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本思想與當代中國經濟轉型

宋敘五

前言

去年，香港樹仁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研討會中，本人曾以《農本思想與中國現代化》為題，提出論文，向與會諸位學者專家請教。該文重點是從中國歷史演變中指出農本思想產生的經過，及其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阻礙。本文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續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指出農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殘存于中國社會及社會觀念中的影響；亦即是國人急須放下的包袱。第二部分是作者對中國經濟轉型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章放下包袱

本章題目為“放下包袱”。包袱為何？農本思想在今天中國結構中，經濟結構中及社會觀念中的殘留物是也。這些殘留物仍然強固地困擾著、阻礙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及現代化本章將分節說明之。

第一節，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結構，又可以說是一種經濟結構。它是農本思想的產物。在今天之前，已經非常嚴重地拖慢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而在今天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嚴重障礙。

不農經濟的結構的負面影響，在經濟方面者，例如農場面積小，勞力及資金有限，無法引進現代科技及企業經營方法，自給自足心態使農業偏重于糧食種植等。以上各點因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也討論過，本文不贅，本文想特別提出的是：傳統社會賦予小農經濟結構的社會職能，害了它成為一個經濟主體的可能性。

從漢朝到清朝，甚至到現在，中國傳統的農業家庭，不論貧、富，不論是地主、富農、佃戶或今天中國各地農村中的家庭承包戶，都被賦予一種社會職能。在一個家庭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合順，長幼有序等觀念，或論理要求，支配著或制約著家庭成員的行為或思想。擴大而至家族，族長要教導族中子弟為本族增光，光宗耀祖，不做有辱門風的事。當然娶妻生子，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亦要落實。這一系列的社會職能，壓在農業家庭的頭上，與它能夠成為一個純經濟主體的要求相違背。使農業家庭都不得不能理性地用“經濟考量”來指導與調整自己的行為。使每一個農業家庭組合起來，就是整個農業社會，成為一個不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計算，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經濟體系。

中國全國的勞動力，到今天仍然是以農業勞力占大部分。如果農業因為上述原因不能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管理，必將拖累了中國整個的經濟體系，無法與世界各國競爭。

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資源相對充裕。而且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下，只“勤”“儉”二字，已可解決問題。勤則多生產，儉則少消費；多生產、少消費，自可年年有余。家庭生活有余裕，進而遂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倫理需要，自然家庭和美，經濟要求與倫理要求雙雙達成。但今天人口增加以千百倍計，而且進入分工社會，再進而全球一體化，每一個人，每一家庭，不但要與本國人爭，甚至要與國際競爭。因此，小農經濟格局必然要轉型。

農業要企業化，農民要轉變成為農業企業中的工人。他們要：

一、上班時間離開家庭；

二、具有農業專業技術與知識，而且要不停地進修與增值。

如此，農業家庭不再是一個經營主體，而成為一個單純的社會組織單位，像城市中的工、商業人士的家庭一樣。農民（農業企業的工人）離家上班。到企業中，根據經濟原則辦事；回到家中，根據倫理原則做人。兩方面都可做好，而互不抵觸。

第二節，社會觀念

除小農經濟結構必須改變以外，仍有許多社會觀念必須清除。這些社會觀念是：

（1）民以食為天之觀念；

（2）非農不富，無糧不穩之觀念；

（3）開門七件事的觀念。等等。

以上這一系列的觀念，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1）將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之中；

（2）將中國的農業局限于以糧為主的情形；

（3）令中國的農耕技術長期停留在粗陋狀態。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孔惠鋒，在他所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的序言中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以上七件事，除了鹽之外，全與農業有關。”所以他認為：中國必須重視農業。但用這一種說詞來重視農業，到頭來又回到專注糧食種植，重視柴、米、油、鹽的生產與累積，是不合經濟原則的。

其實在今天的分工社會，開門只有一件事，這一件事就是“錢”。有了錢，可以滿足任何需要。沒有錢，萬事不能。農民生活如果太窮，種了米也舍不得吃；或者說吃不起。

所以現在必須拋棄所有陳舊的社會觀念，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國民總生產，讓人民富裕起來。

第二章輕裝上陣

如果照第一章所說，我們能夠徹底地拋棄傳統思想，則可以毫無疑問地走上現代化。趁著中國加入世貿的時機，在國際市場上，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一較長短。本人謹在此時刻，提出幾點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節，理性看農業

在中國長遠的歷史中，自西漢末年，農本思想占了主導地位之后，中國對農業，口頭上是愛護，實際上是害了農業。因為二千多年來一貫的政策是：將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中，于是必須使農業長期停留在“勞力密集”的情況。西漢之后，改良農業耕作技術及經營方法的努力，非常之少。明朝、清朝的皇帝，仍然高唱生農之調，但主要政策仍只限于“趨民歸農”，這種名為愛之，其實害之的政策使中國農業長期停留在落后狀態。

放下農本思想的包袱，可以用理性的態度看待農業。也即是用合理化的態度，依國際市場的宏觀供求規律調整農業政策。我們不要再堅持，將大多數的勞動力留在農業中，也不用再專注于糧食種植，也不要再抗拒糧食進口，也不要再刻意地達到糧食自給的目標。

一切以國際市場規律為準，以提高國民總生產，達到最高經濟效益為政策的指導原則。

第二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

上一章說明“小農經濟結構”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障礙，因此，徹底拋棄小農經濟結構，才是經濟轉型、社會蛻變的首要關鍵。今后的農業經營，離開小農經濟結構越遠越好，越徹底越好，其原則如下：

第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拋棄專注糧食種植的方式后，種糧的面積相應縮減，各地區依其土壤所宜，宜糧者仍種糧，不宜種糧者因其所宜改種其他經濟作物。

第二，規模宜大不宜小。規模大引用科技的限度高，引進學術研究的限度高，落實學術研究成果可能性高。

第三，如能引用農、工、商、科研、環保整體配套的連鎖企業式經營則更好。

第三節，切忌小規模經營

今后的農業經營切忌小規模經營，不宜用“小鍋小灶”式的經營。小規模經營除了不能引用較高的科研及較新管理方法外，也無法同時處理環保問題。但以上各點，仍然是集中在經濟層面或經營層面；除此之外，小規模經營無法解決下列一些社會層面的問題。茲分述如下：

第一，小農經濟文化必須徹底拋棄。中國農村在小農經濟結構中，孕育了許許多多的小農經濟文化，舉其要者有：自給自足與糊口觀念，重視家庭及傳種接代，重男輕女觀念，落葉歸根觀念，等等。小規模企業與原來的小農經濟結構距離太近，小農經濟文化仍如惡鬼纏身，無法拋開。

第二，小規模經營引用科研及學術研究成果有限，對從業人員學歷、素質、文化之要求較低，無法有效激勵農村青年求學向上之心，亦無法吸引城市青年下鄉。因為前面我們說過，今后的農民：

（1）要離開家庭到農場或農業企業上班。

（2）要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

當然政府或企業承包本身在教育方面的配套也不可少。

第三，小規模經營無法將中國大多數的農業勞動力盡快地由農業釋出，拖慢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期。

第四節，救治大西北

中國版圖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人口集中地及經濟活動區，偏于東南部，西北部大部分拋荒，且不平衡的情形日趨嚴重。在今天我們討論經濟轉型進入新紀元的時刻，救治大西北之事，絕不可忽視。

第一，從歷史上看大西北的拋荒經歷

中國西北地區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西漢建都長安，關中地區曾是中國最富庶之區。經過王莽之亂，關中地區遭戰爭破壞，再到東漢末年，黃巾、董卓之亂，關中地區殘破更甚。所以到了唐朝，雖鑒于地理形勢之險要，仍以長安為首都，但西北部之物產不及東南遠甚，首都長安及西北地區所需糧食、物資，必須由東南運至。武則天在位的大部分時間，因為長安過于荒涼，都在東都洛陽居住。但唐朝政府自開國以后就大力開發關中地區到了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離唐朝開國（公元618年）一百一十九年，關中地區又再農業豐收之區。自這一年起，東南地區的糧食不再運來接濟長安。唐朝距離西漢九百多年，地力經九百年拋荒可以恢復，今天距離唐朝一千一百多年，拋荒后能否再恢復，未可知。

第二，愚公移山

中國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信其可能者較少，但故事流傳不斷。則中國古人有愚公移山這精神與毅力，是可以斷言的。

今天較古代優勝之處，是能掌握高科技，假如經營計劃可行，本國資本、港臺資本，或外國資本均可投入，救治大西北未必不可為！

第三，李廣射虎的故事

西漢武帝時期，名將李廣，號稱飛將軍。李廣善射，且臂力過人。李廣領兵出征匈奴時，夜晚巡營，見一老虎，拔箭射擊隊之，箭穿虎背。天明后再到現場去看，原來是一塊石頭。再射石不能入。

這一故事告訴我們，李廣的臂力其實是可以射穿石頭的。但當李廣已經知道那是石頭，不是老虎于是他先有了不可射穿的心理（失敗心理），用力自然小了，所以射不穿石頭。

如果我們在“救治大西北”這一件事上，先有了失敗心理，未曾進行已經認為不可能，就不會成功了。

第四，“救治大西北”在中國及世界的意義

西北地區占了中國版圖的大半，自然條件不是太壞，如能救治復活，不但對中國多了大半個地區對世界總體來說，亦有重大意義。

第五節農業勞力釋出的兩大方向

農業勞力必須釋出，這是中國走上新世紀之前的最大課題。釋出的方向有二：

第一，前面所說的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所衍生出許多工作機會，例如工業加工廠、運銷服務、金融服務，再因農民生活改善所產生的多項服務，農村、鄉區教育等等，所產生一系列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