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新的刑訴法的頒布為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據，檢察與調解對接作為刑事和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內涵和特點以及所帶來的實踐意義都很值得探究；同時，檢察與調解對接的刑事和解在化解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反腐倡廉等方面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 刑事和解 檢察與調解 對接

一、檢察與調解對接的內涵

檢察與調解對接，顧名思義，是將檢察院的刑事審查起訴職能與法院的刑事調解職能對接起來，使矛盾在進入法院審判階段之前就得到化解，即指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同時，在刑事和解工作中，依托調解工作，使得被害人或其親屬自愿同犯罪嫌疑人就財產損失、人身傷害達成和解協議，并經公訴部門依法監督和認定，如確屬犯罪嫌疑人認罪悔過、積極賠償、被害人諒解、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犯罪嫌疑人做出相關從輕處理，以求運用刑事和解努力化解矛盾糾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刑事和解中由檢察院主持的一種刑事和解形式，是公安、檢察院、法院刑事和解程序中的一種分類，在此種刑事和解中，檢察機關居于非常關鍵的地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和解的主持者，也是和解的監督者，檢察工作者的較為成熟的調解技巧是和解能夠成功的重要保障。 那么，檢察與調解對接的刑事和解有什么特點呢？首先，檢察與調解對接的刑事和解有別于私人之間的繞開法律途徑的“私了”，刑事和解有司法機關的確認，保證了案件糾紛解決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處理結果的受保護性。新刑訴法第五編《特別程序》第二章《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中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這就為此種刑事和解確立了法律依據，同時，第二百七十九條又規定“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這就使得檢察與調解對接的具體工作方式有了明確而有力的法律依據。 其次，刑事和解也有別于辯訴交易。刑事和解與辯訴交易最大的區別在于是否關注被害人額利益，后者中公訴人根據所掌握的證據能否獲得勝訴來判定是否進行交易，對被害人的利益是邊緣化的，辯訴交易的進行并也不以被害人的諒解作為條件，交易的結果也往往與被害人的意愿背道而馳。而刑事和解則與之相反，它是是充分考慮被害人的利益而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間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種案件解決方式。

二、檢察與調解對接的意義

（一）檢察與調解對接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雖然檢調對接的刑事和解工作有了理論和法律的支持，但是當前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仍然存在一些障礙和問題。首先，配套制度不健全，和解效果難保障。目前，我國并沒有建立系統、完善的檢調對接機制，各地在實施刑事和解過程中做法不一。檢察機關在審查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條件時，應對加害人的基本情況進行調查，包括個人和家庭狀況、成長環境、一貫表現、犯罪的動因和幫教條件等。然而，由于缺乏相關配套措施，調查工作主要由檢察機關辦案人員承擔，這就迫使檢察機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社會調查走訪，制約了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程序處理案件的能力。同時，由于檢察機關同時承擔調查者和決定作出者的角色，其難以保證調查和判斷的客觀性。其次，司法標準不統一，處置結果不均衡。關于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有觀點認為適用于輕傷害案件、過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輕罪案件，也有觀點認為適用于因鄰里糾紛、親戚家務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等。雖然基本上都適用于較輕微的刑事案件，且從案件的具體類型來看，主要集中于輕傷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但在這一限度內尚不統一。哪些人可以成為刑事和解的主體呢，未成年犯事各國公認的主體，成年人犯罪中也有可以作為對象的群體，諸如的在校學生、過失犯、偶犯、初犯等等。在各地刑事和解的實踐中，有的將上述主體都納入刑事和解的對象，有的則選擇其中的部分，沒有統一的標準。 （二）檢察與調解對接的意義 但是，瑕不掩瑜，檢察與調解對接雖然還不成熟，但是我們要正確認識它的意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司法機關妥善解決案件糾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當代刑事法治制度需要這樣一種精神——在刑事法治運作過程中展現出平等、人道與寬容的精神以及刑事法律關系之間的人性化和寬容性，而刑事和解就為此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刑事和解在西方被稱之為“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這是對刑事和解的經典詮釋，刑事和解不再國家本位的思想，而是強調受害人權利的關注，它為刑事司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注入了一種全新的理念。通過主動的與受害人進行溝通，加害人以向受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方式贏得受害人的諒解，能較好的使國家、加害人、受害人的利益得以均衡，而達成刑事和解協議，并予以認真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