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三國演義》作為一部反映封建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優(yōu)秀長篇小說，書中所涉及的“義”是相當復雜的，從第一回“宴桃園豪杰三結(jié)義”起，一直到“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jié)王孫志可哀” ，“義”在全書是貫徹始終的。在小說的許多章節(jié)里，也多次以“義”為題，如“勤王室馬騰舉義”（第10回）、“會古城主臣聚義”（第28回）、“關云長義釋曹操”（第50回）“關云長義釋黃漢升”（第53回）、“張翼德義釋嚴顏”（第63回）、“諸葛誕義討司馬昭”（第111回）等等。而通過人物的口說，或詩贊，或論贊宣揚“義”的更是不勝枚舉。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個“義”是屬于封建社會的范疇，因為無論是作者或他筆下所寫的人物都生活在封建社會里，它只能是封建私有制這種經(jīng)濟關系所產(chǎn)生的道德觀念，所以我們在論其“義”時，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應用一種歷史的眼光去加以辨證地分析。

“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jié)為兄弟，則同心協(xié)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

這篇誓文成了后世結(jié)義者仿效的經(jīng)典之作。有人認為誓言里的“上報國家”是“忠”，“下安黎庶”為“義”，所以桃園結(jié)義的道德內(nèi)容是“忠”“義”的統(tǒng)一。但結(jié)合作品的全部內(nèi)容看，其所強調(diào)的更是“義”，是一種涵蓋了“忠”的“義”。因此宣揚“忠義”并不是其主旨，而謳歌“俠義”才是其真正目的。也正因為如此，才使人物的思想、行動染上了濃厚的悲劇色彩，才使人物往往成為忠與義的矛盾統(tǒng)一體。在《三國演義》中，正是由于劉備集團一開始就提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口號，為恢復漢家的一統(tǒng)天下而不屈奮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來具有民族思想的廣大群眾所追慕，“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順應了廣大民眾的意愿，蜀漢集團的人物也就成為了忠義的化身，作品正是通過對理想人物（悲劇主角）的人格塑造，使“義”達到了理想的高度。

二、“義絕”關羽的悲劇性

“義絕”關羽是全書在表現(xiàn)“義”的主旨的核心人物，作者塑造這一英雄性格的基調(diào)是忠義思想。在《三國演義》中，成功地塑造了張飛、趙云、馬超、許褚等勇武超人的豪杰，關羽之所以超于眾人之上，而獨有深遠的影響，主要在于作者把他寫成了一個忠義的“完人”，特別把他作為“義”的化身來塑造的。

關羽的“義”絕不是一般的義氣，而是披肝瀝膽，義無返顧、比泰山還重，比生命還貴的“義”。作者宣揚關羽的“義”，貫穿了劉備、關羽、張飛從結(jié)義到殉義的整個過程。劉蜀集團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集團，而悲劇的主角———劉、關、張三人都出身于平民階層，或織席販履，或賣酒屠豬，或浪跡江湖，在風雨飄搖的時局里，雖然素昧平生，卻一見如故。“桃園三結(jié)義”包含了結(jié)拜兄弟義不容辭的職責，所以關羽追隨劉備，效死勿去，并非知恩圖報，而是在當時的處境下，一種真正的患難相扶，禍福同當，這就體現(xiàn)了人民所理想的義氣，符合人民群眾的道德觀念。“屯土山約三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 可睹其心志，還有一約是“降漢不降曹”更反映了他的忠中有義，義中有忠。他和劉備始終維系著“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關系，這也是人民所向往的忠義觀。他在降曹后，受到一次次的考驗，曹操為了收買關羽而厚恩待之，“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然而都沒能讓關羽有絲毫動搖，他一思一念，一舉一動都不能忘記“誓同生死”的結(jié)義兄弟。曹操贈袍，關羽卻把舊袍罩在新袍之上，并謂之曰：“……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我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袍而忘兄長之舊賜……”。又曹操贈赤兔馬，關羽謝曰：“吾知此馬行千里……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也難怪曹操聽了不禁愕然而悔，便命張遼去問關羽何以常懷去心，卻引出了關羽的一番肺腑之言：

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到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后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以歸乎？”公曰：“愿從于地下。”

關羽的這段話肝膽照人，足以驚天地泣鬼神，連“奸絕”曹操聽了也不得不嘆服：“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義士也！”。正因如此，當關羽一知劉備的消息，便毅然決然封金掛印，斬關殺將，千里獨行，來去明白，往奔劉備，在他身上，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不管在任何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都不改變他的初衷，即至死忠于蜀漢，義于劉備。當他兵敗麥城，內(nèi)無糧草，外無援軍，吳侯派諸葛瑾來勸降時，關羽義正辭嚴地說：“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jié)；身雖殞，名可垂于竹帛也。”終于在麥城殉難，以自己的熱血和生命鑄造了他忠義壯烈的性格，在關羽身上體現(xiàn)的“富貴不能淫，貧窮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中華民族歷史傳統(tǒng)的精華，它是屬于人民的，曹操在華容道曾說：“將軍深明春秋”，就是推崇關羽所發(fā)揚的“春秋大義”。

然而，關羽的性格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統(tǒng)一體。關羽出身底層，養(yǎng)成了他的俠義氣質(zhì)，這也正是關羽的悲劇性所在。下邳兵敗，張遼勸降時，關羽當即嚴詞拒絕：“某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但當他聽到降曹可以保全劉備妻小，并可伺機尋兄，不負前盟時，這位視死如歸，世稱萬人敵的虎將竟低頭降了曹操。同樣，對于曹操的“厚遇”，關羽表面上雖未動其心志，然而，市井細民“知恩圖報”的義氣卻深深埋伏于他的心靈中，他為了報恩而主動請纓，誅顏良，斬文丑，解了白馬之圍；又為了報恩，在赤壁之戰(zhàn)中義釋曹操，正如小說所寫：“關羽是一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年曹操許多恩義，與后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于是，他竟冒軍令之險，棄蓋世之功，置劉備統(tǒng)一大業(yè)于不顧，面對凄惶垂淚的曹操，動了惻隱之心而放虎歸山，這就突出地表現(xiàn)了他為情為義而動搖忠，而犧牲自我的悲劇精神。關羽的這些行為，從某種角度而言是對劉蜀事業(yè)的背叛，是不“忠”，但作者卻把它作為重“義”的美德和高尚而純粹的義舉來大加頌揚和渲染。這種所謂“義”的行為，本來同劉備“興復漢室”的政治原則是完全對立的，然而，作品卻在關羽的悲劇性中把它們統(tǒng)一了起來。對于讀者而言，也往往被作品籠罩的悲劇氣氛所感染，而對關羽的這種“背叛”就覺得情有可宥了。

由關羽悲劇性性格所造成的另一嚴重后果則是蜀吳的破裂。關羽把本來可以結(jié)為盟友、共同抗曹的東吳集團視之為鼠輩，不重視執(zhí)行聯(lián)吳抗曹的既定國策，導致吳蜀矛盾的激化，給劉蜀事業(yè)帶來極大的危害，這顯然也同忠義是相矛盾的。然而，在關羽的悲劇性格中，卻得到了統(tǒng)一。關羽之死寫得十分悲壯感人，至此他的重“義”品質(zhì)得到了冶煉和凈化，也最終使他的性格理想化，升華到了可歌可泣的境界。

三、忠義諸葛亮的悲劇性

從封建正統(tǒng)觀念出發(fā)，臣對君是絕對“從一而終”的，而且“君君臣臣”的關系中，諸葛亮為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忠貞無二地為劉蜀事業(yè)奮斗終生，則是《三國演義》中“義”的又一重要體現(xiàn)。

諸葛亮最初居隆中，雖是“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與諸侯”，但已明察天下大勢。出山后，運籌帷幄，創(chuàng)造了鼎立之勢，表現(xiàn)出經(jīng)天緯地的才能。白帝城托孤后，“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又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更有六出祁山，屢建奇功。他從沒有個人的野心，卻有統(tǒng)一天下的壯志。對比之下，司馬氏父子真是相形見絀。諸葛亮的“忠”不僅是為報先帝的“知遇只恩”，主要是忠于他所追求的目標，但他的“忠”仍然是以“義”為基礎的。正是這種對事業(yè)的無比執(zhí)著和忠貞人格，使諸葛亮成為了歷史上“忠臣至公”的典范。

然而也正是這種“忠義”，注定了諸葛亮必然是一個悲劇人物。羅貫中在塑造這一形象時，一開始便把他置于“天時”與“人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開始便暗示了諸葛亮出山是一出悲劇。盡管這樣，作者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又自始至終都在肯定和歌頌諸葛亮的悲劇精神。諸葛亮悲劇性格的光輝之點在于，他盡管已經(jīng)清醒得意識到“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睹也”，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面對蜀漢的種種劣勢和困境，乃至不可避免的失敗的趨勢，他始終把盡忠奉獻當作生命的終極目的。為了蜀漢事業(yè)，他抱病南征北伐，臨陣督戰(zhàn)，甚至“親校簿書，自理細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不過數(shù)升”。臨終前還遍觀各營，長嘆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這種悲劇情懷激起了后代多少人為之同聲一哭，“臥龍雖得其主，未得其時，惜哉！”真是“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錢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于千古”。作者大力推崇“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義精神，與作者的美學理想和思想傾向是大有關系的。這種“忠義”觀，是封建統(tǒng)治者所需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封建社會人民的理想的。

四、仁義劉備的悲劇性

在《三國演義》中，就英雄典型而言，較之關羽、諸葛亮，劉備的形象并非刻畫得十分成功，但從“義”上分析，他的悲劇性格的刻畫和渲染卻是鮮明的。作者是把這個人物作為包含“忠義”理想的明主和仁君形象來塑造的。

劉備的一生從始至終都把“義”作為個人行動的準則。君主之“義”在于愛民，在那個戰(zhàn)亂頻仍，人欲橫流，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封建社會里，能“愛民”是很難得的，盡管“愛民”的目的在于治民，但也還是人們所歡迎的。在小說中，劉備以寬仁待民和曹操以殘暴害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劉備深知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他初作喜安縣尉，就“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時，老百姓又歌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當陽撤退時，十幾萬百姓跟隨他渡江，而追兵在即，盡管情勢萬分危急，他決不棄民先行，常說：“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若為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這與董卓所鼓吹的“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劉備“仁德”之主的名聲傳遍天下，對于他收羅群才，創(chuàng)一代基業(yè)起了很大的作用。劉備當了皇帝之后，劉、關、張三人之間，還保持著“桃園結(jié)義”的初衷，所謂“義為君臣，恩猶父子”， 這對于封建君王而言是極其難得的。而小說中曹操其奸詐、殘酷的性格恰與劉備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曹操以“寧教我負天下，休教天下人負我”為人生哲學，他為報父仇進攻徐州，“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fā)掘墳墓”；他討袁術，卻因缺糧耍詭計而枉殺了糧官王卮；而曹操稱王之后，則大殺功臣，如陳琳、楊修等功臣勞士，一個個成了他的刀下之鬼，這是封建帝王常實行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殘酷政策……從這些對比描寫中，可以看出小說中“擁劉反曹”的觀念，也充分表現(xiàn)了封建時代人民擁護“明君”，憎惡“暴君”的愿望。

劉備重義，不僅表現(xiàn)在忠于漢室，“欲申大義于天下”，而且表現(xiàn)在其重個人義氣，重兄弟之義上，后者使“義”的理想化達到了悲劇性的高峰。劉備把兄弟之義超于國家、社稷之上，以個人感情代替政策，一反常態(tài)拒不采納一切忠諫，一意孤行。在這里，其兄弟之“義”與恢復漢室的“忠”是相對立的，但也是符合這位以“義”著稱的明君的性格的發(fā)展的，否則，劉備就不能成其為劉備了。“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這就是貴在于“義”。這種高度地美化劉備寧可不做皇帝，不為個人獨享富貴而決意赴“義”的那種悲切執(zhí)著，堅貞不拔的凜然義氣，使他的性格更加凈化。作品歌頌劉、關、張三人為忠義而生而死的一生，正體現(xiàn)了典型人物悲劇性的完整性，并且也暗示了蜀漢事業(yè)將以悲劇而告結(jié)束的必然性。

五、結(jié)語

通過悲劇主角的性格塑造，可見 “義” 在小說中的復雜性。

就進步性而言，小說所贊美的與“忠”矛盾甚至對立的“義”，已沖破封建的等級秩序和尊卑觀念，他以感情認同為紐帶，發(fā)展了“俠以武犯禁”的傳統(tǒng)，其中的朦朧的平等色彩，以及對至情的憧憬，又反映出人民群眾沖破舊傳統(tǒng)，打破禮教的約束，對新的生存方式的尋求。為替結(jié)義兄弟報仇，劉備、張飛以“桃園盟誓”為重，置創(chuàng)業(yè)于不顧，決意興兵伐吳，趙云等諫曰：“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為重。”劉備卻答曰：“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張飛更是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jié)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中途而逝，吾得獨享富貴耶……。”我們姑不記這在政治上是否明智，即以其感情之真摯，信念之忠貞，以身殉義而言，足以摧人肺腑。有人批判劉備的行為是“殉小義而不顧大義”，然而，若從作品的的思想傾向和作者的美學理想來考察，就不難發(fā)現(xiàn)，作品的主人公從結(jié)義、盡義到殉義，都貫穿著“君臣而有兄弟”的政治、道德和美學理想。劉、張痛不欲生的感情和堅決為兄弟報仇的信念，正是這種理想合乎邏輯的發(fā)展，劉備、關羽、張飛的一生可謂“為忠義而生，為忠義而死”的一生。這又恰與劉綜、袁譚、曹丕的兄弟相煎，同室操戈適成鮮明對照，愈加顯示了這種“義”之崇高，這種“義”是高于一切，超于五倫之上的，它已經(jīng)超越了拜交結(jié)盟的狹籠，而被人民群眾看作是我們民族所共有的一種精神財富，一種優(yōu)良品質(zhì)。由于它吻合了群眾心態(tài)，并在實際的生活中起到了扶危濟困的作用，因之有著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以至人們可以為之赴湯蹈火，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人們往往仿效小說中的結(jié)義方式組成各種秘密或公開的社會組織，從事政治，經(jīng)濟的或維護生存權利的斗爭，甚至變而為起義造反，直接打擊封建統(tǒng)治，在改朝換代中顯示出強大的力量。

就局限性而言，“義”畢竟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產(chǎn)物。所謂異姓結(jié)為一家，情同骨肉，實際上仍未擺脫封建倫常和血緣關系的約束，所以它同“忠義”有著不解之緣，常被利用來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成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工具。此外，“義”盡管也表現(xiàn)了小私有者在受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剝削壓迫下救困扶危，見義勇為，互相支援，自發(fā)反抗的思想品德，具有平等色彩，但這種小私有者的義氣仍然是建筑在個人上午恩怨基礎上的，常常是短視的，缺乏原則性的，都以恩義為重，不能負“義”。為了“義”，可以不顧一切，不惜采取錯誤的行為而造成嚴重的惡果。所以它體現(xiàn)在關羽身上就會出現(xiàn)降曹、報曹、放曹，敵我不分；體現(xiàn)在劉備身上就產(chǎn)生了不顧大局，不以社稷為重，為小義而損大義，導致嚴重失敗的后果；體現(xiàn)在張飛身上則是急切要為關羽報仇而不顧一切，強迫三軍限期掛孝親征，結(jié)果反為部下所害。這些種種因“義”而產(chǎn)生的慘痛教訓，確實值得后世之人深思。

因此，要正確看待《三國演義》中“義”的復雜性，必須用歷史的方法，辨證分析的方法，才能發(fā)揚其優(yōu)良傳統(tǒng)，剔除其封建糟粕，這種方法，也是我們對待一切文學遺產(chǎn)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