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普京外交思維的內在取向

佚名

[內容提要] 俄羅斯總統普京自上臺執政以后，以復興俄羅斯為目標，在規劃對外政策的同時，頻頻展開首腦外交，顯示出了特有的“昔京色彩”。本文從俄羅斯的文化背景、國家實力以及地緣現實等方面分析了支配普京外交政策的強國意職和現實主義的內在取向，揭示了普京外交思維的特點和實質以及對中俄關系未來走向可能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 俄羅斯外交思維普京強國意識現實主義

普京出任俄羅斯總統以后，在前后半年的時間里先后批準了《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和《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三個綱領性文件，全面闡述了俄羅斯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威脅和挑戰，確定了全面均衡的大國外交方針并重新恢復了“核威懾”政策，顯示出一副“大國”和“強國”的姿態。在實踐上，普京上任后立即展開首腦外交，頻頻出訪歐亞各國，多層次、全方位地構筑俄羅斯的外交網絡，以維護或增進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安全和經濟利益。普京的對外政策既不同于冷戰時期的蘇聯，也不完全等同于葉利欽時代，而是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顯示了具有“普京色彩”的外交思維。

一根源于傳統俄羅斯思想的強國意識和愛國主義是普京外交思維的導向和目標

普京出任俄羅斯國家總統以后，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表示俄羅斯不僅過去、現在而且將來仍然是一個大國。在2000年7月的國情咨文中普京曾經指出．“俄羅斯惟一現實的選擇是做強國，做強大而自信的國家，做一個不反對國際社會，不反對別的強國，而是與其共存的強國” [1] 。普京還說：“今天當我們前進的時候，更重要的是展望未來，而不是回憶過去。” [2] 這充分體現了他復興和建立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國家的強烈愿望和理念。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普京強調要用物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一致目標來凝聚俄羅斯民族，這是俄羅斯復興強大的一個先決條件。普京認為，正是俄羅斯人“所固有的愛國主義、文化傳統以及共同的歷史記憶使俄羅斯的團結更加緊密” [3] ，俄羅斯“無需特意尋求民族思想，這一思想本身就在我們的社會中孕育著” [4] 。普京還說：“盡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觀點和意見，黨派綱領也各不相同，但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有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價值觀把我們團結在一起，使我們能夠稱之為團結的人民。” [5] 普京對于俄羅斯傳統民族思想和歷史文化的高度認同由此可窺一斑，而這正是其強國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存在的沃土肥壤。

俄羅斯民族思想，即通常所說的“俄羅斯思想”，是指俄羅斯民族誕生以來全部思想文化的積淀，是俄羅斯民族在其全部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獨有的精神財富，蘊含著對俄羅斯民族命運抑或是發展道路的深入探尋。“民族的自我意識產生于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發生‘碰撞’的時候” [6] ，這種“碰撞”往往會引起一個民族的自我歷史定位，對本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以評判。俄羅斯由于其橫跨歐亞大陸、介于東西方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地經常與東西方文化發生激烈的碰撞，俄羅斯歷史上“西方主義”、“斯拉夫主義”以及“歐亞主義”的角力正是這種碰撞的寫照，它們在俄羅斯發展史上曾經交替成為俄羅斯的外交主導思想。17～18世紀的彼得大帝改革給俄羅斯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開啟了19世紀“西方主義”與“斯拉夫主義”曠日持久的爭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使20世紀20年代的“歐亞主義”盛行一時。1991年蘇聯解體和新俄羅斯的誕生再一次造成了劇烈的“碰撞”，俄羅斯精神又開始了嶄新一輪的打造，經歷了從“西方主義”到“歐亞主義”的變化，同時，以大俄羅斯為核心的“斯拉夫主義”也有一定程度的抬頭。三個流派之間的爭論固然激烈，但它們都蘊含著濃烈的強國意識和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而這也正是傳統俄羅斯思想的精髓所在。

在俄國，斯拉夫主義者認為，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基本定義是：“俄羅斯民族是信仰東正教的民族” [7] ，“滋養俄羅斯民族思想的情感是：俄羅斯是上帝特選的民族，是體現上帝的民族。” [8] “上帝特選的民族是各民族的救世主，是負有救世使命和天職的惟一民族” [9] 。這種救世意識“從第三羅馬演變成莫斯科王國，以后便成為帝國，最后則變為第三國際” [10] 。它“經過全部俄國歷史直達共產主義” [11] 。這種救世學說至今仍為俄羅斯學者和政客所津津樂道。俄共主席久加諾夫認為，“俄羅斯所要解決的不僅是自己國內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全世界文明的問題，盡管在這方面它只走了半步，但卻先于世界文明，它指出了道路，或者相反，提醒人們不要步它走錯之路的后塵。由此而產生出特有的俄羅斯的彌賽亞觀念，包括革命的彌賽亞觀念” [12] 。

西方主義者則從另一角度闡述了俄羅斯的強國意識。面對俄羅斯嚴重落后于西方的嚴酷現實，“西方派”充分肯定自彼得大帝以來的俄羅斯西化運動，反對“斯拉夫派”西化運動會削弱俄羅斯民族性的觀點，認為“任何民族性的實質都存在于它的實體中。實體是人民精神中的一種恒久的東西，它本身雖不會改變，但卻經歷著各種各樣的變化，它完整地和不受損傷地走過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 [13] “因此，“西方派”主張俄羅斯強國之路只能是與西方的完全融合，他們完全肯定彼得大帝時期的改革，為彼得之后俄國地理空間的持續擴大感到無比自豪。” [14] 現代“西方派”則認為，俄羅斯的衰落正是西化進程中斷的結果，除重新“西向”，俄羅斯振興別無他選，這也正是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完全倒向西方的心理背景所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的爭論盡管激烈，但雙方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即如何使俄羅斯強大起來。俄羅斯民粹主義的創始人赫爾岑就曾把兩派的關系比作是“具有兩副面孑L的雅努斯神和雙頭鷹，它們共有一顆心臟，其中涌動的是對俄羅斯的愛。” [15] 這一事實經久未變。

20世紀興起的歐亞主義則直接起源于斯拉夫主義，它強調俄羅斯民族性的獨立價值，但也不忽視俄羅斯文化的極為重要的“亞洲”因素。其基本含義有如下幾個層次：從地理環境來說，俄羅斯介于歐洲和亞洲、東方和西方之間，它既不同于歐洲，也不同于亞洲，它可以稱為“歐亞洲”；從歷史和文化來說，它既受過歐洲文明的影響，也受過亞洲文明的熏陶，但并非二者的簡單相加或機械結合，而是“一種與歐洲文化和亞洲文化對立的中間性質的歐亞文化” [16] ；從民族來說，“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俄羅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東方一西方，它將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 [17] 正是基于上述地理和文化的特點，歐亞主義者認為俄羅斯應當是起融合東西方世界的橋梁作用，擔負起締造新型文化的使命。其背后隱藏著的“救世”觀念仍然不難識辨。時至今日，這種觀念仍在滋生蔓延。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在《羅斯的未來》一文中就曾寫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全人類的利益迫切需要恢復(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強大的歐亞地緣政治集團，而復興后的俄羅斯理所當然地應成為其核心。” [18] 當代歐亞主義的積極倡導者A．巴納林同樣聲稱“俄羅斯是我們這個星球的中心，這不僅是從地緣角度上說的，而且也是從歷史角度上說的。它不僅是東方與西方在空間意義上的連接點，而且是其在形態時間意義上的連接點”。把俄羅斯視為歐亞地緣政治集團甚至是地球的“核心”的想法反映出俄羅斯人根深蒂固的大國心態。

西方主義、斯拉夫主義和歐亞主義三個支流在強國意識和愛國主義問題上的交匯，為普京的外交思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強大的民族精神。普京的大國外交和強國政策之所以深得人心，其深層的原因也許正在于此。

二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實用主義外交和以地緣政治利益為中心的大國均衡外交是普京外交思維的核心內容，反映其現實主義取向，實質是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

國家利益可分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中安全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而經濟利益則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利益 [19] 。普京明確指出，俄羅斯“要從國家利益出發制定對外政策，內部目標應高于外部目標。切實的國家利益，其中包括經濟利益，理應成為俄外交家的法則” [20] 。而國家根本利益的認定總是以國情認知和國力定位為基礎的，這既是普京外交思維的一個根本出發點，也是普京外交思維現實主義原則的一個根本體現，即對俄羅斯有一個相對客觀的歷史定位。

普京雖然不止一次地說過俄羅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個大國，但是他從來就沒有被自己的大國之夢所俘虜，恰恰相反，他對俄羅斯積弱的現實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說：“俄羅斯正處于最困難的一個時期。可以說，最近200—300年以來，俄羅斯第一次面臨處于第二梯隊國家、有時甚至是第三梯隊國家的實際危險。” [21] 普京并非在危言聳聽。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經濟即進入了持續7年的嚴重衰退，盡管自1999年3月份以來，俄羅斯經濟保持了持續增長的勢頭，但由于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俄羅斯經濟面臨的困難仍是主要方面。在整個90年代，俄羅斯的GDP幾乎下降了50％，目前的GDP僅相當于美國的1／10，中國的1／5 [22] 。俄羅斯的人均月工資為82美元，而占總人口35％～40％的5 100萬左右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月最低生活費在38美元以下) [23] 。

經濟的持續衰退直接導致了軍事實力的下降。盡管俄羅斯仍然擁有120萬人的常規部隊，位列世界第三，但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軍事預算急劇減少，2000年的軍事預算比1994年下降大約3／4，而其中大約70％的開支用于供養武裝力量，致使項目撥款嚴重短缺，軍工科研、試驗和生產都受到嚴重影響，新式武器和技術裝備的比重已經減少到20％，五年后將下降到5％，軍隊戰爭準備和戰斗能力都大大下降。從核力量上講，俄羅斯無疑仍是惟一可以和美國進行抗衡的超級核大國，在美國真正部署NMD之前，這種平衡不會徹底打破，俄羅斯之所以修改軍事學說，恢復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威懾政策，軍事實力的這種變化也許就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普京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正是基于上述歷史判斷的自然結果，它首先體現在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實用主義外交方面。顯然，復興經濟是普京執政后所面臨的最緊迫、最艱巨的任務，而要實現經濟復蘇，最重要的是要靠投資的驅動。據估計，俄今后20—25年的時間里，至少需要25 000億美元的投資，才能保證經濟穩定增長，其中1／3的資金應當來源于外資，即年均至少需要260億美元的外國投資 [24] 。但是，由于俄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不高，許多投資者仍在坐等觀望；俄羅斯已經欠下了高達1 650億美元的外債。目前，美國新上任的布什政府對俄奉行日趨保守的政策，進一步加大了俄國獲得國際援助和貸款的難度。所以，全方位開展經濟外交，擴大并增加俄的投資來源，開拓商品和能源市場遂成為俄羅斯外交基于現實的一種理性選擇。事實上，早在葉利欽時期經濟目標就已經成為俄外交的一項重要任務。普京上臺以后，經濟目標被明文列為俄外交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也是俄國官方的一個共識。俄羅斯副外長伊萬·伊萬諾夫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俄羅斯外交》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現代經濟外交的意義與日俱增，“多數國家發展的速度和性質，乃至政治活動家和商業資本的命運都取決于經濟外交的成功與否”。因此，俄外交的“第一項和主要的任務”就是在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為此，俄外交部與俄羅斯企業家建立起了提供經濟信息的渠道，并在商品市場、資本引進和能源開發方面發揮“內引外聯”的積極作用。俄外交部還主動提出了經濟外交的設想和計劃，比如俄聯邦與歐盟關系中期發展戰略(2000～2010年)、里海戰略方案以及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發展合作的構想等。

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下降使俄羅斯可資利用的國內外交資源大打折扣，因此，俄羅斯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方面是以“保持其目的和達到目的的條件之間的合理均衡”為基礎的，這也是普京現實主義外交思維的一個具體體現。《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指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經濟的一體化，一些國際機制和國際機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作用的強化，地區大國的軍事政治競爭及分離主義、民族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加劇等趨勢所帶來的挑戰和威脅因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保障手段的有限而加重，因此，“俄羅斯聯邦成功的外交政策應當建立在使其目標與實現目標的可能性保持平衡的基礎之上”。為此，“集中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財政及其他手段解決外交任務應看其是否符合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實際需要，而參與國際事務應當真正有助于加強國家地位。”在國際秩序方面，俄羅斯強調，在21世紀聯合國應當仍然是調節國際關系的主要中心，反對企圖忽視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的做法。在國際安全方面，俄羅斯堅持認為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是戰略穩定的基石，反對美國實施國家導彈防御計劃。與此同時，俄羅斯還主張進一步降低武力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認為國際調解是解決武裝沖突的有效工具，違反聯合國憲章動用武力的做法是非法的，以“人道主義干涉”和“有限主權”論、繞開聯合國安理會采取單方面武力行動進行辯護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以上政策主張表明，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將堅持獨立的立場，注重雙邊或多邊框架，不尋求單邊對抗——特別是不同美國對抗的現實主義態度。普京外交思維的現實主義原則還體現在俄羅斯的全方位平衡外交方面，這是俄羅斯基于地緣政治利益而做出的戰略性選擇。《俄聯邦外交政策構想》明確指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特點在于其平衡性，這是由俄羅斯作為一個歐亞大國的地緣政治地位所決定的，這種地位要求最合理地分配各個方面的努力。這種地位決定了俄羅斯對維護世界安全，無論全球性質的，還是地區性質的安全所應負的責任，要求俄羅斯發展與加強雙邊和多邊基礎上的外交活動。”這種平衡性首先體現在俄地緣政策的制定方面。《俄聯邦外交政策構想》依據俄羅斯的地緣戰略需要對俄羅斯外交的優先地區進行了全面規劃，對其戰略腹地獨聯體地區，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優先方面是發展與獨聯體所有國家的睦鄰關系和戰略伙伴關系，保證與獨聯體國家進行的多邊和雙邊合作符合國家安全的利益；對于戰略上毗連的歐洲地區，俄羅斯的外交政策目標是建立全歐安全與合作的穩定的民主體系，寄希望于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能夠在各方面進一步發揮自己的作用，在經濟上謀求與西歐國家的合作，但仍然反對北約向中東歐的擴張；亞洲是俄羅斯的戰略側翼和后方，俄羅斯希望搭上亞洲經濟騰飛的快車，發展西伯利亞和遠東濱海地區的經濟。俄羅斯外交的平衡性，還表現在其全方位的大國外交。在俄羅斯的大國圖譜中，歐洲聯盟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和經濟伙伴；與美國的合作是國際形勢好轉和保障全球戰略穩定的必要條件；與中國在國際政治問題態度上的原則性一致是地區穩定和全球穩定的主要支柱之一；加強與印度的傳統伙伴關系則有助于南亞問題的解決并加強地區穩定以及歐亞大陸上的戰略平衡。此外，俄羅斯還有意加強與日本、伊朗以及非洲一些重要國家的關系，真正體現了全方位和多層次外交特色。

三普京外交思維取向對中俄關系的影響

普京外交思維的強國意識和現實主義的內在取向和原則是，自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地緣政治、經濟和軍事等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方面同西方發達國家反復碰撞和摩擦之后，俄羅斯內外政策和國民意識再度整合變遷的反應，其實質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復歸。這種民族主義固然是俄羅斯實現其大國復興戰略完全必要而又行之有效的凝聚國民思想的精神力量，但是，由于傳統俄羅斯思想的源頭與斯拉夫主義的“民族救世說”有著須臾難分的淵源，所以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復歸又不可避免地帶有一種潛在的負面因素，即有可能推動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走向極端，歷史上俄羅斯屢屢奉行民族沙文主義政策就是例證。近年來，隨著中俄遠東經濟交往和人員交流的增加，俄羅斯國內“黃禍論”和“中國威脅論”已經再度泛起，俄羅斯亞洲問題專家瓦列里·扎伊采夫直言不諱地說，他的國家已經覺察到一種“中國威脅”。“俄羅斯的遠東地區蘊藏著豐富的資源，但人口稀少，這自然成為(中國)可以拓展的地方”。這種情緒的滋生和蔓延，無疑是中俄維持和進一步發展兩國業已形成的戰略伙伴關系的一種潛在威脅。

經濟關系滯后于政治關系是自葉利欽時代中俄關系就明顯存在的缺陷，中俄兩國的領導人為彌補兩國關系中的這種缺陷也早有共識。但是，由于俄羅斯市場經濟自身的不夠完善以及兩國貿易需求的結構性差異，中俄經濟關系發展滯后的現狀至今仍然沒有大的改觀，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多年來一直徘徊在50億～60億美元的水平上，近兩年雖有較快發展，但與兩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極不相稱。也許正是這一原因，《俄聯邦外交政策構想》中對發展中俄關系特別強調了“俄羅斯將努力發展與中國在各個方面的互利合作，主要任務仍是進行與政治關系水平相符的大規模的經濟合作。”這反映了普京對華外交實用主義性質的強化。因此，可以預見，隨著俄羅斯經濟的逐步恢復和俄市場經濟的日趨完善以及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中俄兩國經貿合作的規模和領域必將持續擴大，經濟因素在兩國關系中的份量將會逐步加大。但是，必須保持清醒的是，經濟關系持續順利的發展固然符合兩國的利益，有利于鞏固兩國間業已建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但情況如果相反，中俄經濟關系仍然長期維持目前滯后的局面，那么注重實用主義的普京外交必然會做出政策的某種調整，給中俄兩國關系的發展帶來負面的，至少是消極的影響。

大國平衡外交是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外交選擇，在當今世界多極化的潮流中，為了抵制美國的單極統治以及美國通過北約東擴等手段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的圖謀，維持與中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將是俄羅斯大國復興途中的一個較長時期的戰略選擇。但同時必須看到的是，俄羅斯的平衡外交是多維性的，中俄關系雖為俄羅斯構筑亞太戰略的核心，但普京同樣沒有忽視東亞的經濟大國日本和俄羅斯在南亞地區的傳統盟國印度，同時，普京還撇開意識形態的干擾，恢復了與朝鮮和越南的關系，希望恢復俄羅斯在朝鮮半島、南中國海以及印度洋的傳統影響，在謀求經濟利益的同時達到制衡中國的目的。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地緣政治和軍事預測中心主任阿列克謝·格奧爾基耶維奇·阿爾巴托夫在《多極世界中的俄羅斯國家安全》一文中毫不掩飾地表述了制衡中國的構想，強調“除了采取根本性措施改善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之外，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主要任務是與中國和日本建立更為平衡的關系。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否則日本就會大規模地重新武裝起來(包括擁有核武器)，并把俄羅斯遠東變成兩個亞洲大國爭奪的對象。盡量擴大俄羅斯同日本的合作與聯系，將在亞太地區形成更加均衡而穩定的體系，這不僅可以消除中國與日美對峙的危險，而且可以消除中國把壓力轉向北部的威脅。” [25] 因此可以判斷，普京主政期間的中俄關系將會基本維持主體的良性發展，但是隨著俄羅斯實力的恢復和民族主義的復興，中俄關系持續健康發展的困難和障礙可能會逐步增加，對此需保持客觀清醒的認識，并針對可能出現的困難和障礙多做工作，保持兩國關系的健康、良性發展。

注釋：

[1] 普京國情咨文：《俄羅斯國家：強國之路》，俄新社2000年7月8日。

[2] [3] [4] [5] 同上。

[6] B.索洛維約夫等著：《俄羅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0頁。

[7] 同上，第253頁。

[8] 同[1]，第260頁。

[9] 同[1]，第276頁。

[10] 尼.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中譯本，三聯書店1995年8月第1版，第9頁。

[11] 同上，第8頁。

[12] (俄)久加諾夫：《十月革命的含義和事業》，《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11月6日。

[13] 同[1]，第57頁。

[14] 同[1]，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