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要由于冷戰、地緣政治、意識形態諸客觀因素，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安全形勢十分嚴峻。但極"左"思潮影響下的外交中的一些指導思想和具體做法也難辭其究。當時中國的安全外交對策基本是成功的。具有濃厚的革命理想主義色彩的"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目標對中國安全的影響是復雜的，不完全是消極的。在宏觀、戰略和間接的意義上及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該政策取向有利于中國的國家安全。

關鍵詞：毛澤東，中國安全外交，意識形態，冷戰

作者簡介：卿文輝，1964年生，安徽蚌埠人，華東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問題與中國外交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中國安全外交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新中國的存在構成毛澤東時代中國安全外交的邏輯上和事實上的起點和基礎。它的基本內涵是：真正的、徹底的獨立和比較徹底的統一。這些進一步意味著：中國徹底告別了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歷史；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特別是在與自身安全有關的問題上，從此不再是單純的客體和完全被動的反應者，而是開始有了影響，而且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大，越來越主動。

一 新中國建立后 ，面臨著嚴峻的安全形勢

（一）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安全在世界各大國中，屬最嚴峻之列。

新中國建立時，絕大部分邊界尚未正式劃定，同大多數鄰國都有邊界爭議，而與蘇聯、印度等重要的且又有漫長的邊界的鄰國的邊界問題尤其嚴重，長期得不到解決 ；同一些海上鄰國也存在著島嶼歸屬之爭和海權爭端。這些爭端是中印、中蘇邊境戰爭的重要起因，也導致了一些同東南亞國家的海上沖突。

中蘇間持續30年（1960--1989）的冷戰始于這一時期，成為毛澤東時期中國面臨的最嚴重的安全威脅之一。在對抗最嚴峻的時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可能一度非常大。從50年代末起，蘇聯開始沿中國周邊構筑包圍圈，蘇聯、蒙古、印度自始至終都是這一包圍圈的重要環節。

中美間的對抗持續了20年（1949--1969），既有熱戰也有冷戰。它構成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臺海沖突的主要原因和背景之一。在這些戰爭和沖突中，美國曾不止一次地認真考慮過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美國也構筑了一個反華包圍圈，由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駐軍、日本、韓國、南越等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的臺灣省等組成。整個西方對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孤立、制裁和封鎖，也可以視為中美對抗的組成部分和直接后果。

在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1960年代，中國的國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特別是前者）受到的威脅無疑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也是二戰后所有大國中最嚴重的。

臺灣問題的存在不僅意味著中國內戰的繼續，中國統一的未完成和領土主權的不完整，也成為美國威脅大陸安全、消耗中國國力的一個重要手段。

中國在基本成功地保衛著自己的萬里海疆的同時，也始終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局面，即沒有掌握對國土（包括領海）安全至關重要的近海的制海權。臺灣問題的長期存在與這一事實之間有著內在而又深刻的聯系，既是其因，又是其果。

這一時期中國安全面臨的威脅主要是傳統意義和嚴格意義上的國土安全，即中國人民和政府在自己國土上的和平生活和治理經常有被外敵入侵所破壞的危險，并且這種危險是真實存在的；而絕非近現代特別是二戰后西方國家所時常感受到的源于海外軍事和經濟利益的可能受到損害而產生的不安全感，更非霸權國家因霸權利益受到影響而產生的所?quot;安全問題"。這更凸顯了中國安全問題的嚴重性。

（二）50-60年代中國安全的困境，主要是由中國所無法左右的客觀因素所致，包括：冷戰與傳統地緣政治因素、歷史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

冷戰與傳統地緣政治因素。新中國成立時，冷戰格局已定，客觀國際環境和中國自身諸因素不可避免地將中國卷入其中，使中國很難避免與超級大國對抗的局面。兩個超級大國從各自在歐亞大陸特別是西太平洋和東亞的霸權考慮，都不希望中國強大。美蘇對中國的威脅，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分別是近代西北邊疆危機和東南海疆危機的繼續，甚至可以視為古代邊患（包括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倭寇對朝鮮和東南沿海的侵略）在不變的地理條件和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部分周邊中小國家在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不同程度地均與美蘇有共同利益。其背景有二。第一，由于中國與美蘇國力的差距，在冷戰時期集團政治盛行的大背景下，許多周邊國家為自身利益計，不得不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選擇一個。第二，周邊中小國家的考慮有其不同于超級大國的特殊性，這就涉及到歷史因素了。

歷史因素。表現為以下幾點：首先，發展中國家、大陸國家和農業民族這些最基本的國情是歷史遺留下來、相當時期內無法改變的事實。中國安全的許多困境都與這些基本國情息息相關。比如對近海的制海權的缺乏。其次，歷史上曾經存在過以中國為核心的、以朝貢關系為內容、以等級制度為特征的東亞型的國際關系，而由于種種復雜原因特別是民族主義在近現代亞洲的興起，這種關系較普遍地被周邊國家誤解為中國的霸權，西方和蘇聯又極力鼓勵這一誤解。第三，如前所述，邊界問題的存在也屬于歷史遺留問題。現代邊界制度是主權國家及其領土制度的結果。作為有著眾多鄰國的大國古國和領土曾橫遭侵蝕的前半殖民地國家，大量的領土爭端的存在及其對國家安全的消極影響是難以避免的。例如，蘇聯就尤其擔心中國揭歷史舊帳，并進而提出領土要求。

意識形態因素。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由此決定了意識形態因素的客觀性。中美交惡中意識形態的客觀存在及其作用是眾所周知的。一些周邊中小國家參與反華包圍圈，原因之一是懼怕中國輸出革命。然而，意識形態也并非純客觀的因素，中國自身主動的但并非總是明智的政策選擇也是這一因素的一部分。中蘇關系的曲折就是明證。

二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安全對策評析

（一）這一時期中國在安全問題上的內政和外交舉措，檢討起來，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利用我國制度的特殊的優勢，采取非常措施加速實現工業化，重點是為國防服務的重工業化，逐步建立起全面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從而達到了戰略意義上的自給自足。在此基礎上，從常規到非常規，從戰略到戰術，各兵種的現代國防力量基本建立起來。什么都能自己生產，雖然從市場經濟的成本效益的角度看來未必合理，但是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的安全來說十分必要。意義尤其深遠的是，在困難的國內經濟條件下，不計代價、獨立自主地發展起了核、導彈和航天工業，擠進了核俱樂部，成為為國際法所承認、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五個核國家之一，且是其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擁有了初步的戰略威懾能力。

不向強權低頭，不信邪，敢于碰硬。在朝鮮戰爭中與美國直接交戰，在越南戰爭中與美國間接交戰，均是我方勝出。這兩場局部戰爭中至少前者是為我國家安全所不得不打的。意志力或民心士氣是綜合國力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部分彌補物質國力之不足，中美數次較量的歷史一再證明了這一真理。沒有對中國國力的數次領教，美國也不可能在60年代末主動向中國伸出橄欖枝。

在蘇聯已成為對我安全的頭號威脅的情況下，毛澤東果斷地拋棄意識形態分歧，同美國結成事實上的抗蘇戰略同盟，此舉極大地緩解了中國的迫在眉睫的國土安全上的威脅。在政治安全方面，此舉帶來了同西方的關系的普遍解凍，也打開了中國同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新局面，從而瓦解了西方構筑的反華戰略包圍圈。

從解放戰爭后期起，在完全有能力做到的情況下有意識地暫不收復香港和澳門，使港澳成為我與西方關系中對我有利的一個籌碼，一定程度上分化了西方反華陣營。這一決策顯示了毛澤東為首的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外交策略上的遠見和過人之處。英國在1950年就承認了新中國，并在朝鮮戰爭中勸阻美國使用核武器，這些舉措都與香港問題有關。

一貫地、公開地和誠實地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不謀求任何勢力范圍；實事求是地將自己定位為第三世界的一員，在發展中世界廣交朋友。這一政策對于曾深受殖民主義之害的發展中國家極富吸引力，特別是在非周邊的、因而與我沒有邊界爭端的發展中國家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改善了中國的政治安全局面。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上半葉，是毛澤東時期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取得重大突破的三個主要時段。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主要得力于發展中國家的支持。這一成功對于緩解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有著間接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義。這一事件和同時期的中美接近，使70年代中國的安全形勢較60年代有了明顯改善。

由于特殊的國內外環境，毛澤東時期中國主要考慮的是國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尚未提上日程。自衛和后發制人是中國當時安全戰略在軍事上的特點。結盟（同蘇聯）和準結盟（同美國）是謀求安全的主要外交手段。用誘敵深入、人民戰爭和持久戰的方法打一場反侵略的全面戰爭，是中國軍事戰略的基本內容。從綜合國力和軍事技術上的差距及地理特點來看，這一戰略是符合實際的。美蘇始終未敢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擔心陷入持久戰和人民戰爭的泥潭。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親仁善鄰、單純防御、后發制人的安全外交傳統，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歷史經驗，對世界和中國的安全形勢的過于嚴重的估計，也是形成以上安全戰略的重要背景。這一軍事戰略使中國在經濟上付出了很大代價。但綜合考慮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情，仍是得大于失。

（二）以上是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安全戰略與政策的主流，其積極影響至今猶存。但也有一些舉措，其影響比較復雜，在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時，對我國安全也有負面影響。還有一些舉措，顯然得不償失。

建國初期采取的對蘇"一邊倒"的戰略選擇，既是國外環境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也是中國領導人的主動選擇。當時的形勢是，冷戰已成定局，兩個陣營已經形成。蘇聯在意識形態上歡迎中國革命的勝利，而在國家利益上，蘇聯既樂于看到中國從美國的勢力范圍中脫離，又擔心中國成為第二個南斯拉夫。從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出發，美國對新中國充滿了敵意和恐懼，同時又對中國在民族主義和"第三種力量"的推動下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抱有微弱的希望。由于當時美國的國內政治大氣候（麥卡錫主義盛行）和冷戰格局，前一種傾向無疑占優勢。

蘇聯是中國的最大鄰國，而美國與我畢竟遠隔重洋，蘇聯對華政策選擇必然對中國安全有著更直接的影響。新中國建立伊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急需和平的周邊環境和大國的援助。中國領導人也希望通過主動地暫時冷卻一下同西方的關系，以便于清除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歷史在中國內部遺留下來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毛澤東形象地稱之為"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然而，從國土安全和政治安全角度講，中國當時究竟有無可能在堅持獨立自主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選擇外交中立，基本置身于冷戰之外，利用超級大國的競爭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即走南斯拉夫的道路，也即采取類似1982年以后我國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也很值得討論。

事實上，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問題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始終存在著。歷史地看，"一邊倒"不失為得大于失的選擇。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它保證了美帝威脅下的中國的安全，換來了蘇聯的援助，在西方封鎖和孤立的國際環境及一窮二白的國內環境下，這個援助對于中國急需的工業化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最優決策只是在理論上存在，現實中的任何決策充其量只能是次優的。但同大國結盟的政策畢竟限制了中國外交的靈活度和自主性，削弱了同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國家改善關系的可能性，也消除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的可能。

中國在60-70年代對發展中國家的物質援助是必要的，它們不同程度地、或直接或間接地改善了國土安全和政治安全，顯示了中國作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的國力、地位和責任。但明顯超出了我們的國力，帶來兩個不利后果。其一，過分地犧牲了中國的現代化和人民生活，間接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安全。其二，養成了一些受援國的依賴性。這一點又與后來我國與某些受援國關系惡化不無關系。過于輕易、慷慨的施惠并不會使受惠者感恩圖報，這一點對人際關系和國際關系都是適用的。

從50年代后期起，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和我國的安全形勢的估計過于嚴重，越來越肯定地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乃至于斷言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核大戰也不可能毀滅人類，寄希望于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雖然中國的一些實際外交行動并沒有機械地服從上述認識，它對我國安全的負面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在工業布局、三線建設上的失誤，與這一認識有直接關系。這種認識和宣傳也給了美蘇污蔑中?quot;好戰"以口實，加劇了一些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我的誤解，特別是不利于消除周邊中小國家的疑慮。但另一方面，這一認識與毛澤東關于"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不向超級大國的核訛詐屈服的言行又有著內在聯系，而后者的積極影響是巨大的、不容否認的。

始于50年代后期的中國國內政治中的長期的嚴重的左的錯誤也影響到了中國的安全外交，在"文革"早期更是達到了極端。主要表現是，外交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一度很濃，在片面理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支援世界革命"成為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內中國外交的中心任務。在60年代我國還極不策略地提出了"打倒帝修反"的口號，實行既反美又反蘇的"兩條線"戰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林彪還提出過世界范圍內"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這些有"輸出革命"之嫌的理念及其指導下的一些四面出擊的做法，沒有體諒到一些親美和親蘇國家的難處，不必要地強化了一些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對我的敵意和恐懼，人為地擴大了國際反華陣營，部分抵消了我在第三世界廣交朋友的外交的積極效果，延誤了我國國際形象的改善，惡化了我國的政治安全環境。甚至中蘇關系的惡化也與中國內政外交的左傾有關。從嚴格的國際法的標準看，左的意識形態指導下的中國外交的某些做法構成了對別國內政的干涉。

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國的安全外交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一條線"。 "一條線"的基本特征是以是否反蘇作為區分敵友的標準：誰反蘇誰就是中國的朋友，誰親蘇誰就是中國的敵人。它服從于與美國的準同盟關系，著眼于建立國際抗蘇統一戰線，，完全拋棄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相對于"打倒帝修反"之類的四面出擊的作法，這一做法縮小了打擊面，但仍失之于簡單化，打擊面仍嫌過寬，沒有具體分析和對待不同國家的情況，沒有能夠最大限度地化敵為友及孤立中國的頭號敵人蘇聯。誠然，為保持中美準同盟關系，及考慮到蘇聯威脅的嚴重性，這一做法還是得大于失的。

概要說來，上述情況的出現，除了國際環境的不可避免的制約外，中國革命的經歷對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影響，國內政治中的長期的左傾，都是重要原因。總之，對于50-60年代中國安全形勢的嚴峻，中國自己也有責任，盡管是次要的。

三 反思：革命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國際大氣候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安全外交的意識形態色彩過濃，理想主義特征過于突出，沒有始終將中華民族自身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在對國家利益的認知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的認識和選擇上，不完全成熟。毛澤東外交的頭號目標有時并不是國家利益，更確切地說，他對國家利益的理解非常獨特。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包括安全外交在內的外交政策，我認為就是：一個革命政權在革命時代實行的革命外交。毛澤東堅信，"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革命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的人民應當支持革命尚未成功的國家的人民。他常常把（雖然并非總是把）支援世界革命視為中國外交的第一位的目標，堅信中國應當勇于和甘于為此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中國應當成為世界革命的大后方和根據地。

上世紀60年代中國外交的"四面出擊"、"左右開弓"等極端和強硬的策略正是他的這一認識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的產物。外交中的討價還價、利用矛盾、妥協、均衡等等權謀和策略他并非不知道或不會運用，恰恰相反，他是公認的策略大師。他的關于世界革命的狂熱的理想主義使他不屑于運用這些策略。革命外交作為一種外交類型，雖然少見但不乏先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早期的蘇俄都曾搞過革命外交。勿庸諱言，理想主義的革命外交和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等現代國際法的基本準則一定程度上是有沖突的。

在支援世界革命的戰略目標下，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的一些表面看起來"好戰"的、甚至引火燒身的外交策略，從狹義的、即時的和直接的本國安全和利益的視角看，有非常大的消極影響。前文說"對于50-60年代中國安全形勢的嚴峻，中國自己也有責任，盡管是次要的"，就是在這種意義上講的。但是如果換一種視野，即用宏觀歷史的視野看問題，結論就不那么簡單了。"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二戰后頭30年世界歷史的主旋律之一。我們不否認還有其他主旋律，科技革命、全球化也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對舊殖民主義的終結和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主義的限制和改造，以及二者共同帶來的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是世界現代歷史之區別于近代史的根源和表現之一。對于這種大氣候的形成，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功不可沒，毛澤東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功莫大焉。而殖民體系的終結和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對于身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又有巨大和深遠的意義。

設想一下，如果殖民體系依舊存在，弱肉強食的舊的國際秩序依舊存在，沒有發展中國家的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對強權政治、霸權主義和資本主義西方的打擊和牽制，新中國的安全環境會是什么樣子呢？對這個問題，我們只要看看在冷戰結束、西風壓倒東風、社會主義中國一枝獨秀的今天，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我國的壓力，就不難得到啟發了。毛澤東、周恩來當時經常說，我們支援人家，幫助人家，最終也是幫助我們自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問題是有些地方做的太過頭了，"過猶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有時矯枉必須過正，片面性常常是歷史發展的形式。從這個角度看，從當時歷史環境看，當時外交上的極左的指導思想及其指導下的一些極端的做法，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這種帶有片面性外殼的合理性還存在于如下事實中：對于我們這個曾經是"東亞病夫"、任人宰割、"跪著辦外交"的民族來說，一定的狂熱和過分的強硬是為恢復民族自信、贏得國際地位（包括敵人的尊重）所必須的。當然，具體做法上的得失，還是需要研究也值得研究的。比如"文革"早期外交上的一些極"左"做法，無論怎么看都是錯誤的。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in the Maozedong Era

Abstract: Mainly because of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cold war， geopolitics and ideology etc.， the security surroundings for China in the Maozedong era were very serious. Some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actions directed by the ultra-Left trend of thought， however， were partly responsible. On the whole， China's policies in security diplomacy were successful. The influence upon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of the diplomatic policy aim of 'supporting world revolution' featuring strong revolutionary idealism was complex and not totally negative. Comprehensively， strategically， indirectly and to a very limited degree， that policy aim was beneficial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security.

Key words: Mao zedong， China's security diplomacy， ideology， the Cold War

About author: Qing wenhui， born in Bengbu of Anhui in 1964， a doctor on law and associated professor in Law and Politics College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