站》(《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等。

交通史作為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逐漸為許多歷史學者所重視。一些斷代史研究專著 中，特別為交通的歷史發(fā)展辟有篇章，進行了專門的論述。例如，楊寬《西周史》(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編《西周王朝的軍政大事》第6章《＜穆天子傳＞真實來歷的 探討＝分析了《穆天子傳》成書的交通史背景，又第6編《西周時代的文化教育和禮制 》的第1章《西周時代的衣食住行》中，第4部分論述了“作為交通工具的車馬”。楊寬 《戰(zhàn)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在《春秋戰(zhàn)國間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一章中論述了 “運河的開鑿”以及“運河開鑿工程技術(shù)的進步”，在《春秋戰(zhàn)國間手工業(yè)和商品經(jīng)濟 的發(fā)展》一章中論述了“四方土特產(chǎn)的交流”及“商業(yè)和交通的發(fā)展”。林劍鳴《秦漢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西漢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章中有“商業(yè)、交通和城 市的發(fā)展”一節(jié)，其中論述了“水陸交通和運輸”，涉及“貫通全國的交通網(wǎng)”、“‘ 絲綢之路’的開辟”、“水路和海上交通”；在《秦漢時代的社會生活》一章中有“居 住與交通”一節(jié)，其中論述了“交通和運輸”，涉及“交通運輸工具”、“四通八達的 水陸交通”、“交通的管理”。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在《 隋代的政治與經(jīng)濟》一章中有“隋煬帝大興土木與開鑿運河”一節(jié)，其中論述了“運河 的開鑿”、“修馳道與筑長城”；在《唐代的政治制度與經(jīng)濟制度》一章中有“唐代的 行政制度與驛站制度”一節(jié)，其中論述了“驛站制度與過所制度”。

白壽彝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也以一定的篇幅論及交通，利用了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以其中第4卷《中古時代·秦漢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為例，在丙編《典 志》的第4章《手工業(yè)技術(shù)》中，有“交通運輸”一節(jié)，討論了“陸路交通”和“水路 交通和造船業(yè)”。第7章則為《國內(nèi)外交通》，其中第1節(jié)為“秦的水陸交通和直道、馳 道的修建”，第2節(jié)為“漢代水陸交通的發(fā)達”。第2節(jié)論述了“漢代交通中心向洛陽的 轉(zhuǎn)移”、“漢代的陸路交通”和“漢代的水路交通”諸問題。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傅筑夫主編《中國封建社會經(jīng)濟史》，凡5卷，其中4卷都專門列有 關(guān)于交通運輸?shù)膶ｎ}。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章《秦漢時代的經(jīng)濟區(qū)及其變化 和發(fā)展》中的第2節(jié)，是“秦漢時代的交通和運輸”。其中論述了(一)作為全國大動脈 的交通干線，(二)陸路交通的開發(fā)，(三)水路交通與漕運的開發(fā)，(四)管制交通的各種 制度。所論述的專題，大體覆蓋了當時交通的各個主要方面。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章《兩晉南北朝時期幾個主要經(jīng)濟區(qū)域的變遷》中的第3節(jié)，是“晉南北朝時期 的水陸交通與大運河的開鑿及其影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章即《隋唐五 代時期的交通》，在第1節(jié)“道路”中，論述了(一)官道，(二)地方道路的增修，(三) 通邊區(qū)及外國道路；在第2節(jié)“運河”中，論述了(一)大運河及相關(guān)的運河，(二)地區(qū) 性運河；在第3節(jié)“漕運”中，論述了(一)盛唐時期的漕運概況，(二)中唐時期的漕運 概況，(三)晚唐時期的漕運概況；在第4節(jié)“交通制度”中，論述了(一)關(guān)津，(二)橋 梁，(三)驛、傳、旅店。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章即《宋代的交通運輸》，在 第1節(jié)“漕運”中，論述了(一)漕運對宋王朝的重要性，(二)匯集京師的主要運河及各 河負擔的漕運任務(wù)，(三)主要運道與歷朝漕運定額，(四)漕運中存在的各種弊端；在第 2節(jié)“陸路交通運輸”中，論述了(一)道路，(二)驛，(三)陸運。雖然沒有對先秦時期 和宋以后歷朝的交通狀況進行總結(jié)，而且各卷涉及交通的文字體例不一、詳略各異，但 是都是在相對成熟的研究基礎(chǔ)上以認真的態(tài)度進行論述，篇幅總合已經(jīng)超過12萬4千字 ，閱讀有關(guān)部分的內(nèi)容，可以大略了解自秦代至宋代的交通史的概況。因而如果綴聯(lián)傅 筑夫筆下的這些章節(jié)，幾乎可以看作一部簡明中國古代交通史了。

傅筑夫、王毓瑚編《中國經(jīng)濟史資料·秦漢三國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雖然是資料匯集，然而分類詳明，編列之間，已經(jīng)可以看到通過結(jié)構(gòu)設(shè)計所體現(xiàn)的研究 功力。其形式確如編者所說，“各章節(jié)之間，復就資料本身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盡可能組成一 完整體系，而不是簡單的臚列。同類材料則依時間順序排列，借以窺見其發(fā)展演變的經(jīng) 過?！庇谑且部梢钥醋饕环N研究成果。其中“交通與運輸”列為第2章，前有總述秦漢 三國時期交通形勢與交通布局的“緒言”，又分“陸路”、“水路”、“交通制度”、 “運輸(附漕倉)”、“運輸工具及動力”五節(jié)。此外，在第3章《人口》中，第5節(jié)為“ 人口之移動”，分別收列了如下幾方面的資料：(一)移民：甲，災荒移民；乙，政治移 民；(二)流亡；(三)擄略。這里所涉及的，其實也是一種交通現(xiàn)象。雖然全書所收資料 主要采自文獻，如編者所說，“近代出土或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如漢簡等”，“一概未收”， 而研究者已經(jīng)足可借以得到極大的方便。此后出版的傅筑夫編《中國經(jīng)濟史資料·先秦 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則將“交通”列為第2章《經(jīng)濟地理》中的一節(jié)， 下有列目：(一)道路；(二)傳、遞、郵、驛；(三)水路；(四)海路。所收容資料的分量 ，遠較《秦漢三國編》薄弱。

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志叢書的許多省市地方志中都有交通志。作為史志整理和研 究的成果，河北省交通廳史志編纂委員會著《河北古代陸路交通簡史》(河北科學技術(shù) 出版社，1986年)出版較早，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編纂委員會著《西安古代交通志》(王開 主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作為志書，比較全面地總結(jié)了古代名都西安地區(qū)交通 事業(yè)的歷史發(fā)展。其中又專置《西安古代交通文獻匯輯》部分，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所附《考證》題下的22個方面的內(nèi)容，其實許多都是西安交通史的專題學術(shù)論文。于是 全書與其他有關(guān)論著不同，既有資料價值，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研究水平。例如其中李之勤 《關(guān)于古代子午道的走向、改線和部分資料的考析》、《＜讀史方輿紀要＞陜西省漢中府 ＜儻駱道＞條校釋＝，李健超《長安細柳營》、《唐長安臨皋驛》等論文，都以在中國交 通史研究中的學術(shù)地位而使全書得以增色。

中國水運史叢書的編寫出版，對于中國交通史的研究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按照編寫 規(guī)劃，其中包括中國海港史、中國內(nèi)河航運史、中國運河史等，也包括水運史中若干重 要事件和重要機構(gòu)，如鄭和下西洋、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的研究。交通史志研究有關(guān) 論著的問世，有些收到比較好的社會文化效益，對于中國交通史研究者有一定的參考作 用，如彭德清主編，包括“古代航海史”、“近代航海史”和“現(xiàn)代航海史”三個分冊 的《中國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中國公路交通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公 路史》(第1冊)(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等。

交通史志的研究，因行政力量的作用，投入了較多的人力和物力，成果較為集中。但 是從學術(shù)質(zhì)量看，許多研究內(nèi)容似乎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更深入的學術(shù)探索和更全面的學 術(shù)總結(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