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一、怎樣看待明代史論

明代史論是明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明人在理論上對客觀歷史的認識水平。怎樣評價明代史論，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明代史學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的評價。

過去，學術界一般認為，明代沒有出色的史學可言。這一方面是因為，明代只是到嘉靖、萬歷之后才出現(xiàn)幾部值得稱道的史書，而明代前期的史學幾乎是空白；另一方面是因為，明代雖然有著數(shù)量極其豐富的史籍，但是這些史籍因質量不高而受到人們的批評。在這種看法下，不少史學史著作對明代史學的論述就很薄弱。

研究者對明代史學評價不高，原因之一是對明代史論的低估。明代豐富的史籍中，包含著大量的史論著作。有的研究者曾指出，“明代史論極多，散見于各文集的不計，僅成專書的，便多達近百種”（注：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學思潮》，《史學史研究》，1985年1期。）；甚至還指出，明代史論事實上“超過宋、元史論之數(shù)”（注：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明代史論的數(shù)量蔚為壯觀，但這些史論的價值卻遭到后來學者的輕視。清代四庫館臣對明代史論的批評就十分嚴厲，他們認為“明代史論至多，大抵徒侈游談，務翻舊案，不能核其始終”（注：《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八史評類《史糾》條，中華書局，1965年6月版。）。這種看法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人們很少去關注明代豐富的史論，并且認為明人對歷史的認識沒有突出的價值可言。有些研究者將明代的歷史思想與明代理學糾纏在一起，甚至用明代理學家的歷史思想來代替史學家的歷史思想（注：斯維至：《史學常談》，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近些年來，由于明代史學的深入發(fā)展，明代史論研究也逐漸發(fā)生了變化。不少學者發(fā)現(xiàn)，明代史論中其實有著寶貴的史學遺產(chǎn)，并且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發(fā)掘。為推進明代史論研究，本文考察了近五十年來人們對明代史論的研究狀況，以備參考。

二、近五十年來明代史論研究的進展

（一）有關史家之史的研究。近五十年來，明代史論研究中涉及到的史家有王世貞、李贄、朱國禎、宋濂、王祎、吳士奇、陳建、張岱、焦竑、談遷等人，其中又以李贄、陳建等為主要研究對象。

有關李贄的專門性研究，成果已經(jīng)十分豐富，這里不作贅述。本文僅限于對李贄史論的研究。對此，研究者從史著、歷史思想、史學地位等方面，都進行過詳細深入的討論。在史著方面，研究者主要分析了李贄的史著如《藏書》、《續(xù)藏書》、《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初潭集》、《史綱評要》中歷史評論的特點，及其對研究李贄史學思想的重要性。有關思想方面的研究較多，而角度多有不同。李贄史論中所包含的史學修養(yǎng)、歷史觀念、史學方法、價值取向等思想都得到了相當深入的發(fā)掘，可謂仁智俱現(xiàn)。如有的研究者從李贄的序論、短評以及史論中看出，“李贄是位很有史識和史德的史學家”（注：陳曼平、張克：《試論李贄的歷史觀》，《湖南師范學報》，1984年3期。）；在歷史觀上，一種觀點認為，李贄的史論受傳統(tǒng)的儒家政治觀的制約（注：陳曼平、張克：《試論李贄的歷史觀》，《湖南師范學報》，1984年3期。）；在論史的方法上，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李贄是以歷史人物的實踐活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功利效果，即以“利”而不以“義”來品評歷史人物的；在價值取向上，李贄也由傳統(tǒng)注重道德規(guī)范轉變?yōu)閭戎赜趯嵺`活動的后果，即舍義取利（注：鄧鴻光：《李贄對歷史人物的價值認識》，《江漢論壇》，1986年7期。）。

在史學地位方面，有的文章認為，李贄“把社會批判的思想融入史學領域，開辟了利用歷史編撰與評論來全面表達政治見解的新思路，有其重要的史學意義”（注：馬興東：《李贄史論評析》，《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6期。）。還有學者憑藉其深厚的史學史修養(yǎng)，把李贄對孔子之是非的認識同他前代有類似思想的劉知幾、皇浦湜、李翱等人進行比較，從而清晰地揭示出李贄的史論在歷史評論發(fā)展中重要的歷史地位（注：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另一位逐漸受到關注的史家是陳建。他所著的《皇明資治通紀》是一部重要的綱目體史著，在當時的史學界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學者對陳建史論的特點和價值作過相當詳細的分析。文章對他這樣一個卑微的鄉(xiāng)紳編撰國史、臧否當朝君臣的勇氣加以稱道，對他憂急天下的情懷感嘆不已，對他廣泛深刻的史評政論尤為推崇，認為他的史論“上下古今，縱橫捭闔，機鋒犀利尖銳，往往切中時弊的癥結，體現(xiàn)了陳建對于歷史，尤其是當代歷史研究認識的深刻”，他的史論“既富有時代特色亦富有思想價值”（注：向燕南：《陳建〈皇明資治通紀〉的編纂特點及影響》，《史學史研究》，1993年1期。）。

除此之外，研究中提到的、史論有所稱道的史家還有一些。如有文章稱撰寫《史概》的朱國禎“所持議論大多切實中肯，反映了他的史識”（注：楊艷秋：《朱國禎〈皇明史概〉考析》，《南開學報》，1999年1期。）。如宋濂所寫的《浦陽人物記》中，最能代表其歷史觀點的就是“每一類傳的序和傳后的論贊”；而王祎“在《元史》中被刪去不用的四篇列傳的論贊”，“仍保留在文集中，寫得很好”（注：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學成就》，《史學史研究》，1983年4期。）。如祝允明的《祝子罪知錄》，“其史論多有創(chuàng)見，開明代反傳統(tǒng)史學之先河”（注：錢茂偉：《明人史著編年考錄》，《浙江學刊》，1994年6期。）。再如談遷，他的史論有不少地方反映出對他對明王朝統(tǒng)治的批評和對歷史的反省（注：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明代史論研究所著重關注的史家較少，其中只有李贄的有關研究相對豐富些，多數(shù)史家的史論研究還只是只言片語，不少史論還不曾見有研究成果面世。有的研究透露出一些有意義的信息，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加強研究。

（二）有關史著之史論的研究。近五十年來有關明代史論研究涉及到的史書主要有《藏書》、《續(xù)藏書》、《皇明資治通紀》、《大政記》、《史概》、《史綱評要》、《弇山堂別集》、《浦陽人物記》、《考信編》、《石匱藏書》、《石匱書后集》等等。

有關李贄《藏書》、《續(xù)藏書》的研究較多。除對其史書中史論的思想內容進行研究外，關于體例及史料研究也有新的收獲。如在史書真?zhèn)紊希械奈恼绿岢觥独m(xù)藏書》有“可信、基本可信與可疑”幾部分（注：任冠文：《〈續(xù)藏書〉考辨》，《史學史研究》，1998年1期。）；在思想來源方面，有的文章認為“《藏書》體例、內容本唐順之《左編》而來”（注：錢茂偉：《論〈藏書〉對〈左編〉的繼承與批判》，《福建論壇》，1998年6期。）；在體例上，有的學者具體分析了《藏書》在《世紀》、《列傳》上的獨特與卓識之處，說明了李贄“實不與舊時公案同”的創(chuàng)見與膽量（注：陶懋炳：《李贄史論新探》，《史學史研究》，1985年1期。）；有的文章則進一步指出這種體例融記述、評論于一體的貫通古今的史書編纂不僅為一種創(chuàng)例，而且其具有的歷史批判精神，在中國史學思想史上產(chǎn)生了啟蒙作用（注：馬興東：《〈藏書〉和李贄的史識》，《史學史研究》，1995年4期。）。還有文章對《史綱評要》中的“批”與“評”作了簡明生動的概括與分析（注：林曉平：《〈史綱評要〉的“批”與“評”》，《史學史研究》，1998年4期。）。

另外一些史書的史論雖然被關注的程度不及《藏書》、《續(xù)藏書》，但它們也被研究者提出來以引起注意。朱國禎的《史概》是其中之一。有的文章指出，“《史概》對史論非常重視，除‘大訓記’中未有評論外，其它四部分對每朝皇帝、重要事件和人物都加以評論。廣引諸家史論是《史概》的一大特色”（注：楊艷秋：《朱國禎〈皇明史概〉考析》，《南開學報》，1999年1期。）。雖然也有學者對它非議，認為“《大政記》每帝論贊，附錄別人論贊過多，不合獨撰史著要求”（注：錢茂偉：《朱國禎及其〈史概〉再探》，《寧波師院學報》，1990年4期。），但這似乎不足以否定朱國禎的識見，因為“《史概》全書的百余條史論中，朱國禎本人發(fā)論即占半數(shù)以上”，而且他所持議論大多切實中肯（注：楊艷秋：《朱國禎〈皇明史概〉考析》，《南開學報》，1999年1期。）。

有的學者對明代浙東史學的史論作了介紹。如胡翰、張孟兼、朱廉、蘇伯衡（他們與宋濂、王祎一起編修過《元史》）等人的文集中，都有像《衡運篇》、《尚腎篇》、《井牧篇》、《空同子瞽二十八首》等類討論歷史問題的篇章，在史學史上有一定的價值；馮士元所撰《測史剩語》，“雜取春秋至唐代史事為之論斷”，是一部史論作品；胡粹中在《元史續(xù)編》中采用“評曰”的形式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發(fā)表了不少中肯的評論；范理的《讀史備忘》、孟稱舜的《孟叔子史發(fā)》，通過人物評論史事，亦有善惡褒貶之意，是明中后期史學經(jīng)世致用的主要形式（注：朱仲玉：《明代浙江史學述論》，《浙江學刊》，1990年5期。），等等。

明代史學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史論還有：史論專著，如朱權的《通鑒博議》、劉定之的《宋論》、趙弼《雪航膚見》、郭大有的《評史心見》、鐘惺的《史懷》、朱明鎬《史糾》、王志堅的《讀史商語》、唐順之的《兩晉解疑》等（注：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其它史論突出的史籍，如吳士奇的《考信編》（注：錢茂偉：《晚明史家吳士奇史學述略》，《安徽史學》，1993年4期。）、祝允明的以舉、刺、說、演、系五例來評價歷史人物的《祝子罪知錄》（注：錢茂偉：《明人史著編年考錄》，《浙江學刊》，1994年6期。）、談遷的“長于評論”的《國榷》（注：繼光、陳靜：《明代史學述論》，《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4期。）等；以及史論散篇，如前文提到的，王祎在《元史》中的幾篇傳論，即卷一五八的《許衡傳》、卷一六四的《郭守敬傳》、卷一八九的《金履祥傳》和《許謙傳》（注：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學成就》，《史學史研究》，1983年4期。），等等。

這些已經(jīng)被發(fā)掘出的、又各具特色的史論書目，反映了明代史論的盛行以及其中隱含的史學價值，這對于揭示明代史學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應看到，對這些史書的研究也顯得失衡，大量的史論書籍僅僅是引起了學者注意，還沒有展開研究。

（三）明代史論研究中提出的幾個主要問題。從五十年來關于明代史論的研究來看，明代史論中所包含的明代史家或史書的歷史觀點、史論的社會意義、歷史評論的理論與方法、史論的體例及史論的學術源流等，是多數(shù)研究者所關注的幾個主要問題。

問題之一：明代史論中所包含的史家或史書的歷史觀點，這是明代史論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已有的研究中對此展示出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有的研究側重于歷史思想，并從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對歷史有卓越見解的史家，總結出不少重要的歷史認識。如肯定李贄對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武則天愛才安民、商鞅富秦、陳勝首創(chuàng)農(nóng)民起義等歷史人物功績的贊譽（注：張君諒：《李贄歷史觀淺議》，《歷史教學問題》，1988年5期。）；闡發(fā)王世貞對明朝誅殺功臣的揭露與批判、對分封諸王的不滿、對禮教的斥責等（注：倉修良：《明代大史學家王世貞》，《文獻》，1997年2期。）；論述陳建對科舉制度、王朝權貴的貪婪掠奪、濫設皇莊而引起的土地兼并、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的批評（注：向燕南：《陳建〈皇明資治通紀〉的編纂特點及影響》，《史學史研究》，1993年1期。），等等。從中可見，明代史論涉及到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遍及明以前各個朝代和明代，且褒貶不一、良莠不齊。

有的研究則另辟蹊徑，從明代的歷史評論中考察明人的史學自覺性，以及他們在史學史上的價值與貢獻。如有的作者看到了李贄“顛倒千萬世之是非”的歷史評論實為卓越史識的表現(xiàn)，而他敢于與傳統(tǒng)作斗爭，實事求是地彰善貶惡，甚至以身殉史，正反映了他高尚的史德（注：陳曼平、張克：《試論李贄的歷史觀》，《湖南師范學報》，1984年3期。）。有的研究者看到，李贄對李悝變法、吳起知兵、李斯改制、漢高祖開基、元朝的多民族統(tǒng)一等歷史事件的稱贊中，包含著按照客觀標準進行評論的原則；并且指出，李贄既稱頌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的功績又揭露他的荒淫殘暴、既抨擊武則天謀權殺冤又肯定她明察善斷、舉用人才等看似矛盾的人物評價，實際上正體現(xiàn)了據(jù)事直書、絕假存真的作史精神（注：李必勝：《李贄史學思想新探》、《安徽史學》，1990年1期。）。對李贄史論中體現(xiàn)的史學思想，有的研究曾作了較詳細的總結，認為他在“治史目的、識史原理、評史標準、撰史方法上，顯示出一種不同于前人的新思路”（注：馬興東：《李贄史論評析》，《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6期。）；而有的學者將李贄史學與中國傳統(tǒng)史學聯(lián)系起來，認為“把義理史學批判風推向了高潮”（注：錢茂偉：《論李贄對義理史學的系統(tǒng)批判》，《學術月刊》，1999年7期。），從而深化了對李贄史學思想的研究。

有的研究則是針對史論中體現(xiàn)的哲學思想的層面而言的，如從哲學的高度來研究李贄的史論，就有截然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李贄哲學屬于王守仁學派的體系，是王學在新條件下萌發(fā)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統(tǒng)主張（注：任繼愈：《李贄思想的進步性》，《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5期。）；而有學者認為李贄是王學的對立者而不是王學的嫡傳之一（注：蔡尚思：《我要為中國大思想家李贄呼冤——李贄的批孔堪稱天下第一》，《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5期。）。對史論進行哲學分析深入了對史論的認識，有助于我們提高對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的理論認識。

問題之二：明代史論與明代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是明代史論研究要重點關注的方面，近五十年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大致有三種方法。最常見的一種是宏觀介紹某種史論出現(xiàn)的時代背景。如認為李贄的命運與史論“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16世紀前后中國社會發(fā)生的一些令人矚目的變化，又在深層次中揭示出一個無法解脫的自相矛盾的時代”（注：梁希哲、姜建明：《李贄與16世紀前后的中國社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5期。）。另一種是將史論與其它思潮或文化結合起來理解。如將李贄史論置入僵化、保守、沉悶為特點的理學氛圍中認識，反襯出李贄鮮明的反叛精神（注：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學思潮》，《史學史研究》，1985年1期。）。還有一種方法是具體分析史論中所包含的史家的現(xiàn)實情懷。如研究者指出，《通紀》作者陳建因“閱事變不能自己于懷”，而“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為當世借前箸籌之”的撰史動機，反映了一位史家于敘史之外率直地評議當朝王政、臧否當朝君主朝臣的經(jīng)世之心（注：向燕南：《陳建〈皇明資治通紀〉的編纂特點及影響》，《史學史研究》，1993年1期。）；而王世貞在《賞赍考·即位之賜》中批判最高統(tǒng)治者不斷走向奢靡的弊端，在《中官考》序中飽含他對宦官危害政治、毒化世風的憂慮（注：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也正是史家將對時代的關切注入歷史評論的生動說明。這三種方法各有得失，將三種方法結合起來去探討史論與時代的關系，我們將獲得更豐富的認識。

問題之三：明代歷史評論的理論與方法。這是明代史論研究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在史論理論上，研究者總結出明人提出的不少寶貴認識，如針對明代“褒貶出之胸臆，美惡系其愛憎”的史學風氣，明代史家焦竑提出的尊重公論的看法（注：向燕南：《焦竑的學術特點與史學成就》，《歷史學》，1999年8期。）；針對“史論襲舊，不下一意”的論史作風，朱明鎬提出的“茍無創(chuàng)論別聞”，“不必作論”的批評意見等（注：錢茂偉：《朱明鎬〈史糾〉糾史方法與理論探析》，《寧波師院學報》，1989年1期。），這些在史學上都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在評論原則上，研究者或從思想的角度出發(fā)，將李贄史論的原則視為痛斥虛偽、褒揚純真的“童心說”以及社會崇尚功利的主張（注：馬興東：《李贄史論評析》，《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6期。）；或從傳統(tǒng)的角度認為，“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 “一切斷以己意”是李贄的史論原則（注：李必勝：《李贄史學思想新探》、《安徽史學》，1990年1期。）；或從方法論的角度， 認為李贄的評史原則為“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注：錢茂偉：《論李贄對義理史學的系統(tǒng)批判》，《學術月刊》，1999年7期。）；或從社會效果的角度，認為李贄是根據(jù)歷史人物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來進行是非評論的，等等，充分反映出研究者在認識上的差異。在具體的評論方法上，研究者總結出比較豐富的經(jīng)驗，如有目的的選編史料，辨證對比，由表及里、層層遞進，堅持史識見解的原則性，編纂上的技術處理（注：馬興東：《李贄史論評析》，《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6期。）；或舉出明初與現(xiàn)實之間盛衰變化的事實兩相比較；或溯委追源，沿著歷史發(fā)展的線索找出弊端的癥結與世變的轉機；或直接針對某社會政治問題直接陳述己見（注：向燕南：《陳建〈皇明資治通紀〉的編纂特點及影響》，《史學史研究》，1993年1期。）。這些都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生動的啟示。

問題之四：史籍中的史論體例。這也是明代史論研究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內容。這一點在史籍的發(fā)掘與介紹中通常是不可缺少的。如研究者指出，《藏書》于紀傳之中各立名目，“系以敘論”（注：馬興東：《〈藏書〉和李贄的史識》，《史學史研究》，1995年4期。）；《弇山堂別集》的“考部”一則糾正史實，再則在考證之時進行評論，而每部前的序也有評論性質（注：孫衛(wèi)國：《論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對〈史記〉的模擬》，《南開學報》，1998年2期。）；《石匱書后集》則通過“總論”和“石匱書曰”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歷史觀點（注：陳仰光：《張岱及其史學》，《浙江學刊》，1992年6期。），等等。對史籍中的史論從體例上加以說明，一方面便于使人們對史書的面貌形成完整的認識，另一方面，史論的體例本身就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深入研究史論的體例，可以使我們對研究對象得到一些意外的收獲。如前文談到的研究者對李贄《藏書》的研究，不僅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編撰方式，而且看到了這種編纂方式對增強評說力度的作用。有的研究者比較了《藏書》、《續(xù)藏書》二書的體例，從而發(fā)現(xiàn)《續(xù)藏書》為后人編寫而非完全由李贄所作（注：任冠文：《〈續(xù)藏書〉考辨》，《史學史研究》，1998年1期。）。通過體例比較，還可以認識史論在史學史上的不同地位，如有研究指出，《左編》有例無評，《藏書》有例有評，《藏書》是對《左編》的改編、評注，但在某種意義上，《左編》是封建正統(tǒng)史學的一個代表，而《藏書》卻是新生市民史學的一個代表（注：錢茂偉：《論〈藏書〉對〈左編〉的繼承與批判》，《福建論壇》，1998年6期。）。

問題之五：明代史論對前代的繼承和對后世的影響。如有的學者論證了《藏書》在體例與內容上是對唐順之《左編》的因襲與改動，并且指出，“從表面上看，僅是結構的調整、位置的移動、名稱的改變，而在實質上，則是對唐順之所持是非觀的顛倒、否定”（注：錢茂偉：《論〈藏書〉對〈左編〉的繼承與批判》，《福建論壇》，1998年6期。）。有的學者發(fā)現(xiàn)王世貞的史論對李贄有很大影響，因為李贄在《續(xù)藏書》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王世貞的史論，來作為自己對某些人物、事件評論的結論（注：倉修良：《明代大史學家王世貞》，《文獻》，1997年2期。）。除王世貞外，研究者還發(fā)現(xiàn)陳建的史論對李贄也有很深影響，“如《續(xù)藏書》一開始的《開國諸臣緣起》和《開國諸臣本根》，便兩次提及陳建，并引述《通紀》中史論的觀點”（注：向燕南：《陳建〈皇明資治通紀〉的編纂特點及影響》，《史學史研究》，1993年1期。）。這些至少說明李贄史論的出現(xiàn)并非偶然，這對于認識明代史學風氣很有意義。此外，研究者還注意到，明人十分重視對前代論贊思想與論贊藝術的評價與吸收。論者指出，“尤其是明清兩代，《史記》論贊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視。明代的茅坤、唐順之、楊慎、王維禎、項篤壽，……，都在他們的著作和論文中對《史記》論贊作了許多評論”，而且多數(shù)言之中肯（注：俞樟華：《簡評明清學者對〈史記〉論贊的研究》，《浙江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1期。）。明人對前人史論的重視既是明人論史興趣的反映，又說明了明人論史具有嚴肅的學術性質，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即是五十年來有關明代史論研究的概況。雖然涉及的史家、史籍與問題已經(jīng)不少，但與明代史論的規(guī)模與意義相比，研究的空間還是很廣闊的。關于史家與史籍的研究還需要大大拓展，而關于史論研究中存在的理論問題尚需要整理、總結、提高。 三、明代史論研究的前景和趨勢

通過以上考察，筆者認為，五十年來的明代史論研究，實際上提出了以下幾個主要的理論問題，而這幾個問題或多或少預示著明代史論研究的前景和趨勢：

（一）史家與史論的關系。這里主要說的是史家對史論的作用、內容、表現(xiàn)形式等的認識以及對史論的運用問題。它與史家的撰史思想有關。史家撰史，是為了表達他對歷史的探尋與認識。為此，史家會通過對歷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歷史記述、史書體例等方式，來反映他對歷史的理解，而其中史論的作用最為直接。然而，由于史觀和史識等的差異，并不是所有的史家都愿意在其著述中對歷史直接進行評論，而史家評論歷史的形式、史家的識見及其社會影響也就有所差別。如孔子作史“述而不作”，而范曄則注重“因事就卷內發(fā)論”（注：瞿林東：《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中華書局，1994年6月版。）；在形式上，除了“史臣曰”等后論以及“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的形式外，還有如明代王祎《大事記續(xù)編》中薈萃前賢議論等形式；在影響上，有的史論如范曄的幾篇史論就因飽含精意深旨而又筆勢縱放，而被選進中國最早的文學總集《文選》中，流傳很遠。因此可以說，史家是否評論歷史以及如何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史家史意的傳達和史書的價值。而在是否之間，牽連的則是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觀念以及歷史觀念的大問題。明代學人不僅注重對歷史的評論，而且評論方式靈活豐富，后人對它的褒貶又很激烈，這是足以令人深省的。

（二）時代與史論的關系。研究史論與時代的關系，是史論的社會意義的體現(xiàn)，也是史學實現(xiàn)其社會本質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史論與時代的關系實際上正是史論的根本價值所在。研究史論與時代的關系，包括諸如史論所發(fā)生時代的特征、史家的人生際遇、史家對現(xiàn)實社會的感悟、史論的時代特征、史論的時代變遷等問題。不同時代由于有著不同的社會條件與要求，史家所作的歷史評論與相應地表現(xiàn)出某種特殊的形式與內涵。如弘治、正德時反理學思潮興起，史學領域則相應地出現(xiàn)了像祝允明《祝子罪知錄》以舉、刺、說、演、系五種方法來論史的體例。史論成為獨立的文體，有的學者分析這也正是宋明理學的產(chǎn)物（注：錢茂偉：《關于理學化史學的一些思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1期。）。史論與時代之間存在著具體與抽象、微觀與宏觀的微妙關系，史學工作者的任務就是要找出它們之間的真實聯(lián)系，尋找其中的規(guī)律。

（三）史評與史論的關系。這主要是指對史論自身的若干理論問題如史例、史論方法等進行探討，即進行史學批評。通過對史學中的史論進行批評認識，既可以豐富史評的內容，又可以推動史論走向自覺與科學，明代史論研究也說明了這一點。研究中提出了史論的評價標準、史論方法、史論原則、史論體例等理論范疇，對史評與史論都有一定的價值。從史評方面講，如史論不應以個人是非為是非而應尊重公論，史論受時代、社會以及史家個人觀念的影響，史論的評價標準，史論的形式，史論須有所創(chuàng)新等問題，都屬史學理論范疇。它同其他史學理論一樣，是通過史學批評而獲得的自覺的史學認識。反過來講，這些自覺的史學認識必定成為史論實踐中的一部分，并指導史論實踐走向成熟。明代史論研究中提出了不少關于史論自身理論的問題，而且明代學者對此有分歧，這正說明了史論理論建設的必要，也反映了史論自覺化的歷史潮流。我們應好好總結明代史論紛雜的經(jīng)驗與教訓，客觀地評價明代史論的得失。

（四）史論傳統(tǒng)和史論創(chuàng)新的關系。前文所談到的諸多史論的思想來源及其影響的研究，實際上是史論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問題。史論傳統(tǒng)與史論創(chuàng)新是相對而言的，前人的史論成果對后人來說是前進的基礎，是傳統(tǒng)；而后人對前人的史論既無法割棄又不能因襲照搬，這就要有創(chuàng)新。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反映的是史論的發(fā)展水平與趨向。史論傳統(tǒng)與史論創(chuàng)新的關系，對明代史論研究而言是有所啟示的。正如李贄的史論之所以成就卓異，是與前幾代史家的探索無法分開一樣，明代史論與前后幾代史論的關系也包含著史論自身發(fā)展的內在趨勢。明代史論中不乏卓越的見識，這既與明以前的史論積累有關，事實上它還成為明末清初歷史思想實現(xiàn)飛躍的基礎。只有經(jīng)過有明一代史論的發(fā)展，明末清初才可能產(chǎn)生具有強烈歷史批判精神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著名學者，才可能產(chǎn)生被學者評價為具有總結性成就的史論著作——《讀通鑒論》與《宋論》（注：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應該說， 明代史論研究在解釋中國古代史論在明清之際的發(fā)展這一問題上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

上述四個理論問題是近五十年來明代史論研究中經(jīng)常被討論的主要問題，從史學史及史學理論的角度來看，明代史論當然不只是這些。概括地講，明代史論研究涉及史料、史論發(fā)展史以及史論理論（或規(guī)律）三個層面，而每一層面都需要認真細致地深入探研。只有三方面工作都做到，尤其是理論認識完成后，明代史論研究的目的才能得以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