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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探討——以“超大模式”為例

鄭茜

[論文關鍵詞]超大模式 農業產業化 社會化服務體系

[論文摘要]我國的農業化雖然得到一定發展,但由于我國是實現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土地制度,家庭經營始終應是農業產業化經營必須堅持的原則。本文認為,“超大模式”動搖了家庭承包經營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同時提出農業產業經營模式的最有效途徑應是“土地家庭經營+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農業產業化作為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其主要經營模式有“公司+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和“公司+合作社+農戶”等模式。作為福建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超大現代農業集團提出了一種新的產業化經營模式,即“公司基地一體化,農民工人化”。 對于這種模式,有人認為其對于引導國內外工商企業投資農業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但也有人提出質疑:土地“流轉”到那些龍頭企業,如果公司經營不善或是遭遇其他市場風險,誰來保護“農業工人”的利益。當然,超大這種嶄新的經營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不容抹煞,但是農業產業化是否一定要把土地交給龍頭企業,“超大模式”是否能夠解決“三農”問題?本文希望通過分析“超大模式”,探討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從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一、關于“超大模式”的特征分析 “超大模式”的核心是實現“公司基地一體化,農民工人化”。其具體做法是:公司基地建設所需土地,由地方政府作為中介向農民租賃,租賃期一般與農民承包期相一致。通過土地有償租賃的形式把農民的耕地經營權租賃給公司,這樣基地相當于一個車間,農民相當于這個車間的工人。農民除了定期向“超大”收取租金外,還當起了超大產業的“產業工人”,不僅有效解決了結構調整中缺資金、缺技術、缺信息的困難,還避免了自然災害風險、自主經營的市場風險及生產上的技術風險。 二、“超大模式”的效率評價 “超大模式”的實質是資金或技術所有者依賴土地經營權來實現三種要素的組合,它改變了土地經營主體,并且使土地的集中程度提高,具有規模化、集約化經營的特征。從實踐的結果來看,這種模式對改變農業的經營方式,迅速提高農業經營效益有明顯的作用,但是更進一步從微觀和宏觀層面上來分析,我們不難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微觀層面:企業內部存在過高的代理成本 “超大模式”實際上就是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而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了雇傭勞動組織形式內部存在過高的代理成本。在農業生產中,勞動監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勞動者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傾向、機會主義和偷懶的動機,因此農業產業中的勞動與其他經濟活動中的勞動一樣,勞動本身并不是一個有效的投入,勞動的實際供給才是一個有效的投入。而在勞動者的勞動與勞動的最終成果缺乏之間聯系的情況下,勞動的實際供給顯然取決于勞動監督的有效性。然而,農業經營的分散性增加了勞動監督的困難。與集中的工業生產不同,農業生產散布于廣闊的空間。因此農業生產受時空的影響,勞動監督極為不便。土地經營規模越大,所使用的勞動力越多,經營者與直接勞動者之間的社會距離就越遠,有效地組織勞動者并激勵其努力勞動的難度也就越大。因此,隨著企業投入精力的增多,勞動監督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二)宏觀層面: 1.農民的利益難以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據了解,很多農戶與超大集團都沒有簽定過正式的書面合同,有關基本工資與效益工資的確定、勞動時間與勞動強度的安排都是口頭承諾的。農戶們的真正意愿沒有得到反映,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公司于農戶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二是公司與農戶存在力量不對等的問題。正由于這兩方面的客觀差異存在,使得農戶在與公司的談判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公司成為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組織者和主導者,公司可以憑借自身的強勢地位不與農戶發生契約關系。由此農戶便無法參與企業運作模式各方面的商討中,使得自身利益無法得到保障。 2.缺乏有效的勞動計量,降低農業生產效率。對任何經濟活動來說,勞動者之所以有工作的積極性,是因為其每一份邊際努力都能得到一份邊際報酬。如果缺乏有效的勞動計量,就無法真正實現按勞付酬,勞動激勵的作用勢必大大減弱。在家庭經營模式中,由于每一個農戶在自己經營的土地上的收入基本是該農戶投入勞動的成果。勞動越多,勞動質量越高,農戶所得就越多。農戶的每一份邊際努力都得到了一份邊際報酬,并且閑暇與偷懶的社會成本內部化為勞動者的私人成本,從而產生最大的刺激激勵。而“超大模式”的擴散有可能肢解許多家庭經營的農戶。當這些農戶作為農村社會經濟的細胞,不再發揮自我激勵、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功能時,農業的生產效率將受到重大影響。 3.存在逐漸瓦解家庭經營制度的隱憂。土地集中規模經營雖然顯露出一些優勢,但公司憑借資本、信息和技術優勢搶占農村土地。公司進入農村經營土地,雖然在名義上他們獲得的仍然是土地的使用權,但由于價格低、面積大、期限長,他們事實上成為了這片土地的真正主宰。原土地上的主人變成了新土地主(公司)的雇工或“佃農”,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沖擊了家庭經營制度的基礎。事實上在現代化進程中,許多國家對公司進入農村經營土地都有較嚴格的限制,如美國很多州都制定了限制公司從事農業活動的立法。

“超大模式”動搖了家庭經營制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所謂的農業產業經營,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依靠龍頭企業或各種中介組織的帶動與連接,將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等諸多環節連接為完整的產業鏈,實現多種形式的一體化經營,形成系統內部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利益機制,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的一種新型農業生產經營形式。 在中央發出的關于做好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的通知中就有如下表述:“農業產業化經營應當是公司帶動農戶,而不是公司替代農戶。為穩定農業、穩定農村,中央不提倡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和經營農戶的承包地。地方也不要動員和組織城鎮居民到農村租賃農戶承包地。”因此,“超大模式”從根本上來說不利于“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不宜大力推廣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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