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對古代青銅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審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還寄托了士大夫階層“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古器物學在上層與禮制改革相結(jié)合，逐漸滲入禮學傳統(tǒng)之中，改變著士大夫?qū)Α肮拧钡恼J識，導致徽宗和高宗兩朝大規(guī)模的復古運動，最終使古器形制成為國家祀典用器的標準。同時，古器物學的成果也向民間擴散，并與民間固有的工藝傳統(tǒng)相結(jié)合，創(chuàng)造出一批獨特的仿古器物[1]。在制作仿古器物時，必須有具體的“樣本”根據(jù)，當時人稱之為“樣制”、“樣式”或“圖樣”。宋代仿古制作的“樣本”究竟從何而來，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為“樣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發(fā)揮作用，這些都是本文著重討論的問題。

北宋時期，朝廷制作禮器的樣本是宋初聶崇義的《三禮圖集注》。聶氏《三禮圖》繼承了漢唐經(jīng)師對于“三禮”名物制度的認識，其特點是從文獻出發(fā)，通過經(jīng)文和歷代注疏來復原上古禮器。這樣就難免出現(xiàn)很多望文生義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看來，其中荒謬可笑之處比比皆是。宋初將《三禮圖》定為朝廷禮樂制作的范本，并圖繪于國子監(jiān)講堂之壁，享有權(quán)威地位，但學者范圍內(nèi)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息。《三禮圖》的問題，在傳統(tǒng)經(jīng)學體系內(nèi)是無法解決的，必須求助于新的知識背景。宋代金石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因此從一開始就擔負起了更新傳統(tǒng)禮學的任務。 宋代古器物學的先驅(qū)劉敞就是一位禮學專家，“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數(shù)十件，經(jīng)常說：“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2]他在《先秦古器圖》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禮家明其制度”應是古器研究的目標之一[3]。劉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學家呂大臨，是理學家程頤的弟子。他博學多識，“通六經(jīng)，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4]。他曾“集諸家之說補《儀禮》”，又在家廟祭禮中使用古器，穿著古禮服[5]。可見他的古器研究更是與復興古禮的實踐相結(jié)合。呂大臨的《考古圖》雖然沒有直接批評《三禮圖》的錯誤，但是他確立了根據(jù)器物“自名”來為古器定名的原則，實際上已經(jīng)在很多方面否定了《三禮圖》，在當時的學者中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隨著崇古之風的盛行和古器物學知識的積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直接對《三禮圖》提出質(zhì)疑。比劉敞稍后的沈括，就已根據(jù)出土的“黃目彝”、“谷璧”、“蒲璧”等物，指出“《禮圖》亦未可為據(jù)”[6]。受學于王安石的陸佃，撰寫了《禮象》十五卷，“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遺物，與聶圖大異。”[7]可見在徽宗改制之前，士大夫中間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摒棄《三禮圖》，根據(jù)古器實物來繪制新《禮圖》的嘗試。 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學傳統(tǒng)的支撐，眾家古器圖的導夫先路，以及士大夫階層高漲的復古熱情，才有徽宗朝規(guī)模空前的禮樂制作。大觀元年（1107），徽宗于尚書省設(shè)置議禮局，作為推行禮制改革的專門機構(gòu)。二年十一月，議禮局詳議官薛昂上奏：

“臣竊見有司所用禮器如尊、爵、簠、簋之類與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蓋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間，無慮千數(shù)百年，其規(guī)制必有所受，非偽為也。……今朝廷欲訂正禮文，則茍可以備稽考者，宜博訪而取資焉。臣愚欲乞下州縣，委守令訪問士大夫或民間有收藏古禮器者，遣人往詣所藏之家，圖其形制，點檢無差誤，申送尚書省議禮局。其采繪物料，并從官給，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騷擾。……”奉圣旨依所奏。[8]

當時使用的禮器仍然依照《三禮圖》制作，要制作新禮器必須有新的樣本，但是除《三禮圖》之外，朝廷手中并無其他圖樣。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雖然早在皇祐三年（1051）就已有圖錄編輯[9]，但規(guī)模畢竟有限。此后半個多世紀中，皇家藏器始終沒有得到系統(tǒng)整理和研究，更沒有刻意去搜集民間古器。李公麟、呂大臨諸家《考古圖》收錄的器形，雖然可供士大夫賞鑒考究，但器類并不完整，無法與禮書完全對應；摹繪刻印也比較粗劣，器形失真較大。為了給新禮器提供可靠的樣本，編纂一部高質(zhì)量的“古器全集”就成為當務之急。徽宗一方面采納薛昂的建議，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繪圖形；另一方面，將皇家收藏的古器編繪為《宣和殿博古圖》，即后來《重修宣和博古圖》的前身[10]。因此，《博古圖》修撰的初衷，應該是為改造禮器提供一部“圖樣”集；在后來的實踐中，它也的確發(fā)揮了這樣的作用[11]。 隨后，出于收藏鑒賞和制禮作樂的雙重需要，徽宗開始大規(guī)模從民間搜集古器。到政和年間，內(nèi)府藏器增加到六千余件，宣和年間更是“累數(shù)至萬余”[12]。從傳世品和歷代著錄的銘文看來，徽宗朝的仿古禮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至七年之間，這與古器“樣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開的。隨著大批新制禮器被用于祀典，《三禮圖》已經(jīng)失去了存在價值。政和五年六月，校書郎賈安宅上言：

“崇義圖義皆諸儒臆說，于經(jīng)無據(jù)。國子監(jiān)三禮堂實存圖繪，下至郡縣學間亦有之，不足示學者。宜詔儒臣編次方今禮樂新制，器用儀繪于圖，著其義具，后成書頒焉。”詔《三禮圖》及郡縣學繪畫圖象并改正，舊所繪兩壁《三禮圖》并毀去。[13]

此前，議禮局于政和三年（1113）編成《政和五禮新儀》，頒降于地方州軍，取代了奉行多年的舊禮。但由于當時大規(guī)模的禮器改造尚未展開，《五禮新儀》中并未包括新的禮器圖樣。在賈安宅的建議下，《三禮圖》被徹底廢棄，國子監(jiān)及地方州縣學墻壁上所繪的圖樣都被毀掉。但是，他提出的將新禮器圖樣編纂成書的要求，卻遲遲沒有實現(xiàn)。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數(shù)地方州軍仍然沒有得到新的禮器圖樣。《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興軍路安撫使董正封言：“竊惟朝廷講明祀事，頒降五禮，規(guī)矩儀式具備。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籩豆簠簋之類，或有未應法式去處。如臣前任知鄆州及今來永興軍，釋奠祭祀所用禮器一切損弊。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樣制造上件禮器，與今來逐處見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畫式樣，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貴上尊朝廷奉祀之禮意。”詔送禮制局繪圖頒降，令諸路州軍依圖制造，內(nèi)有銅器者，以漆木為之。[14]

據(jù)董正封所言，當時個別州軍（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頒降的“式樣”，并依樣制造了新禮器，這或許就是賈安宅上書的效果。董正封上言之后，朝廷曾有詔命禮制局繪制禮器圖樣，頒降諸路州軍[15]。不過從以后的事實看來，這次下詔恐怕并沒有造成廣泛影響，甚至朝廷有沒有將新禮器圖樣編輯成書都不無疑問。如果徽宗朝已經(jīng)有編輯成書的新禮圖，或者地方已普遍得到新圖樣，那么高宗初年制造禮器時，就不會因為無圖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禮圖》的舊樣了。 徽宗朝在大規(guī)模改造禮器之后，為什么沒有用新的《禮器圖》來取代《三禮圖》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兩點。第一，根據(jù)大觀二年薛昂箚子，當時派畫工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繪圖樣，用的是彩繪；而據(jù)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頒降地方的新禮器圖樣，用的也是彩繪。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圖》的原本，應該也是彩色繪制的[16]。之所以用彩繪，應該是為了更真切的傳達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術(shù)發(fā)明之前，這是最高級的方法。但是當時的印刷技術(shù)無法實現(xiàn)彩色套印，這就決定了《博古圖》和新禮器圖樣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復制。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繪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內(nèi)普遍頒降于地方。第二，徽宗制禮作樂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國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圖》已經(jīng)很好的起到禮器圖樣的作用。至于地方禮器的滯后，朝廷并不急于解決，也就沒有刻印新禮圖的迫切需要。 徽宗沒有想到，他費盡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禮作樂的輝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難中毀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間沒有及時將新禮器圖樣編輯成書，使得高宗朝重建禮樂制度面臨著極大的困難。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際，急需通過國家祀典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詔令東京所屬搬取起發(fā)祭器、大樂、禮神真玉、朝祭服、儀仗法物，赴揚州行在，應副郊祀大禮。”[17]這次大典，使用的是東京搬來的金人劫余之物；這些禮器多是徽宗時改作的產(chǎn)品，南宋人稱之為“新成禮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倉皇渡江，禮器儀仗盡皆拋棄。待到紹興元年（1131）舉行明堂大禮時，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時朝廷手中甚至沒有任何“新成禮器”的圖樣，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禮圖》[18]。經(jīng)過徽宗朝轟轟烈烈的復古運動，卻又回到《三禮圖》的老路上，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無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計搜尋“新成禮器”樣本，就成為高宗朝禮制建設(shè)中最重要的任務。 紹興四年（1134），又值舉行明堂大禮之年。四月，禮部侍郎陳與義等上奏：

“今來明堂大禮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畫樣，令臨安府下諸縣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禮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繳納到簠并壺尊、山、犧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籩豆爵坫并簠之類，并無樣制，亦無考古圖冊照據(jù)。今來未敢便依紹興元年明堂大禮例，畫竹木祭器樣制。”詔依紹興元年明堂大禮所用《三禮圖》樣制造。[19]

可見，當時南宋朝廷已經(jīng)致力于從民間搜集流散的“新成禮器”，但數(shù)量極為有限。陳與義等提到的“樣制”，應該是指“新成禮器”的圖樣；而“考古圖冊”指的應是古器圖錄，尤其是《宣和博古圖》[20]。這也從側(cè)面說明，當時的確將《博古圖》等圖錄當作禮器圖樣來使用。這次明堂大禮仍然和紹興元年一樣，依《三禮圖》樣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這也是因陋就簡的權(quán)宜之計。 不過國子監(jiān)丞王普等人還是對當時的禮器樣制提出了批評：

按祭器實仿聶崇義《三禮圖》制度，如爵為爵形，負盞于背，則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為龜，則不可以卻蓋。此類甚多，蓋出于臆度而未嘗親見古器也。自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歐陽修著《集古錄》，李公麟著《古器圖》，呂大臨著《考古圖》，乃親得三代之器，驗其款識，可以為據(jù)。政和新成禮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銅者，嘗有詔外州以漆木為之。至主上受命于應天，郊祀于維揚，皆用新成禮器，初未嘗廢止。緣渡江散失，無有存者。昨來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義《三禮圖》，其制非是，宜并從古器制度為定。其簠簋尊罍之屬，仍以漆木代銅，庶幾易得成就。[21]

從這段話不難看出，在百余年來《三禮圖》與金石學的較量中，后者最終獲得了勝利。經(jīng)過徽宗一朝的復古運動，《三禮圖》在士大夫心中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權(quán)威性。他們所推崇的，是仿照古器制造的“新成禮器”。在他們看來，形制合于“古器制度”是第一位的，至于材質(zhì)是用銅還是漆木則是次要問題，可以根據(jù)條件權(quán)宜處置。 王普的建議由于朝廷沒有“《博古圖》本”而被擱置，但以他為代表的聲音卻在不斷推動朝廷向著政和新禮的方向回歸。紹興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詔命東京留守搜集殘余的“新成禮器”[22]。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銅爵的建議：

今遵依指揮討論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紹興四年已得指揮外，其所用爵以木為爵形，而背上負尊。按《郊廟奉祀禮文》謂許氏說“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昨來臣僚看詳，以謂不應古制，欲仿古刻為爵形，鑿其背以實酒，以應《說文》“中有鬯酒”之義。又考《禮象》銅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正得古制。兼昨來政和年間，已曾依此改正鑄造，緣渡江之后，類皆散失。兼昨紹興七年明堂大禮，御前降到古銅爵，依得《禮象》制度。今來合將木爵并行改正，用銅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樣制造銅爵并坫。[23]

據(jù)此段史料，紹興七年明堂大禮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銅爵”。《郊廟奉祀禮文》為神宗元豐年間太常陳襄等人所詳定，陸佃亦曾參與其事[24]。有趣的是，這次禮官在論證古爵形制時，還參考了陸佃《禮象》中的圖樣。在朝廷缺乏新禮器圖的情況下，私家撰述的禮圖發(fā)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這次討論能夠?qū)⑽墨I、禮圖、古器實物相結(jié)合，說明古器物學已經(jīng)深深的滲入到禮學的傳統(tǒng)中[25]。

雖然新禮器已用于國家祀典，新的《禮器圖》也已成書，但是要推廣到地方，對整個社會產(chǎn)生影響，還需要一個過程。光宗紹熙初年，朱熹在一份申狀中指出：

淳熙頒降儀式并依聶崇義《三禮圖》樣式。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為后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樣制開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為得。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令州縣依準制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行毀棄，更不行用。[37]

紹興十五年（1145）奉圣旨“開說印造”的，應該就是《紹興制造禮器圖》。印制此圖，除了方便朝廷使用外，更重要的是“頒付州縣遵用”，將新禮器向地方推廣。但不知為何，這次的圣旨與徽宗時一樣，未能貫徹實施，州縣仍未得到新圖樣。早在孝宗淳熙六年（1179）以前，朱熹就請求朝廷將“《政和五禮新儀》內(nèi)外縣臣民合行禮制，鏤版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深淺尺寸行下，以憑遵守。”[38]但是淳熙六年編纂的祭祀儀式參考的卻是“大中祥符頒降州縣釋奠祭器制度”[39]，祭器仍用《三禮圖》樣式。在朱熹的要求下，紹熙五年（1194），太常寺將改正后的州縣釋奠儀式“行下臨安府鏤板，同《紹興制造禮器圖》印造，裝背作冊，頒降施行”。這就是流傳至今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通過它，我們?nèi)阅芨Q見《紹興禮器圖》的部分原貌。《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頒降于地方，使新禮器樣式得以普及，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40]。 新禮器向地方擴散的另一個途徑是家廟祭器的頒賜。紹興十六年（1146），新禮器大部造成之后，高宗還命禮器局依政和年間舊制，為太師秦檜制造家廟祭器。此后，重臣由朝廷頒賜家廟祭器遂成定例，韋淵、吳益、楊存中、吳璘、虞允文等人都享受過這種殊榮。但是，由于鑄錢所需的銅資源匱乏，從紹興二十八年（1158）開始，朝廷多次收繳銷毀銅器，并厲行禁止民間私鑄。這樣一來，頒賜祭器的定例也無法順利執(zhí)行。淳熙六年（1179），朝廷命工部文思院為中興功臣韓世忠制造家廟祭器，但有司卻提出了缺乏銅料、工匠等困難。此后，一些大臣多次就此事上書，反對和支持的意見不相上下。直到淳熙八年（1181）十月，才有了最終的解決方案：由文思院制造木爵、木勺各一，其余祭器由太常彩畫式樣，一同頒賜，“聽其自造，并用竹木”[41]。此后，多數(shù)大臣的家廟祭器大概都是由朝廷頒賜圖樣，自行制造。太常彩繪的圖樣，與印刷本《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相比，應該會更加精致準確。而圖樣的傳播要比實物更容易，這樣一來，也促進了新禮器在民間的擴散。 與此同時，金石學傳統(tǒng)仍然在向前發(fā)展，北宋時期的金石著作得到更廣泛的流傳。據(jù)翟耆年《籀史》記述，他有一次偶然造訪葉夢得的書齋，發(fā)現(xiàn)案頭擺放著呂大臨的《考古圖》。從《考古圖》在當時的影響看來，很可能已經(jīng)有刻本流傳。而據(jù)李邴為王俅《嘯堂集古錄》所作序言，當時《宣和博古圖》“流傳人間者才一二見而已”[42]。代表當時最高水平的《博古圖》，由于原本是手工彩繪，且深藏于皇宮秘府，其在民間的流傳范圍遠遠不如《考古圖》等私家著作。直到元明時期，《博古圖》印本普及之后，它才成為民間仿造古銅器的“樣本”寶庫。 重南宋時期，民間的銅器制造業(yè)雖然屢遭禁止，卻仍然相當興盛。建康府句容縣自唐代以來就以出產(chǎn)銅器聞名，北宋以來，在收藏古物之風的帶動下，開始制造仿古銅器。紹興十年（1140），文思院承旨改造銅爵坫，因“本院全闕鑄 工匠”，“詢問得建康府句容縣多有銅匠，造作古銅器貨賣，制作精致。乞朝廷指揮建康府下句容縣計置，依樣鑄造。”[43]可見，當時句容的仿古銅器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以致朝廷制作禮器不得不求助于當?shù)毓そ砙44]。而這些民間工匠在為朝廷效力的同時，也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古器和圖樣，把這些“樣式”帶回民間。此后，無論地方州縣制作廟堂禮器，還是官僚世家制作家廟祭器，都要借助這些民間匠人。紹興新禮器的“樣式”也通過不同渠道匯聚到民間的工藝傳統(tǒng)中。 因此，南宋時期民間仿古制作的“樣本”來源是異常復雜的。其中有刊刻流傳的各種古器圖錄，有朝廷頒降地方的禮器圖樣，有官僚世代相傳的家廟祭器，也有士大夫家收藏的古器實物。這些因素在傳世和考古發(fā)掘的實物中都有所反映。下面，我們就結(jié)合1996年四川彭州南宋銅器窖藏出土的器物來做一下具體分析[45]。 該窖藏所出銅器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仿古銅器，比如琮、甗、鼎、尊、盤、蒜頭扁壺等；第二類是仿照當時的生活用器，尤其是瓷器，比如執(zhí)壺、長頸壺、瓶（包括八棱瓶，“組合式”瓶）等；第三類是將古器造型與日常用器相融合的產(chǎn)物，比如三足壺、鬲形瓶。這批器物的一大特點是多“組合式”器，也就是整器分成兩個可拆卸的部分，這可能是由于制作工藝的限制；同時也說明，這些器物大多不是實用器，而是儀式所用的陳設(shè)。多數(shù)器物是靠錘揲成形而不是鑄造，而且是各部件分別成形后再焊接成一體，導致很多本應有耳的器物（鼎、甗）將耳省去了，僅有一件甗有靠鉚釘連接的附耳。器物的紋飾多采用鏨刻和錘揲工藝，說明當時的銅器制作工藝已經(jīng)與古代有天壤之別，而且受到了金銀器的很大影響[46]。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器物中甗的數(shù)量很多（完整器共有6件，另有不成套的鬲形足兩件，器口4件），但甗并不是國家祀典中規(guī)定使用的器類。其中體形最大的一件甗（CPJ：14）在頸部和腰部都有附耳，形制與呂大臨《考古圖》卷二收錄的“圓篆甗”非常相似[47]。一件鬲形足（CPJ：30）的內(nèi)底有陽線篆書銘文：“圓篆甗漢□男平永寶用”，“圓篆甗”這個名稱顯然是從《考古圖》搬來，而本器頂部平面的紋飾與《考古圖》所描繪的“圓篆甗”甑底部隔箅的形狀一模一樣。另外一件殘存的甗甑部（CPJ：40），其方唇、外鼓的圓肩也與“圓篆甗”如出一轍。甗的足部都是用銅片彎曲而成，而且多外撇，其側(cè)視效果與《考古圖》中缺乏立體感的圖像非常相似。紋飾中的獸面紋、云雷紋等都有很大變形，如云雷紋多是僵硬的圓形、回形，與《考古圖》也很接近。因此，《考古圖》應是這些器物的主要“樣本”來源。而且制造者基本不了解“樣本”的原有意義，只求外觀相似，于是省去了原本具有特定功能的部分，卻在某些細節(jié)上一味模仿。 該窖藏還出有一件“組合式”尊（CPJ：10），僅存上半部分，也就是商周時期“三段式”尊從器口到肩部以上的一段，其形制、花紋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和三年山尊極其相似[48]。經(jīng)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紋飾的細節(jié)幾乎一模一樣，僅頸部龍紋的排列方向與宣和山尊相反。可見本器的“樣本”應該就是宣和山尊。如果制作者參考的是圖樣，不太可能達到如此精確的程度，他們應該看到了實物或高精度復制品。這件器物很可能是仿照朝廷頒賜的家廟祭器來制作的。前文提到，紹興十五年段拂等人改造禮器時，有一件從街市收買的山尊被當作“樣本”。因此，南宋時期的“山尊”很可能是由宣和山尊一脈相傳而來。

[1]對于宋代古器物學與仿古制作的關(guān)系，學者已有較深入的研究。可參看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shù)史研究集刊》第十期（臺北），2001年；王世民《北宋時期的制禮作樂與古器研究》，收入《揖芬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英）羅森《過去在中國的多種含義》，收入《中國古代的藝術(shù)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shù)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臺北），2003年；李零《鑠古鑄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2]《宋史》卷三一九，《劉敞傳》，中華書局，1977年。 [3]劉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5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4]《宋史》卷三四○，《呂大臨傳》。 [5]參見《朱子語類》卷八十四、八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 [6]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九，“器用”，參看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政和五禮新儀》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7冊。 [9]翟耆年《籀史》：“皇祐三年，詔出秘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修太樂所，參較齊量，又詔墨器窽以賜宰執(zh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1冊）是為《皇祐三館古器圖》，乃宋代皇家編纂古器圖之始，它的出現(xiàn)也與樂制改革有關(guān)。 [10]據(jù)蔡絛《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1997年），大觀初年內(nèi)府收藏的大小禮器只有“五百有幾”，與《重修宣和博古圖》的八百余器還有相當差距。《宣和殿博古圖》應該是在這五百多件器物中遴選編輯的，當然很可能還收入了到民間藏家摹繪的圖樣。 [11]《宣和博古圖》對一些器物的定名，如“著尊”、“壺尊”等，完全是按照當時祭器的名稱，而且這些器物的圖像也完全被南宋時期的《禮器圖》繼承，參看前引許雅惠文。 [12]蔡絛《鐵圍山叢談》。 [13]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六，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 [14]中華書局，1957年，第1冊。 [15]《玉海》卷五十六亦載：“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詔諸州祠祭器，令禮制局繪圖頒降，依圖制造（銅器以漆為之）。”按：此處應是將董正封上奏的日期誤當作降詔的日期。 [16]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三：“北方好事者收《紹興稽古錄》二十冊，皆高宗時所收三代古器，各圖其物，或青或綠或紅，各撫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證，如《宣和博古圖》加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1冊）這里提到的《紹興稽古錄》應是南宋高宗時仿照《博古圖》編繪的古器圖錄，又見于（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下，稱其“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6冊）。由此亦可推知《博古圖》原本應為彩繪。 [17]《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續(xù)修四庫全書》第82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8]參看《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續(xù)修四庫全書》第822冊。 [19]《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0]據(jù)《中興禮書》卷九，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禮部上奏：“四年親祀，議者以新成禮器為合于古，請復用其禮度。事下，禮官謂無《博古圖》本，遂不果行。”指的應即此事。可見陳與義等所說的“考古圖冊”主要是指《博古圖》。 [2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七十四，中華書局，1986年。《玉海》卷六十九亦載王普之言，較為簡略。 [22]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一：“壬戌，詔東京留守同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當行大禮，上以渡江后所作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焉。”（中華書局，1956年） [23]《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4]參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七、二九六，中華書局，1979－1986年。 [25]《中興禮書》卷五十九：“（紹興）十年二月一日，工部言，據(jù)文思院下界申契勘，近承指揮改造將來明堂大禮合用銅爵醆并坫，依古爵《禮象》制造四百五十二只，爵坫合依本寺見管《禮象》內(nèi)樣制造四百七十二片。”可見這次改造爵坫最后是依照《禮象》中的圖樣。 [2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七。 [27]《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28]《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八一，《玉海》卷六十九。 [29]《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30]《文獻通考》卷一○四：“時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權(quán)領(lǐng)樞密院事童貫并以此給之。” [31]《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32]《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傳》。 [33]（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下：“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壺盤權(quán)鉦，各有銘，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翟汝文所撰各種銘文見《忠惠集》卷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9冊。 [34]《中興禮書》卷九，郊祀祭器， [35]關(guān)于宋代朝廷所作仿古器物的藝術(shù)特色，前引陳芳妹文有詳細分析，本文不再綴述。 [36]尤袤《遂初堂書目》收有此書，稱為《紹興禮器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其后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