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觀道人小雅氏在《新列國志·敘》中說:“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為通俗演義，汪洋百余回，為世所尚。嗣是效顰日眾，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唐書》、《殘唐》、《南北宋》諸刻，其浩瀚幾與正史分簽并架，然悉出村學究杜撰，仫砬石集，識者欲嘔。姑舉《列國志》言之，如秦哀公臨潼斗寶一事……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劃腳醒鋤瞌睡，未可為稍通文理者道也。”正因為此，馮夢龍“本諸《左》、《史》，旁及諸書”，將余邵魚的《列國志傳》重加輯演為108回的《新列國志》(即《東周列國志》)，成為一部僅次于《三國志演義》的歷史小說。但學術界對《東周列國志》作具體研究的甚少，將它與《三國志演義》作比較研究的則更少了，故而將兩部小說作一番比較研究，當是很有必要的。

一、素材與模仿

《三國志演義》的素材來自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釋，以及《后漢書》、《三國志平話》等史料和民間傳說;《東周列國志》主要取材于《左傳》、《史記》等20余部正史野乘，但兩部小說有不少相似的故事內容或謀略描寫。這既有列國故事對《三國志演義》的影響，也有《東周列國志》對《三國志演義》的模仿。

列國故事對《三國演義》的影響，首先是在史料方面。歷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從而出現相似的史料，而這種相似或多或少有對歷史經驗的借鑒。如《三國志》所敘“自比管仲、樂毅”的諸葛亮，他的“隆中對策”是效法管仲、樂毅和游士蘇秦的。東漢末年，皇帝昏庸，群雄并起，與春秋戰國頗有相似之處。后來三國鼎立，魏最強，吳、蜀俱弱，諸葛亮為劉備制定了聯吳抗魏，合兩弱以攻一強的大政方針。這正同管仲治齊，糾合眾弱國以討強楚的策略，也與樂毅聯合趙、楚、魏、宋等五國之兵打敗齊國，以及蘇秦游說六國抗秦的策略頗為相似。當時借鑒列國經驗，與諸葛亮所見略同而早于諸葛亮的，還有東吳的魯肅，他力勸孫權借荊州給劉備，共抗曹操，鼎立江東。又如《三國志·武帝紀》載曹操“從董昭等建議迎獻帝都許昌”，《諸葛亮傳》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春秋時早有鄭莊公、齊桓公、晉文公“假托王命”而謀大業。《左傳·隱公九年》載“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后來又以周天子的名義，命齊、魯等國助鄭伐宋，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先河。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始終以“尊王”的旗幟為號令，終成霸業。從鄭莊公到齊桓、晉文，再到漢末的曹操，“假托王命”作為一種謀略手段不斷有所發展，曹操則成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典型。這些都被羅貫中寫進了小說。

其次，《三國志演義》中有些虛構的故事情節，也可在列國史料中尋到故事的雛形。如《演義》卷十九描寫諸葛亮巧設“空城計”，嚇退司馬懿十五萬大軍。實則諸葛亮未擺空城計。有學者以《三國志》及裴注為據，認為三國時期的空城計或準空城計有:街亭失守時，王平所設的空寨計;趙云奪漢中時背漢水的空寨計;陳登在匡奇拒孫策的空城計等(95頁)。如果尋其源頭，《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就有空城計的雛形。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再如《演義》卷十把黃蓋“苦肉計”描寫得驚心動魄，而史料僅載黃蓋詐降曹操，未載苦肉計之事。但苦肉計的模特兒可在《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中尋得:吳王闔閭要殺力敵萬人的慶忌，伍子胥推薦了武士要離。要離為接近慶忌，請求吳王殺了他的妻子，然后詐以負罪出奔，投靠慶忌，后來刺死了慶忌。《三國志演義》中的苦肉計只是描寫得更加純熟而已。

其它如《三國志演義》描寫的先發制人、圍師必闕、遠交近攻、半濟而擊、美人計、韜光養晦、增灶減灶等計謀，在列國故事中都有成功的先例。《演義》中描寫的假道伐虢、圍魏救趙等計謀，本身就表明是借鑒列國故事。至于《演義》涉及的列國掌故，則比比皆是。可見列國故事不僅是《東周列國志》的題材來源，其中不少故事也是《三國志演義》的素材源頭。

馮夢龍雖然指責余邵魚的《列國志傳》“蹈襲《三國志(演義)》”，活套羅貫中的表現手法，但他輯演的《東周列國志》也留下了不少仿效的痕跡。如在情節構思上，第26回敘述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薦蹇叔后，公子縶假扮商人去宋國聘蹇叔，描寫耕者庚歌之高雅，蹇叔居處的幽靜，又有小童啟門而迎，顯然是模仿《三國志演義》描寫劉備“三顧茅廬”而成。第69回“晏平仲巧辯服荊蠻”，描寫晏子使楚，楚國君臣預設重重障礙，企圖羞辱晏子一番，結果晏子揮灑自如，應答如流，加之冷嘲熱諷，反使楚國君臣哭笑不是。這取材于《晏子春秋》，又模仿《三國》中“諸葛亮舌戰群儒”的場景描寫而成。又如第76回描寫伍子胥引吳軍攻楚之麥城時，見村人牽驢磨麥，驢走磨轉，麥屑紛紛而下，伍子胥遂悟出破麥城之計。這種討讖之法，實為仿效《三國》中關羽罾口川活捉于禁的情節構思。

《東周列國志》中的戰爭描寫也有模仿《三國志演義》的。如第7回在《左傳·隱公十一年》提供的素材1基礎上，描寫鄭莊公校場閱兵，樹蝥弧大旗，令有能手執大旗步履如常者拜為先鋒，賜輅車一輛。明顯有模仿《三國志演義》“曹操大宴銅雀臺”中眾將爭奪錦紅戰袍的痕跡。其它如第87回，描寫魏惠王遣人聘孫賓，鬼谷先生叫取黃菊一枝，為卜休咎，并授以錦囊一枚。這自然使人想起《三國》中諸葛亮向趙云等授錦囊妙計的故事描寫。《東周列國志》雖然留下了這些模仿的痕跡，但除“錦囊計”和“磨麥計”稍有生硬之嫌外，其余都仿效得較為純熟，比《列國志傳》的模仿提高了很多。

二、史實與虛構

歷史演義小說是頗難得到公認的，原因是難以把握其既不與史實相同又不能相違、既是小說又不能過多虛構的辯證關系。正如吳趼人在《兩晉演義》第一回批語中說:“作小說難，作歷史小說尤難。作歷史小說而欲不失歷史之真相尤難。作歷史小說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難之尤難。”如果說《三國志演義》是虛實結合的典范性作品，那么《東周列國志》則是羽翼信史的代表小說。

《三國志演義》的虛實結合，按蔣大器的說法是既“考諸國史”，又“留心損益”，按章學誠的總結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無論是“留心損益”，還是“七實三虛”，都只能是模糊測算而已，是無法作定量分析的。其實小說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關羽、周瑜、諸葛亮等，其藝術形象與歷史原型的距離都是很難能用“三虛”去概括的。略而察之，《三國志演義》的藝術虛構有如下方式:

其一，在史實的基礎上展開虛構。如曹操殺呂伯奢、劉備三顧茅廬、關羽單刀會。

其二，為使人物形象鮮明而移花接木。如張飛鞭督郵、關羽斬華雄、孔明草船借箭。

其三，有材料來源(《三國志平話》、《三分事略》和金元時期大量搬演的三國戲)的加工虛構。羅貫中在長期的、眾多的群眾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基礎上進行了再創造。如王允說貂蟬、云長五關斬將、關羽斬蔡陽、古城聚義、孔明借東風、死諸葛走生仲達。

其四，無材料來源的創新虛構。此類虛構甚多，如桃園結義、關公約三事、諸葛亮舌戰群儒、關云長義釋曹操、落鳳坡箭射龐統、孔明空城計、孔明燒上方谷。

這些虛構幾乎都是讀者津津樂道的精彩故事，也多與作者“尊劉貶曹抑孫”的政治傾向有關。如小說開篇創造的桃園結義。《三國志·關羽傳》僅載:“先主于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而且漢末還未產生異姓兄弟的準血緣圈，沒有結義的儀式(第1回)。這一創造，在讀者心目中一開始就深深留下了尊劉的意向，后來不少重要的故事情節和劉、關、張三人的悲劇結局都與結義緊密相關。史料中的曹操是誤殺呂伯奢一家，而未殺呂伯奢，雖然表現了曹操的多疑，但還情有可原。《演義》中的曹操已經知道是錯殺，又在路上殺了呂伯奢，深化了曹操殘忍的性格。三顧茅廬，在《三國志》里僅“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一句，《平話》中也只是一小段，到《演義》里則成了豐贍華腴的描寫，凸現了劉備求賢若渴、禮賢下士的明君風范。歷史上的諸葛亮長于治國，但“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而在《演義》中幾乎是百戰百勝的軍事家。為了表現關羽的忠和義，虛構他投降曹操前有三約，增添了過五關斬六將而奔劉備，又虛構了古城會和斬蔡陽等情節。小說還特別虛構他在華容道上義釋曹操，既表現了關羽的義，又渲染了曹操的狼狽不堪，還襯托了諸葛亮的智，起到了極好的藝術效果。

這些人物形象中的虛構，雖然同他們的歷史原生態大相徑庭，但從小說藝術角度來說，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狄德羅所說:“假使事實不夠驚奇，詩人應該用異常的情節來把它加強;假使是太過火了，他就應該用普通的情節去沖淡它。”經過羅貫中的創造，他們成了一個個藝術典型，寄托著作者的政治傾向和道德觀念，并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

同時，也正因為“作歷史小說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難之尤難”，象《三國志演義》這樣的典范性作品，因其虛構易對讀者產生混淆史實的現象，而被認為是它的缺點。魯迅曾總結《演義》的缺點，首先就是“容易招人誤會。因為中間所敘的事情，有七分是實的，三分是虛的;惟其實多虛少，所以人們或不免并信虛者為真。如王漁洋是有名的詩人，也是學者，而他有一個詩的題目叫‘落鳳坡吊龐士元’，這‘落鳳坡’只有《三國演義》上有，別無根據，王漁洋卻被它鬧昏了”。其實，被它“鬧昏”的遠不止王漁洋一人。如清初校勘學家何焯在信中也“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生慚悔”。今人在總結《三國志演義》提供的歷史經驗時，也有以曹操在官渡之戰中以幾萬人戰勝袁紹七十五萬人、劉備的七十五萬大軍慘敗于彝陵作為正反例證，而于《三國志》中所載袁紹只有十萬人馬、劉備水陸兵約十萬、孫權的總兵力卻在十萬以上無涉。難怪黃人在《小說小話》中說:“中國歷史小說……幾成為一種通俗史學。疇人廣坐，津津樂道，支離附會，十九不經試舉史文以正告之，反講辨而不信。即士林中人，亦有據稗官為政實，而畢生不知其誤者。”如果說這些指責多少還有一點合理因素的話，那么《東周列國志》作為信史小說的代表，則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這種現象。 蔡元放在《東周列國志·讀法》中說:“即如《三國志》最為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在于內。《列國志卻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里還有功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了。”蔡元放這段話雖不完全符合實際，但他所謂“做造”和“實事”(即虛構與史實)基本上找準了兩部小說的差別。而可觀道人的《新列國志·敘》則概括了馮夢龍的歷史小說觀:

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凡國家之興廢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丑貞淫，一一臚列，如指諸掌。……往跡種種，開卷了然，披而覽之，能令村夫俗子與縉紳學問相參，若引為法戒，其利益亦與《六經》諸史相埒，寧惟區區稗官野史資人口吻而已哉!

這篇《敘》比較全面的涉及到小說的取材、傾向和文學加工等方面的問題。基于馮夢龍的創作觀，他將《列國志傳》中敘事與史無征、詳略失宜、身世姓名謬誤等一一改正，對有些部分作了大量的補充和潤色，同時較多地刪除了原書中采擷的民間傳說和某些虛構失宜的情節，使《東周列國志》更符合史實，成了羽翼信史派小說的代表性作品。

筆者曾細作考察，《東周列國志》每回內容均有或多或少的本事，不少地方幾乎是史料的聯綴和解釋。如第4回敘述“鄭伯克段于鄢”，與《左傳·隱公元年》所載內容基本相同;第16回敘述齊魯長勺之戰，也與《左傳·莊公十年》接近;小說敘述戰國七雄之事，也多是《史記》材料的演繹。但是馮夢龍畢竟是通俗文學大家，具有深厚的小說藝術積淀，在大要不違其實的前提下，注意“增添”和“潤色”，“其描寫摹神處，能令人擊節起舞”，是其它羽翼信史小說所不能比的。如鮑叔牙薦管仲、衛懿公好鶴亡國、百里奚認妻、驪姬亂政、重耳流亡、絕纓會、二桃殺三士、掘墓鞭尸、孫龐斗智、田單火牛陣等，都成了膾炙人口的精彩故事。

須辨正的是，《東周列國志》也決非蔡元放所謂“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的記事之書。蔡元放強調《東周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卻不是敘事之書”，是為了把它等同于史傳，突出其“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的勸懲目的。事實上馮夢龍往往在史料的基礎上或史家提供的線索中展開想象，使故事更加生動，人物更為豐滿。鄭莊公假命伐宋本是史實，《左傳·隱公九年·十年》、《史記·宋世家》均有記載，但史料只是框架，更無周桓王贈黍、周公贈帛、祭足設計之載。小說第6回在簡單的史料基礎上展開想象的翅膀:鄭莊公為報宋國東門之役，接受祭足之謀，朝見周王，然后假稱王命加兵于宋。但周桓王怨恨鄭伯欺君罔上，特別是兩年前侵奪了周室的禾麥，故贈十車黍米，以寓諷意。鄭伯本想辭糧不受，恰好周公黑肩私贈彩帛兩車，祭足建議將十車黍米用彩帛覆蓋，宣揚是周王恩賜寶物，假說奉命伐宋。鄭伯依計而行，一路宣揚王命，傳播宋公不臣之罪，煞有介事。同時又以周天子的名義，命齊、魯等國助鄭伐宋，連取郜、防二城。然后鄭伯將郜、防二城交魯管轄，并與齊、魯結成軍事同盟，既達到了報仇目的，又做了人情，而齊、魯還蒙在鼓里。小說一蕩三迭，栩栩如生的表現了鄭莊公的奸雄和祭足的多謀。又如秦晉崤之戰，《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僅有20余字的具體記載，小說第45回增加為2000余字的敘述和描寫。

但《東周列國志》的這種藝術虛構畢竟太少了，遠不如《三國志演義》的豐富多彩。馮夢龍又是在不違背歷史大要的原則下，對列國史料進行“潤色”、“增添”的，故而不可能塑造出象曹操、諸葛亮、關羽等那樣的藝術典型。

三、藝術結構

什么是結構?阿·托爾斯泰說:“這首先就是要確定一個中心，藝術家所注意的中心。藝術家——作家不可能以同樣的興趣，同樣的感情，同樣的激情來對待不同的人物，正如一個藝術家在一幅畫面上不能有好幾個中心一樣。”羅貫中和馮夢龍不同的創作思想以及不同的歷史素材，決定了兩部小說有無中心的差別，也決定了不同的藝術結構。

雖然在《三國志演義》中很難概括出羅貫中的創作思想，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遵從《平話》的愛憎感情，以“尊劉貶曹抑孫”的政治傾向作為結構故事的中心軸線、塑造人物的主導思想。《演義》開卷就虛構桃園結義，定下全書的感情基調，然后讓曹操、孫堅次第登場。火燒赤壁的主角本是周瑜、魯肅、黃蓋等代表的孫吳一方，小說卻把諸葛亮寫成操縱整個戰局的角色。三國鼎立之后，《演義》以魏、蜀兩方的矛盾斗爭為主干，而感情傾斜在劉備一方。由于羅貫中有明確的結構中心，然后圍繞中心敘事和描寫，所以眾多的事件和人物都成了有機的整體，小說結構完整而統一。

《東周列國志》以歷史時間為結構線索，借鑒史傳編年敘事方法，敘寫了五百余年的歷史，事件浩繁，人物眾多，但有條不紊，脈絡分明;全書以五霸迭興、七雄爭霸為重點，顯示了作者慘淡經營之功。但與《三國志演義》相比，它缺少一個敘述和描寫的中心，前后人物和事件缺乏必然的邏輯聯系，未能構成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突出特點是散點透視，象一盤五顏六色的珍珠，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這既有作者的主觀原因，又有歷史素材本身的客觀因素。

馮夢龍輯演《東周列國志》，是有感于余邵魚的“舊志多疏漏”，“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遂“本諸《左》、《史》，旁及諸書”，“凡國家之興廢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丑貞淫，一一臚列，如指諸掌”。在文學加工方面，“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結果只是把歷史通俗化和藝術化，使普通讀者“開卷了然”。本于“信史”的創作原則和傳播歷史文化知識的意圖，馮夢龍不可能象羅貫中那樣確定一個中心來結構故事;沒有結構中心，就不可能象《三國志演義》那樣提綱挈領，抽出主線，提煉故事情節;故而人物和事件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變化頻繁，給人以散視之感。

兩部小說在結構上的差異，很大程度上還決定于歷史素材本身。首先是時間跨度和人物事件的差異。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因為三國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樣紛亂，又不象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于作小說。而且三國時底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都喜歡取來做小說底材料。”這說明三國題材對作小說的優越條件。而《東周列國志》的題材特征則恰恰相反:

周自平轍東移，下迄呂政，上下五百有余年間，列國數十，變故萬端，事緒紛糾，人物龐沓，最為棘目聱牙。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跡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事跡之至多極廣者，蓋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多，非比他書，出于撮湊。

《三國志演義》反映的是東漢靈帝至晉武帝統一中國，將近一百年的歷史。這一百年雖然風云變幻，群雄逐鹿，但歷史的主要線索只有魏、蜀、吳三條，人物事件“不簡不繁，適于作小說”。相對說來，羅貫中比較容易確定中心。《東周列國志》則不然，反映的歷史長達五百余年，列國紛爭，此起彼伏，其政治、軍事、外交斗爭和大小事件都遠比三國時期錯綜復雜。馮夢龍既以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作為敷演的重點，但也無法在這一歷史長河中找到主要人物，確定中心事件，所以他大致采用《左傳》和《資治通鑒》的編年方法，按時序調整和敷演列國故事，以至于有些較長而又富戲劇性的故事情節顯得分散而不連續(如齊襄公兄妹淫亂到齊襄公最終被殺的過程，趙氏孤兒的前因后果等)。正如清人李元復在《常談叢錄》中說:“為《列國志》者尤難，蓋國多則頭緒紛如，難于聯貫;又列國時事多，首尾曲折不具詳，難于敷衍，未免使覽者厭倦。”

再有史料及創作基礎的原因。兩部小說都是在世代積累的基礎上，最后由作家據史傳創作而成，但它們的創作基礎和史料本身有很大的差別。《三國志演義》的創作基礎是《三國志平話》和三國戲。早在宋人“說三分”中就有明顯的“尊劉貶曹”傾向，到元人的平話幾乎是往蜀漢一邊倒，魏、吳完全成了點綴和陪襯;元雜劇中的三國戲同樣渲染了蜀漢正統觀。羅貫中以劉備一方為中心軸線是順理成章之事。而陳壽《三國志》及裴注征引的史料，不僅體例是單純的紀傳體，而且材料比較集中，又為羅貫中結構故事提供了有利條件。馮夢龍輯演《東周列國志》則不具備這些條件。余邵魚的《列國志傳》疏漏甚多，且全不連貫，更無中心和主線，其史料本身也很不統一。毛宗崗父子在比較兩部小說的結構時曾說:

讀《三國演義》勝讀《列國志》。夫《左傳》、《國語》誠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經而立傳，經既逐段各自成文，傳亦各逐段各自成文，不相連屬也。《國語》則離經而自為一書，可以聯屬也。究竟周語、魯語、晉語、鄭語、齊語、楚語、吳語、越語，八國分為八篇，亦不相連屬也。后人合《左傳》、《國語》而為《列國志》，因國事多煩，其段落處，到底不能貫串。今《三國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書又在《列國》之上。(《讀三國志法》)

其實馮夢龍采用的史料遠遠不止《左傳》、《國語》，如把小說所涉的《吳越春秋》、《孔子家語》、《韓詩外傳》、《燕丹子》、《呂氏春秋》等20余種史料加以綜合比較，可謂體例皆備，風格各異。史料原生態的特點，也決定了《東周列國志》段落之間難于貫通，事件和人物之間缺乏內在聯系。就連蔡元放也不得不承認，“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也卻是絕妙小說”，但段落之間則“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巧了”。所以《東周列國志》在結構上的缺點，很大程度上是由素材本身所決定，不宜過多指責馮夢龍。

通過以上三方面的比較，使我們明白《三國志演義》的素材不僅來源于有關的三國史料，還或多或少接受了列國故事的影響;羅貫中在《三國志平話》的基礎上，將“尊劉貶曹抑孫”作為結構故事的中心軸線，創造了不朽的藝術典型，使《三國志演義》不僅成為虛實結合的典范性作品，而且成了有機的藝術整體。馮夢龍本于“羽翼信史”的創作觀輯演《東周列國志》，雖然效仿《三國志演義》的表現手法，但整體上僅僅是對歷史材料進行藝術化處理;又限于時間跨度的漫長和史料的浩繁博雜，不可能塑造出象《三國志演義》那樣的藝術典型，結構也表現出較松散的缺點。但它再現了春秋戰國五百余年的歷史畫面，總結了豐富的經驗教訓，把“棘目聱牙”的先秦史傳通俗化和藝術化，使讀者在閱讀小說中輕松愉悅地獲得歷史文化知識，成為“羽翼信史”小說的代表性作品，其意義和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