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制造業引起了國內外業內人士的關注，一時成了國內媒體熱門話題，眾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如：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25位院士和40多位專家對中國制造業的現狀、作用、地位、發展趨勢和對策進行了調查研究，寫出了《新世紀如何提高和發展我國制造業的研究報告》，受到國務院各部委和社會各界的重視，并在此基礎上編寫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制造》的制造業藍皮書；國家經貿委經濟研究中心關于儼世界工廠“與中國經濟展望》的研究；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中國制造的崛起——中國制造研究報告》等。至于相關的論文、短評、名人指點之類的信息則數不勝數，其中劉福垣《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的定位》一文（以下簡稱《定位》）最有份量，引起了不少同仁的關注。筆者仔細研讀了上述諸多文獻和資料，總的印象是關系到我國制造業到底如何發展，即《定位》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指明方向，甚至與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相矛盾。因此，我就從《定位》開始商榷。

一、從“世界工廠”談起

《定位》一文對“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等媒體不實的炒作，對各地出現的開發區熱、高科技園熱等表現的浮躁和盲目性，特別是對去年“非典”之后出現的投資熱，其中制造業在某些領域中的投資高速增長更為突出，下了一副可貴的“鎮靜劑”。正如該文所言：這類情況全國到處可見，是該敲一敲警鐘，潑一點冷水的時候了。

但是，該文在學術研討的邏輯推論上出現了不甚嚴謹的武斷，因而警鐘沒有完全敲到點子上。首先，該文認定“只有英國有條件成為世界工廠”，并下了嚴格的定義：“作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的本質規定性是它主要是一個供應者即自己是加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主要是供給別人用。這個國家必須具備如下幾個條件：（略）”這四個條件完全是把100多年前占據世界霸主地位的大英帝國當時的幾個世界第一照搬下來。這種先作“本質規定性”的定義，再進行比較分析，在邏輯上顯得很勉強，說服力也不強。據傳這是某部門或某領導指示下，針對國際上出現的關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議論，為消除其隱含的“中國威脅論”影響明令不準再提“世界工廠”，因而隨之有不少這類反駁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共同點都是先定義后推論，例如胡立君的文章也表現得較為典型，他規定了“世界工廠”的五條標準。構成這種邏輯過程難以成立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世界工廠’之稱畢竟只是一個形象化比喻。常識告訴我們，在比喻中，被比喻的事物與用來作比喻的事物之間的聯系是一種‘象’的聯系，而不是一種‘是’的聯系。”“實際上，作為一種語言現象，沒有人能夠，并且也沒有必要使‘世界工廠’之喻的使用范圍保持一成不變”。我對這一形象化比喻的理解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在制造業中的多數行業和所有行業中的大多數加工裝配環節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即使在研發環節，也越來越呈現出較明顯的比較優勢。因此，我國制造業境內投資的企業許多產品出口快速增長，國際競爭力增強；同時，在世界產業結構重組和轉移規律作用下，跨國公司為降低成本，將工廠向中國轉移，既面對中國市場，也把中國作為向全世界推銷商品的生產基地。人們發現，標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多國的超市和商場里，由此有些外國人甚至個別政府部門（如2001年日本經濟產業省發表的白皮書）說中國即將甚至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不管是“包藏禍心”還是有感而發，它都是一種形象化比喻。事實上，筆者所見到的大量相關資料中，還沒有看到一個國內人士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只有人說中國在若干年后可能成為“世界工廠”之一。顯然這類上述的反駁文章是給外國人看的，并教育國人不要上當，這是我們意識形態的“路徑依賴”。更令人遺憾的是，對于制造業最權威的研究也把發展我國制造業的主要對策放在“強政府”的主導作用上，如制定產業政策、全面規劃等。

其次，“定位”一文還有幾處在邏輯上值得商榷的地方：1.關于“世界工廠”的高標準定位與“打工仔積聚地”之間的關系。

《定位》一開始就指出：“在今天，世界工廠已經不是值得炫耀的桂冠，而是垂直分工末端最大的打工仔積聚地的代名詞。”這里就和學界的另一極端觀點“淪為論”接軌了。“淪為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不走自主發展的道路，成為“世界工廠”就是淪為跨國公司的技術附庸，淪為受其盤剝的打工仔積聚地。對此，“定位”在其后提到政治高度作了更深的推論：“跨國公司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經濟的主宰，跨國公司總部積聚地美國成為這種國際資本的政治代表，已經重新舉起帝國主義的旗子。”顯然，《定位》既提出“唯一論”（只有英國有條件成為世界工廠），又偏好“淪為論”，這兩極如何統一？

至于“淪為論”，如果撇開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情緒，從打工仔積聚地通過學習模仿、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和本土化，發展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和垂直兩個方向上分工和整合的雙重趨勢轉變，這是一個過程，既是事實，又是規律，本文后面還將進一步分析。

2.關于“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唯一性與多中心、無中心之間的關系。

《定位》同樣斷言，只有美國有條件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但還沒有解釋清楚這一斷言，就跳躍到德、日崛起之后的多中心時代，并給了我們一點希望——我國形成世界制造業中心之一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到最后突然把鏡頭拉到遙遠的“共產主義”時代，提出一個經濟全球化的辯證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是化掉世界工廠的過程，化掉世界制造業中心的過程。資本是沒有祖國的，工人階級也是沒有祖國的。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就是全球制造、世界制造，美國制造、日本制造、中國制造都將消亡。”一下子“帝國主義的旗子”不見了，世界大同了。筆者越是反復細讀此文，就越是找不到《定位》的邏輯鏈條。

3.關于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的關系。

《定位》指出：“當前的任務不是爭當世界工廠和制造業中心，而是首先要當好自己的工廠，以內需為主是一個相當長期的歷史任務。我們大多數的制造業主要是為國內市場服務，主要是用好國內資源。”“我國首要的發展任務是解決就業問題、滿足國內市場。”“當前國民經濟的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是三、七開的，我們應該用70％的制造業在解決轉化落后方面當好自己的工廠，用30％的比較先進的制造業參與國際分工、參加國際競爭。”這幾段論述的基點是把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割裂開來，甚至對立開來；其次是把出口與就業對立起來。對于前者，經濟全球化首先就是化掉貿易壁壘，實現貿易自由化，兩個市場成為一個市場，按三、七開劃分是一廂情愿。只有鼓勵企業在這個統一的市場里去競爭，在競爭中學習競爭的游戲規則和先進的管理與技術，才能真正滿足國內市場。至于就業問題，《定位》提出：“如果我們把出口退稅的錢用于社會保障，而不是用于刺激出口，推倒壓在內需上的大山，就業問題和消費結構升級問題可以順利解決。”這可能也是一廂情愿，甚至適得其反。眾所周知，出口退稅鼓勵出口符合WTO 規則，日、韓、臺灣等眾多國家和地區都在發展初期為支持企業出口采取過類似的稅收優惠政策。事實上，出口企業在吸納勞動力上是有大貢獻的，與解決就業問題并不矛盾。更為重要的是，任何減稅措施都是刺激經濟增長，正如林毅夫等的近期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長除了能夠直接推動經濟增長之外，還對消費、投資、政府支出、進口造成影響，從而間接刺激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貿出口每增長10％，基本上能夠推動GDP 增長1％。”顯然，刺激出口、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才是正相關的邏輯鏈。至于社會保障問題的確極其重要，但只能通過經濟增長、節省政府支出、減少腐敗造成的巨大損失等方面去逐步解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通過“拆東墻補西墻”就可以“順利解決”。

4.關于“強政府”與不斷降低社會成本的關系。

《定位》對政府的定位很高：“在我國目前強政府的條件下，政府在發展現代制造業基地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戰略目標的確定、結構調整升級、企業組織結構重組過程中政府都應該以積極的態度運籌帷幄發揮主導作用。”但在后面的關鍵點——不斷降低社會成本中“強政府”體現了很大的弱勢：“我國企業成本目前在社會成本方面和發達國家企業比沒有任何優勢，問題就出自各級政府。要想提高國際競爭力必須提高政府的國際競爭力。這就要靠政府改革，靠政府的準確的功能定位，沒有高效的低成本的政府，就不可能產生現代制造業基地。”后面這段話說得太好了，抓住了我國發展制造業乃至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要害——一個低效、高成本的政府無法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但前面那段話卻要這個政府在結構調整升級、企業組織結構重組等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而不是靠市場發揮主導作用，這就出現了矛盾。我不知作者的本意，也沒有拜讀作者的另一著作《政府功能定位的理論思考》，但我國政府在功能上的錯位即熱衷于“設租”而直接干預經濟、管制企業太多，確實成了我國經濟協調、持續發展和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礙。更令人遺憾的是，對于制造業最權威的研究也把發展我國制造業的主要對策放在“強政府”的主導作用上，如制定產業政策、全面規劃、設立專項計劃、建立發展基金、集中管理、抓緊實施、實現趕超等。真是想不到，動用如此多的權威、耗費如此高的成本，竟只對政府作出了一個“滿意”的回報，而對降低社會成本的一系列要害問題避而不談，叫“國務院各部委和社會各界”如何重視呢？筆者將以社會成本（《定位》一文定義為企業的二次成本租、稅費、息）為主線，對于降低社會成本的諸多觀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礙進行分析，并與大家共同探討“中國制造業到底如何定位”這一主題。

二、從認識我國制造業的主要特征和發展趨勢中，清除觀念上的障礙

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