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羅馬語中，“生存”和“在人群中”、“死亡”和“遠離人群”是兩組同義詞。它反映了群體對于個體的不可或缺。然而個體的自然異性又決定了在實現社會性的過程中，必然要不斷的經歷波折與紛爭。因此，古往今來，人類一直致力于尋找一種可以異中求同的理想模式，從而實現個體間的和諧共生。本文從認同感、歸屬感在人類社會形成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的基礎入手，分析道德體系產生的路徑，闡述社會主義榮辱觀醞釀到成熟的必然，以期豐富深化人們對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認識。

【關鍵詞】歸屬感 認同感 道德體系

道德觀的形成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建立適應時代發展的道德體系，滿足人們對于認同感歸屬感的需要，不僅是民族—國家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是消除民族隔閡，異中求同的積極實踐，在全球化的今天，必將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一、認同感、歸屬感在人類社會形成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存在基礎

馬志尼曾在抨擊“世界主義者”的“所有民族不分你我，相親相愛”的主張時指出，從心理學角度而言這無疑是異想天開。他說，對個人而言，如果人類意味著成萬上億個獨一無二的個體，而人們不能想象人類是什么樣子，那么人類就不能互愛。因此對馬志尼而言，“用同樣的語言進行表達，具有同樣的天賦傾向，受過同樣的歷史傳統傳統教育”，同根同源，個體間的相仿，彼此的認同，才會使得同種的民族—國家易于有效管理，人民對于國家的易于想象也理所當然地會帶來人們對于國家的歸屬感，理解并熱愛自己的國家。這種狹隘的民族認同必然導致走向極端，若不以固守疆域來保有單一的民族—國家那就要依賴于血腥擴張或是占優勢地位的民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其他民族。但是，一個家庭或一個民族是不可能為全世界傳宗接代的。

盡管民族—國家對于十九世紀歐洲政治的進程功不可沒，但基于區域而形成的民族認同是跟不上社會的進程的。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族融合，群體間不斷擴大交流的大趨勢使得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認同危機，各國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尋找能夠引發國民新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的新的載體。

圣西門曾斷言，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過程中，不能沒有精神力量的牽引作用。精神層面的共同的道德體系可以超越民族、種族、國家、人類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無疑是可以承擔起引發人們的認同感，進而產生對國家的歸屬感的任務的。

實際上，從東西方的傳統來看，人類很早就樹立了善惡觀(榮辱觀)，并形成了以此為基礎的社會理想。西方人認為真誠信仰上帝、尊從上帝為“善”，拋卻信仰為“惡”;求知為“善”，強調自我完善無知愚昧為“惡”。強調自我完善。東方人則更多停留在精神層面上，如佛教的舍棄自我、成就他人，儒家的克己復禮，這里的“善”都表現為利它。長久以來，這些傳統都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人類。

但是，“大同世界”也好，“烏托邦、理想國”也罷，卻都止步于理想，善惡觀的樹立卻并沒能阻止國家的更換，或是國家內的革命戰爭。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需要。心理學將需要定義為有機體內部的一種不平衡狀態，表現為對內部環境或外部環境的一種穩定的要求。需要得到滿足，這種不平衡狀態得到消除;當出現新的不平衡時，新的需要又會產生。因此國民不斷產生認同、歸屬需要，又不斷被滿足的過程，也就是民族—國家存在發展的過程。

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人的需要是五個等級構成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眾所周知，這是一個金字塔形結構。底層兩種為低級、自然需要，當得到滿足或部分得到滿足后，其余三種高級、社會需要才會出現。高級需要又會調節影響著低級需要。希望高級需要得到滿足是人們形成群體的真正原因。

在《管子》牧民篇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文字“四維張，則君令行。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一方面他意識到了道德確立需要有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道德體系(知榮辱)對于國家存亡的重要性。然而，我們注意到他強調“四維張，則君令行。”，“禮不逾節，則上位安。”既然以禮領銜的道德體系是為了維護封建君主的專制統治。那么它必然要強調不逾節、不自進，對國民的道德要求只是為了形成一種道德束縛，以眾人的不自由換取一人的自由。而這種榮辱觀是不能促進自我實現的。因此即便他有“廉、恥”這樣的積極思考，也改變不了道德體系偽而不真，虛而不實的尷尬事實。即便成就了齊國的霸業，卻阻止不了它的滅亡。專制的政體是不能匹配體現全民共性的道德的。

無獨有偶，1893年的英國。阿克蘭做教育大臣時，曾將“市民生活與責任”的教學大綱引入到夜校的教學之中。每一部分都配有一段道德訓言，幾乎每個教育出版商都發行了這種主題的教科書，許多學校管理委員會也鼓勵進行這樣的教育。然而，經過了小心翼翼的試驗之后，這種做法卻不得不宣告失敗。此時的英國應該比我國的春秋時期無論物質、文化、思想、民主程度都要高的多，但道德體系的樹立卻同樣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應歸咎于當時的私有制經濟體制。不消除私有制就無法改變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正被無情壓榨，每天為溫飽而勞碌奔波的窘境。當人落水為氧氣而死命掙扎時，尊嚴或愛還重要嗎?

通過回顧與反思我們發現:個體間的彼此認同，對群體的歸屬是維系群體存在的基礎，而人的群體性又無疑是政治條件的基礎。因此，提煉國民的共性，建構道德體系并以此保有民眾對國家的歸屬感，這需要具備較好的外部條件，比如政治條件、經濟條件等等。人在群體中是為了謀求自我實現，因此樹立道德體系的目的必須與此相一致。這樣才能實現個體與群體互動的良性發展。

二、榮辱觀的形成路徑

從個體的榮辱觀的形成路徑來說，我們可以把榮辱觀分為兩種:一是個體通過處于群體中的經歷，逐漸因交往成功與失敗而從個體的內心產生的一種是非結論。這種榮辱觀與個體的直接經驗有關，是個體自己的主動感悟，在個體的社會行為中具有持久的導向作用，體現著強烈的認同感。而另一種是指個體接受的來自群體自上而下的榮辱觀同化。這種榮辱觀與個體的直接經驗關系不大，是個體的被動接受。它需要個體根據自己的實際進一步內化，才能對個體的行為具有指導作用。這其中既包含同化，也包含順應，是個體的心理發展過程。這兩者共同構成了個體的道德認知，并且始終貫穿于個體的群體活動之中。

由于個體的社會生產實踐活動程度和范圍畢竟有限，而且由于普遍的從眾心理，在取得認同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一定的盲從，甚至形成消極、不利的自然群體的道德準則。因而，自我感悟的榮辱觀雖然具有較強的指導作用，但是它往往受到個體的限制，具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事實上，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人類的知識絕大部分來源于間接經驗。而且在以國家為最大群體的個體活動中，只有國家政府才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才能提出具有指導意義、符合全體利益的自上而下的榮辱觀，才有能力影響個體不斷地轉換自己的思維方式，逐漸拋棄僅僅從個體的利益和需要出發的榮辱觀，形成從整體利益和需要出發的榮辱觀，從而使得個體的榮辱觀得以提升，適應群體的要求。可見，自上而下的的榮辱觀才是個體榮辱觀得以提升的主要途徑。因此我們所要研究的也主要是這種榮辱觀。

問題的解決總要依賴于內因外因的共同作用。當然，自上而下的榮辱觀的樹立也不例外。樹立榮辱觀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這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一致倡導，全國范圍的榮辱觀樹立正是應了榮辱觀的群體特點。從立法的角度確立道德體系的順利實行，加強對于領導干部的道德監管，樹立身邊的道德楷模，這些都不失為切實可行的舉措。個體生活于社會當中，幾乎時刻處于群體，或固定或隨機。人類的從眾心理又普遍存在，因此，在樹立榮辱觀的過程中，形成一個良好的環境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各行各業都要承擔起樹立榮辱觀的責任，從生活小事做起，加強個體的道德約束，實現道德水平的提高。 當然，榮辱觀的最終形成還需要內因——主體不斷地加強自身修養而自覺地將之內化。因此，對于主體來說，要深刻地理解共同榮辱觀的形成對民族國家的重要意義，要增強自己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并在自己的實踐過程中自覺地去踐行，通過“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等方式，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樹立科學的正確的榮辱觀。

三、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積極探索

建國六十年，我國提出三次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設，鑒于有關道德建設的研究已有很多，本文僅就幾點表達個人的認識。

從內容來看，這三次都以“愛國主義”為核心。這是由于人的本性是它的自然性，從馬斯洛的研究我們看到，雖然個體為滿足愛和歸屬、尊重等需要走入群體，但也是以自我實現的需要被滿足為終極目的的;而且個體在群體中要求自己是平等、自由的。從人類歷史來看，革命的目的也無一不是以謀求自由為目的，因此脫離開人的自然性談社會性是毫無價值的。然而一味關注個體的自然性同樣是不可取的。過于凸顯自我就會走入極端的“個人主義”，假如生存是人人的、首要的、不可侵犯的權利，那么，誰可以要求一個人犧牲生存去利益別人呢?要用國家或是社會，或是大多數同胞的名義要求這種犧牲嗎?沒有“我為人人”，何來“人人為我”。身處群體卻都是單純的自然個體，群體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人“生也柔脆，死亦枯槁。”的生物屬性決定人類產生之初就必須要依托群體，群體賦予了個體獨自實現不了的強大的一面。“人是有思想的葦草”，這種區別于其他生物種群的特質也決定了人的自然性應是以社會性為前提的，群體中不同的人的思想的交流、碰撞、整合實現了一種分享，語言、文字又可以實現更大范圍內的共享，群體又賦予了個體獨自實現不了的豐富的一面。根據以上的分析，人類的“群體自我”可以既保有“自我”，又實現優于獨自的自我。因此，道德體系能夠發揮對于群體中個體的引領作用必須是以愛群體為前提的，強調對群體的義務才能真正實現個體的權利。人類強大的想“回復自己”的本能決定了愛國主義的領銜地位。

當我們同時看到一幅畫面，我們也許就會為它會表達出什么意義而爭論不休。人的自然性會使紛爭一直存在，并會由群體中的個體間而擴大到不同的群體乃至不同的國家。從當今世界局勢來看，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產生的沖突在相當的范圍存在著。人類歷史的進程曾經是進步不停，斗爭不止，仿佛只有殘酷無情的斗爭才能實現人類的進步。然而，值得重視的是一方面人類歷史的進程總是表現著“向上”、“向前”的趨勢。一方面，以戰爭或是制裁以表現形式的殘酷卻穿越了歷史，走到了今天。殘酷絕不是先進的表征，因為它背離了人類和諧共生的共同愿望。不要歸咎于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府吧，“是誰在買大公司的股票?是誰把某某人推上了國家領袖的位置?難道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們大家嗎?”以馬內利修女如是說。沒有道德層面的共識才會導致這樣一種落后肆虐于人類社會，這既證明了構建道德體系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一定時間內道德體系必須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當先進不能顯示出比落后的強大，先進就失去了發言權。

沒有自由，就談不上道德，因為無論是做好，還是做壞，人對這兩方向如果沒有選擇的自由，對于它而言，就不存在責任感這一說法。沒有自由，就沒有真正的社會。毛澤東指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道德體系既是指導，也是提供給個體的一種選擇機選擇后的內化。只有這樣，群體的道德體系才會具有活力。強制造就的只是道德的奴隸。自由人與奴隸是沒有什么共性和聯系的，自由是神圣的，就像它所代表的個人生命是神圣的一樣。沒有自由，人類生活就變成了只是有機體的作用。三次道德體系在繼承發揚傳統的同時又在前者的基礎上不斷充實，給予公民的更大選擇空間。道德的同化是實現人類精神領域的自覺，既是自制，也是覺悟，覺醒。從三次道德體系的不斷發展可以預見，未來社會主義榮辱觀仍會得到充實甚至是一些改變。道德體系間的碰撞、交流、融合是必然的，實現人類在更大范圍內的同化——最大限度保有個體自由的同化。

[1]史密斯，埃爾德.《馬志尼傳記及作品》第4卷.1891.276.

[2]何兆武.何兆武文集帕斯卡爾思想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06.

[3]以馬內利修女.活著，為了什么.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8.178.

[4]莫爾.《烏托邦》.44.

[5]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