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三國演義》第九十三回，王朗與孔明對陣時所說的話。雖然王朗自己被孔明的大義凜然氣死)和另一句常說的話“順從天意，違反天意”構成了《三國演義》情節發展的一個基本概念。《三國演義》的開場白:“……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小說的結尾“閉幕”白:“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表示天意的從“合”到“分”，從“分”到“合”的必然階段和趨勢。從戲劇性的觀點來了解，“順天，逆天，順從天意，違反天意，”和跟隨“天下大勢”或是向“天下大勢”的必然挑戰，決定戲劇英雄的成功與失敗，決定一個小說或戲劇的悲劇或喜劇的結局。從這個角度來衡量，《三國演義》是一個悲劇，一個杰出的中國悲劇。

《三國演義》以“天意”這個概念為構架的悲劇，與古典希臘以“命運”為構架的悲劇作比較，可以顯示《三國演義》及中國悲劇的特質。“天意”和“命運”在此具有不等的概念。《三國演義》里的“天意”決定世界、國家、歷史的趨向和主要角色個人的命運;“命運”在古典希臘戲劇及神話里，是決定單獨個人的生死、升降、榮辱。《三國演義》是境界大的長篇小說，而受演出時間限制的戲劇在主題和結構上必須更集中。我試圖探討的是《三國演義》和古典希臘戲劇決定人物命運的兩個相似而又相異的因素:天意和命運。“天意”高于“人意，”近于神意，是超人的，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但是也有“逆轉天意”這個說法.所以中國的“天意”比古希臘的“命運”寬容仁慈些)。這個天意近于神意的特性和希臘神話里的“命運”不完全一樣。希臘神話的“命運”是由“非得死（F阿特色）”三姐妹操縱處理，最幼小的妹妹珂珞莎（Clotho）將好壞相纏的命運之絲紡織出來;這些命運之絲在二姐拉可色思(Lachcais)的手指擺弄下，就有的強，有的弱，有好，有壞。顯得特別老邁年長的大姐阿托魄撕(Atropos)拿著一把特大的剪刀，不留情的剪斷這些命運之絲。以這個神話為根據，古典希臘戲劇中的命運是由神主宰的。此文以《三國演義》的“天意”和古典希臘戲劇和神話中的“命運”作比較。來討論《三國演義》的悲劇結構和意義。

以古典希臘戲劇作比較，索佛克利斯(Sophocles，496-406)的《依底撥斯王(OedipuSRex)》是一個恰當的選擇。《依底潑斯王》是索佛克利斯極為著名并且影響深遠的劇作。亞里士多德以此劇的情節作為他討論悲劇理論的一個模式。佛羅以德的“依底潑斯情綜(0ediPus COmplex)”也是以此劇情節為源本。太陽神預告萊兀斯王(Laius)，他將被他的即將出生的兒子殺死。依第潑斯一出生，萊兀斯王就命令把這個嬰兒送出去殺掉。可是這個使者，一個牧羊人，不忍心下手，就把這個嬰兒給了一個外來的牧羊人，這個牧羊人就又把這個“該死”的嬰孩給了克林斯(Corinth)王樸歷布思(Poybus)和王后茉樂葩(Merope)，因為他們沒有親生的子女。依底潑斯自然以為他們是他親生父母。當依底潑斯聽說樸歷布思王和王后不是他親生父母時，他就出走流浪。而后因為猜中了女神司芬克斯(Sphinx)的謎語，繼承了已經死去的萊兀斯遺留下來的瑟布思(Tbebes)的王位。同時他娶了萊兀斯王的寡婦優卡絲塔(Jocasta/Iocasta)作他的妻子。優卡絲塔為他生了幾個孩子，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孩子是女兒安悌莫妮(Antigone)。

幕啟劇情:依底潑斯王(以下簡稱依王)統治的瑟布思正遭受黑死病嚴重的禍害，依王派遣他妻子的兄弟克理昂(Creon)到太陽神(Phoebus，Apollo)殿去祈問，克理昂回來說神的指示，必須找到殺死萊兀斯王的兇手，才能消除這個黑死病。依王就開始尋找這個兇手。先知特立司亞思(Teiresias)先是直說依王就是兇手，但是依王認為這是瘋話，因為他相信自己是無辜的，因為他根本沒見過萊兀斯王，而自己是在萊兀斯王死后，猜中了女首獅身司芬克斯的謎，得到了萊兀斯遺留下的王位。最后受不了依王的逼迫，特立亞斯才直接，不留余地說:“那個謀殺兇手就在這里，他是一個外來人，可是他會發現自己有瑟布斯的血液……他是他的孩子們的父親，以后他將被稱為是他們的哥哥;他是他母親的兒子，到時他將被稱為是她的丈夫。最后他將被判定為是謀殺他父親的人。”直到兩個牧羊人作證，一個供說是依王的母親，現在是他妻子，優卡絲塔親手把剛出生的嬰兒交給他，要他把這個嬰兒弄死，但是這個牧羊人不忍心，就把這個嬰兒交給一個外地來的牧羊人。他就是第二個證人，這第二個牧羊人就供說他把這個嬰兒給了無子女的克林斯王和王后。在依王自己還未完全明白的時候，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母親)已經了解到這個無可避免的悲劇底細而上吊自殺了。依王最后明白是他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娶了自己的母親而且生了幾個孩子，完全如預言所說，無法逃避。就挖掉自己的雙眼，永不見天日，永遠遭受慘痛的責罰(依王弄瞎自己也具有象征意義。依王先怒諷那個瞎子預言者是個“不能預言”的瞎子，那個預言者回責說依王是“有眼可是看不見”)。

把上述古典希臘戲劇和神話的命運和《三國演義》的天意作比較，可以顯示出古代中國的天意和古代希臘的命運觀念的區別和特征。從天意這個概念說，《三國演義》人物的成敗、生死、故事的情節是在天意的合久必分的開始到分久比合的結局的大結構下發展的。諸葛亮和他的“道家”朋友司馬徽及崔州平構成人的順從天意和逆反天意選擇的兩個典型的例子。

諸葛亮、司馬徽和崔州平之追隨“道家”的隱退生活，是因為他們了解天意，但是他們基本的意然、志向、抱負是儒家的，人世的。以諸葛孔明為例，司馬徽說:“孔明……每常自比管仲，樂毅。”還認為孔明“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第三十七回)由此可見孔明的抱負是儒家的。可是要實現他的儒家抱負，在“合久必分”漢王室的即將瓦解的天下大勢的趨勢下，是逆反天意的。所以司馬徽辭別劉備時“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這是一個智者對孔明的悲劇的預言。孔明自己在對答劉備懇請出山分析天下大勢，英豪們的成敗得失說了一句:“非惟天時，抑在人謀。”這是道家的智慧“了解天時”和儒家“入世”的抱負的表現。但這兩者在此時是對立的。是人愿與天意的矛盾。孔明出山固然是為劉備的誠意所感動，但是他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是儒家道德勇氣的見證。

崔州平對天下大勢的了解不下于孔明。崔跟劉備“二人對坐于林間石上”(這是一幅地道的在國畫上常表現的道家美學主題)，崔對劉備說:“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此正由治人亂之時，未可碎定也。將軍欲使孔明干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第三十七回)崔州平將天理、天命的非人為力量所能轉變說得很明白。他用“逸”和“勞”而非用“昌”和“亡”講順天和逆天的后果，表示出中國“天意”的與西方“天命”或基督教的上帝“意旨”的不同。基督教上帝(也包括伊斯蘭教的阿拉)的意旨是絕對的，而且更具有“對”與“罪惡”絕對標準。

崔州平雖然深知天意之所在，不愿過問世事，不過他確有濟世之才，也曾有濟世之愿。但是他和他的道友們在天意與人愿之間選擇了“順從天意”這條路。崔州平不肯出來幫劉備，也許還有另一層道理，覺得劉備邀請他出山的誠意還不夠。崔州平的話與諸葛亮的《隆中對》的重點差異是崔的話著重在于對天意與人愿的人生生存的的哲理分析，諸葛亮的《隆中對》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al)策略性的分析。他希望劉備以“人和”來戰勝曹操占有的“天時”。從這一點看，諸葛亮的《隆中對》也加重了諸葛亮這個角色的“逆天”的悲劇色彩。

從諸葛亮與崔州平所作的“逆天”與“順天”的選擇可以看出《三國演義》的天意和古典希臘戲劇和神話所表現的命運的差異。古典希臘戲劇和神話中的命運不容人的選擇。命運注定一切，沒有逃避的可能。《依底潑斯王》劇中的萊兀斯王，王后優卡絲塔，和他們的兒子依底潑思，還有阿克蘇思王和他孫子裴爾速斯都想盡逃避已經注定的命運而失敗。天命注定的悲劇往往要經過不少年月的復雜曲折才實現于這些無辜英雄們的身上。《三國演義》中的天意比古希臘的天命要寬容得多。它給人以選擇的可能。明智之士如司馬徽、崔州平可以作“順”或是“不逆天意”的選擇。具有道德勇氣的忠義之士如諸葛亮、劉備等則作“逆天”的選擇。如果羅貫中免去他的道德成見，曹操應該是一個“順天”的英雄人物。一天意和命運本身都不具有道德價值標準。《依底潑斯王》的主要角色的成為悲劇英雄是他們與命運斗爭失敗，并且那種斗爭基本上是躲避。這些英雄人物是善良、無辜、高貴的、他們的失敗往往不是“好”與“壞”或是“善良”與“罪惡”的斗爭的結果。

如果說《三國演義》的天意決定這些主要角色的成敗，那么曹操的成功則是天意。事實上，曹操是《三國演義》所有人物中寫得最成功的，具有復雜，深度的角色。不幸由于《三國演義》作者的忠義立場、標準、和小說的影響，曹操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奸雄。從《三國演義》曹操出場的第一回到他身死的第七十八回，曹操的一生，從忠義到“奸雄”的演變發展，是小說一個對人性的欲望，對政治上的抱負，對權力的得寸進尺的占有野心極為精彩的敘述。天意使曹操成功，天意使曹操不死于未盡之時(直到完成任務，把基礎安定好后才死)。古希臘的天命是神意，由神(Apollo，一名Phoebue，和Sphinx)傳達，預告命運。《三國演義》的天意往往以星座轉變安排來顯示，而由懂天象的智者解答。如侍中太史令王立就“密奏獻帝”說“天命有去就……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第十四回)，再由順天意的人(曹操，司馬)來完成，雖然不肯順天，而選擇逆天的不一定是道德上負面的角色。但是天意可任人選擇，因此選擇本身就賦有人為的道德意義。人在做選擇時就就會有現實的得失衡量和道德的對與不對的考慮。順天或是逆天在《三國演琴》里，對于具有忠義“道德”的不愿順天者們的選擇，一是如司馬徽等人的道家的消極避世;一是諸葛亮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的“鞠躬盡瘁”。

二

前面說到天意由人來完成，牽涉到天意與個人命運的關系。希臘戲劇和神話的命運是關系到個人的生死。在《三國演義》里，天命決定“天下大勢”，英雄人物是在天下大勢的環境和條件下作選擇，所以個人命運的生死成敗也受決定于由天命安排的天下大勢及漢王朝的興衰。《三國演義》里有一個有關天意與個人命運的關系的情節表現在諸葛孔明對華容道捉曹操的安排。曹操在赤壁被諸葛亮的東南風燒得焦頭爛額，帶領殘兵敗將沒命地逃。諸葛亮悠閑地坐等曹操逃奔過境的安排。安排到最后一關華容道時，他卻派了受曹操恩惠極深，而又最重義氣(在此應該是個人恩怨)的關羽去捉曹操。連劉備都認為不該如此調遣。孔明解釋說:“亮夜觀乾象，曹賊未合身亡，留這個人情，教云長做了，亦是美事。”(第四十九回)此段情節的“暗諷(irony)”是《三國演義》最表揚的忠義道德在關鍵之處，卻被用為不能勉強天意，讓曹操死里逃生。這是《三國演義》的曹操個人的生死決定于天意與完成天意的安排，也是孔明、劉備的逆天意的人愿不能勝天意的一個例子。(有人說如果孔明派了張飛等在華容道會怎么樣?我想也許曹操就會選走另條路——華容有大小兩條路。)

曹操占有天時，孫權占有地利，孔明希望以人和，也就是用人為的努力聯合東吳對抗曹操的天時之利。但自赤壁一戰，孔明的聯吳政策與蜀的據有荊州不肯讓還給東吳的既成事實相抵觸。這也是孔明的人為愿望與天意的“偏愛”曹操的大格架之下的不能協調之處。以“逆天意”這個主題來衡量，孔明，劉備是經典型的悲劇英雄。劉備對天時，天意的體會不如孔明，司馬徽，崔州平，可是聽崔州平說了“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后，劉備答說:“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備身為漢宵，合當匡復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這是《三國演義》悲劇英雄們的敢于逆反天意，作了具有浩然之氣的忠義道德的選擇。古典希臘戲劇、神話的悲劇英雄在神意，預言下沒有選擇余地，他們只能想盡方法逃避，可是終于失致。《三國演義》角色們事實上有三個可能的選擇。一是加人曹操為首的“順天”的陣容;另一個是如司馬徽等人的道家式的“隱退”，不干預世事，獨善其身;最后一個選擇是“逆天”，注定失敗的一條路。《三國演義》的悲劇英雄，孔明、劉備、關羽、姜維等人，在道家的獨善其身和儒家的鞠躬盡瘁兩條路之中，選擇了后者。這個選擇是基于英雄們的有意識的對忠義責任的良心，是一個需要有極大的道德勇氣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比較古典希臘戲劇和神話的悲劇英雄和《三國演義》里的悲劇英雄，《三國演義》的悲劇特質是在忠與義的格架下，悲劇英雄作“逆天意”的挑戰。希臘戲劇的悲劇英雄和《三國演義》的英雄都面對超人、非人所能左右的情況。前者是企圖回避命運而終歸失敗，而后者的失敗是由于對忠和義的責任向命運、天意挑戰。他們當然也終歸失敗。同是失敗，同是悲劇，可是兩者意義不同。

古典希臘戲劇，以依底潑斯王和裴爾速斯為主角的悲劇英雄的事跡和《三國演義》以諸葛孔明、劉備、姜維為主，及以司馬徽、崔州平聰智選擇對比的悲劇性的奮斗和失敗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這些悲劇英雄對他們所處的世界的知與不知，與對自我的知與不知。自亞里斯多德起始的一個悲劇論，在現當代戲劇家，小說作者還常采用的，是一個英雄之成為悲劇英雄在于這個英雄在自己生命完結前能夠真正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不是糊里糊涂的死去。《依底潑斯王》之所以被亞里斯多德認為是悲劇杰作，就在于悲劇主角之逐步發現他命運注定的悲劇的因果。萊兀斯王和他的王后想避免既定命運而無法逃避;依王拭父、娶母的悲劇錯誤是在多少年之后才發覺是自己不可補救寬怒的罪惡，雖然自己是一個憫民，公正的好國王。

《三國演義》的諸葛亮、劉備等人物不是順從天意，而是有意識地逆反天意，挽救漢室。黑格爾認為悲劇能夠抓住悲劇角色的真實內涵在于表現這些角色世界的那些具有本身公認的“真義(force)”，而這個“真義”則通過人類“意志的行為（volitional activity)”得到具體的實現。黑格爾舉出夫妻，父母，族親間之愛，國民的愛國意識等等為例，同時這些“真義(forces)”被認為是積極涉人各類利害關系的必要因素，某個悲劇角色就往往與某一個“真義”因素不可分離的結合著，而且有意識地，不惜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個理念。“雖敗猶榮”這句成語在戲劇實際上表現了這個深刻的悲劇概念。

從關系一個帝國王朝興亡來說，諸葛孔明和劉備等人置天意于不顧，向天意挑戰，而終于失敗，他們是為一個更高理念信仰奉獻自己的生命。前面提到《三國演義》的人物對天意有三條選擇的道路。一是曹操諸人物的“順天，”篡漢;另一條是司馬徽等人的中間路線，基本上忠于漢室，但是知道漢室命運已盡，卻不愿作不忠于漢室的事，就隱退山林，潔身自保，不違背“忠”和“義”。最后就是孔明、劉備等人基于“忠”和“義”，這是最高道德原則的選擇，但卻是逆反天意的一條路。選擇這條路的人中，諸葛亮是最具智慧，最了解天意的人，所以諸葛亮是《三國演義》里最具悲劇性的人物。

劉備忠于漢室。因為他是漢王朝的宗親，比漢帝還高一輩。他個人的悲劇主要的卻是“義”的悲劇。趙云等忠臣力勸劉備以“公”，以“國家”為先，但是《三國演義》里的很多動人的細節卻表現著“義”的吸引人的力量。“忠”的實現建立在“義”的人際道義關系基礎上。所以劉備以“義”為先，舉全國之兵為關羽復仇。這是一個經典的悲劇情感的選擇，相似安悌茛妮違反克李昂的嚴令，埋葬她的兄弟。兩者都是基于道義上的選擇。在《三國演義》里，“忠、義”是相等的，可是在實踐中“義”更是“忠”的根本。

諸葛亮對天意的了解，不會次于司馬徽、崔州平，所以隱居臥龍。他的出山輔助劉備光復漢室，是“義”先于“忠”。劉備的三顧茅廬的“誠”感動了他。錢穆教授認為“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分鼎立的，不是君臣名分，而是朋友間的道誼私情”。所以“諸葛亮肯為劉先主鞠躬盡瘁，故可說有漢賊不兩立的政治觀點，但更主要的是為三顧草廬一段朋友間的肝膽真誠所激動。”依此推論，諸葛亮為“義”出山輔助劉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更是“義”先于“忠”的三國時代的特征。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固然需要相當的道德勇氣，但是“不可為而為之”本身是具有矛盾的本質。所以諸葛亮在執行“不可為而為之”，也就是“天意”與“人愿”的矛盾中，取得某種妥協。

三

古典希臘戲劇的悲劇英雄，在命運主宰一切的現實里，無可逃避。悲劇英雄只在最后才了解天命的意義，而天意在《三國演義》里容許角色們的選擇，諸葛亮、劉備有意識地選擇了“悲劇”失敗的道路。劉備答復崔州平說:“但備身為漢宵，合當匡復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在《三國演義》的“合久必分”的天意下，“逆天”者雖然具有最高的“忠”和“義”道德原則，他們的選擇注定了他們失敗的悲劇。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平常的事，《三國演義》雖然是以“忠”和“義”為本的一部影響非常大的歷史小說，而且作者(們)不似索佛克利斯或是莎士比亞，想來無意把《三國演義》當作一個悲劇來處理。可是一部文學作品常常包含有很多涵義、解釋的可能。本篇以古典希臘悲劇及黑格爾的悲劇概念來討論《三國演義》是在發掘這部具有廣大影響力的古典中國小說的悲劇特質，解釋《三國演義》是一部有深刻意義的悲劇文學作品。在劉備、關、張、姜維這些主要悲劇角色里，諸葛孔明更是具有悲劇英雄的復雜而有深度的品質。因為他相別于司馬徽和崔州平等人物，有意識地、有目的地在“忠”和“義”的道德原則下選擇了“失敗”。

孔明在“后出師表”陳述第二次出師北伐說:“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不能認為是孔明的自我謙虛“才弱”，而是他了解以“人和”向“天意”對抗的懸殊，加以司馬懿出掌魏國軍事大權，大為增加孔明在《三國演義》里的“大驚”和“大怒”的次數。與其坐而待亡，出師伐魏，也許有僥幸的可能。這是一個未知數。所以孔明以“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第九十七回)。這是一個動人的悲劇性的自我表白。由此可從另一個角度看，孔明的先知增強了《三國演義》的“天意”悲劇的主題，也多少加添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與天意相違的悲劇旁證。

依底潑斯王和他的父母萊兀斯王和王后優卡絲塔、神話里的阿克立蘇思王、他的女兒丹娜和他的“半神”的孫子裴爾速斯都無法躲避命運的悲劇的預告，沒有任何選擇的可能。因為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三國演義》“天意”容許人的選擇，曹操、司馬懿是天意的執行者，但是在小說里他們不是正面人物;司馬徽，崔州平等人采取了與天意無爭的人生觀;以孔明為代表的卻有意識地在“忠”和“義”為最高道德原則下，選擇了“違反”天意的一條必敗的道路。這選擇近乎安悌茛妮違背克李昂的命令而選擇了埋葬她兄弟的結局。《三國演義》是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的杰出的悲劇;劉、關、張、姜維，尤其是孔明是在最高道德原則的忠與義之下，違背天意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深度的悲劇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