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必然催生出符合現代文明發展方向的政治制度——民主；民主制度所蘊涵的價值訴求必將對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方式，產生深遠積極的影響；如何有效地減少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是制度創新的關鍵。 ［關鍵詞］市場經濟；民主；法治

經濟學和政治學必然存在緊密的邏輯關系。如果說經濟學是以研究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和物質生產為出發點的話，那么在經濟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利益分配關系就必然成為政治學的研究起點。林德布洛姆曾說過，“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的經濟亦是政治性的”。〔1〕回顧人類的經濟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對應的文明史，我們更加歷史地堅信民主是先進的生產方式——市場經濟創造的，并適應其自身發展需要的政治形態〔2〕。 當前，我國正處于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文明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文明全面過渡的歷史時期。市場經濟制度必然將催生出民主制度、開放的文化、契約的精神與個體獨立等為核心的現代文明，最終也將成為一種“普照之光”指引現代文明的發展。 一、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內在價值與外在制度的融合 第一，市場經濟對民主制度有積極的推動作用。1959年利普賽首先對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相關命題展開深入的分析。之后，羅伯特·達爾、紐伯爾、亨廷頓等人站在西方式民主的價值理念上對兩者關系展開實證分析，指出，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部分可以稱之為民主國家，而經濟落后的國家則只有少數可以列入民主國家的行列。紐伯爾認為，在一切國家中，GDP、人均收入以及與此有關的其他指數越大，則產生民主政體的概率就越大。在西歐和北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后，當人均年收入突破300～500美元時，先后走上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可以說，經濟發展是民主制度得以實施的充分條件。那么，市場經濟對民主制度究竟產生哪些積極影響？ 在自然經濟形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不是由商品與貨幣等物的關系所決定的，而是受天然的血緣關系決定的。這種社會關系束縛了人的自由的完善，使人囿于地域和民族的偏見，熱衷于對自然和權力的崇拜，滿足于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條件下，貨幣和商品在社會中起了決定作用。普遍的效用關系成為衡量社會事物的根本標準。人身依附、血緣宗法、等級觀念上已經逐漸趨于瓦解。長期在人的依賴意識束縛下的勞動者自我意識空前增長，從而促使宗法思想、依附意識等傳統觀念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是自由、平等、獨立和人權等新的思想觀念。在此條件下，具有獨立意識的人格主體逐漸形成。它是現代民主政治產生、發展的物質前提。 市場經濟使人們從狹隘的地域觀念中解放出來。在以人的依賴性為特征的社會關系下，由于閉關自守的生產方式和低下的生產力的局限，人們往往陷入狹隘的地域觀念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偏見當中。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中，人的依賴關系被巨大發展的生產力和廣泛聯系的商品交換所撕裂。在頻繁的交換中，個體同整個國家及世界充分聯系起來。在千萬次的重復和比較中，深刻地認識到普遍聯系的本質。這為人類正確認識自我和社會，并自覺駕馭紛雜的社會關系創造條件。 人的視野的開闊與對社會關系的充分認識，是人類政治素質提高的表現，也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認識論上的基礎。 市場經濟促使人們告別懶惰心理，極大地激發了人的具有奮發進取精神。自然經濟形態中，生產中的矛盾在狹小的生產單位內即可得到妥善地解決。因此，在自然經濟社會中，生產的刺激是微弱的，經濟發展是緩慢的。生產者隨之產生了固步自封、消極保守的心態。市場經濟下，由于各類市場的急劇擴大與興起，生產和消費需求迅速而無止境的擴張，從而對整個社會生產力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在市場競爭下，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優勝劣汰成為平常事。因此，生產力必須不斷進取與創新，徹底擯棄消極、保守的思想觀念，從而造就了人們奮發積極的進取精神。主動積極、奮發進取的市場主體為民主政治的產生、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社會基礎。 市場經濟推動了人民群眾掌握科學文化與管理知識，推動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高速發展。不僅出現了各個層次的商品交換需要，也出現了各個層次經營管理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造就了群眾管理國家和社會的能力，為他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創造了條件。 第二，市場經濟本身孕含了民主政治內在的原則。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包含了五個必要條件。即：1.所有社會成員具有自由、平等的社會身份。成年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2.一套比較完備的公正和正義的法律制度和獨立的司法機關。3.彼此制約與相互制衡的國家權力系統。4.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之間的均衡協調。5.多元化的信息處理系統。其中，平等、自由和法治體現了民主最為終極的精神訴求和基本原則。 原則一：平等。在近代，由于市場經濟的逐漸深化，價值規律成為經濟運行中核心法則。商品生產者以等價交換為原則，以價值量為衡量標準進行商品交換。在交換中，其行為是自由的，意思表達是合意的。馬克思指出：“各個主體通過等價物而在交換中彼此發生關系，他們是價值相等的人，而且由于他們交換了彼此有利的物化形態，更加證明了他們是價值相等的人”〔2〕。羅爾斯也曾提出一種正義原則：“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3〕。因此，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競爭必須以機會平等為基點。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經濟關系中平等擴大的要求，等級特權的堤壩被最終摧毀，資產階級平等要求也最終孕育了無產階級的平等意識。盡管不同階級對平等的理解在本質上有重大差別，但平等作為民主的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發展已被廣泛確認，并訴諸于各國憲法與法律之中，并成為廣泛實施的法律原則。 原則二：自由。在現代民主政治中，自由是公民依照法律規定，對國家政治生活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民主離不開自由，自由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石。公民政治自由的實現程度是民主真實程度的標志之一。對于民主制國家，政治自由是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自然經濟條下，人們對周圍的事物，對自身尚處于相對蒙昧的狀態，個體對群體表現為絕對的依賴與服從。因此，它是不自由的。近代以后，以工業革命為標志，商品經濟得到了高度發展、相應的制度創新遍及整個社會、機器化大生產成為社會的主導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而得到了普遍地確立、生產呈現出高度的社會化，商品交換表現為普遍的市場化。所有這些都具有沖破超經濟的束縛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強烈要求，其結果必然是要求實現人的更大自由，打破人身依附關系，實現平等與自由的商品生產與交換。馬克思在揭示自由發展的經濟原因時指出：“如果說經濟形式即交換從一切方面肯定了主體的平等，那么也應該說那既推動了個人，又推動著物體去參加交換的內容或素材，同時便肯定了自由。”盡管這種自由是以對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但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畢竟自由已成為現代社會公認與普遍認同的準則。 原則三：法治。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下，人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血緣關系和宗法關系，并通過傳統習慣和道德來調整。對法律的需求甚少。市場經濟下，法治是體現經濟活動的內在要求，擴大了法律作用的范圍，推動了民法及商法的興起與發展。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經濟條件下，行政權力為權力體系的主導，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權利為核心的法制體系。它的發展造就了于公共權力相對立的市場主體——市民社會，促使國家社會二元化、“公域”與“私域”徹底相分離。法治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基礎與動力。它已成為市場經濟下，民主健康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原則之一。 第三、市場經濟推動了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完善。現代政治體制在運行機制上是主張分權與集權、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結合。歷史證明，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不利于分權和集權，不利于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的政治體制的建立，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與過度分權的政治體制也同樣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因此，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發展方向的市場經濟模式是應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將分權與集權、民主與集中有機結合起來，克服市場先天弊端。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中，求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市場經濟為民主政治的發展造就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與雄厚的物質基礎。現代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指導下，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它是體現現代文明發展進程的，同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市場的趨利性使市場主體為了生存和發展不斷創新和進取，從而使整個社會生產充滿激烈的競爭和無限的活力，從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但是市場的趨利性也造成了社會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或彌補市場運行中的負面效應。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國家行為實現利益的二次分配來帶動公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更多的人享有文化教育權利，擴大公民的閑暇時間，為民主政治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將體現在憲法和法律上的民主基礎真正變為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力量。

二、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內在價值與外在制度的反差 民主屬于國家上層建筑，本質上是國家制度。但是市場經濟本身卻不具備經濟基礎的性質，不應歸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更不具有社會制度的性質。它只是經濟調控的思想和手段。不僅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采用它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效果，就是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采用它，其效果也可能是南轅北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凱恩斯主義成為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擺脫經濟衰退的政策支柱。但在政治上，美國繼續在內容與形式上強化了民主政體，而德國卻盜用了民主的形式徹底走上了法西斯集權統治。因此，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作為兩種最重要的制度又有著許多本質差異。 運行規則不同。民主政治采取的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但現實中公民、乃至社會的權利卻經常被國家權力所盜用。市場經濟主張功利原則。功利是一切經濟個體的行為動機，社會利益不過是個人利益無數次博弈的結果。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市場趨利性，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民主原則經常遭到市場功利原則的嚴峻挑戰。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實踐中時常面臨著尖銳的、甚至是不可調和地沖突。 權益分配方式不同。民主是通過政治領域內進行權益分配。通過憲法賦予成年公民基本政治權利。但權益分配卻是通過選舉來實現的，是以社會各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地位以及公民個人的政治素養、文化素質、實現目標的能力、群眾的認同度等等綜合因素為依據的。而市場對利益的分配大多局限于經濟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是調整和改變利益的唯一途徑。除此之外，市場不會提供任何其他的利益分配形式。上述兩種權益分配方式既獨立運作，又互相滲透。民主國家通過國家財政、稅收、貨幣及轉移支付等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改變了市場經濟權益分配關系的方向、程度、范圍，目的是維護國家與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平穩快速的發展與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體現地是宏觀的、長遠的預期。但市場主體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也力圖改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走向和制度實施。辦法是通過行業式的壓力集團以讓渡經濟權益為手段促使國家改變經濟政策走向。這造成了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相互交換，從而導致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尋租的孕育而生。 二者的最終價值訴求不同。市場主體在追求個人財富的積累和擴張的前提下不自覺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繁榮與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主體是經濟生活的價值歸宿，它體現為社會的經濟效益。而對于民主政治，所追求的則是個人自由和平等 、社會公正與和諧。它體現為社會的政治效益。因此，民主政治的價值歸宿是在社會整體。市場經濟在促使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成熟的同時，由于其內在的價值歸宿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必然有悖于民主政治的價值目標與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其表現在，1.市場經濟自身難以克服社會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權益分配方式和分配結果的不平等必然違背民主的平等原則。2.由于市場具有無止境追求利益的本性，所以它也就無法遏止無政府的生產所帶來的惡果。例如，市場對公共產品的回避。這些單靠市場自身的完善與調節，根本無力克服“市場失靈”。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下，只有依靠經濟危機來緩解困難，重新找回新的經濟運行的均衡點。這必然帶來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從而出現更大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3.宏觀調控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經濟固有的負面效應。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上述弊端。同時。民主政府如果干預不力或過度干預，市場主體在同國家之間進行博弈處于優勢地位時，極可能導致“政府失靈”。 三、 結語 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之間存在既對立又協調的關系。一方面，如果將市場經濟中的功利、價值目標等統統歸入民主的范疇之中。那么，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必將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前提。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對民主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民主主體的形成與壯大、民主實施機制與規范的形成與成熟都是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催生、發展而逐步確立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是一種適合民主政治發展的經濟機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與發展也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注：適應只是在民主的體制、具體內容、運行機制方面來說的。而民主的性質只能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所決定的）。 民主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在于，其一、民主政治通過憲法和法律來明確，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在法律框架內，為市場經濟服務。其二、它又以法律的手段規范市場，制約市場經濟運行中所固有的弊端、限制它的功利原則、價值目標以及權益交換原則在社會政治領域中的擴散，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和和諧，維護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實現。只有這樣，市場經濟才能更好地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服務，民主政治也才能得到更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