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客家小說女性文化個體意識

論文摘要：現當代客家小說對客家女性的描寫，展現了客家女性在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婚戀貞節觀，集體無意識形成的優秀道德品質，通過對小說的解讀，以現代目光審視客家女性個體意識的缺失。

現當代客家小說充分地展現客家的地方風情和地域文化，彌漫著濃郁的特定的地域氣氛，并為讀者提供了顯示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藝術圖景，從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若干方面。對客家女性的描寫，集中展現兩個方面：一為愚昧鄉村女性的婚戀貞節觀，二為知識女性的精神境界，客家女性身上既有傳統因襲的婚戀苦難，又有集體無意識傳承的優秀品質，本文通過對小說的解讀，對客家女性文化進行現代審視。

一、傳統文化影響T的客家女性婚戀觀

(一)重學問的擇偶觀

客家文化，本質上傳承了中原文化，信奉儒家傳統。在客家地區，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養出讀書人為驕傲和自豪。所以，為人父母者，勒緊褲帶，節衣縮食也決不敢在子弟的學業前途方面疏忽大意。這種客家文化進取情懷，張資平在《資平自傳》、《脫了軌道的星球》、《沖積期化石》等小說中都有表現。《沖積期化石》中的天廠，就是一位望子成龍的慈父，他為了能讓兒子出國留學，實現文化治貧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說到了萬死不辭的地步。他彌留之際給遠在日本求學的兒子留下的臨終囑咐就是好好用功，學有所成之后再回來報答親恩，還特別叮囑：父親死后也不必回家奔喪服孝，“如遺父命，便為不孝”。在這里，孝和不孝的內涵有了新的特定內容。小說中的韋天廠的原型正是張資平自己的父親——一位中年喪偶，家道中落，但又文明開通，思想進步的窮秀才。

在客家人看來，一個姑娘如果能夠和一位斯斯文文經由讀書走出大山的書生結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為這意味著其一生的命運將由此發生改變。故在張資平小說中的人物，如黃廣勛、謝克歐、劉文如、宗禮江、呂廣、吳梅等文化人身份的先生和書生，是小說中最受年輕女性青睞愛慕的美少年。

以農業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會，女子嫁人，首要選擇是“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女子對丈夫具有強烈的依附色彩，這種經濟與地位決定的依從關系，導致現實生活中的男尊女卑。客家女性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嫁學問人并非僅僅功利地為“穿衣吃飯”。這里體現的是儒家文化“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女性的選擇更在于社會價值觀念的認同。

(二)嚴苛的貞操束縛

張資平在小說中也展現了童養媳的悲慘命運。客家人日常所說的“等郎妹”、“細薪舅”，指的就是童養媳。客家人娶童養媳一般是在女嬰很小的時候把她抱回領養，婆婆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調教兒媳。待童養媳稍大，她就成為這個家庭重要的勞動力，必須承擔大量的家務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樣參加各種生產勞動。張資平作品的意義在于，他對于客家婦女的命運和不幸人生還有更進一步的挖掘和表現。

在張資平早期小說中可以看到，20世紀初期，童養媳的風俗習慣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縣依然被完整地保存著，而且極為盛行。盡管張資平沒有直接描寫以童養媳的生活、命運為內容的小說，但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卻是童養媳，像《沖積期化石》中的劉四妹，三歲就到舅母家和剛滿三個月的表弟結婚；《梅嶺之春》中才周歲的保瑛嫁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雙曲線與漸近線》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歲的時候就被父親送給了一個商人做媳婦；《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兒，《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未曾露過面的角色)等也是童養媳。童養媳的買賣是充滿著罪惡和血腥的野蠻行為，無視女性生命的獨立性及情感選擇的自主，其實質是將女人看作個人或家族的私有財產。張資平用寫實手法真實、清晰地記錄下了歷史上客家婦女的不幸。他筆下那些童養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悲劇人物。她們的痛苦與不幸，就是客家婦女的痛苦與不幸；她們的命運就是無數客家婦女不平命運與苦難人生的縮影。

青壯男子長期在外謀生，帶來的另一問題是，男女之間正當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應有的滿足。有的男人一去長年不回，夫妻之間常常音訊不通，夫妻關系名存實亡。有些外出的男人或已客死他鄉，或者另娶新婦，另筑家室，也未可知。張資平的一位堂伯父張淑皋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因為長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本婦人，重新組織了家庭，結果新婦舊人互相仇視，兩方兒女形同敵人。小說《她悵望著祖國的田野》就是以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為原型創作的。

長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條件許可，自然不會拘于綱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鄉里的女人卻只能苦苦守候，任青春老去，紅顏消損。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膽僭越陳規去尋求個人幸福的女性。在現實中，那些試圖超越古老禮制秩序去尋求感情和欲望滿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歸案”則身敗名裂，性命不保。族人對犯了“罪”的女人的懲處辦法是：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任族人鞭打，最后用錐鉆刺死她(《梅嶺之春》)。如《最后的幸福》里，美瑛不得不屈服于阿和，因為阿和掌握了她和黃廣勛偷情的證據，如泄漏出去，后果則如村中鄰屋的那個女人，按習慣被捆縛在石柱上，族人都可以提起藤鞭子抽她，恨她的甚至拿錐子刺她。美瑛曾目擊過這樣的情形，她看見那個女人被殘毒的幾個老婦人用錐刺得周身鮮血淋漓。同樣是出于這個原因，《梅嶺之春》中的段吉叔父不得不離家出走。

無獨有偶，李金發的小說《一個少女的三部曲》亦描寫了客家女性所受的貞節壓迫。小說揭示了粵東山區這個閉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形成獨特的舊俗，實行盲婚制度，包辦婚姻嚴重，貞節觀念嚴苛。小說的主人公菊英，16歲被父母媒人包辦嫁給患癆病的陳少康。不久，陳少康病逝，留下年輕的菊英守寡。此后，菊英被婆婆視作不祥之物，周圍人的目光也充滿仇恨，窒息的氛圍使菊英不能自由呼吸。終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卻引來大禍。一些好事之徒造謠說菊英是跟奸夫逃回娘家窩藏的，于是三十個男女，甚至藏著鐵錐子來了。當躲在鄰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陳姓人”拉出來時，娘家的父老，沒有一個敢出來講一句公道話。菊英被帶回陳家，兩手被反綁在后面，那些失去人性的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實施暴打。在這個閉塞的山鄉，這種野蠻的陋俗被看成天經地義的，那些愚昧的觀眾竟以此尋找刺激，變態的施虐的快樂。李金發在小說中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閉塞和愚昧，對被迫害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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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現當代客家小說對客家女性的描寫，展現了客家女性在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婚戀貞節觀，集體無意識形成的優秀道德品質，通過對小說的解讀，以現代目光審視客家女性個體意識的缺失。

現當代客家小說充分地展現客家的地方風情和地域文化，彌漫著濃郁的特定的地域氣氛，并為讀者提供了顯示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藝術圖景，從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若干方面。對客家女性的描寫，集中展現兩個方面：一為愚昧鄉村女性的婚戀貞節觀，二為知識女性的精神境界，客家女性身上既有傳統因襲的婚戀苦難，又有集體無意識傳承的優秀品質，本文通過對小說的解讀，對客家女性文化進行現代審視。

一、傳統文化影響T的客家女性婚戀觀

(一)重學問的擇偶觀

客家文化，本質上傳承了中原文化，信奉儒家傳統。在客家地區，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養出讀書人為驕傲和自豪。所以，為人父母者，勒緊褲帶，節衣縮食也決不敢在子弟的學業前途方面疏忽大意。這種客家文化進取情懷，張資平在《資平自傳》、《脫了軌道的星球》、《沖積期化石》等小說中都有表現。《沖積期化石》中的天廠，就是一位望子成龍的慈父，他為了能讓兒子出國留學，實現文化治貧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說到了萬死不辭的地步。他彌留之際給遠在日本求學的兒子留下的臨終囑咐就是好好用功，學有所成之后再回來報答親恩，還特別叮囑：父親死后也不必回家奔喪服孝，“如遺父命，便為不孝”。在這里，孝和不孝的內涵有了新的特定內容。小說中的韋天廠的原型正是張資平自己的父親——一位中年喪偶，家道中落，但又文明開通，思想進步的窮秀才。

在客家人看來，一個姑娘如果能夠和一位斯斯文文經由讀書走出大山的書生結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為這意味著其一生的命運將由此發生改變。故在張資平小說中的人物，如黃廣勛、謝克歐、劉文如、宗禮江、呂廣、吳梅等文化人身份的先生和書生，是小說中最受年輕女性青睞愛慕的美少年。

以農業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會，女子嫁人，首要選擇是“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女子對丈夫具有強烈的依附色彩，這種經濟與地位決定的依從關系，導致現實生活中的男尊女卑。客家女性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嫁學問人并非僅僅功利地為“穿衣吃飯”。這里體現的是儒家文化“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女性的選擇更在于社會價值觀念的認同。

(二)嚴苛的貞操束縛

張資平在小說中也展現了童養媳的悲慘命運。客家人日常所說的“等郎妹”、“細薪舅”，指的就是童養媳。客家人娶童養媳一般是在女嬰很小的時候把她抱回領養，婆婆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調教兒媳。待童養媳稍大，她就成為這個家庭重要的勞動力，必須承擔大量的家務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樣參加各種生產勞動。張資平作品的意義在于，他對于客家婦女的命運和不幸人生還有更進一步的挖掘和表現。

在張資平早期小說中可以看到，20世紀初期，童養媳的風俗習慣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縣依然被完整地保存著，而且極為盛行。盡管張資平沒有直接描寫以童養媳的生活、命運為內容的小說，但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卻是童養媳，像《沖積期化石》中的劉四妹，三歲就到舅母家和剛滿三個月的表弟結婚；《梅嶺之春》中才周歲的保瑛嫁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雙曲線與漸近線》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歲的時候就被父親送給了一個商人做媳婦；《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兒，《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未曾露過面的角色)等也是童養媳。童養媳的買賣是充滿著罪惡和血腥的野蠻行為，無視女性生命的獨立性及情感選擇的自主，其實質是將女人看作個人或家族的私有財產。張資平用寫實手法真實、清晰地記錄下了歷史上客家婦女的不幸。他筆下那些童養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悲劇人物。她們的痛苦與不幸，就是客家婦女的痛苦與不幸；她們的命運就是無數客家婦女不平命運與苦難人生的縮影。

青壯男子長期在外謀生，帶來的另一問題是，男女之間正當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應有的滿足。有的男人一去長年不回，夫妻之間常常音訊不通，夫妻關系名存實亡。有些外出的男人或已客死他鄉，或者另娶新婦，另筑家室，也未可知。張資平的一位堂伯父張淑皋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因為長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本婦人，重新組織了家庭，結果新婦舊人互相仇視，兩方兒女形同敵人。小說《她悵望著祖國的田野》就是以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為原型創作的。

長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條件許可，自然不會拘于綱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鄉里的女人卻只能苦苦守候，任青春老去，紅顏消損。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膽僭越陳規去尋求個人幸福的女性。在現實中，那些試圖超越古老禮制秩序去尋求感情和欲望滿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歸案”則身敗名裂，性命不保。族人對犯了“罪”的女人的懲處辦法是：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任族人鞭打，最后用錐鉆刺死她(《梅嶺之春》)。如《最后的幸福》里，美瑛不得不屈服于阿和，因為阿和掌握了她和黃廣勛偷情的證據，如泄漏出去，后果則如村中鄰屋的那個女人，按習慣被捆縛在石柱上，族人都可以提起藤鞭子抽她，恨她的甚至拿錐子刺她。美瑛曾目擊過這樣的情形，她看見那個女人被殘毒的幾個老婦人用錐刺得周身鮮血淋漓。同樣是出于這個原因，《梅嶺之春》中的段吉叔父不得不離家出走。

無獨有偶，李金發的小說《一個少女的三部曲》亦描寫了客家女性所受的貞節壓迫。小說揭示了粵東山區這個閉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形成獨特的舊俗，實行盲婚制度，包辦婚姻嚴重，貞節觀念嚴苛。小說的主人公菊英，16歲被父母媒人包辦嫁給患癆病的陳少康。不久，陳少康病逝，留下年輕的菊英守寡。此后，菊英被婆婆視作不祥之物，周圍人的目光也充滿仇恨，窒息的氛圍使菊英不能自由呼吸。終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卻引來大禍。一些好事之徒造謠說菊英是跟奸夫逃回娘家窩藏的，于是三十個男女，甚至藏著鐵錐子來了。當躲在鄰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陳姓人”拉出來時，娘家的父老，沒有一個敢出來講一句公道話。菊英被帶回陳家，兩手被反綁在后面，那些失去人性的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實施暴打。在這個閉塞的山鄉，這種野蠻的陋俗被看成天經地義的，那些愚昧的觀眾竟以此尋找刺激，變態的施虐的快樂。李金發在小說中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閉塞和愚昧，對被迫害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二、客家女性的神性品質

客家女性身上體現的是典型的客家精神，于社會、經濟、家庭中體現的其卓絕的風范、情操和品格。美國傳教士羅伯特·史密斯在《中國的客家》中說過：“客家人是中華民族牛乳上的奶酪，而這光輝，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應該屬于客家婦女

的。”。大詩人黃遵憲曾這樣評價：“無論是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為人太母，操作亦與少幼等。舉史籍所稱純德懿行，人人優為之而習安之。”

《客家文化審美導論》中提到，客家女性相對此其他漢族女性，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客家女子不纏足，二是客家女子不像其他漢族女子那樣被鎖在深閨，而是走出家門，承擔繁重的勞作，還有不少是知書識禮的。譚元亨的《客家魂》中作為知識分子的客家女性在特殊年代里，身上體現的是集體無意識傳承的美好品性。

(一)博愛的母性

客家女性具有寬廣的胸懷，博愛，是其最本質的愛。女性之愛在這里是全身心地投入，是無私地奉獻而不求回報，是慷慨地給予，是恒久的忍耐，在人類文化史上遠古的母系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原則既是初始的，又是永恒的，那是以“母愛”為生存基點而衍生出的愛的原則。女性在孕育生命、維系生命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孕育了一種絕對不可忽視的“女性精神”，就是源自生命崇拜的“唯愛”精神。 客家關于“葛藤坑”的傳說體現的是客家女性的寬廣的胸襟，博愛的精神。黃巢軍隊肆虐之時，一位母親牽著自己的兒子逃難，而背負著侄子。這位母親的回答是：“長者先兄遺孤，父母雙亡，懼為賊人所獲，至斷血食，故負于背，幼者固吾所生，不敢置侄而負之，故攜行也。”危難之前，顧他人而忘自我，是一種淳厚的人道精神，一種哀憫蒼生的仁厚之心。

啟慧(《客家魂》之二《客家女》)文革被下放到農村，在進村的途中產下兒子，自己為自己接生，這在一般人看來是很難想象的，但是客家女由于長期遷徙的緣故，為自己接生亦屬平常，是出于對生命的頂禮膜拜，是作為母親的天性使然。之后“她有點認不出自己了，因為一路已好些日子沒照鏡子了，分明瘦削了一些，但仍炯炯有神，而且添上了疑惑與慈祥。和藹的圣潔神采。她猛地醒悟，可不，自己是母親了，能不添上母親的慈容嗎?邁進了人生又一神圣階段!她胸中充盈了溫柔與仁愛。過去，是老師，今日，又添上母親的身份，為人師，為人母，都是至圣至美的。”此后，啟慧就在那小小的村莊建立了學校做了老師，將所有的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傾注了所有的愛，并為了救落水的學生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是由“母愛”而衍生的博愛精神。

遠晴是一個柔弱的客家知識女性，在她身上卻體現了母愛的強大。被解除公職回鄉下后，為了女兒萱齡和侄子元戎的學業，不惜賣血；自己的冤情無處訴說，卻為女兒的被冤而四處奔走；在武斗場合冒著被流彈射中的危險去救女兒，逼使所有的槍口都垂了下來；直至丈夫和另外一個女人石蘿生下的孩子偉齡，遠晴都是視為己出，傾注真誠的母愛，將其教育成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又將辛苦撫養的兒子偉齡還給其生母，無不顯示她偉大而寬廣的胸懷和深沉無私的母愛。

客家女性的母性，還表現在作為精神家園的象征。“女人們則是家園的守望者，給男人創造根基、慰藉、希望，在漫長的歲月里，是她們永不竭盡的奉獻支持了男人的生存、家族的榮譽、歷史的精神。”只要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的存在。所以《客家魂》中郭家在遠晴死后，還有石蘿的身影出現，她是作為“家”的隱喻存在，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族的存在，就有希望的存在，就能讓遠行的人，“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民系心中有歸宿感。

(二)自強不息的獨立精神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女性在社會及家庭倫理秩序中是被統馭的對象，在經濟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而客家女性相對其他漢族女性，具有自強不息的獨立精神。客家女性是家庭的中心，主持家政，她們承擔了比男人更繁重的農耕。黃遵憲道：“吾行天下者多矣，五洲游其四，二十二省歷其九，未見其有婦女勞動如此者。”有文撰道：“一家婦女所得，不但以維持一家生活費用，甚至可供給子女受中小學教育；而男子在外地寄回之金錢，則涓滴不漏，儲積以生息，及購置天屋；故各家家庭之支柱是婦女……”可見客家女性在經濟上是獨立自主的。

著名美國作家A·米切納的代表作《夏威夷》中，有關客家人的內容的一章《哀鴻遍野的農村》，作品的主人是客家女性謝玉珍，她從出生開始就是不幸的，最后被帶到檀香山，經歷了常人無法忍受的艱難到達夏威夷，因為玉珍的克勤克儉，成為華人們的道德楷模。玉珍舍身陪患麻風病的丈夫去孤島生活，歷盡艱辛。丈夫死后玉珍重返夏威夷，將五個孩子送去讀書皆有出息。此后發生了火燒唐人街的事，玉珍肩負起復興家族的重任，開始第二次創業，又經歷種族歧視、地震、颶風等天災人禍，最終終于成功。在玉珍身上集中了客家女性的品性，近乎神性的品性。

在《客家魂》中，遠晴和石蘿體現的是一種韌性生存。當遠晴被學校除職回鄉，她還擔心自己不能適應，但是她還是堅強地挺過來了，“一個當了近十年女教師的弱女子，就這么成了把犁、砍樵、種田的健婦，而且是幾乎短短幾個月中變成的。”。于是遠晴在丈夫長期不在家的境況下擔負全家的重任。石蘿則長期照顧身殘的丈夫和孩子，同時還要忍受內心的痛苦的煎熬、良心的譴責，在這種境地下還是堅強地生存下來，并在遠晴死后成了郭家家園的守望者，繼續家族的精神支持。

萱齡是一個非常獨立的現代女性，她未足十歲就不忍母親遠晴的艱辛，跟母親約法三章，自己掙學費上學。她給隊里放鴨子，去河邊挑沙，嘗盡了艱辛。“正是在這千年的磨礪中，使他們有著罕見的生命力，能經受住生活中非常人能經受住的痛苦、疾病與災難，每每能從余燼中再度站立，顯示其健壯的體魄。”在她們身上流的是千年遷徙而艱難生存的強者血液，體現的是自強不息的精神。

(三)堅定的婚姻愛情觀

客家女性對愛情婚姻是很堅定的，敢愛敢恨，情感表達形式剛烈，天崩地裂亦不后悔，是一種生死相許的決然，正如在客家山歌里所唱：

生愛連來死愛連，兩人相好一百年。

曼人(哪個)九十七歲死，奈何橋上等三年。

入山看到藤纏樹，出山看到樹纏藤。

樹死藤纏纏到死，藤死樹生死也纏。

在《客家魂》中，啟慧、遠晴、萱齡、余恬以及石蘿，都是固守愛情的女性。啟慧在特殊的年代里，為了保住愛人楊雙漁，不惜犧牲自己的幸福，獨自承擔痛苦，在農村獨自撫養兒子，而且從不曾后悔自己的愛情選擇，對楊雙漁的感情生死不渝。遠晴一生等待遠離的丈夫，無怨無悔，最后對丈夫的選擇表示諒解，還接受了石蘿。還有萱齡之于大鴻，余恬之于元戎，都是一往情深，甚至石蘿之于啟興，也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純粹的愛。

她們的愛，無論是對家族，對后代，抑或是對愛情，都是至情至性，默默奉獻、犧牲，對家族、歷史帶來的災難和苦難勇敢承擔。惟其是主動承擔，更顯示客家女性的堅強和偉大，從而成為文化的隱喻，在精神上起著抗擊困難的支持力量。

三、客家女性文化的現代審視

客家女性身上集中了大量優秀的傳統美德，然而將客家女性置于現代位置進行審視，將發現許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的缺失

自古，女性一直處于對象化的位置，是欲望的對象，是審美的對象，是男性理想的載體。她是她之外的一切，女性的這種對象性的地位是由男性造成的，男性將自己的要求加諸女性身上。客家女性身上的種種美德，如母性、獨立，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缺乏個體精神，其人生價值在于奉獻，在女性的心中有所有，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直至為人太母，唯獨沒有自我，將自我的價值轉嫁到丈夫、后代以及家族榮譽上，實現的自我只是社會角色關系中的自我，是缺乏主體意識的“無我之我”，則個體生命存在價值無從說起，女人作為女人的價佰也無從說起。女件為家族辛勞，在繹濟卜是獨立的，不是依附于男性的寄生者。然而在社會地位上，雖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將全部精力用于支持夫家生計，任勞任怨，默默奉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是一副沉重的枷鎖，依然是作為男性中心文化的“物”的存在，是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作為家務勞動的工具。女性始終沒有作為歷史的主體而存在，只是作為一種客體，一種物，或者說是一種需要而存在于男性社會。

即使是太平天國，雖使得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像洪宣嬌等人，是太平天國的將領，和男人一樣承擔著攻池掠地、堅守要塞的種種艱巨的戰斗任務。但戰后，無論是否封了女官，論功行賞，依然是返回家庭。她們只是特殊時期的需要，沒有戰爭則退回家庭，繼續作為男性社會背后被置換的風景或者是工具，無法發出一己的聲音。

《客家魂》中的眾多女性，雖然是作為知識女性，自尊自立自強，但是置放在歷史文化背景中，僅僅是社會的人，集體的人，固然是一個大寫的“我”，畢竟不是自我。她們的生存方式固然是堅強韌性的，畢竟是為了集體的、家族的、他人的，而非女性自身的。女性要脫離這種非主體性的存在方式，就必須去尋找經驗世界中的真我，即是建立自我意識，塑造自我。惟其是自覺納入文化體制中，承擔所有的美德，才愈發顯得女性角色的沉重；自由放曠的“天放”個性色彩在這群女性身上并不明顯，情感壓抑在文化與道德之下。

(二)愛情婚姻的現世幸福思考

女，1生若太強調對愛情和婚姻的忠貞，則必然陷進男性文化設置的從一而終的陷阱。畢竟女性有權像男性一樣發展自我，擁有幸福的生活。在愛情的天地里，忠貞的愛無疑是美好的，但成為一種理念繩索卻捆綁著人的靈魂，勇敢地背叛定型的理念，獲得靈與肉的自由，這種短暫卻真實的愛比長久地在信仰中承受精神的折磨要好。

經過十年留學生活，接受過現代科學文明洗禮，有了異質文化作參照之后的張資平，以新文化運動親歷者和先驅者的姿態，對不幸女性命運傾注無限的同情和憐愛，有意識地將它藝術地攝人小說文本，暴露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罪惡性，顯示出作者對客家文化中野蠻殘忍的落后成份所持的批判態度，成為“五四”時期國民性批判的時代主旋律中一個響亮的音符。

因而，張資平在包括《雙曲線與漸進線》、《回歸線上》、《圣誕節前夜》、《性的屈服者》、《梅嶺之春》、《苔莉》、《飛絮》、《最后的幸福》等小說中，主題重復對“五四”反封建禮教的描寫，表現青年男女對婚戀自由的追求，對理想愛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對女性柔弱無依和任傳統擺布命運的同情，這些都在當時青年中產生極大共鳴。他的小說曾連續再版，例如《愛之渦流》出版半年就再版3次，《飛絮》不到3年就再版8次，可見其歡迎程度。“五四”時期，提倡個性解放、婚姻自主，沖破封建羅網，張資平無疑是挺立在潮頭上的。所以，他的情愛小說受一代青年的熱烈歡迎，并產生極大的反響。即便是他的性描寫，倡導自然主義，也是一樣有驚世駭俗的積極意義。而實際上，他的性描寫亦是淺嘗輒止，與今天的某些性愛書寫小說相比，更是小巫見大巫。

張資平一反常規模式，傳統文學中的情愛小說流行的是一種“男求女”的模式，雙方千回百轉終于成功或終歸失敗，而在他筆下，女性總是主動的、勇敢的，而男性多是被動的、懦弱的。這首先在構思上打破了以往情愛小說的僵死的模式，有新鮮感，為以后情愛小說的構思開拓了一條新的路；其次，這樣的描寫還具有反封建的色彩，有“開風氣之先”的意味。眾所周知，男尊女卑是一個曠日持久的社會現象，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女性是最深重的受害者，封建禮教扼殺了她們的愛情幸福，她們被不幸的婚姻殘害，被畸形的家庭扭曲，在無愛的苦海里掙扎，在世人的冷眼中沉淪，她們作為“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自然要比男性困難得多。然而，壓迫愈重，反抗亦愈烈，一旦打破了禮教的枷鎖，沖破了家庭的羅網，她們將會比男子更為激進，情欲使她們不顧一切，被動的承歡變成了主動的追求。因而，其女性形象便有了沖破封建婚姻的意義。

正如錢杏郵所說：“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的產生是與他的時代有密切的關系，他的創作的確是時代的產兒。我們只要了然于五四運動以后的情況，我們就可以不加思索地指將出來，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完全是五四期間女子解放運動起后必然地要產生出來的創作。張資平先生的創作的內容完全是五四時期兩性解放運動的事件對于文學上的反映。”正是在張資平的情愛小說中，張揚了個性，張揚了人的解放。沒有個人的自由發展作為條件，人類的自我解放便是一句空話。

四、結語

客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客家女性文化也應該屬于儒家文化，因而客家女性有著中華民族種種傳統美德以及客家女子特有的品性。然而，處于偏遠的山區，客家女性所受的苦難與因襲的傳統也較多。在當代研究客家女性文化，不應再強調文化傳統賦予的女性品德，而是應該關注女性的生存境況，使女性真正具有女性自覺意識和主體意識。

[1](英)愛德爾，中國訪問紀錄[M]／／胡希張，莫日芬，客家風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2](清)黃遵憲，李母鐘太安人百齡壽序[M]／／黃遵憲研究資料選編，香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5

[3]譚元亨，黃鶴，客家文化審美導論[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

[4]譚元亨，客家魂之二：客家女[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7

[5]徐肖楠，走向世界的客家文學[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

[6]錢杏邶，張資平的戀愛小說[M]／／史秉慧，張資平評傳，上海：上海現代書局，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