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秦暉：《江浙鄉鎮企業轉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 [2]http://www.gdet.gov.cn/specialtopic/gqlt/17.htm [3]http://www.setc.gov.cn/ssdf/setc_ssdf_133.htm [4]《北京人才市場報》，2000年1月24日，《北京市不再批準建立國有獨資工業企業》。 [5]《文匯報》（上海），2000年1月31日 [6]http://zzxxaas.home.chinaren.com/xin/xin_006.htm [7]http://www.qingdao.gov.cn/sfgwk.nsf/ 71b220cf3648a508482567bd0008024b/4ab72444f9fc3caa482569d70026aebd！OpenDocument [8]http://www.ynetc.gov.cn/qygg/240.htm；北京世紀經濟研究信息中心：《每日財經快訊》第186期2002年4月24日。 [9]http://www.stocknews.com.cn/ztyj/qt/200205290916.htm ：《山東63家上市公司的關鍵時刻》 [10]秦暉：《江浙鄉鎮企業轉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 [11]秦暉：《江浙鄉鎮企業轉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 [12]〈財經〉雜志，2000年9月號，《長沙：揮別國企》 [13]金雁、秦暉：《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76－93頁。 [14]郭增麟：《波蘭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若干教訓》，《國際貿易》，2002年第7期。 [15]Bianca Guruita ，Radu Vasile's Cabinet Turns a Deaf Ear to Miron Cozma'sThreats ： Cozma -led Miners Threaten To Serve Up Fresh Riots In Bucharest. http://www-old.nineoclock.ro/POL/1825pol.html. [16]1987年6月會見南斯拉夫客人的談話。轉引自《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2期，127頁。 [17]《中國經濟導報》2002年6月1日，題：厲以寧：《公平與效率》，據說“摘自作者近日為北京市有關單位作的報告” [18]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Eastern 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 [19]陸學藝等：《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2月。 [20]《學習時報》2001年10月15日第6版 [21]（日本）《朝日新聞》2001/3/15 [22]http://djdk.myetang.com/2001-8/2001-8-45.htm [23]秦暉：《江浙鄉鎮企業轉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版， [24]張曙光：《批評規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見《天則文稿》，一見《讀書》1999年第10期、2000年第3期連載。 [25]浙江大學國際財經和產業研究室、香港思路顧問有限公司、廣州正緯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明德財經資訊》第53期2002年5月11日 [26]金耀基：《臺灣的個案研究》，《二十一世紀》雜志，總第17期，145頁。 [27]Jiri Vecernik，Markets and People ：The Czech Reform Experience in aComparative Perspective.Aldershot： Avebury ，1996.P.61，82. [28]Ibidem.Pp53——74. [29]《1995年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俄]《俄羅斯世界》1996年第1期，57頁。 [30]姚先國：《兩極分化：福音還是災難？》，學苑出版社，1989年，38—39頁，轉引阿德爾曼數據。 [31]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天則宏觀中國》第60期，2000年8月4日。 [32]丁寧寧：《加入WTO 后的中國農業、農民和農村社會》，2002年上海“中國農村社會變遷與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33]http://www.szceo.com/news/shishi/200201071502.htm.網上注明原載《光明日報》。 [34]參見秦暉：《農民流動、城市化、勞工權益與西部開發——當代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公民權問題》，《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 [35]《中國青年報》，2002年2月25日。 [36]秦暉：《“優化配置”？“土地福利”？——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思考》，《新財經》，2001年第8期。 [37]人民日報《強國論壇》，《專家稱中國赤字財政勢必加稅》，文章作者：[快樂好]2002-03-07，21：59：27 [38]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200.htm [39]鐘偉：《“大赦之計”》，《南風窗》，2002年02月28日，http://finance.sina.com.cn [40]楊帆：《股市黑幕——深層次問題大暴露》（和迅網－財經報道，2002/2/22） [41]《財經時報》2001年2月16日：《盼上市公司為分紅買單》；《中國經營報》2001年3月16日：《上市公司分配中的奇特現象》：《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2月9日：《上市公司不分配頑癥醫治難》。 [42]J.Vecernik，Markets and People ：The Czech Reform Experience in a ComparativePerspective.Aldeshot：Avebury ，1996.pp158-159…… [43]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2-02/06/content_270325.htm，摘自《中國稅務報》2002年2月6日，仲大軍文：《民間資本每年有萬億流入國企》，按“每年有萬億”說似誤。據文中數據，股市圈錢到2001年已達萬億，加上其他途經，民間資本累計（不是“每年”）流入國企的數額應遠不止萬億。 [44]由于借錢給村財政被認為風險大，常規利率是借不到錢的。而關于鄉村債務主要對干部而債權主要對農民的狀況，可以以江蘇省M 村為例：2000年底這個村共有188戶農民欠下村財政的錢，其中只有兩人是村干部；而村財政又欠了89戶的錢（不含拖欠工資），其中鄉村干部與公職人員36人，純農戶只有一人。參見秦暉：《鄉村兩級財政危機芻議》（待刊）。 [45]參見同上。可以想見，有權有勢的干部非比一般債主，為自己追債的積極性自然也非為公家追債之例行公事可比，而這種非自愿的轉債其契約成立的合法性卻十分可疑，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兆頭。 [46]《市場再次掀起融資熱潮上市公司真的缺錢嗎？》，《證券時報》，2002年5月29日 [47]本文不想就這些“國有股減持方案”本身論是非優劣，只想指出這些方案都是爭奪“家產”的這一事實。這里已經看不到傳統的“護家派”。 [48]《香港D 集團有限公司對C 廠破產后整體收購全員安置協議書》（1996年12月10日）。 [49]原C 廠職工：《致市委、市政府申訴書》（2001年3月16日）。 [50]參見《產權改革與工人參與：波蘭特大國企克拉科夫鋼鐵聯合企業改造的案例分析》，見金雁、秦暉：《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22－130頁。 [5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21頁。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18頁。 [5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96頁。另一處表述為：“單個的人本身就是作為公社統一體的體現者的那個人的財產”。同上，493頁。 [5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73頁。 [55]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43頁。 [56]《列寧全集》第2版，第16卷，256-257頁。 [57]《列寧全集》第1卷，392頁。 [58]《列寧全集》第2版，第16卷，221頁。 [59]《列寧全集》第2版，第17卷，23頁。 [60]《列寧全集》第16卷，408頁。 [61]《列寧全集》第16卷，209頁。 [62]《列寧全集》第16卷，335頁。 [63]《列寧全集》第16卷，388、209頁。 [64]《列寧全集》第22卷，106頁。 [65]《列寧全集》第13卷，420頁 [66]同上 [67]《列寧全集》第24卷，343頁。 [68]《列寧全集》第1版，第13卷，307頁。 [69]《列寧全集》第1版，第13卷，233頁；第3卷，13頁。 [70]卞悟：《列寧主義：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化》，《二十一世紀》雜志1997年十月號，37－49頁。 [71]在斯托雷平時代這個“兩條道路”的經驗符號其實是不確定的。例如所謂“普魯士道路”當時又被稱為“意大利道路”、“英國式道路”等，但其所針對的現實都是斯托雷平當時搞的那一套。 [72]J.Tarkowski ，Endowment of Nomenklatura，of Apparatchiks Turned intoEntrepreneurchiks.In Innovation，Vol.14，No.1.1990（Vienna） [73]如上所述，普魯士實踐不能作為專制私有化道路的典型，她的憲政道路實際上屬于上述第一種類型。 [74]試想，那種“界定式私有化”在發達民主國家能夠想象嗎？ [75]中外歷史表明能夠持久延續的專制制度都是“家天下”，而“黨天下”是一種易導致內亂（哪怕未必導致民主）的制度，它若不變成民主制的“公天下”，最終只能回歸“家天下”的傳統。但是這同樣意味著某種“政治改革”（當然，改革一詞在此無褒義），而且袁世凱、張勛的前車都表明這種“改革”的風險——無論對國民還是對當事人自己——都不亞于民主憲政改革。一般地說，這種“改革”在沒有神授皇權的宗教信仰基礎時只能指望強大的世俗奇里斯馬，這通常只有創業者才可能，守成者是沒有這個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