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毛宗崗；詩文；結構功能 論文摘要在《三國演義》評點中，毛宗崗詳細論述了插入在其中的詩詞、散文，重點是《出師表》與《討曹操檄》，以及入話的結構功能，認為它們既在形式上，又在內容上促進了小說整體藝術結構的統一。這種認識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論借鑒意義。

小說中大量插入詩文——這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一大特征。詩詞、散文等文體進入小說，根據俄羅斯文論家巴赫金的說法，是體現了長篇小說的雜語性質。鑲嵌在小說中的這些詩文，雖然一般仍保持自己結構的穩定和獨立的風格；但是一旦進入小說，它們就必須成為小說的建筑材料，為小說的結構形式服務，適應小說結構的要求。古代小說評點家對這一問題早有關注。如金圣嘆有評曰：“一部大書詩起詩結。”正是注意到詩對于《水滸傳》結構的聯結作用。毛宗崗的有關評批更多，認識也更明確，以下從三個方面細述。 毛宗崗首先論述了插入在《三國演義》中的詩詞的結構功能。 其一，卷首詞與卷末詩的結構意義。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卷末只有“古風一篇”，卷首并沒有開篇詞。毛宗崗補寫了一闋著名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放在卷首，并批曰：“以詞起，以詞結。”《臨江仙》獨立于百廿回之外，故曰《三國演義》的開篇是以詞起，以詞結。同時，這首詞還與卷末“古風”形成一種章法結構。毛宗崗批道： 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跡隱括其中，而末二語以一“夢”字、一“空”字結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合。一部大書以詞起以詩收，絕妙章法。” 詞起詩收，指整部小說的起與收。卷末古風隱括《三國》事跡，使人于晉一統之后，回味雋永。卷首詞畫面雄奇壯麗、筆調沉郁蒼涼，使人于展讀之前，先生無限嗟呀感嘆。長歌當哭。卷首詞的意境，是對小說長文之悲劇氛圍的渲染。卷末古風最后一句本為“一統乾坤歸晉朝”的單純敘事，毛宗崗改為“后人憑吊空牢騷”，變敘事為抒情，與全書濃郁強烈的悲憤之情很好地統一在一起。可見，卷首詞、卷末詩與三國敘事的統一，是悲劇精神的統一，是內在統一，而非僅僅停留在形式上。 法國評論家貝爾納·瓦萊特曾經指出：“開頭(或卷首詞)和結尾(或結句)在敘述的手法中占據了優先的地位，經常(明示或暗示)蘊涵著象征性的意義——寓意。”但是，如果卷首詞、卷末詩不是一部結構的有機組成，這種寓意就不能產生。毛本《三國》之開卷詞、結束詩即與小說正文渾然一體，因此具有豐富的寓意，說明毛宗崗對詞體、詩體在小說中的結構作用認識是很明確的。 其二，篇中詩、贊的結構意義。在小說行文中插入詩詞，有時并不是為了借用詩詞體裁來吟詠情性，而是嘗試以詩詞的形式來結構人物、聯結故事。第一回寫“斬黃巾英雄首立功”，先出關、張，后出劉備，毛宗崗在劉備下面插入一首詩曰：“運籌決算有神功，二虎還須遜一龍。初出便能垂偉績，自應分鼎在孤窮。”此詩在抒情中隱含著人物的生平功業，即使不了解三國史的讀者，也能從中嗅出劉備在后文中必定會有一番王霸作為。這樣，詩歌事實上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使讀者很容易把第一回與第八十回聯結起來。也就是說，第八十回的情節在第一回的這首小詩中已被提前“預敘”。 第七十八回，曹操夜夢三馬同槽而食。毛宗崗于此有詩曰：“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第一百九回，司馬師殺張皇后，毛宗崗又插入一首詩道：“當年伏后出宮門，跌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這兩首詩的結構意義更加明顯。“不知已植晉根基”，從小說的整體結構布局來看，此語可謂有“隔年下種，先時伏著之妙”。《三國演義》結尾曰：“自此三國歸于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有前面詩語作伏，便有后面結語為應，一伏一應，貫通一氣。第二首詩，意欲以“今朝”對“當年”，遂令張皇后可對伏后，司馬師可對曹操；這樣，人物、情節雖分處前部、后幅，然而卻般般相對，成為一個系統。第一首詩，以前伏后；第二首詩，以后照前，目的都著眼于結構的統一。同時，這兩首詩雖然遠隔三十余回，卻都以司馬師對曹操，所以又可自成結構。 以上所舉的三首詩，均為毛本《三國》所有，而為嘉靖壬午本所無。這說明，毛宗崗是在有意識的運用和發揮詩詞體裁在小說文體中的結構功能。 其三，詩詞的整體取向。毛本《三國》，詩詞總量約二百余首。其中，少量為人物著作，大部分乃作者插入。毛本詩詞由嘉靖本發展而來。嘉靖本原有詩詞數量多達三百一十余首，毛宗崗在改編時約刪去了三分之二。同時，又別出機杼，根據他對小說藝術的理解和認識，而有所增補。比較嘉靖壬午本，毛本詩詞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悉取唐宋名作，而去“俚鄙可笑”。小說即系名著，那么詩詞理應為絕妙好辭。這樣，“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才是“文章極妙處”(《凡例》)，二者相得益彰。第二，褒揚忠義，鞭撻奸惡，立場堅定，傾向性強。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一人一義，一事一物，幾乎都可以入詩。但在毛宗崗看來，詩以志之，歌以詠之，這是有限度的。并非出色驚人之事都可形諸歌詠。龐德忠于曹操，呂蒙襲了荊州，如此便不值得歌詠。毛本《三國》的詩詞，緊緊圍繞忠義與奸惡的截然對立而設計，可謂旗幟鮮明!反觀嘉靖本，態度并不這么明朗。呂蒙襲荊州，敗關羽，功成名就，敘述者接連插入三首詩加以鼓吹。但在毛本中，卻盡數被刪。總之，嘉靖本詩詞，給人感覺是為歷史上的人與事而設，因此，往往一人一事皆有詩，詩詞與小說頗有脫節之處。而毛本詩詞，則是為小說中的人與事而設，服從于作者的價值取向，因此，詩詞與小說結合緊密，并成為表現作者主觀傾向的利器。 詩詞是最講究主觀直接的一種體裁。巴赫金認為，像這樣的體裁，“一旦進入小說就變成了描繪的對象。在小說的條件下，任何直接的話語，如敘事詩、抒情、正劇的話語，都在不同程度上客體化了；它自己受到了制約，并經常由于受到制約而顯得可笑。”毛本《三國》中的詩詞就是如此。它不能自由地完成“詩歌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語)的使命，而且還要不得不為小說的構成獻計出力，并在總體上服務于小說的價值傾向——這，難道不有點可笑嗎? 除插入詩詞外，可以人小說的文體是很多的。例如《三國演義》第一百二回諸葛亮開列的制造木牛之法、流馬之法，這是科技論文體裁；西蜀降魏、東吳降晉的戶口簿，這是政治公文體裁。它如《紅樓夢》第十回張先生給秦可卿開的藥方，這是醫學體裁。所有這些都是非文學體裁，尚能為小說所容納，與小說具有親緣關系的其它文學體裁就更不用說了。 在《三國演義》中，數量次于詩詞的文學體裁是散文。包括論、評，詔、表，疏文、檄文、祭文，傳記等。小說離不開它們，因為小說中的人物要進行政治、軍事活動，有時就需要寫文章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解釋自己的行動。所以，這些文章、散文，是小說刻劃人物、推動情節的必要手段，也應該發揮著一定的結構性作用。 毛宗崗對第九十一回出現的諸葛亮《出師表》就十分重視。《三國演義》開篇第一回，起首第一句，毛宗崗便下批語曰： 《出師表》曰：“嘆息痛恨于桓、靈。”故從桓、靈說起。桓、靈不用十常侍，則東漢可以不為三國；劉禪不用黃皓，則蜀漢可以不為晉國。此一部大書，前后照應起。 《出師表》的原話為：“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毛宗崗借用了這句話的意思，所以毛本《三國》追本溯源，從漢桓帝、漢靈帝開始說起：“推其致亂之由，殆始于桓、靈二帝。”在小說結尾，漢桓帝、漢靈帝已屬百年故事，陳年亡魂，但毛宗崗仍不放過，痛下批語道：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于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于桓、靈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即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毛評借晉朝人劉毅之語歸結司馬炎，正是有意與以諸葛亮之語引起開篇對稱。這樣，在毛宗崗筆下，《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以桓、靈收”，形成了名副其實的“桓靈結構”。 需知，嘉靖本并不存在這層意思。嘉靖本起首旬日： “后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雖然帶有“桓”、“靈”字樣，但卻純粹是敘述歷史時間的存在，并沒有層外之意。嘉靖本結尾，敘事粗略，情節之間缺乏互動與轉換，更加見不出毛本“追本溯源”的含義。這就是說，以“桓靈結構”涵蓋一部大書，形成首尾照應，完全是毛宗崗本人的意見。而這種意見，顯然從諸葛亮《出師表》中得來。毛宗崗根據《出師表》的精神，改動了《三國》的開頭，并在批評中自始至終貫徹了這一精神，從而無形中凸現出《出師表》對于《三國》的結構意義。 且看毛宗崗的一段批語： 于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后主寵黃皓之事；在七擒孟獲之后，猶回顧桓、靈寵常侍之文。后事于此伏焉，前文又于此照焉。《三國》一書，當以此卷為一大關鍵，一大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