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乾隆、嘉慶兩朝是清代樸學昌盛的時代，這一時期詞壇上出現的“浙派”也深受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它的許多成員同時也是乾嘉學派的著名學者，他們運用乾嘉學派治學的考證學方法進行詞學研究，還從乾嘉學派那里借來漢學觀念討論詞學的復雅、重情、協律問題。乾嘉學派為清代詞學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人力、方法和思想“資源”。 關鍵詞 乾嘉學派 漢學 考證 詞學 一、乾嘉學派與乾嘉詞壇 乾嘉漢學作為有清一代的主流學術，是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在乾隆中期的出現為其重要標志的。然而，它實由明末清初的實學發展而來，實學的興起則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清初學者在批判、反思宋明理學的過程中達成一致的共識，這就是反對空談心性，強調崇實黜虛，主張經世致用，力求恢復原始儒學樸實淳厚的學風，實學思潮就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蔚然興起。康熙中葉以后，清王朝結束了長達四十余年的戰爭狀態，政局的穩定，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復，百姓生活的安定，帶來的是文化的復蘇和繁榮①。在明末清初崛起的實學逐漸放棄了它對社會的批判精神，走上了樸學的考證經史的治學途徑，至雍正末、乾隆初完成了由實學到樸學的過渡，乾隆中期便形成了表征有清一代之學術的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形成的同時，也正是清代詞學發生蛻變的時期。清初詞壇百派回流、百家騰越的繁榮景觀，在乾隆初年已趨于消退，主導詞壇的是以厲鶚為首的“浙派”。厲鶚是雍正至乾隆前期的浙派領袖，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他后期生活的主要場所——揚州是乾嘉學派的重要基地之一。當時，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賈而好儒”，致力于文化事業的建設，推動了揚州地區經史之學的研究，還修筑有名聞天下的小玲瓏山館（街南書屋），為全祖望、陳撰、厲鶚、金農、姚世鈺等提供最好的著述條件，著名性靈詩人袁枚有詩贊曰：“山館玲瓏水石清，邗江此處最知名。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②厲鶚曾館于馬家達三十年之久，不但教授馬氏子弟，也從事文史著述，還在馬氏提供的優越條件下，先后撰寫了《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等，特別是《遼史拾遺》采摭群書達三百余種，厲鶚常自比之為裴松之《三國志注》，可見其在學術上的追求。在進行學術研討的同時，他們也有傳統文人的風雅韻事，學術研討與文學創作的互動是馬氏“小玲瓏山館”的一大文化景觀。 厲鶚之后，浙派在蘇州、揚州等地繼續傳衍。吳中（蘇州）向來為人文之淵藪，文風昌盛，文化發達。在明末清初，這里已有一個研習漢學的學者群體，到乾隆時惠棟將其發揚光大，形成了以文字、音韻、訓詁為其治學特色的“吳派”。文壇上，這時也有沈德潛在鼓吹溫柔敦厚的詩教，成為乾隆盛世詩壇上的一支勁旅——“格調派”。乾隆中后期承沈德潛格調之說的是“前吳中七子”，傳惠氏之學者為沈彤、余蕭客、江聲、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等，其中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等又是“前吳中七子”的重要成員。王鳴盛有《謝橋詞》，王昶有《琴畫樓詞》、《紅葉江村詞》，錢大昕未見有詞集傳世，但也留下了不少清疏爽朗之作。“吳中七子”的另外幾位成員，主要以詩詞名世（趙文哲有《媕雅堂詞》、吳泰來有《曇花閣琴趣》），其研經修史亦具特色，趙氏撰有《群經識小錄》，吳氏曾纂修《蒲城縣志》、《同州府志》等。特別是王昶一生勤于著述，早年受惠棟的影響，是惠氏通經信古之學的忠實傳播者。后來在京城為官，又與戴震唱為同調，還結交了陸錫熊、周永年、金榜、邵晉涵等漢學名師，治經尊漢儒訓詁，兼言宋儒性道③。他的主要成就在樸學，也熱衷于當世詩詞的搜集和整理，先后編纂成書的有《湖海詩傳》、《青浦詩傳》、《明詞綜》、《國朝詞綜》、《琴畫樓詞鈔》等，以推衍沈氏格調詩學和浙派的醇雅詞學。嘉慶時期，吳中詞風發生蛻變，“枚庵高朗，頻伽清疏，浙派為之一變”④，但他們變革浙派未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力，真正推動浙派向前發展的是顧廣圻及“后吳中七子”。顧廣圻是著名的校勘家，曾師事江聲，受惠氏之遺學，盡通經學小學之精義。其論詞受其治經之學的影響，注意從文字、音韻、訓詁入手探討詞律詞韻。“后吳中七子”時間上稍晚于“前吳中七子”，與“前吳中七子”有一定的淵源關系，比如戈載之父戈宙襄就曾師事錢大昕，但他們受顧廣圻的影響更大些，“其論詞之旨，則首嚴于律，次辨于韻，然后選字煉句，遣意命言從之”⑤。他們填詞注意博考精究，以求律之出入，韻之分合，以暨其字、其句、其意、其言之得失，“權衡矩矱，于斯大備；輕重方圓，未之或差”⑥，體現了后期浙派填詞謹守聲律的風范。 揚州在清中葉是繁華的商業都會，自厲鶚、二馬逝后，又有江昉、江立、江炳炎等在揚州主持風雅。江昉與其兄江春是著名的徽商，“先是論詩有南馬北查之譽，迨秋玉（馬曰琯）下世，方伯（江春）遂為秋玉后一人”⑦。當時士大夫過揚州者，不是館于江春的康山草堂，就是館于江昉的紫玲瓏館。一時文人學士如錢陳群、杭世駿、鄭燮、戴震、金農皆從之游。江春未見詞集傳世，江昉卻是當時揚州詞壇之主將，有《練溪漁唱》、《隨月讀書樓詞鈔》、《集山中白云詞》、《學宋齋詞韻》等著述。其時盧見曾駐節揚州，江南名儒多集其幕府，惠棟、戴震、沈大成亦在其列，江昉、江立、江炳炎等與之往還，這時揚州的學術與文學已呈互融互滲之傾向。到嘉慶時期，主盟揚州學林的凌廷堪、江藩、焦循等，則明顯地表露出學者與詞人身份的雙重性，學者即是詞人，詞人也是學者。凌廷堪少時失學，居海上（江蘇海州），以填詞自娛。后入兩淮鹽運司詞曲館，任編校，期間遍覽群書，學識大進。這時，他尤為服膺精于音律的南宋詞人姜夔，故填詞嚴守聲律，并注明宮調，其詞集名為《梅邊吹笛譜》，亦取白石《暗香》句意。江藩少居吳門，受業于惠棟、余蕭客、江聲，博綜群經，尤長于史學，其著述主要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等。他亦善填詞，有《扁舟載酒詞》三卷。焦循與江藩齊名，世稱“揚州二堂”。一生未仕，閉戶讀書，嘗從阮元游幕，于學無所不通，于經無所不治。其于治經之外，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有《紅薇翠竹詞》、《仲軒詞》各一卷，《詞話》一卷。他的詞在清中葉詞壇上別樹一家，特別是他的小詞，“情思活潑，筆墨也靈動，沒有絲毫夫子氣和頭巾氣”⑧。

總之，吳中和揚州兩地濃厚的文化氛圍，乾嘉學者以一身而出入二派（浙派、乾嘉學派），共同促進了學術研討與文學創作的互動，文學與學術的互動又積極而有效地推進了乾嘉時期的詞學建構。 二、考據學風與詞學研究 乾嘉學派是作為宋明理學對立的學術流派出現的，在研究對象、治學途徑和方法上與宋明理學迥異其趣，它推崇的是一種無征不信、證據優先、事實重于義理的樸實學風，有時也被稱之為“乾嘉樸學”。樸學的學術特色是力求屏蔽主體，主張從材料、事實出發，通過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等手段，探本求源，取真求實。這一重考據的學風，因得到清朝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加之四庫館臣的大力推衍和弘揚，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有清一代的主流學術，在詞學方面則催生出詞籍整理、詞韻修訂、詞律編纂和詞樂研討等重要的研究內容。 清代詞學是對唐宋詞學的復興，對唐宋詞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清初就已經開始了。康熙十七年由朱彝尊、汪森編輯整理的《詞綜》，不僅廣泛地征輯于公私收藏，共計覽觀宋元詞集一百七十家，傳記、小說、地志共三百余家，還詳盡地敘述了詞籍征集目錄及其來源，在校勘詞籍、考辨詞調、考證詞人里爵年代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開有清一代以考證方法編纂整理詞籍的先河。但真正廣泛地運用考證方法整理詞籍的還是在考據學風流行一時的乾嘉時期，人們已從輯佚、校勘向版本、目錄、提要、箋注等方面進一步深化，全方位地開展詞學文獻搜集、整理、考訂的工作。 在這一重考據學風的影響下，乾嘉時期出現了一股追攀朱彝尊編選“詞綜”的潮流。先后成書的有王昶《明詞綜》、姚階《國朝詞雅》、王昶《國朝詞綜》、王紹成《國朝詞綜二編》等，這幾本詞選都明顯地沾染上了這一時期偏重文獻考證的風習。比如，王昶編選的《明詞綜》就是一部編選精當的明詞選本，全書共收明代詞人387家，詞作604首，大致反映了明代詞壇創作的實際風貌。“雖不能說所選皆佳，但明代佳詞，多數已被網羅其中。相對于其他詞選來說，該書搜求較為完備，選篇亦較為精當”⑨。更重要的是王昶在編選《明詞綜》時，應該是花了一番考證的功夫的。當時明代詞籍流傳不廣，可以依賴借鑒的前代選本不多，盡管王昶沒有像朱彝尊那樣開列一個訪書清單，但我們仍然可以推測出他在編選此書時是做了大量的文獻爬梳考證功夫的，諸如作品的擇錄、作者生平著述的考證以及評論資料的選輯等等。至于詞籍的版本、目錄、提要工作，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四庫全書總目》一書。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館”開館，當時乾嘉學派的主要成員匯聚京師，戴震、周永年、邵晉涵、陸錫熊、金榜、翁方綱等皆在其列，其總纂官紀昀也是一位精通諸子百家的漢學家，在治學方法上以考證為主，其考據學的重要成果就是《四庫全書總目》。近代學者梁啟超說：“四庫館就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⑩“總目”（包括存目）凡著錄詞籍109種，其中別集84種，總集25種，它融版本、目錄、提要三者于一體，“對各家利病得失及版本流傳時有糾正闡明”(11)。 這一時期的詞話之作也有很濃厚的考證色彩，由過去單純記事、品評轉而為紀事、品藻、辨正三者兼而有之，出現了闡述思想與考訂訓詁并重的新型詞話。乾隆四十九年由李調元撰寫的《雨村詞話》已較多考辨性的內容，而由揚州學者焦循撰寫的《雕菰樓詞話》幾乎全是考證性的話語。屠倬為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作序亦稱是書：“有校正詞律訛缺之處，有考訂詞韻分并之處，有評定詞家優劣之處，有折衷古今論詞異同之處。至于博征明辨，蒐羅散佚，信足為詞苑有功之書。”(12)從考據學的角度考察，清代詞話主要做了考釋詞義、考訂詞源、辨正詞作、校正詞律和考證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工作。有些考訂工作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有些考訂工作則不免流于瑣碎，對理解文本的意義并無多大價值。如吳衡照《蓮子居詞話》為李清照改嫁所作的考證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本來在宋人的許多記載里已有定論，李清照自己所作《上內翰綦公啟》亦為之鐵證，但吳衡照卻從封建時代的禮教觀念出發極力為李清照“辨誣”，認為李清照不可能在五十歲的年齡再改適張汝舟：“豈有就木之齡已過，隳城之淚方深，顧為此不得已之為？”(13)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由徐編纂的《詞苑叢談》和田同之輯錄的《西圃詞說》，還未擺脫明末空疏學風的影響，引用前人之言，多不注明出處。到乾嘉時期由馮金伯編輯的同類詞話《詞苑萃編》，就特別注意征引文獻的出處和來源，這也是當時考證學風在詞話編纂上的一種表現。馮金伯自謂他編纂《詞苑萃編》一書，最重要一點是力求修正徐氏之書（《詞苑叢談》）的不足：“引書必注，隸事有序，厘然秩然，俾觀者快然有當于心，亦庶幾為徐氏之功臣云爾。”(14) 乾嘉學派治學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音韻學和樂曲學，乾嘉考證學風也順理成章地進入到詞韻、詞譜、詞樂等研究領域。這一時期詞韻之書有《學宋齋詞韻》、《榕園詞韻》、《綠漪軒詞韻》、《晚翠軒詞韻》，但這些詞韻之書“訛謬百端，去取寡當”，多不足為據，只有戈載的《詞林正韻》一書：“列平、上、去為十四部，入聲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詞，參酌而審定之，盡去諸弊。”(15)《詞林正韻》在問世后得到一致的好評，并逐漸取代了以前各代的詞韻之書，其原因就在戈載做了非常嚴密的考證工作，正如杜文瀾所說：“《詞林正韻》三卷，取李唐以來韻書，以校兩宋詞人所用，博考互證，辨晰入微，足補菉斐軒之遺，永為詞家取法。”(16)最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詞樂研究的成就，它們分別是由皖籍學者江永、方成培、凌廷堪等撰寫的《律呂新論》、《香研居詞麈》和《燕樂考原》。江永是乾嘉學派之皖派開山祖師，其《律呂新論》一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所論包括宋蔡元定《律呂新書》及五聲、十二律等內容，下卷重點探討樂調、造律、候氣、律呂等內容。其中對前人之說有所辨正，正如梁啟超所說，其論聲音流變、論俗樂可求雅樂、論樂器不必泥古諸條，“似有卓見”。(17)但詞樂與燕樂關系密切，研習詞樂者非得探討燕樂不可，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就是這樣一部專門論述唐宋燕樂的重要著作。他廣泛地搜集有關論述唐宋燕樂的文獻，特別是利用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工尺譜，對唐宋燕樂的許多現象作了比較合理的解釋和推斷。這一點正得益于他有比較扎實的考證功夫：“方君仰松從事于音律之學者十余年，考之經史以導其源，博覽百家之言以達其流，舉數百年晦蒙之業別白焉而定一尊。”(18)在方成培研究的基礎上，凌廷堪《燕樂考原》一書將清代的燕樂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全書分六卷，重點討論了燕樂二十八調之來源與性質，并詳細地考證了宮、商、角、羽四旦各七調共二十八調的具體音位情況。該書在研究方法上亦體現出鮮明的樸學色彩。當代學者王延齡指出：“《考原》一書的特點，全在于考證的方法，全在于‘取文獻證以器數’，從而證明義理的科學方法。二十八調乃至八十四調的理論體系在蘇祗婆、鄭譯、萬寶常時代就已建立，琵琶曲也世代傳習于手耳之間，其諸項問題也載諸唐、宋歷代樂家、文人典籍。而把理論上的各調各音尋跡出它們在琵琶弦上的位置，從而證實聲調的理論和文字的記載，這是凌氏的一大發明創造，其精密機巧，勝過同時代音韻學整編聲紐、韻母創立拼音方案的成就，直可與后世化學上的‘原子序數表’相類比。”(19)

三、學術思想與詞學觀念 乾嘉學派學者普遍地推崇漢代的考證之學，在當時甚至有“家家許鄭，人人賈馬”(20)的說法，因此該學派也被稱之為“乾嘉漢學”。從惠棟開始，乾嘉學派便形成了“凡古必真，凡漢皆好”(21)的理念，從方法到觀念幾乎是全盤地接受漢人的思想。這樣，乾嘉學派不但為清代詞學的建構提供了考證的方法，而且還為清代詞學的建構提供了思想資源，漢儒的文學思想在乾嘉學者的運用下也逐步地向詞學領域滲透。王昶、王鳴盛、程瑤田、吳錫麒、凌廷堪、焦循等乾嘉學者，對這一時期的詞學貢獻尤為突出，他們為清代中葉詞壇提供了一些新的觀念——“復雅”、論詞必論其人、重情、協律等。

乾嘉學派對清代詞學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但其發展到晚期，積弊漸生。嘉慶以后，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內各種社會危機日益顯露，國外資本主義列強頻頻叩關，長期專注于古代經籍中的乾嘉學派已無法適應新形勢的挑戰。(41)這時以闡述微言大義、講求經世致用之學的常州學派在思想肥沃的江南土地上茁壯成長，伴隨而生的常州詞派也將詞學建構目標從文獻整理轉向闡釋比興寄托，(42)清代學術對詞學的滲透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①(41)黃愛平：《樸學與清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頁，第107頁。 ②袁枚：《揚州游馬氏玲瓏山館感吊秋玉主人》，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頁。 ③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頁。 ④譚獻：《篋中詞》卷三，羅仲鼎校點《清詞一千首·篋中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頁。 ⑤⑥顧廣圻：《吳中七家詞序》，王嘉祿編《吳中七家詞》，清道光二年（1876）刻本。 ⑦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38頁 ⑧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頁。 ⑨張仲謀：《明詞綜研究》，載《中華文史論叢》第七十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⑩(1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頁，第432頁。 (11)龍榆生：《詞學研究之商榷》，載《詞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 (12)屠倬：《蓮子居詞話序》，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387頁。 (13)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二，《詞話叢編》，第2422頁。 (14)馮金伯：《詞苑萃編序》，《詞話叢編》，第1702頁。 (15)戈載：《詞林正韻·發凡》，王鵬運編《四印齋所刻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81頁。 (16)杜文瀾：《憩園詞話》卷二，《詞話叢編》，第2868頁 (18)程瑤田：《香研居詞麈序》，方成培著、楊柳校點《香研居詞麈》，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19)王延齡：《燕樂三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20)(2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頁，第29頁。 (22)王鳴盛：《巏堥山人詞集序》，《詞話叢編》，第3549頁。 (23)(36)錢大昕：《春融堂詞集序》，見王昶《春融堂集》卷首，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屋刻本。 (24)王昶：《趙升之曇華閣詞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25)(26)王昶：《姚茝汀詞雅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27)(28)(29)王昶：《江賓谷梅鶴詞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30)焦循：《詞說》（一），《雕菰集》卷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53—154頁。 (31)焦循：《易通釋》卷五“性、情、才”條，李一忻點校《易學三書》，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頁。 (32)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一三，第213頁。 (33)焦循：《雅詞跋》，《雕菰集》卷一八，第296頁。 (34)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頁。 (35)王昶：《琴畫樓詞鈔自序》，《春融堂集》卷四一。 (37)戈載：《翠薇雅詞自序》，《翠薇雅詞》，清道光二年（1876）刻本。 (38)江藩：《詞源跋》，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頁。 (39)張丙炎：《扁舟載酒詞跋》，《江藩集》，第254頁。 (40)朱綬：《桐月修簫譜序》，《叢書集成續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冊，第285頁。 (41)于翠玲：《朱彝尊〈詞綜〉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