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 群眾路線 自下而上 民主 理性

論文內容提要 就社會動員而言，群眾路線的核心是如何把“自上而下”的運動群眾轉化為“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實現從“要我”到“我要”的轉換。當運動群眾轉化為群眾運動之時，革命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實現從制度約束向超越制度的轉換。理性的分析群眾路線，既要看到群眾路線在社會動員領域的神圣地位，特別是群眾運動過程中彰顯的民主、平等的價值取向；又要看到當群眾路線以群眾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時，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顛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 

現代革命多是民主革命，但在不同的國度里，民主的實現有著不同的路徑。群眾路線無疑是民主的中國路徑。作為中國共產黨基本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群眾路線是中共奪取政權的動員路徑，是毛澤東思想的兩大支柱之一，(注:另一支柱為革命的民族主義。參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第6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74頁。)解讀群眾路線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有鑒于此，本文以陜甘寧邊區為個案，從梳理群眾路線的實現過程入手，分析民主與群眾路線間的一致與沖突。

一、民主、革命與群眾

現代革命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即多數人統治的國家。什么是民主？毛澤東指出：“民主，講俗話就是老百姓能起來說話、活動想辦法。”(注:《毛澤東同志在邊區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東北師范大學政治系、中共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4），1981年，第132頁。)從革命的合法性入手，中國共產黨人指出，國民黨是少數特權者、剝削者的德謨克拉西（民主），共產黨是民眾的、被剝削者的德謨克拉西。蘇維埃德謨克拉西的中心任務，是吸收最廣大的工農群眾參加政權，教育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注:張聞天：《二次蘇大會的改選運動與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張聞天文集》第1卷，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3頁。)抗戰爆發后，針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失利，中共提出：“沒有實現民主是目前抗戰受到失敗的主要原因。”只有動員四萬萬五千萬的民眾，都“自動的積極的起來參加抗戰，參加政府工作”，才能奪取抗戰的勝利，(注:《陜甘寧特區政府民主選舉運動宣傳大綱（1937年11月23日）》，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輯，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頁。)民主革命呼喚著群眾的積極參與。

在現實生活中，群眾參與政治多以維護個體利益為出發點，從理性選擇理論到搭便車理論都表明，理性自利的個體行動者在計算參與集體行動的預期收益的同時，也在計算參與集體行動的成本以及規避這種成本的可能性。與規避參與成本相抵牾，革命需要對社會資源的高度控制與壟斷，需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無私奉獻，需要犧牲肉體與靈魂的革命品質。荷蘭社會主義者范?科爾曾坦言，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斗爭結束后才有可能建立。與此同時，即便是社會主義領袖也必須具有權威，一定條件下的獨裁是必要的，自由本身必須服從于采取及時行動的需要，“使大眾服從于少數人的意志日益被認為是民主的最高品質之一”。(注:〔德〕羅伯特?米歇爾斯：《寡頭政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頁。)這樣，在民主革命的目標與實現過程間就存在不同的價值訴求。如何實現二者的高度統一？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群眾路線。

如何理解群眾路線？黨的主要領導人均有過深入的論述。鄧子恢認為，要從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根據群眾的自覺自愿，也就是說，從打通群眾的思想入手，不能強迫命令。同時，要有群眾自己的領袖起帶頭作用與骨干作用。(注:鄧子恢：《群眾工作的幾個基本原則（1946年1月14日）》，《鄧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40頁。)鄧小平認為，指導根據地群眾運動的規律是在發動群眾中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在發動與組織任務完成后，應將重心轉入教育群眾，把群眾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裝斗爭的階段，使群眾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力量，以鞏固既得的政治經濟權利。(注:鄧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會議上的結論（1943年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9冊，1979年編，第109頁。)毛澤東指出，在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注: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從群眾中來，核心是如何了解群眾，獲得群眾的認同。到群眾中去，核心是如何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到群眾中去原本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這與革命動員的路徑是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就在于把“自上而下”的運動群眾轉化為“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由此可見，群眾路線的核心是如何引導群眾走上積極主動的革命道路。

群眾路線提高了社會動員的效能，彰顯了民主的古典內涵。正如有作者所言，群眾路線是中共在革命根據地依靠群眾支援時產生的一種領導方法。它承認這樣的事實，即僅僅依靠黨員的運動是不能持久的，它還要依靠非黨群眾提供的智慧、糧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還包括履行行政職責。同時，群眾路線也表達了一種民眾主義的傾向，表達了與人民相認同和對人民負責的觀點。(注:〔美〕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頁。)

二、走進鄉村

如何走進鄉村？根據框架整合理論，當一個社會運動所持有的意識形態或話語體系對于他們所想動員的個人或組織來說，太抽象、太遙遠；或者說，它很難與動員對象的實際利益、興趣或怨恨感聯系起來時；為了有效地動員群眾，社會運動積極分子在大多數場合都需要把他們所持有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進行改造，將其與動員對象的直接利益或情感聯系起來。(注: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頁。)在走進鄉村的過程中，首先要了解農民的風俗習慣。在陜甘寧邊區，群眾生病就請巫神，生了男孩子門上掛一個弓，生了女孩子門上掛一塊紅布。見了老頭子要稱老人或老鄉；見了老太婆稱老媽媽；見了成、青年男人稱老鄉或同志，成、青年女人稱嫂嫂或同志；見了小孩喊“小些兒”。當然，欲與群眾打成一片，最好的方法是幫助他們做事，尤其是幫助他們生產，“那他們就非常高興你了”。這倒不一定是因為多了你這個勞動力，而主要是表現了你不單會講“政治”，而且“也能受苦”；大家都是受苦人，沒有貴賤、高下之分；同時，勞動也創造了和諧的交流氛圍，只有在共同勞動的過程中，群眾才樂意告訴你許多真實、寶貴的東西。

適應群眾的風俗，不是為了要把好的習慣丟了而去低下的和他們一致，而是為了要改造他們，提高他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所以必先與之一致。黨是群眾中的一部分，而同時又是群眾中先進的、覺悟的、馬列主義的、有組織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須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同群眾生活在一起，處處依靠群眾；同時必須保持它同群眾不同的特性，不溶化于群眾的大海中，而成為群眾的政治領袖。同群眾在一起，而又領導群眾；是群眾的兒子，而又是群眾的政治領袖；這就是黨與群眾關系的基本原則。從上述基本原則出發，黨必須遷就群眾現有的政治水平（包括思想、習慣、傳統、情緒等），把這個政治水平當做出發點，以接近群眾，而同時黨必須提高這個政治水平到更高的階段，以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務。(注:洛甫：《略談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共產黨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群眾參與政治必須有自己的組織，沒有組織的民主是無法想象的，組織是形成集體意志的惟一途徑。組織能夠使其成員的付出最小化，最節省精力，它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武器。(注:〔德〕羅伯特?米歇爾斯：《寡頭政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在各社會群體中組織工會、婦救會等群眾團體，黨的工作重心轉入鄉村后，在群眾中以群眾團體的名義編織組織網絡成為黨的中心工作。在鄉村中，有工會、貧農團、女工農婦代表會、互濟會、兒童團、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識字運動委員會等群眾團體。抗戰爆發后，鑒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為了保障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執行，陜甘寧邊區黨委決定將鄉村原有的貧農團或農民委員會加以改造，擴大其范圍，改名為農民會，吸收中農，并允許富農加入。(注:《陜甘寧邊區黨委關于貧農團改造的決定（1937年8月27日）》，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匯集（1937年—1939年）》甲1， 1994年5月，第39頁。)與此同時，在原婦女代表會的基礎上，團結各階層的婦女，在鄉以上成立各界婦女聯合會。(注:《陜甘寧特區黨委關于邊區婦女群眾組織的新規定（1937年9月）》，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匯集（1937年—1939年）》甲1， 1994年5月，第46頁。)針對群眾團體組織復雜，不適合于鄉村環境的困境。1939年，邊區黨委與政府決定，改鄉抗敵后援會為鄉級統一的民運組織，內設組織、宣傳、職工、青年、農民、婦女、武裝、鋤奸等部門。鄉級抗敵后援會下原有群眾團體，如鄉工會、青救會、婦聯會、農民會等組織均宣布取消，其工作由鄉抗敵后援會負責進行。抗戰后期，隨著大生產運動的深入展開，中共西北局黨委提出，要克服鄉村中有名無實的形式主義組織，一切組織重內容，不重形式。

(注:《西北局對邊區群眾工作的指示（草稿）（1943年5月5日）》，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3年○1）》甲3， 1994年11月，第218—222頁。)

鄉村中的變工隊、扎工隊、唐將班子、婦紡小組、農會、合作社、學校等就是基層群眾組織。(注: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1944年4月14日）》，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年至1945年）》乙，1994年12月，第136頁。“變工”和“札工”都是農業生產中一種互助勞動的組織形式。“變工”一般有三種：一種是人工“變”人工，即三家五戶或者整個村莊的勞動力組織起來，“今日你幫我，明日我幫你”，互助生產。二是人工“變”牛工、牛工“變”人工。三是生產技術上的互助。“札工”是一種農業生產中的突擊隊，流行于地廣人稀的地區，農忙時以幫助生產，獲取報酬為目的的勞動組織。唐將班子內容、性質與札工基本相同。參見杜魯公等編：《陜甘寧邊區的農業合作》，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684頁。)鄉村群眾組織變革的過程，也是它逐漸融入群眾生活的過程。組織網絡把民眾連接成一個堅固的整體，鄉村已找不到無組織的“漏網之人”。

建構組織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黨與群眾團體的關系。黨必須采取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去組織群眾，參加到一切群眾團體中去，而同時又能經過這些團體去實現黨的統一領導，尊重這些團體的特殊性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依靠它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領導群眾而又服侍群眾。(注:洛甫：《略談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共產黨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所謂群眾團體的獨立性，是在組織意義上講的，群眾團體的工作，應由群眾組織自己去討論和執行。在政治上，群眾團體必須接受黨的領導，黨對群眾團體的政治領導是經過在這些組織中工作的黨員去實現。為了統一非黨組織中共產黨員的行動，并經過他們去實現黨的領導，凡非黨組織中有三個黨員以上時，就需要成立黨團。人數多的黨團，應當成立干事會。對黨團的決議，黨團中每個黨員都須一致執行，并經過黨團實現對群眾團體的領導。各級非黨組織中的黨團隸屬于同級黨委員會并接受其領導。凡屬黨團所在的非黨組織中，有關涉政治方向、斗爭策略問題，必須預先取得黨委會的同意。

②(注:羅邁：《論黨的組織結構與民主集中制》，《共產黨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三、運動群眾

“新政權雖在根本性質上與群眾利益是一致的，但新政權不完全代表農民利益，沒有‘自下而上’的群眾活動不行”。

②因此，運動群眾的核心是把“自上而下”的動員轉化為“自下而上”的行動。實現從“要我”到“我要”的轉換。所謂“自下而上”的行動，就是在實際工作中，要健全農會、婦聯會等群眾團體的組織和生活，由它們出面來領導群眾。黨務、軍事干部去作群眾運動時，應以群眾團體面目出現，或經過群眾團體的介紹。黨和政府不能指定或圈定群眾組織領導機關的名單。只有這樣才能培養起群眾自己的組織觀念，培養群眾團體的威信，也唯有這樣，才能培養出群眾的領袖。

運動群眾不是用命令，更不是用強迫，而是依靠共產黨員政治上的模范作用，依靠黨在群眾組織中艱苦的宣傳教育與組織工作。把動員的計劃提到各個群眾組織中去討論，每個群眾組織動員自己的系統一直到廣大的會員。這樣，就使得整個動員很快的到達每個村落和每個屋子，男人、女人、老年人、壯年人以及兒童都卷入到動員潮流中來——父母動員其子，兄動員其弟，弟動員其兄，妻動員其夫，兒童動員其父兄，街頭巷尾，田野村莊，到處都在動員。經過群眾的討論和動員，廣大群眾給政府一個實際的回答，即：困難已經克服，計劃已經實現。(注:羅邁：《關于特區群眾工作——答×君的幾個問題》，楊實編：《陜北的群眾動員（實踐文庫之三）》揚子江出版社印行1938年版，第8—11頁。)

創造一幅生動活潑的運動畫卷，還需要掌握運動的方法與技巧。首先，群眾運動離不開群眾英雄即群眾中的積極分子。與神話英雄不同，平民化的英雄，拉進了英雄與群眾的距離，對一般群眾而言，成為群眾英雄是可望又可及的事情。群眾英雄是運動群眾的催化劑、助力器，它激發群眾的政治激情，使得群眾運動有了明確的方向與可欲的目標。以大生產運動為例，勞動英雄發揮了標準作用：勞動英雄創造了超出一般人的勞動標準和工作標準；在群眾中普及這個標準，群眾的標準提高了，反過來又促進勞模的標準。骨干作用：勞動英雄是群眾中的骨干，群眾中的核心，有了他們，工作就有了動力。橋梁作用：勞動英雄散布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和廣大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但又不是一個普通的群眾，而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好公民，在一定范圍內成為群眾的領袖。通過他們使黨政領導與廣大群眾密切結合起來，推進生產建設。(注:《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的作用》，陜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6－1－241。)與此同時，黨的政策與方針經過普通群眾的行為表現出來，也彰顯了革命的民主路徑。 其次，群眾英雄要通過群眾競賽的方式來產生。從社會教育到民主選舉，從征收救國公糧到擴軍運動，從大生產運動到合作運動，各區鄉之間，自衛軍、少先隊等群眾組織之間，都訂立競賽條約，并以超額完成計劃為目標。在陜甘寧邊區群眾競賽的過程中，產生了識字英雄、勞動英雄、移民英雄、鋤奸英雄等先進人物，以此掀起競賽的高潮。競賽的意義還在于打破鄉村社會改造中，以免除義務為目的，追求消極平等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如有作者所言，“邊區一般人民，今天有兩個最大的要求：一個是負擔公平，再一個是斷案公平。”(注:《鄉選開始》，《解放日報》，1942年4月3日。)顯然，“負擔公平”的價值取向是個人主義的，它有悖于革命對個體的要求，革命呼喚著群眾競賽。

最后，運動群眾的根本動力還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身份—角色”的個體改造機制，簡單地講，所謂“身份—角色”的個體改造機制就是在立足階級出身的基礎上，強調革命情感，依照革命情感，確立政治角色。(注:在此，需要強調的是，“身份”不同于“成份”。個體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忘我奉獻，可以改變“成份”，但永遠無法改變“身份”即階級出身。參見拙文：《鄉村社會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徑分析——以陜甘寧邊區發展勞動英雄與改造二流子為考察對象》，《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與此同時，運動中還形成了超越自我，勇于犧牲的“革命音符”——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一輩子總是做好事”的吳玉章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精神；以及抗大精神，南泥灣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等等。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在競爭的舞臺上，在英雄的感召下，在革命的音符中，群眾運動得到升華，從而完成革命的劇場效應。

當運動群眾轉化為群眾運動之時，革命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實現從制度約束向超越制度的轉換。對革命黨而言，雖然也制定法律規范，但這只是革命者應該達到的最低標準；政治生活更多的表現為超越制度的政治動員。正如陜甘寧邊區副主席謝覺哉所言，政治動員是“依靠宣傳鼓動，依靠人民的積極，不折扣的完成或超過法令上所規定的事。法令是強制的，政治動員是自愿的；法令規定是最低限度，不許不及格；政治動員則越能超過限度越好”。以擴兵征糧為例，“丁多的家必有人應征，獨子可不應征，這是法令；須應征的和不須應征的，都踴躍要當兵，如潮樣般涌入兵營，這就靠政治動員”。(注:謝覺哉：《民主政治的實際（1940年4月24日）》，《謝覺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頁。)顯然，群眾運動是政治動員的最好的表現形式，它以群眾自愿的方式實現了個體的自我奉獻，實現了政黨對社會資源的高度控制與壟斷。

四、效用分析

對革命黨而言，群眾路線的最終目的是完成革命秩序的建構。顯然，就建構革命秩序而言，群眾路線還存在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其實質是以民主為表現形式的群眾路線與以集中為內容的革命秩序間的張力。如1941年延川縣工作報告所稱，自邊區推行民主的施政綱領以來，“不論大小干部，都是開口民主、閉口民主”，群眾也逐漸了解民主的內涵，凡干部違反民主，遇事包辦都要受到群眾的反對，但群眾對“民主的把握”也常出現偏差：

1、現在民主是普遍人人都懂得，有些鄉村對某一個人，大家不順眼，對任何負擔就要多些，被斗爭時大家異口同聲說：我們是民主。

2、今年的馱鹽，全數老百姓都不愿馱去，他們政府是使用民主哩，我們都不要馱去，這也是我們的民主的。

⑤(注:《延川縣1941年工作報告及1942年工作計劃》，陜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2－1－184。)

這種以個體利益為導向的，“狹義的，不正確的，惡意的，攻擊式的民主”

⑤，凸顯了民主動員提供革命效能的不足，它也背離了革命對社會資源的高度壟斷。如何引導民眾規避“惡意”民主，把握“正義公道的民主精神”？陜甘寧邊區政府希望通過英雄人物的帶頭作用，激發群眾間競爭、競賽的革命激情。但當英雄意味著奉獻時，群眾對成為英雄就產生了懼怕、逃避心理。據44年、45年邊區各地方政府工作總結：一些群眾對當勞動英雄仍有顧慮，原因是勞動英雄要參加各種會議，影響生產；怕當了勞動英雄多負擔。吳旗縣老百姓看見勞動英雄誤工很厲害，在他們中間就有這樣的說法：“勞動英雄應該輪著當，不然誤工誤不起”。

(注:《關于勞動英雄的幾個問題》，陜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6－1－242。)當英雄缺乏魅力時，競賽也就失去了動力。因此，就鄉村社會改造的實際效果而言，很多改造沒有達到中共預期目標，甚至流于形式。在陜甘寧邊區，從土地革命時期開始的識字運動，在1945年邊區政府的指示信中，只能視各地具體情況，“量力而行”。(注:《陜甘寧邊區政府指示信——關于今年冬學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9輯，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278頁。)解放戰爭時期，轟轟烈烈的擴兵運動，由于諸多原因，仍然“不斷發生逃亡和久假不歸的現象”。(注:《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開展歸隊運動的指示［產字第2號］(1948年6月25日)》，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2輯，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頁。)其他如訂農戶計劃、合作運動等均存在諸多問題。(注:《關于按戶計劃》，陜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6－1－242；《延安縣干訓班討論會上關于合作社的材料》，陜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6－957。)

群眾路線沒有達到中共社會動員預期目標的背后，凸顯社會動員與私有產權間的矛盾，社會動員追求社會資源的高度控制與壟斷，私有產權決定了個體利益的至上性。以擴兵工作為例，革命需要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但參軍必然影響農業生產，雖然農村中有許多優抗組織，但戰士逾假不歸的原因，多為家中勞動力缺乏，“致土地荒蕪，實有影響農業生產任務之完成”。(注:《邊府1943年關于動員潛逃及逾假不歸戰士歸隊暫行辦法的通令、命令、批答》，陜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2—1—912。)與此同時，當個體與國家之間缺乏生存依賴時，任何動員手段都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必須指出的是，解讀群眾路線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絲毫不能抹殺群眾路線作為社會動員手段的重要意義。就社會動員可以利用的手段而言，群眾路線無疑是最佳方案。在鄉村社會改造中，中國共產黨先后發動了識字運動、選舉運動、征糧運動、擴軍運動、大生產運動、合作化運動等一系列群眾運動。借助“自下而上”的運動技巧，群眾路線對動員群眾參加革命、完成革命任務做出了巨大貢獻。

理性分析群眾路線，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預期目標是否實現，而在于實現目標過程中彰顯的民主、平等的價值取向，群眾路線踐行了群眾主動參與管理國家的民主路徑，為邊區政府贏得了普遍的社會認同。在邊區，人民主權的社會意識已深入人心，并內化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打掃得頗為潔凈的黃土街衢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若留神去觀察每個人的表情，他們的眉宇之間都洋溢著一種愉快的神情”，這種活潑、愉快的氣氛不僅在延安城里，整個邊區都“很難看見一個苦臉相的人”。(注:楚云：《陜行紀實》，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3頁。)

五、結語

總結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發展歷程，群眾路線猶如“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一樣，已經成為自然法的一部分，凡事訴諸群眾路線就找到了“克敵制勝”的法寶。解讀群眾路線，既要看到群眾路線在社會動員領域的神圣地位，特別是群眾運動過程中彰顯的民主、平等的價值取向；更要看到當群眾路線以群眾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時，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顛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如美國學者詹姆斯?R?湯森所言，革命者“把群眾運動對于官僚程序和機構所造成的不穩定效應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注: 〔美〕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頁。)今天，如何處理好群眾路線與憲政民主的關系，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必須正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