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三角洲與流域經濟是區域經濟的一類。領開放之先，珠江三角洲現實占優，得開放之利，長江三角洲潛力巨大，三角洲成為大陸經濟的增長極。對外開放的意義，不僅是引進資金和先進的技術、裝備，提升了產業結構，而且引進市場經濟理念、管理方式，提升了人力素質，更重要的是為體制改革提供了參照系。實踐證明，開放與改革相互促進方能相得益彰。但因行政體制等與經濟不相適應，三角洲的“擴散”效應不明顯，更制約自身的進一步增長。未來三角洲的可持續發展，取決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突破現存的制度性壁壘，以加快三角洲和流域資源的整合；取決于堅持對外開放的同時，擴大對內開放，以充分利用境外和境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取決于區域創新系統的構建，形成有效的技術創新機制，逐步將可持續發展建立在以自主知識產權為主的基礎上。

關鍵詞：增長/三角洲

經歷了二十余年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東部沿海業已形成三個以城市群為核心的經濟圈，即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和環渤海灣經濟圈。由于集中了大陸最優秀的人才，最雄厚的資本，最先進的技術，三大經濟圈的經濟增長速度始終高于中國大陸平均速度，尤以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為甚，成為大陸經濟成長的發動機，在21世紀上半葉，其走勢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大陸現代化目標的進程。

任何經濟體的成長都會受到內生因素的制約和外部條件的局限，因內生因素和外部條件的不同，簡單的類比通常并不恰當。本文僅通過對內因與外件的比較，試圖較客觀地描述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現狀，研判兩地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一、地緣經濟條件與整合前景

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屬區域經濟，但尚無統一認定的區域范圍，本文取兩經濟圈內各自較普遍使用的口徑，即長江三角洲經濟圈是指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揚州、鎮江、泰州、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等15個省轄市以上城市「1」，珠江三角洲經濟圈則是指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市區、惠陽縣、惠東縣、博羅縣、肇慶市區、高要市、四會市等14個市、縣「2」。因為區域經濟通常是開放性系統，若評價其增長的潛力，不能囿于三角洲地域的局限，應考察其地緣經濟的條件與發展前景。

（一）三角洲與流域經濟地理概況

流域經濟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區域經濟。流域經濟是以江河作通道，以物流為紐帶或軸心，通過流域內資源的優化和整合，形成一定分工協作的經濟區域。流域經濟曾經在各國上扮演過重要角色，如中國的黃河流域，美國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南美洲的亞馬遜河流域，非洲的尼羅河流域，都創造過輝煌的古代文明。只是近代以降，隨著國際貿易和海運的興盛，使得沿海港口迅速繁榮起來，及至后來現代工具及發展，內河流域經濟逐漸衰落，但各大河流域出?？诘娜侵迏^域則往往成長為現代文明的積聚地，流域經濟往往仰賴三角洲的拉動，方得以保持持續的發展。

由表一可見，長江三角洲位于大陸海岸線中部，區域面積99687平方公里，人口7504萬，是中國大陸最大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位于大陸海岸線南端，區域面積41698平方公里，人口2910萬，是中國大陸第二大三角洲。以人均指標考量，2000年，長江三角洲人均GDP18344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967元163.3%，珠江三角洲人均GDP31990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59.16%，珠江三角洲又比長江三角洲高出74.39%，占有明顯優勢。而長江三角洲因區域面積廣、人口多，所以經濟規模較大，區域內經濟成長的潛在能力和前景應優于珠江三角洲。

就更大范圍的流域經濟增長的潛質而言，長江流域更勝出珠江流域一籌。由表二可見，因為長江是世界第三、中國第一大河，流域面積遠大于珠江，航道里程也超出珠江甚多。何況，長江黃金水道與東部黃金海岸在大陸上形如的“T ”字，長江三角洲正好位于長江出?？谂c東部海岸線中端的黃金交匯處，是大“T ”字的結合部，區位優勢可謂得天獨厚。以至有人構想：以上海為龍頭，武漢為龍身，重慶為龍尾，珠江三角洲和渤海灣經濟圈為兩翼，一氣貫通之日，便是巨龍騰飛之時。

如果由此得出增長潛力珠江三角洲不如長江三角洲的結論，仍然未免失之主觀，因為潛在優勢未必一定能變為現實優勢，何況區域發展并非僅僅由經濟地理條件決定，還需要其他許多條件配合。

（二）“極化”、“擴散”與區域經濟發展

90年代起，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的“增長極核”導出的擴散在大陸濫觴，近年來，時而又有不同的聲音響起，各執一詞，莫衷一是。根據區域經濟領域的“謬爾達爾——赫希曼假說（Myrdai-Hirschman Prognosis）”，市場力量的正常趨勢與其說是縮小區域間的差距，不如說是擴大區域差異，在著名的累積循環模型中，謬爾達爾指出：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間的要素流動中，不僅僅是勞動，而且資本也會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因而不發達區域顯示出一種下降的正反饋運動，結果各區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窮者更窮，富者更富「5」。表三的數據表明，僅僅是“全民”投資即國有投資，中西部與東部已有不小差距；其中“九五時期”的數據是全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即國資加上外資和民資，兩者的差距更大，中西部所占比例首次降至40%以下。事實是截止1998年底，西部累計實際利用外資87.65億美元，僅占全國的3.35%，同期東部沿海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高達2123.61億美元，占全國的87.8%，。表四則反映了東部與中西部經濟增長差距的變化，1990年前僅相差不到1個百分點，但1990年后差距迅速擴大到5個百分點以上。中國大陸經濟市場化進程印證了這一模型給出的基本特征，即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區域要素流動構成導致縮小差異的擴散效應（spread effect ）或涓滴效應（trckling down effect）并不明顯，不發達區域向發達區域要素流動構成導致擴大差異的回流效應（backwash effect ）或極化效應（polarizedeffect）十分突出。中國大陸區域經濟顯現出新的特點，如果之前僅是城市與點面經濟的差別，而今又凸現沿海與內陸梯次經濟的差異。盡管中西部經濟也有進步，但與東部沿海地區的突飛猛進比較，仍然是漸行漸遠，差距在持續擴大。有觀點以蘇州尤其是昆山接受上海輻射效應作為增長極擴散的實證，可能偏于牽強。因為上海與蘇州雖然屬于不同的行政區域，但以經濟地理考量仍應屬于同一經濟區域，以擴散效應解釋毗鄰行政區域之間的經濟活動，庶乎忽略了該理論所研究的應是經濟區域之間的現象。張敦福反思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研究，認為有明顯的誤區：以為存在一個作為增長極或核心的大城市、中心或現代化產業基地，就能夠迅速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并縮小邊遠地區和增長極的差異。所以，在擴散理論用于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時，有三個要點不能忽略，一是完全的市場競爭才能帶來空間上的經濟平等；二是由于回流效應或極化效應的存在，市場力量趨于擴大區域差異；三是只有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通過政府的適當干預，擴散效應或涓滴效應才會實現。而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古典經濟學的擴散理論及其變種，需要警醒本身抽象化、理想化的特征「6」。

其實，豈止是極化——擴散理論，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多數西方經濟理論，因為經濟活動的條件和環境截然不同，因為對于西方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經濟理論難以融會貫通，在中國大陸都需要謹慎。例如，“寧為雞首，不為牛后”的觀念深植國人的文化血脈中，如果按西方文化背景生成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而大家都遵守游戲規則，倒是激勵人們競爭進取的利事。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游戲規則遠未健全，或者即使有這樣的游戲規則，落后的一方通常也不甘愿遵守。何況大陸仍處于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行政體制雖在逐漸轉換，但壁壘尚未打破，因此，無論是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擴散理論”，或是“梯度推進”理論，在實踐中很難通行。

在長江三角洲，80年代便曾經提出過“蘇錫常一體化”、“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的設想，均束之高閣不了了之。而今情況應較80年代有進步，至少在省際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有了合作的可能，但依然抹不去那一絲陰影。日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曾任寧波市副市長、現任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的劉福垣，他認為寧波和杭州不合作，和上海也無法開展合作，寧波的北侖港原本就是為上海準備的，但現在上海卻又要自己再建一個洋山港「9」。究竟應如何建港，孰是孰非暫且不論，然而區域合作欠缺無疑是嚴峻的現實。區域內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不僅是資源浪費，更嚴重的后果是導致城市間惡性競爭，了區域一體化進程，制約經濟發展和水平的提升。

從更大經濟系統考量，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與其他區域一樣，終究只是大陸乃至世界一角，離開其他區域的相應發展，可持續發展便可能落空。最突出的是，中、西部投資環境遠不能與東部比擬，部分地方對于外資、臺資和港資或許比較規矩，但對于外地的投資往往不能有效保護，使民間資本對異地投資望而生畏，嚴重阻礙了區域間資金等要素的流動配置。因此，東部沿海三大經濟圈的區域發展，并不能產生擴散效應或涓滴效應，帶動中西部的發展。如此狀況的直接后果是，既減緩了中、西部發展，又影響了東部產業結構升級，還加大了大陸產業結構調整成本。甚至有這樣的潛在危險：區域之間發展差距過大，便可能如過度傾斜的航船發生傾覆。由此可見，行政體制對于經濟一體化的割裂，實際就是對經濟市場化的閹割，成為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首要制約因素。以東、中、西部現有的產業梯度層次，如果能夠形成全國統一市場，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東部的產業在提升的過程中，就可能不斷向中、西部進行產業轉移，為大陸和個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巨大的活動空間。

（三）區域整合的前景

按照區域，差異既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物，也是經濟增長的條件。無論是長江三角洲或是珠江三角洲，其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條件，既取決于三角洲內的資源整合，也取決于與其外部經濟資源的整合。以現時情勢，即便是三角洲區域內的整合也尚需時日，欲將潛在優勢化為現實優勢，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一般而言，珠江三角洲僅涉及廣東省內14個市、縣，若能由省有效地協調行動，整合或許會較為順利。而長江三角洲15個城市跨越上海、江蘇、浙江一市兩省，情況更為復雜，整合必然會遭遇更多困難。在三角洲整合過程中，還必須與流域、大陸、臺港澳和世界資源互動，更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有賴全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以及經濟市場化的進程。

珠江三角洲整合的關鍵是與港、澳的互動。以地緣經濟而論，珠江三角洲理應包括港、澳，只是因為港、澳地位特殊而未涵蓋其中。耐人尋味的是，香港對與珠江三角洲整合的積極性高于內地城市，近年港府官員頻繁出訪與各方醞釀合作，正如香港政務司司長曾蔭權2002年末訪問日本時所說，“我每到一處所傳達的信息也是一樣，就是向日本市場，做生意的和政客，解釋香港如何利用國際財務中心和商業樞紐的地位，與珠三角充裕的土地和人力合作成功拓展成為一個世界舉足輕重的制造業中心”，“我亦向日本商界解釋，香港作為財務中心和商業中心不單純是一個窗口和中介人的角色，我們與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是全亞洲區內沒有一個（地方）能夠與我們相比，亦更加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發展的配套”「10」。

2003年1月8日，香港特首董建華在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善用香港優勢，共同振興經濟》，專門用一個章節“加強與內地經濟合作”重點闡述“與珠三角經濟融合”「11」。廣州無疑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之一，但僅依靠廣州顯然不足以帶動整個區域與長江三角洲競爭。

廣州等內地城市如能從大處著眼，擯棄“中心城市”角色沖突的心障，與港、澳通力合作，核心是必須確立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地位，以香港和廣州雙駕馬車協力帶動區域發展，便可能將潛在優勢化為現實優勢。

長江三角洲整合的關鍵是突破省際間壁壘。最近，上海及江、浙兩省正在參照歐盟的做法，建立直屬國務院的規劃委員會，協調長江三角洲大型基建及環境治理等重大，以加強區域協作，提升綜合競爭力「12」。連江通海本是長江三角洲風生水起的關鍵，長江黃金水道的運力不能發揮，將制約長江三角洲對流域的力，也將反制長江三角洲的可持續發展。當前條件下，三角洲乃至流域的整合從統一規劃、建設配系起步，可能是一個可行的啟動方略。發達國家對改造整治天然航道十分重視，努力實現航道化，以利干支貫通、江海直達。如美國已建成以密西西比河為主干，連接五大湖、墨西哥灣和大西洋沿岸的水運網；西歐建成了以萊茵河為主干的水運網。內河與沿海航運資源的開發，促進了這些國家流域經濟的發展。迄今為止，長江水系航道雖曾有過治理，但總體有計劃、有系統的開發和治理仍未實施。以長江干流航道為例，宜昌到武漢的單向通過能力為2000萬噸左右，武漢以下的單向通過能力達13億噸，而實際總運量不到2億噸，可見航運資源利用程度之低，反之也可見航運潛力之大「13」。尤其是三角洲南京至吳凇口348公里航道，常年可通航萬噸級海輪，兩岸可建大量深水碼頭，上海兩側北有南通、南有寧波、洋山可建深水海港，如是統一規劃、建設，可望成為世界最大的國際航運中心之一，而巨大的物流又將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長江三角洲的巨大潛力即可由此發揮。

概言之，珠江三角洲現實優勢明顯，長江三角洲增長潛力較大，而當前區域內的整合是資源整合的首務，若能突破各自受到制約的關鍵點，便有望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得更快發展的條件。

二、內外開放與區域發展

大陸的改革從發軔，開放則是由沿海開啟，綢繆之初，改革與開放是兩大戰略，似乎互不相干，然而，在實踐中，改革與開放卻匯合成浩浩蕩蕩的大潮流。

（一）對外開放及其效應

大陸學者在對外開放與區域發展關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許多有意義的成果。方勇、張二震的研究顯示，FDI （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十分明顯。見表五，1985年——1999年，大陸吸引外資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長江三角洲的FDI 年均增長40.07%，高出全國均值10.49個百分點，同期GDP 年均增長19.62%，高出全國均值9.36個百分點；1979年——1999年，珠江三角洲FDI 年均增長43.5%，高出全國均值12個百分點以上，GDP 年均增長20.3%，高出全國均值10個百分點以上?？梢奆DI 增長與GDP 增長呈正相關關系，長江三角洲的增長彈性0.4896，珠江三角洲的增長彈性0.4667，均明顯高于全國平均的0.345，說明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FDI 對GDP 的帶動作用比較強。

FDI 增長最直接的效應是帶動國際貿易的增長。東部沿海地區擁有出?？诘膬瀯?，對外貿易遠較中西部地區發達。見表六，2000年，沿海地區外貿進出口額占全國的92.53%，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的進出口貿易為1701億美元和1281.8美元，分別占全國的35.86%和27.03%，占沿海地區的38.76%和29.21%，但兩地相差419.2億美元和8.83個百分點。珠江三角洲的依存度達到驚人的145.6%，遠高于長江三角洲的55.6%，至于長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區平均水平7.4個百分點，應是為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結果，若扣除珠江三角洲的數字，長江三角洲比其他沿海地區的平均水平要高9.3個百分點。長江三角洲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的原因之一，或許應是香港規模巨大的轉口貿易經由廣東出口過貨所至，香港對廣東經濟的拉動作用之大可見一斑。

珠江三角洲的數據是本文作者另補的，因未查到1985年—1999年數據，又因1985年前FDI很少，故用1979年—1999年數據替代。

國際投資開放度是指一國（地區）國際投資與GDP 的比值，用于衡量國際投資的開放程度。由于中國對外投資數額極小，故可忽略不計，僅以實際利用外資額與GDP 的比值作為衡量尺度。見表六，根據閆浩的研究，2000年，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為4.9%，僅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3個百分點，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還低0.4個百分點，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個百分點，仍然是受到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結果，除去珠江三角洲，則沿海地區國際投資開放度降到4.2%，低于長江三角洲0.7個百分點。無論如何調整，長江三角洲在沿海地區并無明顯優勢，且與珠江三角洲有很大差距，都是不爭的事實。此情況似與長江三角洲的聲名不符，個中原委可能是上海及蘇南、杭州、寧波等地確實較發達，較之珠江三角洲不遑多讓，但因整個三角洲區域廣大、人口眾多，各地經濟發展水準的不平衡更為突出，總體水平便遠遜于珠江三角洲了。

比較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變化，可以更清楚地觀察到對外開放的巨大影響。見表七，廣東學者卜新民等為評價兩地的總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專門建立了一套指標體系，以珠江三角洲綜合發展水平為指數100，1995年長江三角洲為88.3，2000年為100.1，他們：1978年，長江三角洲人均GDP837元，珠江三角洲570元，僅為長江三角洲的68.1%，經濟總量不及長江三角洲的五分之一；199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 反超為長江三角洲的1.33倍，珠江三角洲以不到長江三角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相當于長江三角洲41.8%的經濟總量；珠江三角洲獨領10年風騷后，1992年浦東開放，長江三角洲增長速度開始加快，兩地隱然形成競爭之勢，“九五”是兩地發展的又一個分水嶺，長江三角洲可能開始超越珠江三角洲。但實際的數據顯示，兩地差距并未縮小，反而仍然有所擴大。見表一，到200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 是長江三角洲的1.74倍，較之1990年又擴大了0.41倍，經濟總量是長江三角洲的48.07%，較之1990年也提高了6.73個百分點。既然如此，為何依據表七會得出如此結論？原因之一可能是表七中第4、5、6、9項指標以廣州和上海的數據替代所致，因為廣州與上海比較顯然略有不足。另一原因則是，如上所述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性，長江三角洲也遠大于珠江三角洲，以單個城市指標替代整個區域指標，必然損害指標的客觀性，降低其代表性的可信度。所以，綜合各方面的數據研判，90年代，珠江三角洲經濟增長速度仍然快于長江三角洲，只是增幅的差距縮小而已，長江三角洲還談不上趕超。

有學者研究大陸區域經濟轉型時，將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分別界定為內生漸進式制度創新模式和外部變量引入型制度創新模式「17」。其實，盡管制度創新的切入點存在差異，但兩者很快殊途同歸，在過程中主要還是通過開放來促進改革。鄧小平曾有改革“摸著石頭過河”之說，是因為初始階段缺乏參照系，無從知道水之深淺、流之方向，因此改革試點城市多以自身經濟發展的遲滯為代價，為全國總體改革探索道路。在此意義上，對外開放的成效不僅僅是體現在經濟增長的數字上，由于引進外資的同時引進了先進的技術和裝備，提升了產業結構，更重要的是引進了市場經濟理念、管理方式，提升了人力素質，其對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難以估量。注重于開放的東部沿海地區，正是在開放中逐漸明確了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目標，既推進了改革又加快了發展。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的實踐證明，改革和開放互為前提互為條件，方能相得益彰。由此，也可以體會鄧小平自承“上海浦東開放晚了”是一大失誤的底蘊。在加入WTO 后，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已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在擴大對外開放中的定位和舉措，仍然是兩地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因素之一。

（二）對內開放的內涵及成果

有學者認為，全球一體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無所謂本土經濟。然則，該如何理解世界上貿易保護主義仍然大行其道，又怎樣解釋國家間貿易戰愈加如火如荼？其實，無論是國家或是地區，欲圖經濟，閉關鎖國自外于世界固然不行，一味依賴外國的資本、技術也有隱憂，一旦外部資源流出，本土企業不能支撐經濟，勢必動搖根本。當前，如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雖然因產業向外轉移等原因造成經濟困難，但只要資本、人才和技術力量雄厚的本土企業的根基在，假以時日正可以在產業轉移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在新的平臺上再謀發展。以大陸或者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現時的情況，一旦外部資源流出，本土企業還不足以當此重任，必將遭遇較發達國家和地區更大的困難及危機。

發展本土經濟雖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必須在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實現。若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或地區，本來不會有對內開放的概念和提法，這是大陸特殊環境條件下獨有的產物。雖然已經處于轉型過程中，但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殘余尤存，所有制歧視等市場準入障礙未消，大陸市場經濟的體制和秩序尚需時日。所以，對內開放不僅僅是緣于地域的概念，而是有更深刻的內涵。

對內開放的本質是確立所有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的地位，給予所有企業“國民待遇”，保證公平競爭的實現。對內開放的關鍵是對私營部門開放，保證私營企業獲得公平競爭的地位和權利。各種保護主義與歧視性限制，其實是二而一的，要突破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壁壘，關節點是必須突破所有制歧視為標志的歧視性限制。國務院已經兩次減少審批項目，地方政府也紛紛仿效，實質便消除了許多審批項目涉及的所有制歧視。但單純依靠政府自我轉換職能，顯然有所不足，因為任何秩序都是在各主體的互動中逐漸成型的，法律也只有在各主體的互動中確立或完善。傳統的國有、集體企業非自主的主體，既是行政附屬物只能聽命于行政機關，因而流動性極弱，這正是各種保護主義泛濫的基礎。私營企業是自主的主體，雖然投資者可能無法用手投票，但至少可以用腳投票，所以流動性極強，使得保護主義失去了孳生的土壤。如某地保護主義盛行，進入該地的外地企業受到歧視，會想方設法逃離險地，而未進入的外地企業必然裹足不前，該地經濟發展勢必受阻，想要維持保護主義也不可能。更進一步，私營部門作為市場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大陸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已不可逆轉地由政府轉向民間。從長遠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量，發展私營企業也是必由之路。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成長之路證明，總體而言，不論國有企業規模多大，也永遠無法與國際大公司、大企業一較短長，惟有放手讓私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拼搏，才有希望成長起世界級的大企業。

實踐中的陳義當然不會太高。私個經濟最直接的貢獻，是創造了數量巨大的就業機會，極大地緩解了大陸的就業壓力。如果沒有個私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下崗分流，大、中學校畢業的學生就業，都可能成為無法解決的噩夢。所以，鼓勵個體、私營業者創業，成為地方政府必然的選擇，近年更形成個私經濟發展的大潮。2001年，全國個體工商戶達到2433萬戶，雖然在數量上比1999年減少727萬戶，但注冊資本仍達到3436億元，與1999年持平，戶均注冊資本則凈增0.32萬元，增幅近30%；私營企業則突破200萬戶，達到202.85萬戶，比1999年凈增51.96萬戶，增幅達34.4%，注冊資本逾18211億元，比1999年凈增7925億元，增幅高達77%.

對外開放刺激了境外資源的流入，而境外資源的配置也創造了更多商機，如為外資企業配套加工零配件等等，有利于私營企業的成長，因而越是對外開放度高的地區，個私經濟發展的也就越快。所以，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個私經濟發展同樣雄踞全國最前列，且各有所長。廣東個私經濟正在“二次騰飛”，2002年私營企業達25萬余家，比1996年增加12萬多戶，注冊資本達3060多億元，戶均資本122萬元，平均規模列全國第一。以發展個私經濟著稱的浙江，2002年私營企業也已突破2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00億元，個私經濟增加值達2935億元，非國有工商業所占經濟比重從1978年的38.7%上升到95%以上，非公經濟比重列全國第一。即使是曾經以集體經濟為主的江蘇，近年也大步追趕上來，個私經濟的增長幅度超過了其他經濟類型，2002年私營企業達28.6萬戶，私營企業數量列全國第一「18」。

（三）內外開放的前瞻

從近年的走勢觀察，大陸的內外開放也在不斷融合，在WTO 非歧視性原則框架內，可望建立一個廣泛平等的基礎，并在之上發展成為一個共同的開放空間。在此過程中，對外全面落實關于承擔WTO 義務的承諾，應不存在什么嚴重的阻力，大陸的吸引外資和對外貿易會有一個更大發展。2002年，大陸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到創記錄的527億美元，列世界第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97年的3252億美元增加到6208億美元，排名從世界第十上升到世界第五，年均增長13.8%，占GDP 的比重由36%上升到44%.石廣生據此預測，到2020年，進出口總額可望比2000年再翻兩番，接近并沖刺20000億美圓，將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19」。

由此，擴大對內開放可能是未來大陸經濟發展最大的變數之一。加入WTO 后，大陸許多學者呼吁對外開放首先要對內開放，多數原本設限的領域確實也已有所松動，如銀行、民航、能源、等行業都已有限度開放民間資本進入，但總令人有步履遲緩之感。當前上出現的民間投資渠道不暢，假冒偽劣屢禁不止，乃至市場經濟秩序難以規范等等弊端，雖然是多種原因生成的，而法律方面的所有制歧視無疑是主根源之一。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急功近利，損人利己，甚至鋌而走險，蓋出于此。所以，需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要言之，解決矛盾的結點是對內徹底消除所有制歧視的法律障礙。因此，私人財產能否得到有效和充分地保護，私營部門能否得到平等和充分的發展空間，對大陸今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召開，引人注目的焦點之一是全國工商聯第三次提出“修憲”。

全國工商聯提交的《關于修改憲法完善保護私人財產法律制度的建議案》指出，“修改憲法中對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的保護表述不一的條款，體現平等的原則，明確財產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權，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非法侵占或破壞正當的個人私有財產，同時增加保護企業、社會團體法人等組織財產權的條款。在憲法中還應明確對企業等組織及個人的財產是否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如果根據公共利益的需要實行，應明確實行的條件及給予補償等”「20」。焦點之二是全國工商聯提出的另一議案《關于改革我國現行稅制的建議案》，要點是：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盡快合并內外資兩套企業所得稅制；消除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稅收優惠政策上的差異。三個要點有兩個涉及公平稅負，均直接關系私營企業的權益。大陸現行企業所得稅分內外資兩套稅制，因標準不同使得實際稅負差距很大，據有關方面測算，內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約為22%，外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約為11%，恰好相差一倍。如果實行內外資企業統一的比例稅負，可大大減輕內資企業的負擔，再統一合理規范稅前扣除，取消計稅工資規定，提高折舊率，適當放寬與開發費用的列支標準。同時，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不應以所有制劃線，而應以產業和區域政策導向為主，兼顧鼓勵下崗職工再就業等短期特殊政策「21」。

內外資企業公平稅負時機已基本成熟。修憲的條件和時機雖然正在逐步成熟，但畢竟涉及體制改革的敏感問題，還無法預期何時能實現。或者可能是這樣的進程：因為現行憲法中已經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但這樣的財產權只是一般權利，或者說僅是一種民事權利，在憲法關于公民基本權利的體系中并無財產權的地位，因而所謂修憲的含義即是將財產權上升至公民的基本人權。然而，畢竟在憲法中已經載明了財產權保護的條文，所以可以先行修訂其他法律、法規，使之與具體實踐的要求相適應，最后修憲便會水到渠成。其實，2002年底已經發出了強烈信號，12月23日提請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中規定，私人所有權是指包括自然人、以及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經濟的主體，對其不動產或動產享有全面支配的權利；草案對私人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私人企業享有所有權的問題作了規定，并專門規定“國家保護私人的儲蓄”，“國家保護私人投資以及因投資獲得的利益”「22」。這是大陸首次啟動立法程序擬明確立法保護私人財產，其意義自不待言。如果實現私人財產保護，實施公平稅負的稅制改革，將成為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在獲得公平的發展條件和空間后，私營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將明顯提高，增長勢頭將更加強勁，成為大陸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保證。

要言之，大陸已經逐漸發展形成內外開放的經濟格局，“一體兩翼”在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將進一步強化，即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外國資本主要配置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民間資本主要配置在傳統產業領域。以兩地民間現有的雄厚經濟實力，誰能夠率先為所有投資者創造更公平的環境，誰便能搶占私營經濟騰飛的機遇，而兩翼齊飛才能達至高遠。

三、行政制度創新與政府職能轉變

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三個文明建設，將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反映了實踐中的強烈要求。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已經步入這樣的階段，改革落后于開放，滯后于發展，制約的弊端日益顯現，惟有加快包括行政體制改革在內的政治文明建設，或者更貼切地說是行政制度創新，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的成果，也是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一）“行政三分制”與職能轉變

所謂創新，也并非是完全沒有先例的首創。事實上，在加入WTO 后，行政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內容均已明朗化，需要研究的是達成目標的和路徑。大陸正在熱烈討論的“三權協調”，可以被視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準備。十六大報告起草人之一的國家行政學院杜鋼建教授認為，按照現代公共管理的模式，“決策、執行、監督”的分離與制約是很正常的，“三權協調”理論吸收和借鑒了西方“三權分立”理論中的合理因素，就是強調任何一種權力必須要有制約，但三權并不是分立，而是適當分離，在分離中還要強調協調：“行政三分制”是“三權協調”理論在行政體制改革中的具體運用，但“三權協調”理論將對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產生，甚至對中國憲政改革產生影響「23」。

國務院在深圳試行的“行政三分制”，即是在行政體制框架內實行“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開設置，由不同的部門分別履行三項職能，試圖改變過去同一個部門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還是監督者的體制，實現效率與公正廉潔的目標。在行政體制內部建立一定的制衡機制，當然有其積極意義，問題在于，實踐中這樣的分權必須建立在新的行政權力基礎之上。行政體制改革早已進行多次，但總是效果不彰，原因是此前的改革大多仍然在傳統行政管理職能框架內進行，許多職能并未有實質改變，只是在行政部門之間轉移。對于企業而言，具體由哪個部門執行這些職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應廢除那些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職能，以便消除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方面設置的障礙。所以，轉變政府職能正是對政府的行政權力實施改革，在行政制度創新中具有更本質的意義。

也有更進一步的觀點，認為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宏觀調控，屬于中央政府的職責，地方政府應該淡出經濟。這應該是將來的必然趨勢，但以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實踐，至少在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進程可能仍然不會太快。因為，大陸市場經濟的規則尚待確立，市場經濟秩序還遠未規范，即使是為了履行對WTO 其他成員方的承諾，地方政府也必須繼續承擔市場監督的職責。

此外，如何保證部門獨立履行自己的職責也很重要，因為在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行政體制內，必須受政府首長的統一領導，必然要求服從政府首長的命令和指揮，如果出現與分設原則抵觸的情況，又缺乏有效的解決機制，“三權分設”就可能逐漸流于形式。內部權力制衡是自律，外部權力制衡是他律，以過往機構改革的經驗，缺少他律的自律通常是難以奏效的，即使在初始階段有效，也不可能長期維持。就此而言，根據“三權協調”理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架構，形成外部的對行政體制及其行政權力的制衡機制，才是行政制度創新更重要的保證。

各級政府職能轉變有時被概括為兩個分開，即“政資分開”和“政企分開”?！罢Y分開”，是將原來由多個政府部門分管的國有資產管理職能集中到一個機構，由這個機構享受出資人的權利，履行出資人的義務，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國有資產的貨幣化和股份化，資產管理機構也隨之轉向依法按投資企業所占股份多寡參與企業管理，其他部門不再以行政權力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也即實現了“政企分開”。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的政府早已開始實行兩個分開，深圳和上海是最早建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的城市。先行實踐表明，“政資分開”雖然是“政企分開”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因為只要政府部門仍然掌握著廣泛的行政審批權，就勢必對企業構成干預，國有獨資或控股企業也必然是受到干預最多的企業，上市公司中大量國有企業的狀況便是鮮明的例證。

所以，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容雖然少不了“政資分開”和“政企分開”，但更本質的內涵應是“政場分開”和“政社分開”。

（二）職能轉變與區域一體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徹底貫徹“政場分開”和“政社分開”原則，即實現政府職能與市場功能的分野，實現中介職能從政府部門的剝離。盡管大陸經濟市場化的程度在不斷提升，但政府仍然在諸多領域以“有形的手”干擾甚至替代市場“無形的手”，主要集中在對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對商品和服務價格的行政審核、對商業性投資項目的行政審批等。

據不完全統計，國務院60多個相關部門共有審批事項4159項，省級政府行政審批多的有幾千項「24」。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政府行政審批項目較少，但省、市兩級政府的行政審批項目也在1500項左右。這些行政行為通常與市場機制背道而馳，在現實中很少有積極意義，多的是經濟的阻礙。過去數十年，各級政府一直在追求“產業結構優化”，于是每個“五年計劃”、“年度計劃”都列出了各自優先發展的“優勢產業”，但將這些計劃放到一起比較，便會發現幾乎所有的“優勢產業”都是大同小異。政府既是計劃的制定者，又是計劃的執行者，在政府指揮下國有、集體將各種方式籌集的資金投入本地的“優勢產業”，結果可想而知，城市間、區域間的產業結構趨于雷同化，生產能力普遍嚴重過剩，如此年復一年以致積重難返，成為大陸經濟建設的一大頑癥。

現在的情況已顯著不同，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商業投資主體早已從國有、集體為主，轉變為國內外的私營部門為主，不能不到政府行政行為的改變，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盡管政府還在制定計劃，但競爭性領域的具體項目越來越少，且是否能付諸實施，需要由國內外私營部門的投資者用腳投票才能決定。見表八和表九，截止2000年底，外商在大陸領域的投資占全部合同外資金額的60.87%，外商投資企業的資產合計占全部工業資產的10.18%，而在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用品制造業和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制造業中，外商投資企業資產占全行業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一，而在這三個行業和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的銷售收入更占到全行業的50%以上；且外商投資企業所占銷售收入比重多高出所占投資比重的近一倍，清晰地凸現出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功效。

由于兩個三角洲市場化程度不斷提升，行政審批在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早幾年即已逐漸淡化，加之外商投資的大規模進入，對兩地產業結構變化造成重大影響。根據聯合國《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已有400余家在華設立了企業。據調查，截止到2002年上半年，世界500強在華共設立了3096個項目，其中2792個項目分別落戶在上海、廣東、北京、江蘇、天津、遼寧、山東等沿海省市，占總數的90.2%，尤以上海、廣東、北京、江蘇更集中「27」。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政府自然都明白，兩個三角洲都已成為國內外投資者青睞的風水寶地，特別是成為諸多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加工生產基地乃至研發基地，被納入其分工體系之中，與其自己投資得不償失，還不如做好投資環境，保證各種資源暢流，然后做足招商引資工夫，爭取國內外投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只要有若干跨國公司或龍頭企業集中投資幾個產業領域，便會形成幾個產業的集聚效應，產業結構優化自在其中。蘇州發展電子信息產業經年，終難以成長為支柱產業，然而一旦被投資者相中，海外資金、技術云集，僅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已集中了230余家IT企業，投資逾3000萬美圓的50家，逾1億美圓的10家，在明基、愛普生、名碩、超微半導體等龍頭企業的帶動下，形成了涵蓋IT產業絕大部分門類的產業鏈，短短三五年間已赫然嬗變為電子信息制造業基地。

由此可見，為了更多吸引行政轄區外的資源流入，兩個三角洲的政府當然不會自己設限自縛手腳，反而會千方百計為投資者提供便利，不僅一般工商業的項目不再直接參與，即使是水、電、氣、路等公用設施或基礎設施建設，也已向國內外的投資者開放，所以許多尚未清除的條條框框不至于構成嚴重障礙。誠然，不嚴重不等于無障礙，也不能排除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因小團體及個人利益驅動，利用行政審批或行政處罰作為尋租的手段，亂收費、亂罰款由此而生，更滋生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腐敗。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大政府、小社會格局，不僅造成社會功能極度弱化，也使得中介機構與企業一樣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物，政社不分使中介機構失去獨立性和公正性，而連鎖反應是社會失去公正和信用。幾乎所有的中介機構背后都有一個政府部門，以政代社實際是政府部門操控社會中介職能，也使得中介機構成為政府部門“灰色收入”的另一主要渠道。所以，行政體制改革必須權力制衡與職能轉變聯動方能奏效，地方政府尤以職能轉變為要，只須清除與市場經濟不相一致的行政職能，無權力可濫用也就無所謂制約了。

隨著加入WTO ，中央政府加快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國務院法制辦主任曹康泰表示，國務院已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行政許可法（草案）》，在作草案說明時闡明了立法精神，“凡是通過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應該通過市場機制去解決；通過市場機制難以解決，但通過規范、公正的中介機構能夠解決的問題，應通過中介機構自律去解決；即使是市場機制、中介機構自律解決不了，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問題，也應考慮通過事后監督去解決”「28」?？梢?，淡化行政審批，強化市場監督，將經濟管理的重心由前置的審批轉變為事后的監督，是現階段大陸各級地方政府主要的職能轉換。經過2001年以來的兩次改革，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政府的行政審批已減少到數百項，且仍然在進一步改革中。兩地近年還率先推進社會中介機構與政府部門脫鉤，除已經實施的律師事務所、師事務所、審計事務所、公正處等中介機構的改革，行業協會的改革也已啟動。加入WTO 后，政府必須退出企業組織的活動領域，原來與政府部門“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行業協會，開始走向“自愿入會，自理會務，自聘人員，自籌經費”的民辦道路，將承擔制定行業標準、產品標準、同業競爭規范、行業技術規范等職能，并代表或組織同業企業進行反傾銷、反壟斷調查。兩地企業在全國同業中執牛耳者甚多，如果能夠爭取在行業協會有更大的發言權，則可以獲得更多有利條件，由此爭奪全國行業協會領導權將會成為兩地競爭的新熱點。

需要特別指出，還有一種傳統行政制度派生的障礙仍然未能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在兩個三角洲表現得尤其突出，即兩地的行政性障礙已主要不是來自于行政審批，而是主要來自于傳統行政考核制度。說是制度卻流于無形，道是無形卻強力無比，因為地方官員的升遷主要憑政績，所謂政績首當其沖又數經濟增長，由于各級地方政府面臨層層下達的經濟增長指標壓力未稍有舒緩，為取得更突出的政績，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極其激烈，所以涉入經濟活動仍然過多過深，且難以在行政區劃之間進行協調行動。都想當主角，不想當配角的結果，行政區劃成為“自尊”的藩籬和地方保護主義的領地，多中心便成了無中心?？梢婋S著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入，特別是行政考核制度的變革，將成為制度性障礙徹底消除的一個重要標志，一旦傳統的行政考核制度銷聲匿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必將加快。一個投資者可能將亞洲或者的地區總部和研發機構設在上?；蛳愀?，可能將生產工廠設在長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其他某個地方，因為這樣的資源配置較符合邊際成本原理，而這樣的配置也將促進兩個三角洲內部區域分工格局的加快形成，推動三角洲區域經濟實現一體化。

統言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行政權力制衡和行政職能轉變應并重并行，方有望突破現存的制度性壁壘；推進行政制度創新，實現“政場分開”與“政社分開”，是兩個三角洲持續成長的必要條件。

四、區域創新體系與競爭力

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欲圖實現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面臨著多種制約條件，在錯綜復雜的矛盾和中，發展并完善區域創新系統，提升科技競爭力是不可或缺的戰略舉措。

（一）科技競爭力與區域創新系統

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正在成長為世界級的制造業基地，但以實踐的考察印證，兩地成為制造業基地仍然有明顯的欠缺，即科技競爭力薄弱是軟肋硬傷。“制造”多數名不副實，因為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又很難接受到轉移的核心技術，也很少可能參與關鍵部件生產，自主國際馳名品牌寥寥無幾，當然也談不上自主掌控的國際市場營銷，本土大多處于世界垂直分工體系或產業增值鏈中最菲薄的加工環節，充其量只是個生產車間而已，并未真正掌握可持續發展的主動權。所以，兩地既要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又要實現環境保護等社會目標，除產業結構調整等舉措外，技術創新是必由之路。而技術創新又必須建立在制度創新基礎上，由此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正在被引入兩個三角洲，或者說兩地提升科技競爭力的角逐已經拉開帷幕。

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源于國家創新系統，即由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中各種機構組成的網絡，這些機構的活動和相互，促進了新技術的開發、引進、改進和擴散。大陸學者借鑒歐美創新系統模式，一般也是將區域創新系統框架分成創新機構、創新資源、中介服務系統和管理系統，也有分成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知識和知識傳播的「29」。其實，不管如何劃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創新機制，能夠促進技術創新的持續發展。

2002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織實施了“2000年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按照大陸企業各種類型的實際構成進行等比例抽樣，在發出的15000份問卷中回收5126份，其中反映的情況很有價值。技術創新也許是國家涉入最深最廣泛的領域之一，但并不意味著政府應該介入所有商業性開發活動，或者更準確地，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制度、環境建設和增加對非商業競爭領域或競爭前領域的科技投入，參與組織基礎性和戰略性重大技術開發，而且這主要應是中央政府的職責，就通常的商業性技術創新而言，諸如產品開發、工藝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其主體只能是企業。表十清晰地顯示出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被調查企業實現自主開發的比重已經高踞第一位，標志著大陸企業已經開始進入自主創新；高新技術企業自主開發的比重在各類型企業中遙遙領先，恰好體現出此類企業所具有的鮮明特征；非國有企業實施自主開發的比重已經超過國有企業，說明中國技術創新的希望在民間，在快速成長的私營企業。耐人尋味的是，中、西部企業與東部企業的差距并不明顯，也許正說明東部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滯后于經濟發展。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的調查報告，還反映了“企業經營者對妨礙企業技術創新因素的認識”，問題似乎角度多樣，但究其實質，無不與制度障礙相關。見表十一，如創新人才缺乏被列為第一位的妨礙因素，應該既有學校與實踐脫節的問題，也有人才流動制度的缺陷；創新資金引進渠道不暢列第二位，應與現行資金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體制有關；缺乏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缺乏健全的創新組織體系等，更是直接與制度攸關。知識產權保障不力雖然在表十一中僅列最末第二位，可能是大陸企業家該方面意識不強所致，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創新的信心和動力都會受到打擊，創新的風險與收益不對稱必定擴大，當然也就談不上健全的創新組織體系和鼓勵創新的社會環境。

結合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實踐，區域創新系統的關鍵在于：需要明確技術創新本質上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企業既是市場主體，則也必是創新主體，決不能越俎代庖，介入企業的創新活動中去，政府的職責是圍繞企業這個技術創新主體，創造外部的制度和政策環境，構建各種配套條件俱備的支撐體系，以支持和激勵企業開展創新活動；技術創新既是市場經濟活動，則必須遵循市場機制的，遵守市場競爭的規則，政府不能隨意以行政行為干擾市場競爭規則，更不能阻斷市場機制運作，而是應以“有形的手”配合“無形的手”，即維護技術創新活動的秩序，保障技術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二）區域創新系統與可持續發展

企業雖已逐步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但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明顯。據瑞士洛桑國際管院（IMD ）每年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報告》，結合其他有關資料，即使是中國競爭力排名最前的1998年，企業科技經費投入占全部科技經費投入的比重和企業科技活動人員占全部科技活動人員的比重，日本為65.62%和60.05%，美國為72.67%和77.54%，德國為65.79%和60.61%，韓國為63.98%和63.67%，中國則分別為63.39%和28.6%，既說明中國企業科技經費投入已經有所改善，但也反映出有相當部分的研究開發機構和研究開發人員游離于企業之外。而且，企業科技經費投入比重提高是相對于全部科技經費投入偏少而凸現的，以企業R&D占銷售收入比重衡量企業的投入水平，大陸企業仍然明顯不足。

倪鵬飛等發表的研究成果《中國城市競爭力發展報告》，對大陸24個城市1997—1999年度競爭力進行了多指標量化分析，長江三角洲有6個城市入圍，珠江三角洲有4個城市入圍，抽取其中的科技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分析。由表十二可見，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重普遍偏低，特別是列科技競爭力第一的上海，竟然只排名第七，雖可能是數據偏差所致，但即便是排名第一的東莞的1.4%，與國際平均約2%的水平也有差距，而與那些跨國公司5%以上的水平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據有關調查資料反映，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產業科研、中試和批量生產三個環節的投資比例大體在1：10：100，而中國為1：0.7：100，中間環節投資仍然不足。企業應是中試的主要投入者，若中試投入不足，顯然將直接影響科技成果轉換。近年，大陸科技成果轉化率雖已有提高，但商品化率也僅為25%左右，產業化率只有7%左右，與發達國家的60%—80%相去甚遠，正是這一客觀現實的反映「33」。表十三反映出兩個三角洲的技術應用狀況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規模極不相稱，再與續表十二中的專利產品數相印證，排名第三的上海不過1.54，可見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之低。

表十四顯示了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技術創新有長足發展，各類專利的申請量和授權量均成倍乃至成十倍增長，但科技含量最高、對產業提升最重要的發明專利顯然還是偏少，甚至及不上多數跨國公司一家的申請量和授權量。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源是涉及一系列制度性障礙，直接或間接地破壞了市場機制。雖然市場經濟中風險是不可避免的，但此類風險應是公平競爭的結果，而不應是非市場因素的產物。技術創新無疑需要大量投入，而投資者當然期望獲得豐厚回報，假如預期得不到應有回報，甚至因為市場混亂而導致不能收回投資，敢于冒險者幾稀，這正是大陸創新系統現實的致命傷。所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等維護市場秩序的工作，以規范創新系統運作，應是政府履行職責的當務之急。由于經濟發達地區通常也是技術創新活動集中之地，如欲突破當前知識產權保護等工作的難局，兩個三角洲的地方政府也許可以考慮某種形式的合作，為區域技術創新活動相互提供保護，既是改善投資環境之舉，也是區域創新系統之要，必將有效地促進技術創新活動發展。

創新投資和融資體制，激勵資金和資源投入，是維系技術創新活動的血脈。大陸企業現有的合法融資渠道主要是三類：銀行貸款、企業債券和招股募集。由表十五可見，被調查企業除將“自有資金投入”列為第一位外，銀行貸款是第二個重要資金來源。所以，企業融資最普遍的渠道是銀行貸款，但直至1998年底，向私營企業發放的貸款只占全國機構未清償總貸款的0.6%，與個私經濟發展的規模實在是不成比例。1984年，開始發行的企業債券，曾經是被看好的融資方式，2001年發行額為164億元，1995年至2001年，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累計發行額達到1078億元，但品種很少，且發行規模和各項指標需經計委等部門用計劃控制和行政管理的辦法確定，利率水平不得高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的40%，利息收入要繳納20%的利息稅，投資者缺乏興趣，二級市場上交易清淡「35」，絕大多數私營企業顯然還是被擋在門外。股票市場門檻較高，更非一般企業可以翹盼，如浙江已有700余家私營企業完成了上市的輔導期，即使以每年20家的速度上市，也需要35年。所以，盡管私營企業在法律上已得到認可，但最艱難的資金籌措仍未徹底解決，根本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一般認為，金融業管理和體制改革是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地方政府不能也無法參與，所以不可能有所作為。其實不然，至少在與金融業配合的領域，在促進城市商業銀行改善經營等方面，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政府仍然可能有所作為。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國有商業銀行還是各地企業主要的資金提供者，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的銀行向私營企業貸款的非經濟性障礙已很淡化，困難在于銀行對面廣量大的中小企業的還貸能力和信用難以把握。Stephen M.Harner（何思文）認為，中國的銀行與外國的銀行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些差距不僅是指服務不佳、風險管理有缺陷以及經營效益較低而是在更深、更廣的層面——中國銀行業的“企業文化”；一個企業創新能力取決于暢通的市場信息、創新業務和客戶細分的組織機構，以及合理的獎勵機制，其中尤其以前兩者最重要「37」。大陸銀行有此病癥，兩個三角洲地方政府如能對癥下藥，如積極支持、配合銀行開展征信工作，難點或許可以分化消解。

上海、深圳等地已嘗試成立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專門提供有關貸款企業和個人的信用記錄、調查和咨詢，相信在實踐中會逐步發揮作用。多數地方政府還成立了貸款擔保公司，但因資金規模很小，擔保額度很有限。如能運用市場化辦法，通過注入部分政府資金，吸引有資金實力的國有、私營企業參與，可以擴大資金規模，更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服務。兩個三角洲的許多地方還成立了政府主導、國有資本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投資公司，專門投資技術創新項目，但受美國納斯達克泡沫破滅等因素的影響，中國二板市場遲遲不開，由于退出通道不暢，加上容易發生國有投資企業的通病，也難以有大的作為，只能聊補個別企業無米之炊。不過，境外風險資本正在進入，若能與國內資本融合，或者可以另辟蹊徑加快境外上市，或者得以推動二板市場開啟也未可知。

綜言之，科技競爭力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術支撐系統，也是國家和地區核心競爭力所在，構建區域創新系統已成為兩個三角洲提升科技競爭力的重要舉措；地方政府應發揮積極作用，以期盡快形成有效的技術創新機制，逐步將區域真正納入可持續發展軌道。

五、結束語

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未來的成長，孰優孰劣，孰強孰弱，或許不應成為一個命題，至少不應成為一個模式。過往大陸對于模式爭論的紛擾，可謂前車之鑒不遠。其實，各區域只是在各自的邊界條件約束下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僅此而已。以現實諸因素研判，珠江三角洲引進外資占先、私營經濟規模較大、人均GDP 踞高的優勢短期內還不可能變化，長江三角洲的巨大發展潛力還須創造條件才能發揮。從較長遠考量，盡管在爭取外部資源時會有競爭，但兩個三角洲仍然各有增長空間，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長的態勢，如果能夠理性地規范競爭行為，也有可能形成雙贏格局。

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Calbraith）在其新著《無辜欺騙的經濟學》中提出了“適可而止”的觀點，他認為，是否存在這么一個臨界點，達到了這一點，一個國家——如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的生產已經足夠了，就應該適可而止了？他還舉例，在最近十年中，日本處于停滯狀態，因為日本可能是最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國家，它也許最典型地表明了“適可而止”的意義「38」。

加爾布雷斯所說的“適可而止”，其實不是人們主觀自愿的自律行動，而是達到增長極限時——在某個階段不能化解內外制約條件——的必然結果。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是否也在逐步接近“適可而止”的臨界點？雖然這一天終究會來到，但卻無法確定究竟在何時降臨。若是以為兩個三角洲2000——3000美元的人均GDP ，與發達國家和地區20000——30000美元的人均GDP 還有10倍以上的差距，所以仍然有巨大的增長空間，“適可而止”的到來是遙遠的事，當然是沒有根據的盲目樂觀。暫且不論國際國內宏觀變數的影響，我們也清楚地觀察到，有利于增長的因素和不利于增長的因素在兩個三角洲并存，如不能有效化解不利因素，便可能意味著增長的極限來臨。因此，趨利避害是能否繼續保持增長的充分必要條件，其中的要點，有區域的資源整合和一體化，有內外開放和內外資本的融合，有區域創新系統的構建和科技競爭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