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民眾常常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一方面是真情實意的流露，一方面是政治意識形態的灌輸使然。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作為外交談判的民意后盾，而對于一個統治合法性不足的政權來說，當外交妥協不可避免時，又難免合法性的進一步流失。中國外交實踐與理論、學術與宣傳的脫節由來已久，這是造成非理性的恐外、仇外情緒的主要原因。

1972年，毛澤東在初次與尼克松會見時說："我覺得，總的來說，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接著他又笑著說，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當時，中國老百姓并不知道"打倒美帝"是放空炮，中國政府已經確定了與美國"一條線"的外交戰略。在中美關系良好的時候，鄧小平制定了"和平與發展"（以下簡稱"和平發展"）的外交新思維。到1989年11月，他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可是僅僅兩個星期之后，他又對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說："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一九七二年到現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勢總的比較穩定，中美關系的發展是形成這樣好的局勢的一個原因，占的分量不輕。中美不能打架，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不要提倡這些。……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恢復中美關系要雙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對雙方都不利。請特使轉告布什總統，在東方的中國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如果不是依據外交實踐而是依賴領袖語錄來進行理論探討，"和平發展"的肯定論者與否定論者都可以從中各取所需。

為了幫助國民養成健康、理性的外交心態，理論工作者應當全面總結中國的外交實踐，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本著理論與實踐一致的原則，在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基礎上構建中國外交哲學與外交戰略。

和平共處：避免戰爭與壯大自己

五十年來，中國正統的外交理論一直奉列寧的"戰爭與革命"時代觀為主要指導思想。根據列寧的理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后階段，20世紀人類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戰爭必然導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戰爭，除非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世界大戰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一理論構建于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領導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一個短時期內，曾依此鼓吹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包括向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輸出革命，當時他們認為，處于帝國主義國家包圍中的弱小的蘇維埃政權，若沒有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支持，就必然會被帝國主義強加的戰爭所扼殺。然而，歷史的發展并不遵循理論的剪裁。1921年俄國大旱，數千萬人瀕臨絕境。帝國主義國家不僅沒有乘機將蘇維埃政權掐死在搖籃中，反而慷慨送來了糧食援助。美國商務部長兼救濟署長赫伯特·胡佛在兩個先決條件--釋放被關押的七名美國人和美方救濟人員在分配救濟物資時不受干預--被滿足后，與蘇俄方面簽訂了里加協定。美國救濟署依照協定運去了七十萬噸以糧食和藥品為主的物資，光物資發放站就有15000個，共花費了6千萬美元，除了美國國會的撥款，美國紅十字會、聯邦教會理事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等民間組織發起了大規模的籌款活動，籌集到了數百萬美元。在這次行動中，至少有一千萬以上的俄國人（多數是兒童）因為美援而獲救。[1]事實教育了列寧，使他認識到存在著新生蘇維埃政權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的現實可能性。事實上，在德國、匈牙利革命失敗和紅軍兵敗華沙城下后，"戰爭與革命"的外交戰略便被"和平共處"取而代之。列寧的新外交方針為蘇俄轉向新經濟政策準備了不可缺少的外部條件。

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爭奪蘇共領導權時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從而為和平共處提供了一種學理性的解釋。新經濟政策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和平共處，在歷史上不乏先例。而要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下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就必須有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學說。斯大林指出，"我國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的基礎就在于兩種對立的體系可以共處"，"同各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的關系，是我們必須負擔的任務"。"資本主義國家爭奪市場的斗爭以及他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愿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

依據斯大林的理論，毛澤東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1946年8月，他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在回答美國是否可能舉行反蘇戰爭的問題時說：美國反蘇戰爭的口號，在目前的實際意義，是壓迫美國人民和向資本主義世界擴張它的侵略勢力。"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1947年1月，陸定一發表《關于戰后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一文，后來陸定一曾說，這篇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澤東的，只是由他代筆，文章明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的實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之間，而不是在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蘇聯之間，也不是在蘇美之間。"到六十年代，毛澤東進而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于第二個中間地帶。"

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和平共處外交思想，蘇聯并不主動尋求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戰爭，但卻通過與希特勒締結密約，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隨后，蘇聯自己也成為戰爭的最大受害國。戰爭即將結束之際，斯大林在1945年4月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團說："這次戰爭和過去的不同；無論誰占領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強加他自己的社會制度。凡是他的軍隊所能到達之處，他就強加他自己的社會制度。"雅爾塔體系第一次將蘇聯和美英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原則正式納入了國際關系體系。從總體上說，雅爾塔體系制約了美國與蘇聯在產生爭端時的行為方式，即雙方不能以戰爭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協商談判來解決處理。因此，二戰后特別是冷戰時期，在東西方的緊張對峙包括局部戰場上沖突不斷的情況下，冷戰的兩個主要角色美國和蘇聯之間基本上沒有發生過直接軍事沖突，沖突主要發生在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上。

冷戰的直接起因是希臘內戰和中國內戰。根據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劃分的勢力范圍，這兩個地方都不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但是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美、英、法同蘇聯之間的妥協（指經過和平協商達成協議），并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斗爭。希臘共產黨在內戰中失敗后，斯大林在西線基本上滿足于消化二戰中的戰利品，鞏固在東歐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東線，他則加緊了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一方面，蘇聯外交戰略的重點在歐洲，因此他樂于見到美國的軍事力量和注意力向亞洲轉移；另一方面，中共的崛起在蘇美之間構筑了戰略屏障，他可以通過代理人戰爭削弱美國的實力。

毛澤東首次訪蘇時，斯大林向他提出，中共應多擔負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援助工作。盡管中國的經濟尚未恢復，臺灣問題也沒有解決，出于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義務和民族榮譽感，同時也為了打消斯大林對"東方鐵托"的懷疑，中共還是擔負起了向朝鮮、越南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共產黨提供援助的責任。先是向朝鮮提供了幾萬精銳的兵員，使之成為朝鮮內戰的主力，繼而派出了上百萬"中國人民志愿軍"，直接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兵戎相見。在越南方面，則提供了大量的物資援助和后勤支持，并派出了軍事顧問團協助制定作戰計劃和參與作戰指揮。卷入局部戰爭使中國蒙受了慘重的人員傷亡，隨時面臨突如其來核打擊的可能性，極大地增加了經濟困難和財政負擔，并且喪失了一舉解決臺灣問題的有利時機。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面對西方陣營的全面政治軍事動員和美蘇處于戰爭邊緣的激烈對抗，新的蘇共中央領導集體（從貝利亞、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到赫魯曉夫）一致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應該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他們"最關心的是制止新戰爭，與一切國家和平相處"，"最正確、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為基礎的、有效的、以事實為根據并為事實所證實了的一切國家人民間的和平的政策。"在亞洲，他們認為朝鮮停戰談判要變"拖"的路線為"停"的路線，必須在戰俘問題上主動讓步，使朝鮮戰爭得以停下來。在戰爭中打得筋疲力盡的中朝兩方完全擁護蘇聯外交政策的這一轉向，很快便與聯合國軍達成了朝鮮停戰協議。隨后的一年可以說是中國外交的"和平共處年"。

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在北京舉行談判。周恩來總理在同印度代表團的談話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后來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這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按照和平共處的外交路線，周恩來積極促成了有關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的達成。當時，參加日內瓦會議的越南代表團團長范文同挾奠邊府戰役勝利之威，認為越南問題應該就地停火，稍加調整，等待普選為主，實際上準備一鼓作氣統一越南，同時不承認有越盟軍隊在老撾和柬埔寨。周恩來先是在日內瓦做范文同的工作，又到廣西柳州市同胡志明、武元甲等會談，說服越南領導人認清目前統一時機和條件還不成熟，需要暫時妥協。中越兩黨會談達成的"七·五協議"提出，在越南爭取十六度以北的地方劃線停火，在老撾爭取把靠近中國和越南的桑怒和豐沙里兩省劃為抗戰力量的集結區，在柬埔寨只能爭取政治解決。周恩來隨即回到日內瓦，又和范文同徹夜會談，以朝鮮戰爭為例說明美國干涉的嚴重性。最后，日內瓦會議各方討價還價達成協議，越南以北緯十七度線一分為二，法軍從印度支那三國撤出，越盟軍隊從老撾和柬埔寨撤出，印度支那成為和平區。1954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國家團結合作》中說："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這是蘇聯提出來的口號，也是我們的口號，現在變成艾登他們口里的話了，變成尼赫魯他們口里的話了，他們也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這就是很大一個變化。……總之，國際上我們就是執行這個方針，只要在和平這個問題上能夠團結的，就和他們拉關系，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社會主義，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中國能夠以和平共處維持現狀原則決定朝鮮停戰和達成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協議，但不能接受以同樣的原則處理臺灣問題。因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可以承認兩個朝鮮、兩個越南，卻絕對不能承認兩個中國。臺灣問題成為中國和平共處外交路線無法逾越的一個障礙。朝鮮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員一直積極策劃與美國締結軍事條約，但美國方面因擔心卷入中國內戰總是予以婉拒，一直到1954年5月杜勒斯仍告誡國民黨政府"應該忍耐，等待可能有助于它的處境的總的形勢的有利發展"。當7月中國政府發起 "解放臺灣"的宣傳攻勢并于9月初炮擊金門，其間還發生了在海南島榆林港上空擊落英國客機事件，美國政府于10月初終于決定與臺灣當局訂約。12月1日，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正式簽訂。1955年初，解放軍相繼占領大陳島及其外圍島嶼，而美國國會則授權總統使用武力協防臺灣及其有關陣地和領土并批準美臺條約，中美關系因臺海危機而再次處于直接對峙狀態。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決定提出"解放臺灣"任務時曾經認為，如果再不提出并進行一系列的工作，則"將犯下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但從實際進程來看，中國既不能像朝鮮統一戰爭得到斯大林支持援助那樣得到赫魯曉夫的支持和援助來進攻臺灣；也無以推動蘇聯以軍事、政治實力與美國在歐洲和世界范圍對抗來減輕美國對臺灣局勢的壓力，從而有利于實現解放臺灣的目標。而中國與美國有關臺灣問題的談判，雖作了種種努力和姿態，卻沒有任何頭緒。朝鮮戰爭后的外交政策調整竟形成了中國欲和有求于美國、欲戰有求于蘇聯但似乎都求而不得的被動局面。[2]這就使毛澤東對和平共處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他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判斷，重申關于一切號稱強大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旨在鼓舞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斗志。1958年8月，他再次發起炮擊金門，并提出以戰爭邊緣針對戰爭邊緣的對美斗爭策略。這些言論和舉動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是對其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線--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與美國緩和戰略的挑戰。中蘇兩國在外交路線和對美戰略上的不協調開始暴露。赫魯曉夫在訪華時公開宣稱：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應該永遠被擯棄，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

中共在六十年代的意識形態論戰中指出，"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一種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這也就是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包括中國共產黨人主張的和平共處政策；另一種是反列寧主義的和平共處政策，這也就是赫魯曉夫等人主張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蘇共領導人認為，和平共處是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凌駕一切的最高原則，"整個當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則"，是各國（例如阿爾及利亞、古巴）人民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的前提，是"幫助國際革命工人運動達到其基本的階級目標的最好方法"；因此，和平共處應成為"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而在中共領導人看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應當包括下列內容：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這三項內容是互相聯系的，缺一不可的。"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復信中說："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共處，這是一回事。和平共處根本不容許、也完全不可能觸動共處國家的社會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國的階級斗爭，民族解放斗爭，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另一回事。這些斗爭，都是為了改變社會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爭。和平共處根本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任何一個國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只能經過本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綜上所述，兩種和平共處之爭似乎可以說是全局性和平共處總路線與局部性和平共處政策之爭。當然，這種概括實際上并不確切。一方面，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否認中共方面的指控，認為指責蘇共領導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關系中去是"駭人聽聞的誹謗"；并聲明和平共處"不能適用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同資本進行的階級斗爭以及民族解放運動"。另一方面，中共后來也承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而支持社會制度不同國家內部的革命運動，只能是執政的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不能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準則，否則就成了干涉別國的內政。也就是說，中共外交路線的基石同樣是和平共處，而不是"戰爭與革命"。

對于列寧和平共處學說的理解不同并不會導致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完全破裂，在意識形態爭論背后隱藏著更多的真實分歧。毛澤東不能容忍蘇共領導人的以下言論："現代兩個最偉大的強國--蘇聯和美國，把世界上任何一個其它的國家都遠遠地留在后面。""這兩個國家中的每一個，率領著一大批國家--蘇聯率領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美國--資本主義陣營。"蘇聯和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我們為和平而聯合起來，那么就不會有戰爭。那時，如果有某個瘋子想挑起戰爭，我們只要用手指嚇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靜下來"。《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針見血地指出："蘇美合作主宰世界，這是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靈魂。"中共不肯把自己的外交政策調整到圍繞蘇美緩和的方向，而堅持要求蘇共把現行外交政策調整到為中共解放臺灣服務的軌道上來。《六評》引經據典地說："列寧曾經一再指出，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推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根據地。斯大林也說過：'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做是獨立自在的東西，而應當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進一步發展的強大基地。'"也就是說，蘇聯應當是中國解放臺灣的"強大基地"，不應當由于擔心爆發熱核戰爭而成為中國解放臺灣的障礙，和美國一起用"核手指"來嚇唬中國。

毛澤東在率團參加1957年莫斯科會議回到北京后，于11月22日晚上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說：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的對外關系總路線不能限于和平共處。因為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相互幫助、支持以及執政的共產黨支援世界革命、民族獨立運動、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總之，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而不能把和平共處作為一個黨的對外關系總路線。歷史圍繞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反對"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邏輯展開，其結果卻令人瞠目結舌。十五年后，"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相互幫助、支持"變成了中蘇軍事對峙和小規模邊境戰爭，連最起碼的和平共處也談不上了；中美關系則超越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結成了反蘇"一條線"的戰略準同盟關系；解放臺灣問題則被擱置了起來。按照毛澤東對基辛格的說法：小問題是臺灣，大問題是全世界。最好它是在你們手里頭。要是現在你把它送回給我，我也不要，因為現在它要不得。一百年的話，我們會要它。[3]

從1954年"一邊倒"體制下的和平共處政策，到1957年開始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反對"和平共處總路線"，到1972年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條線"，再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確定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完成了一個歷史的循環。從"一邊倒"體制下的和平共處到"大三角"格局下的和平共處，這不是簡單地回到出發點，而是一個上升的螺旋。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蘇之間兩種和平共處政策的分歧事實上已經化為烏有。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早已完成，馬來西亞、泰國、緬甸等國共產黨領導的長期武裝斗爭從總體上說失敗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基本上已不復存在，中美合作的深度與廣度遠非當年的蘇美合作可以比擬，中蘇關系也從軍事對峙走向緩和。所以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這些問題一風吹。在發展交往方面，建議今后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不論是哪個牌號的和平共處學說，都是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的。第一，在敵強我弱的現實力量格局下，要爭取和平來保衛社會主義國家，避免與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直接發生戰爭，更要杜絕主動挑起戰端。但這不妨礙通過代理人戰爭的方式來爭奪中間地帶。斯大林樂于見到中共在亞洲輸出革命，毛澤東則企盼亞非拉國家的"人民戰爭"，以"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第二，抓住和平的"間歇期"，加快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做好未來戰爭的準備。按照斯大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了實現經濟超高速發展即"大躍進"，盡快完成與資本主義陣營一決雌雄的準備，必須以"剝奪農民"的方式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必須實行國家計劃經濟；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必須把國防放在計劃次序的第一位。第三，不論是以和平競賽還是世界大戰的方式，等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實力超過資本主義陣營后，社會主義終究要戰勝和取代資本主義。赫魯曉夫就曾在著名的"廚房辯論"中對尼克松說，我們將要埋葬你們。由于有這第三條，由于和平共處學說是一個整體，因此，和平共處外交政策與長期冷戰并存，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和平發展：在"一個世界"中實現"共同繁榮"

張文木認為，中共黨內外存在布哈林式"右派的書生之見（雖然有片面的深刻）"，王思睿也認為，"從60年代初的王稼祥到90年代初的鄧小平，中共黨內確實存在著一脈相承的右派的"外交路線。[4]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揭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但也有嚴重的缺陷，即忽略了鄧小平外交思想對從列寧、布哈林到赫魯曉夫、王稼祥"一脈相承的"外交路線的理論突破。

現在回過頭去看，赫魯曉夫的外交路線與毛澤東的外交路線有兩個明顯的區別。首先，赫魯曉夫排除了在熱核時代以世界大戰的方式最終戰勝資本主義。赫魯曉夫說："必須努力使兩種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斗爭變成只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和平共處政策是"在世界范圍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時期的戰略路線"。強調"整個時期"，就是說即使社會主義陣營的實力超過了資本主義陣營，在核武器能夠毀滅人類文明的情況下，也不能考慮用戰爭手段來戰勝資本主義。毛澤東則不排除世界大戰與核戰爭的可能性，他在莫斯科會議上說，中國有六億人口，世界有二十七億人口，如果打核戰爭，"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就社會主義化了"。

其次，赫魯曉夫還主張兩種制度之間既有斗爭又有合作。他說："列寧的不同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國家的和平共處原則意味著不僅僅沒有戰爭，意味著不是暫時的、不穩定的休戰狀態。它以這些國家之間保持友好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為前提，規定建立和發展各種形式的和平國際合作。"《六評》中嘲諷赫魯曉夫對于這種合作的熱衷：美國派出間諜巴洪到蘇聯去活動，蘇聯政府逮捕這個間諜，本來是完全正當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說，美蘇小麥買賣"要靠兩國有合情合理的氣氛"，"這種氣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壞"之后，蘇聯政府就以"對巴洪命運的（人道主義）關懷"為理由，不加審判，急急忙忙把這個被宣布為"偵訊證實""干了反蘇間諜活動"的美國間諜釋放了。毛澤東則一再表示中國是有骨氣的，不怕資本主義陣營的經濟封鎖，你越封鎖，我的經濟自主性越強，自力更生的精神越旺盛，封鎖上一萬年，中國什么問題都解決了。六七十年代主張"內源發展"、"脫鉤戰略"的依附理論家和當今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也是反對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合作的。但是，赫魯曉夫所謂"和平競賽"、"和平國際合作"，都是以兩個不同制度國家陣營、兩個世界市場的分立并存為前提的，與現在所說的"經濟全球化"不是一回事。

1962年春，時任中共對外聯絡部長的王稼祥在給領導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寫的文件和提綱中，闡述了對外工作的一系列見解和主張，他主張："不要說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根本矛盾必然導致發生世界大戰。不要說必須在消滅美帝國主義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避免。不要簡單地說，'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取決于我們，而取決于帝國主義。'不要過分強調世界大戰的危險，而沖淡防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把民族解放運動說得超過了和平運動"。"我們不宜突出，不易打頭陣"，"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須要適度收縮"。"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有拖、有解，好像這些都是對外斗爭中必不可少的手法。"后來，毛澤東在和新西蘭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將王稼祥的意見概括為：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斗爭的援助少一些，簡稱"三和一少"，"文革"中更被上綱到"三降一滅"。在今天看來，王稼祥的外交思想與鄧小平的外交思想確有許多相通之處，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他不可能提出解決堅持和平共處外交路線與解放臺灣這一對矛盾的妥善辦法。

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外交思想有兩大支柱，或者說有兩大理論突破：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取代"解放臺灣"，以"一個世界、共同繁榮"取代"兩個陣營"。"和平發展"論對"和平共處"論的超越正是體現在這些方面。對于上述三者的內在聯系，迄今為止人們還缺乏深入的探討。

1954年周恩來積極推行和平共處外交政策，曾經得到過毛澤東的全力支持，只是由于無法在這一外交架構下實現解放臺灣的目標，才導致毛澤東以戰爭邊緣替代了和平共處。當然，鄧小平能夠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針，離不開毛澤東在七十年代所做的鋪墊：提出"小問題是臺灣，大問題是全世界"，以及表示臺灣問題的解決可以等待一百年。"解放臺灣"是"我吃掉你"；而"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臺灣把大陸吃掉。""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一個中國，兩種制度，"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沖突，甚至武力沖突。""總要從死胡同里找個出路。……把世界局勢穩定下來。"如果沒有在臺灣問題上的足夠自信與恢弘氣度，鄧小平就不可能牢牢抓住"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者要否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也必然會以否定"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對臺方針作為突破口。在鄧小平離開政壇之后，已經有人利用臺灣問題做了大量的文章。而臺灣新領導人從"臺獨分子"到提出"四不一沒有"、"未來一個中國"，重新檢討"戒急用忍"；以及近來臺灣陸委會所公布的民調，臺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支持度增加；都說明散布"臺獨"迫在眉睫、臺海一戰不可避免的緊張空氣，是缺乏充分事實根據的，是特殊利益集團刻意所為。

"一個世界"的正式提出，已經是九十年代了。在1993年11月的西雅圖會議上，江澤民首次提出：當今世界領導人應把一個和平、穩定、發展的世界帶入21世紀。在江澤民和希拉克1997年5月16日簽署的《中法聯合聲明》中，也有"實現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的提法。但是，"一個世界"思想的產生要早得多。1985年，鄧小平說："我可以明確地肯定地講一個觀點，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1986年，當時的中國政府總理趙紫陽宣布："中國從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出發，把……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自己對外政策的總目標"。1988年，鄧小平對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說："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發展戰略的提出，顯然也是以"一個世界"、"一個市場"為前提條件的。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與戈爾巴喬夫的"外交新思維"，以及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提出在國際事務中以"對話代替對立，合作代替仇視，坦誠代替懷疑"，在大方向上都是一致的，因而在經過三十年的緊張關系后，中蘇和解至此終于水到渠成。

"一個世界"的理論突破，是其他一系列理論創新的先導。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指出："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外向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只有在"一個世界"的框架下，才能認定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而不是繼續頂禮膜拜"誰戰勝誰"的歷史趨勢。在過去"兩個陣營"或"三個世界"的框架下，只能談論"階級利益"、"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不能提"全人類的利益"。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則明確宣告：應超越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尋求共同利益的匯合點，擴大互利合作，共同對付人類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對彼此之間的分歧，要堅持對話，不搞對抗，從雙方長遠利益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出發，妥善加以解決。也只有在"一個世界"的基礎上，才能把國家利益放在意識形態利益之上，現實主義地研究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的同異、重合、沖突、博弈，研究"安全兩難"與"集體安全機制"，研究"軍事安全"和"綜合安全"以及"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相互關系。

"共同繁榮"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突破"亡我之心不死"、"陰謀論"、"國際階級斗爭"、"零和博弈"等種種傳統觀念的束縛，開始把外交視為爭取"雙贏"、"互利"，創造良好國際環境，服務于國家現代化發展總體目標的工具，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它反映出中國人對自身所處位置的重新定位，對國際社會的某種新的承諾，代表著歷史的進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指出：在20世紀晚期正在出現一種由另一些世界主要力量應具備的品質構成的價值觀，與19世紀傳統的權力觀是不相同的。世界主要力量"應具備"的品質中包括對國際體制的積極參與、承認相互依存是國際關系中的客觀現實、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弱化國家主權以解決某些全球性問題等新內容；中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相信，逆這一趨勢而動的話，即使這樣做與傳統政治觀相一致，也會使中國"負責任的大國"的自我定位大打折扣，引致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以前，比如在毛主義時期，由于決定獎懲的國際"民意"主要由激進的第三世界國家和革命運動組成，中國對于外部批評是不屑一顧的；今天的"民意"則主要由想維持現狀的國家組成，國際形象成為不僅需要考慮而且必須重視的問題。[5]

和平嬗變：制度趨同、文明融合與領導權禪讓

和平共處與和平發展都屬于外交思想的范疇，本節將揭示作為其背景的那些政治理論支撐。"嬗"在字典中有"禪"的涵義，下面將用"和平嬗變"來概括和平過渡、和平演變、制度趨同、文明融合、世界領導權禪讓等諸多觀點。

1954年的毛澤東說："和平共處，這是蘇聯提出來的口號，也是我們的口號，現在變成艾登（當時的英國首相--筆者注）他們口里的話了"。為什么不同制度國家的領導人都可以接受這個口號呢？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不想打世界大戰，而且他們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盤。

在中蘇意識形態論戰中，蘇共領導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在和平共處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增長了。社會主義在和平競賽中的勝利，"將意味著對全部資本主義關系的毀滅性的打擊"。"當蘇聯人民享受到共產主義的幸福的時候，世界上又會有幾億人說：'我們贊成共產主義！'"那時，就是資本家也會"轉而加入共產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三和"是三位一體的理論體系，"一個都不能少"。五十年代的共產黨人正處于歷史的巔峰，有著強烈的自信心，赫魯曉夫制定了蘇聯在1980年超過美國的宏偉綱領，毛澤東更加雄心勃勃，不僅要超英趕美，而且要比蘇聯搶先進入共產主義。

相應地，西方國家領導人提出了和平演變的觀點。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的演化"。"長遠的前景--說實在的，我要說，長遠的必然性是，蘇聯統治者們目前的政策將要有所演變，從而他們的民族主義的成分將要增加，而國際主義的成分將要減少。"他還蠻有信心地宣稱："有跡象表明，在蘇聯內部有要求較大的自由主義的力量"。"如果這種力量在蘇聯內部繼續發展，而且聲勢日大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經說過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間里，我們可以達到我們政策的偉大目標，這就是出現這樣一個俄國，它是由能夠反映俄國人民的愿望、放棄了統治全世界的掠奪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國家的原則和聯合國憲章中所體現的原則行事的人們所統治的。"

共產黨人的"和平過渡"論與反共人士的"和平演變"論，都是一種和平方式的"我吃掉你"，事實證明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比較現實的是當時處于中間立場的政治家和持有獨立見解的學者所提出的"制度趨同"論。

維多利亞女王或者林肯總統如果能夠死而復活，一定會驚呼今日的英國和美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十條政綱，大部分已經在發達國家中實現，有些甚至已經超出（例如全民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和"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在英國也曾一度實行，只是在國營企業的弊病日益暴露后，撒切爾夫人當政時期才重新推行了私有化。

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傾向則更加明顯。八十年代的中共領導人曾說過，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問題。鄧小平在南游講話中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他還說，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后就更沒有必要變了，而且還要在內地建設幾十個香港。日本共產黨是現今發達國家的共產黨中理論觀點最傳統、最激進的，但日共領導人同樣主張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民主改革"，"在發達資本主義取得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全部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議會多數，在日本建設民主富裕的社會主義"。若要在保留發達資本主義"全部成果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富裕的社會主義"，恐怕只能是在"制度趨同"的底色上做一些局部的涂改。

冷戰結束后，在國際關系領域走紅的主要有兩種理論：全球化論和文明沖突論。從對亨廷頓的群起而攻之來看[6]，中國學術界的主流顯然更青睞于前一種理論。他們認為，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未來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向是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沖突。也就是說，文明之間的沖突不會成為中國和平發展的主要威脅。學術界的全球化理念，現在已經被官方媒體、流行讀物以及執政黨和政府文獻所采納。趨同論雖然沒有得到理論上的正式認可，但其精神實質已體現在"與國際接軌"之類的流行話語中。

現在主張"國際沖突"論、"你死我活"論、"戰爭不可避免"論的中國人，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教條主義的傳統意識形態信奉者，如有人在網上所說，其典型代表是政治考分高的理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他們熟讀政治教科書，卻根本不懂真正的外交實踐。他們奉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戰爭與革命"觀為圭臬，全然不知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毛澤東、鄧小平的"和平共處"論和"和平發展"論在過去八十年中的實際運用與流變。這些人只會"放空炮"、"講空話"，是毛澤東說過的"流毒全黨"、"禍國殃民"的"黨八股"受害者兼害人者。在國際政治學界，教條主義的傳統意識形態信奉者可以說完全不成為氣候，所以網上有一種論調，把"以王緝思為首"的國際政治學界一概罵為"投降派"、"修正主義者"。另一部分人是現實主義政治學派的門徒，這些人在學界還是有相當地位與影響的，因此，對于他們的觀點需要詳加討論。

丁學良說，要當美國的敵人不難，要當美國的首要敵人卻不易，得具備一系列的"資格"或"條件"，它們約略地可分析成三大類：第一類，政治制度如何？--你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是"威權的"還是"極權的"？在極權制中，是右派的還是左派的？第二類，種族和文化如何？--你是白色人種還是非白人？是基督教文化還是非基督教文化？第三類，國力如何？--在衡量一國實力的時候，美國當然會計算它的領土、 人口及自然資源這類靜態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經濟實力的增長速度這種動態因素，增長愈快的國家，愈易於搖撼現有的國際力量對比，挑戰現存國際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若在以上三方面具備任何一項，都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但是，只有同時具備三項，才有資格成為美國的首要敵人。當今世界上，只有中國才是"三合一"：它既是左派的極權制，也是黃色種族和儒教文化的大本營，又是規模巨大和經濟力量速增的潛在強國，故不幸地被美國選為首要敵人。[7]倪樂雄說：中美之間的敵意根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對立；二是正在崛起的強國與現存強國的對立。這兩種對立都屬水火不相容，以往歷史表明，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只要符合其中一種，敵意和沖突就很難化解。不幸的是中美關系這兩種對立都具備。[8]綜合兩位學者的意見，中美對立或敵對的根源有二：一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一是國力和世界政治權力方面的。種族和文化的不同比種族和文化相同條件下更易引起"疑慮和敵視"，因而是給制度之爭與權力之爭增加火暴程度的助燃劑。

單是制度之爭，恐怕還談不上"水火不相容"。首先，不同制度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這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可以證明。其次，不同制度國家還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制度趨同，逐步變成相同制度國家，這一點也已日益成為學界的共識。比制度之爭更難解決的是權力之爭。在世界體系中能夠實現制度一體化固然好，否則，制度多元化也可以被廣泛接受；但是，世界競賽的"第一名"只有一個，國際大家庭的"老大"也只有一個。當中國的國力日益強盛時，世界領導者角色能否實現和平更替與順利禪讓，是21世紀的中國不能不面對的問題。

國人中頗有一些論者認為，爭取世界領導權的斗爭必須通過"打一仗"才能解決，他們的分歧只在于，是早一點打好還是晚一點打好。早打的好處是在家業不大的時候少打碎一些瓶瓶罐罐，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人越貧窮斗爭精神越旺盛；晚打的好處是韜光養晦、修煉內功，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些論者大概讀過不少金庸的武俠小說，對于世界史的了解則是一頭霧水。

世界領導權在同一文明的國家間和平禪讓，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紀從英國向美國的霸權轉移。喬治·莫德爾斯基的近現代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指出：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政治中先后出現過四個領導者，即占有壓倒性的洲際"權勢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規定世界政治基本規范的國家，它們是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和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另一方面，在這五個世紀里與世界領導者對應，先后出現過若干力圖奪取世界頭號權勢地位并且改變國際體制基本規范的挑戰者，它們是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路易十四法國、18和19世紀之交的拿破侖法國、20世紀的威廉二世德國、納粹德國以及蘇聯。然而，近500年來的挑戰者國家統統失敗了；新的世界領導者統統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主要伙伴，而領導地位的交替無不是正在衰落的領導者最終將此地位"禪讓"給它的主要合作者；挑戰者的合作者將隨著挑戰者同遭厄運，世界領導者的伙伴盡管會由于自己的從屬地位而受損，但同時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領導者的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甚至有機會后來居上，成為新的領導者，而且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改革國際體制。[9]

世界第一位置在不同文明的國家之間和平交替，歷史上也是有過的。在整個19世紀，英國及其自治領（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的人均GDP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從經濟總量來說，英國（僅指聯合王國，而不是指大英帝國，后者包括各自治領和印度等殖民地）始終沒有趕上過中國。中國在近代史上失去GDP水平世界第一的位置，是在鄰近上一個世紀之交時被資本主義的后起之秀美國超過。[10]但當時在中美之間并沒有發生什么。美國經濟在19世紀的持續增長主要是內源性的，靠的是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以及技術和社會組織方式上的創新。19世紀中國經濟停滯和衰退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國的侵略壓迫，即使是與英國和法國的幾次小規模戰爭，其直接影響也遠不如白蓮教、太平軍、捻軍、回民起義等空前慘烈的內戰以及七八十年代的華北特大旱災。

事實上，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對美國抱有特殊的好感。陳獨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評論》發刊詞中說："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所以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中共《新華日報》在二戰期間發表的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更是熱情洋溢地寫道："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于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字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后的中國做了一個示范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杰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后，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中國人開始仇美，是在50年代初向蘇聯"一邊倒"的時候。但是從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親美又重新取代了仇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實現中美關系的突破作為毛澤東晚年的主要貢獻。五四運動前后的一些年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十年，是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黃金年代，也是中美關系的黃金年代。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中美之間不愉快的時候加起來還不到三十年。2010-202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將會再次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經濟次序重排和力量結構轉變的關鍵時期，如何把握中美關系的基調，是歷史對中國執政者的一個嚴峻考驗。

無論是誰，丟掉世界第一的位置都是不好受的，只須想一想"五連霸"終結后中國女排隊員的心情變化。但是，難受歸難受，接受歸接受，這是兩碼事。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歷史趨勢，美國會用它的軍事優勢來遏制中國嗎？回顧歷史，在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大有超越美國的勢頭時，美國并沒有在軍事上對日本搞什么動作。展望未來，美國政治家與主流媒體至少在言辭上均表示，他們反對的只是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而不反對中國的繁榮穩定和大國地位。即便他們口是心非，也沒有能力貿然用武，因為他們很難跨越重重障礙。

第一道障礙是世界倫理。19世紀末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時，強權即公理，大國可以為所欲為，連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不反對殖民政策，因為他們寄希望于仁慈的殖民統治能夠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質并幫助他們擺脫愚昧。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在20世紀中葉便已走到盡頭，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其他一系列國際規約，所有的民族都享有自決權，大小國家在主權上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對于這種世界倫理的形成，威爾遜、羅斯福和蔣介石、毛澤東均做出了程度不等的貢獻。避而不談美國利用自己的世界領導權在制定20世紀世界倫理新規則上的作用，顯然是不公正的。

第二道障礙是美國政治文化。俗話說，殺敵一萬，自損三千。但是隨著美國社會的人權理念和民主機制的演化，這樣一種損失率已經不能被接受。美國越來越追求一種"零損失"的政策。譬如說，如果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措施，中國的損失大約是美國損失的五倍到十倍，中國開拓新市場與美國尋找新賣家的難度更是無法比擬，但是在"六四"以后中美關系走下坡路的這些年里，美國一直沒有敢于真的出手貿易制裁這張牌。在90年代美國的大跨國公司紛紛到中國投資設廠后，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就更加投鼠忌器了。

第三道障礙是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美國國內種族構成的多元狀態及其加劇趨勢對美國文化、民族心理和政治正在產生日益顯著的影響，這也有助于使美國較合理地對待非西方強國中國。"[11]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發表的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美國的亞裔人口超過一千萬，在過去十年激增了52％，成為美國最有生氣的族群之一。華裔人士已經擔任了美國的內閣部長、州長、國會議員，并有越來越多的華人在學術界和企業界嶄露頭角。這種趨勢的發展，顯然有助于中美友好而不是敵對。

最后一道障礙是核威懾。冷戰的歷史證明，核大國之間基本上不會發生戰爭。日新月異的軍事技術革命既是戰爭的利器，也是最終消滅戰爭的手段。毛澤東在60年代初曾說過：原子彈要有，氫彈要快，但不要多，無非是用來嚇嚇人，壯壯膽。原子彈你有了，我有了，可能大家都不用，核戰爭就打不起來了，和平就有把握了。中國無須像前蘇聯那樣追求與美國的核均勢，只要擁有核反擊的能力，十個核彈頭與一萬個核彈頭其實沒有什么區別。

但是，除了戰爭手段，美國還可以用各種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與外交手段來阻遏中國的崛起。一部分國人的戰爭歇斯底里、軍國主義叫囂以及軍備競賽舉措，正好為美國的對華強硬派提供了實施種種遏制手段的借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對美強硬派是美國對華強硬派的"戰略伙伴"，他們的種種"愛國主義"表演恰恰起到了為虎作倀的效果。

21世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在上半世紀，中國將實現追趕現代化，從地區性大國成長為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與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大國。到了下半世紀，中國將更多地卷入全球事務和參與制定全球規則，成為各種思想創新和體制創新的源頭，甚至有可能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為了中國的"和平與發展"，為了迎接可能的世界領導權禪讓，中國的外交戰略必須長期堅持以下三條原則：發展自己，廣結善緣，爭取主動。

發展自己，就要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避免不由自主地卷入戰爭；就要緩和與調整各種國內社會矛盾，保持長期社會穩定；就要積極穩妥地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首先改造自己。"改變自己是中國力量的主要來源，改變自己也是中國影響世界的主要方式。""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來確定朝什么方向改變之外，關鍵的問題在于要有簡明確鑿的國家目標和堅定不二的政治決心。在這些方面，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適切的范例。……本著用西方術語可稱為'對外政策第一'的原則，一切被認為妨礙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現狀都在革除或改造之列，其中甚至包括本階級的傳統特權。……接受并遵守西方確定的國際規范，使之相信日本已經'文明化'，從而接納它為國際社會（乃至列強俱樂部）的平等成員。"[12]

發展自己，就要深刻理解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戰略思想。"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我們什么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所謂"不當頭"，就是不去充當美國的挑戰者，與之爭奪世界領導權。鄧小平把它提到了與計劃生育同等重要的關系到中國現代化前途的"根本國策"的高度。如果有人主張中國領導世界南北對抗，或者主張締結中俄印反美同盟，或者用毛澤東所說的"小問題"干擾"大問題"，就是對"根本國策"的動搖。如果有人要改變這一"根本國策"，必須進行充分的論證，絕對不能一時沖動，就以感情取代了理智。堅持韜光養晦，集中精力發展自己，領導人的耳朵根子一定要硬。在這方面中國應以二戰前的美國為榜樣。美國的經濟實力在19世紀末就已經躍居世界首位，一戰后更成為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債權人，但它并沒有急于擔當世界領導者，直到二戰后它的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時，才開始實施"馬歇爾計劃"，建構全球體系，扮演"世界警察"角色。

正如小布什總統所說，中美不一定是敵人，但肯定是戰略性的競爭對手。不論中國外交路線是軟是硬，都改變不了這個基本事實，然而雙方的強硬路線卻有可能使中美關系迅速滑向敵對狀態。因此，中國外交的重點除了維持中美關系的平穩，功夫要放在兩國的"中間地帶"。廣結善緣并不需要慷慨解囊，像毛澤東時代那樣進行超出國力水平的對外援助，而是要緊緊抓住中美競爭的主線，廣交友，不樹敵，"誰也不得罪"。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不僅取決于硬實力，更取決于軟權力--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而非強制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說服別人跟進、效仿"的"羅致行為能力"。新世紀美國全球戰略的基本目標是：與民主伙伴一起，針對全球化世界的挑戰，建立由強大的聯盟和機構組成的國際體系。新世紀中國在綜合國力上追趕美國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更難的是羅織盟友和建立國際體系的新規范。中國外交如何在新的"中間地帶"（這一次俄羅斯也包括在內）與美國外交博弈，是一篇尚未破題的大文章；但可以肯定地說，鼓吹狹隘民族主義，突顯與周邊國家的矛盾，作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而又沒有切實有效的措施跟進，明擺著是一步臭棋。

不少人認為，中國外交忙于應付沖擊和防范危機，缺乏清晰完整的戰略性大思路和理論背景的支撐。有人譏諷說，中國的外交活動"常常像是一輛忙碌奔跑的消防車"，試圖用反提案和反措施來撲滅別人放的火；缺乏外交上的預見性、創新精神和國際事務中的主動性、靈活性。也有人說，"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太低調，太消極，缺乏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其實，即使中國外交高調反對霸權主義，如果替代美國霸權的是中國霸權或者"國際無政府狀態"（IPA），仍然不會具有廣泛的號召力和"羅致行為能力"。因此，中國必須以"國際民主化"來抗衡美國霸權主義。而中國要成為國際民主化的旗手，必須首先是國內民主化的標兵。"只有大力落實本國人民的公民權，才能大力推進中國在國際社會里的'公民權'。"[13]所以歸根結底，中國"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一個健全的戰略是積極主動而非消極反應式的……這意味著在政府中培育長遠的眼界--研究大趨勢，預見可能性"；"當今中國'塑造事態'的最關鍵、也最有效的一步，大概是基于宏大的遠見，啟動既積極、又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14]

注釋：

[1] 參見王思睿：《時代特征與中國的機遇--與張文木先生商榷》，載北京：《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2期。

[2] 劉建平：《"一邊倒"冷戰體制下和平共處的限度：朝鮮戰爭后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載"思想的境界"。

[3] 參見《基辛格秘錄》，載"星洲互動"網站。

[4] 參見《時代特征與中國的機遇--與張文木先生商榷》。

[5] 轉引自王逸舟：《外交政策與國內進步：國家與社會在中國之互動關系的一個側面》，載"中評網"網站。

[6] 參見王緝思主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丁學良：《美中對抗中的四種主義》，載"世紀中國"網站。

[8] 倪樂雄：《危險的信號--中美"撞機事件"解讀》，載"世紀中國"網站。

[9] 參見時殷弘：《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北京：《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

[10] 參見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124-144頁。

[11] 時殷弘等：《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載北京：《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17頁。

[12] 參見《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18頁。

[13] 丁學良：《新世紀的國際公正和國內公正》，原載：《聯合報》，載"制度分析論壇"網站。

[14] 《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