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性問題是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共同關注的問題。本文在概述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不同觀點基礎上，比較分析了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與管理學在人性假設方面的區別。認為，傳統經濟學關于人性問題的研究更多地是作為研究經濟問題的前提，新制度經濟學則重新修正了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觀點，對人性問題進行了更接近現實的研究，而管理學則由于其核心問題——對人的管理，因此，其對人性問題的研究本身就構成了管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人性假設；“經濟人”；有限理性；機會主義

人，作為經濟和社會活動的主體，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復雜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質問題自然成為各學科關注的話題，其中人性問題更是成為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的所有理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包含對人的行為的假定”[1]。英國哲學家休謨認為：“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間接涉及到人性問題研究的學科中，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發展”的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樣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擬對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做一比較研究。 一、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傳統經濟學一般指古典經濟學和發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及與之有重要淵源關系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傳統經濟學中，人都被假設為“經濟人”，這就是著名的“經濟人”假設。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有兩個內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個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計，“‘經濟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將要實現的目標，因此，能夠在現在和未來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選擇”[2]。 “經濟人”假設被視為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石。關于這一假設的產生和出現，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源自并歸功于亞當?斯密，認為亞當?斯密作為18世紀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是在與重商主義的學術爭論中，為了說明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而提出的。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把每一個人對自利的追求作為個人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推動力，一切商品交換都由每一個參與者的自利所推動；每一個人對其職業的選擇——由此形成社會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來決定的；“看不見的手”所造成的資本與勞動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即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個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發地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秩序[3]。所謂“經濟人”，按亞當?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個人都按其理性行動，同時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實際上，盡管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人”假設源自亞當?斯密，但亞當?斯密并沒有直接提出“經濟人”的概念，只不過在《國富論》關于“看不見的手”理論論述中包含了“經濟人”的思想，因此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的假設被認為是潛在的，且簡單、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統地論述“經濟人”內涵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經過大衛?李嘉圖等一系列古典經濟學家的不斷豐富，“經濟人”的概念才最終成型。隨著經濟學理論的不斷發展，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繼承和發展，馬歇爾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肯定“經濟人”假設對經濟學學科建設必要性的基礎上，力圖克服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假設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經濟人”是開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經濟人”不是赤裸裸的極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從而使“經濟人”范疇明顯“呈現出了邏輯合題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經濟人”假設較以往貼近了與現實的距離，進而使“經濟人”假設最終走向了豐富和成熟。 在傳統經濟學中，“經濟人”除是“自利的”以外，還被認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經濟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經濟人”假設也被稱為“理性經濟人”假設。而所謂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計，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明確的認識。應該說，盡管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關于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存在不同觀點，但總體上認為“經濟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亞當?斯密并沒有明確提出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問題，但后來的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卻認為“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有著無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經濟人”的理性假設呈現了片面化和極端化的傾向；而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則認為“經濟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談論“經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或完全的，他認為“經濟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或完全的，可見馬歇爾的思想其實已經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過他并沒有明確否定“經濟人”的理性假設。 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新制度經濟學作為“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使經濟學研究更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在近些年快速興起并備受關注，其中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圍繞制度的演進與變遷、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與作用及從“實際的人”出發來研究人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這一出發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釋，并在此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做了修正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假設主要有三方面內容： 1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在傳統經濟學看來是“經濟人”的特征之一，并認為“經濟人”正是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才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是一個既定的客觀事實，人們的社會活動、人們的相互交往和交換，都主要地出自于每個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人類行為遠比傳統經濟學中的財富最大化的行為假設更為復雜，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非財富最大化動機也常常約束人們的行為，人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這就是所謂的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即雙重行為動機。當然，新制度經濟學是從制度的變遷與演進角度來揭示人的這種雙重行為動機的，認為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制度在塑造人類這種雙重行為動機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所稱的人追求財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質利益；所謂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在D諾思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就是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負擔約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層面的利益。顯然，新制度經濟學的這一觀點使對人的認識更全面也更復雜。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推翻了傳統經濟學的這一范式，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這一定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的話說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實，關于人理性的有限性與無限性，馬歇爾在對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與發展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過沒有完全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認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過他們的這種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認為，由于人類大腦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作為經濟決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滿意而不是最優的經濟目標，因此成本最低、利潤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設嚴格的邏輯推導中，而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中。應該說西蒙的“有限理性”觀點，為經濟學家們認識和克服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的局限性，尋求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