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紹了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對帝王都城(皇城)的政治空間進行了嘗試性分析。關于宋代的城市研究，斯波義信、本田知生、伊原弘等已作了許多精典的學術回顧①。本文依據筆者的看法，從宋代政治史入手分析。這一點需事先說明。

一 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概況

1．20世紀80年代前的定論期

在日本宋代城市文化研究方面，二戰前活躍在學術領域的前輩們，例如加藤繁、曾我部靜雄、宮崎市定、日野開三郎、青山定雄等已積累了很多豐富的科研成果。例如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考證》 (上、下) (東洋文庫，1952)中就分析了“行”、“草市”、“居停”、“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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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波義信：“圍繞中國城市研究的概況——以法制史為中心”(《法制史研究》23，1974)，“從宋代城市看中國城市的特征”(《歷史學研究》614，1990)，“對宋代城市化的考察”(《東方學》102，2001)，《中國都市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木田知生：“宋代城市研究的諸問題——以國都開封為中心”(《東洋史研究》37—2，1978)；伊原弘：“以宋代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況——木塊拼花工藝的多面體解剖學”(《中國——社會與文化》2，1987)。

坊”、“交子”、“關子”、“商稅”、“賒”、“房錢”等有關宋代的各種城市現象。日野在著作《唐代邸店研究》、《續唐代邸店研究》(三一書房，1992)中，詳細地論證了唐宋間草市的發展以及兼營旅館業、倉庫業與飲食業的邸店的經營管理．青山在《唐宋時代的交通和地志地圖的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中，對有關驛站傳送、河流運輸、交通網絡、商稅等城市交通問題進行了論證。此外，加藤繁的《唐宋時期的金銀研究》 (東洋文庫，1925、1926)，《中國貨幣史研究》(東洋文庫，1991)，宮崎市定的《五代宋初的通貨問題》(星野書店，1943)，曾我部靜雄的《宋代財政史》(生活社，1941)、《日宋金貨幣交流史》(寶文館，1949)《紙幣發達史》(印刷廳，1951)，對金銀的使用，鉛錢、鐵錢、銅錢的區域性流通，以及從使用銅錢到紙幣的發展等問題，都進行了詳細論證。

以上介紹的研究文獻因再版發行故有新版出現，但初版論文幾乎都是二戰之前到數十年以前的成果。據此，日本學者們確立了他們共有的宋代城市的共同形象。

在此，我們先看看關于宋代城市的一般看法。日本的宋代史學研究者一致認為，從唐代到宋代，國家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革。其中之一是在商業領域中產生的“商業變革”①。這里，筆者打算通過斯波義信對“商業變革”的見解說明其特征。②

(1)顯著的城市化現象

從漢代延續到唐代的由政府管制商業的“官市制”、 “坊墻制”等制度崩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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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關于《唐宋變革》論，在內藤湖南的《支那近世史》(弘文堂，1947)、宮崎市定的《東洋的近世》(教育夕イ厶ス社，1950)中有詳述。

② 參閱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1968)，(中國中世的商業》(《中世史講座 中世的都市》，學生社，1982)

在全國范圍內，無論城市內外都可以進行商業活動，從而產生了大量的鎮市、村市等market place。鎮市、村市等處于城市化下層的中心地，成為新興中層社會勢力活動的場所，并逐漸發展成為新的社會凝集核心。一方面，屬于城市化上層的部分由于經濟原因(人口增加、社會分化、商品經濟化、交通的發展)等，功能較以前急劇擴大，但因行政因素的影響，尤其是軍餉、漕運、互市、市舶、專賣、科舉、廣域治安等，這些因素幾乎支撐著這些中心地的城市化的一半，所以未能促使現代城市的發生。

(2)全國市場圈的建立及農業的商品經濟化①

全國各地出現了物資的集中化與鄉土化。伴隨著商品流量的增大，出現了支票交易、金融信貸、金融慣例等高度貨幣經濟化的現象。運輸機構的發展，與運輸合同有關的行規也應運而生。此外，貨幣經濟向農民、手工業者浸透，出現了大規模的日用品、農副產品的流通。

(3)經濟體制的轉換

以唐代后期兩稅法的確立為起點，后來宋代的王安石改革了各種稅收制度。之后，經濟體制以土地私有化、商品、貨幣經濟的飛躍發展為前提發展起來。從商品、貨幣經濟和體制的具體聯系看，可以舉出以下的例子：為適應小額交易而出現的大規模鑄錢，銅本位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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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對斯波的學說有人提出了反論。就全國市場流通問題，宮澤知之在

《宋代中國的國家與經濟——財政、市場、貨幣》 (創文社，1998)中，提出了以下

見解。即關于宋代的物流方面，與其說是商人們自律形成的市場物流。不如說是國

家通過財政管理，直接或間接地組織誘導全國的物資流通。此外，蛭田展充在“宋

初陜西的軍食供給政策”(《史觀》19，1997)，后藤久勝在《北宋時期河北糧草交易

的流通和京師交易鋪的保任》(《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6，1998)中，對河北、陜

西兩地的軍食供給進行了研究，相繼發表了看法。通過這些可以看出其特點。即他

們繼承了宮澤的研究視點，在研究軍糧供給的構造上，從微觀入手分析。以“路”

為起點，反映了商業活動中商人的真實情況。

通政策，國家發行紙幣及信用證券，租稅中的貨幣收入增加并成為募兵制的重要支柱、以征役制為基礎的薪金官僚制度的推進，內地稅(商稅)的普遍成立。

因此可以說是有兩種城市影像：一是伴隨著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全國性的城市化現象；另一方面是社會上層依舊與國家政治、財政緊密結合的城市影像。

2．日本宋代城市研究的概況

(1)1980年后的新潮流

日本研究宋代城市的學者們，在“唐宋變革”及“商業革命”方面有一致的認識。1980年之后，學者們向兩個學術方向展開研究。其中之一是，利用當時的史料復原城市景觀，從而探明其歷史性。

伊原弘的《唐宋時代的城市變遷——宋平江圖之解讀研究》(《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史學科24，1979)、《江南城市形態的變遷——“宋平江圖”解析》 (《宋代的社會與文化凈，汲古書院，1983)等文章在對比唐與明清時期城市景觀的基礎上，分析了“平江圖”中勾勒出的蘇州城內的結構，復原了官府公廳地區、寺觀地區、經濟區以及士大夫居住區。之后，伊原公開出版了《中國中世城市紀行》 (中央公論社，1988)、《中國開封的生活和歲時——宋代城市生活繪卷》 (山川出版社，1991)、《蘇州，水上城市的過去和現在》(講談社，1993)等著作。其中在《中國人的城市與空間》(原書房，1993)中，利用地方志中殘余的州縣地圖，嘗試了對城市空間的大規模復原．通過他的研究，確認了當時存在著只有縣衙圍墻而沒有城墻縣城和縣衙建筑分散分布的縣城，對以往以考察州城為中心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伊原還從士大夫、社會救濟、婚姻、公共墓地等角度對城市文化進行了多元的分析和研究①。

另一方面，梅原郁以《東京夢華錄》、《夢粱錄》等史料為線索，對開封、杭州這兩個北宋和南宋的首都進行了多元分析．首先他進行了史料學的研究。如《東京夢華錄夢粱錄等語匯索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9)、《東京夢華錄》(與入矢義高合譯，巖波書店，1983)、《夢粱錄》的譯注(平凡社，2000)。另一個是梅原供職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合作研究，這個成果刊登在《中國近世的城市與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上．這本書中收錄了梅原郁的《南宋臨安》、斯波義信的《宋都杭州的商業核》、竺沙雅章的《宋元時代的杭州寺院和慈恩宗》、衣川強的《杭州臨安府和宰相》、本田治的《宋代杭州及周圍地區的水利和水利組織》、宮崎法子的《西湖與繪畫——南宋繪畫史初探》、礪波護的《唐宋時代的蘇州》、宮澤知之的《宋代的城市商業與國家——市易法新考》、川上恭司的《宋代的城市和教育—以州縣學為中心—》、森田憲司的《文昌帝君的成立——從地方神到科舉神》、林和生的《中國近世地方城市的發展——太湖平原烏青鎮》等，闡述了以蘇州、杭州為中心的各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構造。尤其是通過合作研究繪制了不少像《南宋臨安坊相橋梁圖》、《杭州城內娛樂設施分布圖》等復原圖。

此外，梅原的《宋代救濟制度》(《城市社會史》，米乃路瓦書房，1983)、《皇帝·祭祀·國都》(《歷史中的城市——續城市社會史》，米乃路瓦書房，1986)、《宋代都市的房僦及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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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原弘在《宋代明州的官戶婚姻關系》 (《中央大學大學院年報到刊號》，1972)、《宋代婺州的官產婚姻關系》(《中央大學大學院論究“文學研究科編”》6— l，1974)等文中論述了士大夫的婚姻問題，對美國社會史研究產生了影響，與Robert P．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等成果密切相關。

邊》(《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紀念論集 東亞的法與社會》，汲古書院，1990)等論文中，對國都的祭祀與城市空間、城市居民的生活問題進行了多元分析。另一方面，斯波在出版了有關城市與商業問題的《宋代商業史研究》后，致力于對區域間經濟偏差、水利、市糴、城市化、區域開發等問題的研究。這些成果總結于《宋代江南經濟史之研究》 (汲古書院，1988)一書中。該書除上述的杭州之外，對湖州、袁州、漢陽軍、寧波、紹興等地方城市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分析．尤其對寧波，除了復原了城市景觀之外，還從各個角度分析了寧波的經濟實態。

進入90年代后，久保田和男致力對北宋首都開封進行分析，編著了《宋都開封和禁軍軍營的變遷》(《東洋學報》74—3，4，1993)、《宋都開封的治安制度和城市結構》 (《史學雜志》104—7，1995)、《宋都開封城內的東部和西部》(《長野工業高都專門學校紀要》36，2002)等，從軍事、治安、漕運功能等各個角度分析了首都的構造。而且從城市景觀復原的觀點看，近年有關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論集(《讀〈清明上河圖〉》，《亞洲游學》11，1999)等引起了人們的注目。伊原弘、中野美代子、高村雅彥、小泉和子、清木場東、玉井哲雄、黑田日出男等從風俗、繪畫、建筑、家具、漕運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解讀。

目前的一個新研究傾向是對城市空間的“場”的研究。與筆者交往甚密的日本宋代史研究小組，近幾年出版了《宋代社會的網絡》(汲古書院，1998)、《宋代人的認識——相互性和日常空間》(汲古書院，2001)、《知識分子百態——以中國宋代為基點》(勉城出版，2001)。這些論點涉獵廣泛，其中之一是分析如何認識城市中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關系網絡，通過當時人們是否認識到在日常空間中形成的相互關聯、分析了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中紛繁復雜的多樣性和關聯性。在此介紹其中一部分：平田茂樹在《關于宋代明黨形成的契機》中，明確分析了宋代與人們密切相關的科舉、官僚制。提出了人們在以同鄉、同學、同姓、同官等各種以“同”為機緣與紐帶，創建的政治集團的構造。小島毅在《作為思想傳播媒體的書籍——朱子學的〈文化歷史學序說〉》中，參考了法國歷史學家Roger Chartier的“讀書共同體論”，解析了通過閱讀朱子學而形成的一個解釋共同體．此外，遠藤隆俊的《宋代同族網絡的形成——范仲淹和范仲溫》、川村康的《宋代“法共同”體考》、金子泰睛的《宋代流通史中網絡論的效用——市場、商人、情報》等，論證了宋代社會中，人們如何以宗教、裁判、市場、情報為契機建立起合作關系的過程。

城市空間的研究視線產生了對人與人之間結合而形成的“場”的分析和對城市文化設施的分析。斯波已指出，宋代雖不存在明清時期以同鄉、同業而形成的會館、公所等設施，但當時的祠廟、寺觀等有類似作用的設施。針對祠廟進行研究的有須江隆，須江在《徐偃王廟考——關于宋代祠廟的考祭》(《集刊東洋學》69，1993)《福建莆田的方氏與祥應廟》 (《宋代社會的網絡》)中描述了某一宗族通過壟斷祠廟而擁有在當地社會中的指導權的史實。在《從祠廟紀錄看“地域”觀念》(《宋代人的認識》)中，以祠廟為中心，通過對官吏，在地士大夫、父老、百姓等如何參與祠廟建設的過程的分析，從其關聯構造入手論證了在地社會的秩序構造。

青年學者也相繼推出了對橋梁、州學等社會設施、教育設施的研究。穴澤彰子的《唐·五代區域的社會認識》(《唐代史研究》5，2002)主要是對先于宋的唐后半期及五代進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明確記敘了當時官府控制減弱后，人們以寺觀為中心修筑橋梁，熱心于公益事業的情形①。

山口智哉在《宋代鄉飲酒禮考——從儀式空間看大眾聚會場所》(《史學研究》241，2003)中對以州學為主要場所的鄉飲酒禮進行了分析。指出宋代的鄉飲酒禮與明清一樣，有體現地方社會秩序重新整合的一面，同時也有歡送科舉初試合格等慶典儀禮的一面，同時還是地方士大夫對社會秩序進行相互確認的“場”。如須江、穴澤、山口的各篇論文所述，展示城市空間特征的各項設施有何機能?形成了怎樣的“場”?這些都與人與人結合的問題有關，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最后得補充一點，即與歷史學相關的各學科對城市文化研究的成果。唐之前，生活在城市的人被圍困在“坊墻”、“坊門”中。日落后的活動也受“夜禁”制度的約束而被禁止。進入宋代，“官制市”與“坊墻制”解體，由于放寬了“夜禁”制度，形成了一種有利于共有自由空間和時間的體制。再加上城市內部由于“侵街”而形成的商業空間的擴展、城市外部的被稱為鎮市、村市的商業城市的相繼出現，以及交通的發展與商品流通的擴大，使各種文化、娛樂設施也應運而生。這些情景在《東京夢華錄》、《夢粱錄》等文獻資料、《清明上河圖》、《平江圖》等繪畫以及碑文史料中有記載。例如，《清明上河圖》中繪有城外的虹橋，交織于運河中的船舶、倉庫、飲食店以及城內辦理商稅的衙門，販賣各種物資的店鋪、酒樓、茶館等鱗次櫛比等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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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波義信在《南宋的中間領域社會的出策》(《宋元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6)中，指出當時出現了以鎮市為中心的，非國家及民間社會領域。士大夫上通官僚下聚民眾，開展社會居動。斯波看到了南宋時期中國“領域”的出現．但依穴澤的觀點，這種現象可能萌芽于唐后半期至五代之間。另外，有關城市寺觀問題，竺沙雅章的《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同明舍出版，1982)、《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書院，2000)中有詳細記述。

關于上述研究的具體成果，在此忍痛割愛，只介紹幾部有代表性書籍。關于宋代的戲劇研究，有青木正兒的《青木正兒全集第三卷 中國近世戲曲史》(春秋社，1973)，愛宕松男的《愛宕松男著作集第二卷·中國社會史》第三部《中國戲劇史研究》(三一書房，1987)，田仲一成《中國戲劇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等成果。

關于宋代的飲食文化、茶文化的研究，有青木正兒的《青木正兒全集第八集·中華名物考·中華茶書·隨園食單》 (1969，春秋社)，筱田統的《中國食物史》(柴田書店，1974)，《中國食物史的研究》 (八坂書房，1978)，中村喬的《宋代的烹飪與食品》(朋友書店，2000)。關于宋代傳統節日的研究，有中村喬的《中國歲時史研究》 (朋友書店，1993)。關于宋代的出版文化，有井上進的《中國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中砂明德的《江南·中華文明的源流》(講談社，2002)。關于宋代建筑的研究，有竹村卓一的《營建法式的研究》(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70—1972)，田中淡的《中國建筑史研究》(弘文堂，1989)，高村雅彥的《中國江南的城市生活·水城環境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

從這些書籍中可見，宋代的城市已發展到了可與西歐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借用宮崎市定的語言，即相當于“東方文藝復興”時期①。但對此還需要有一定的保留。吉田光邦在考證宋代生產技術的論證中指出，雖然在技術方面金、銀的提煉，銅的濕式加工，陶瓷器豐富的產量，泥活字到木活字的發展變化，各種精加工技術中的些許顯著突破等表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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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東洋的文藝復興與西洋的文藝復興》 (《史林》25—4、26—l，1940、1941)。

一定的發展，但未見引進新能源與新技術裝置，工業水準依舊停留在手工業階段①。此外，高村雅彥在分析《清明上河圖》一文時作了如下記述：即房頂雖由草頂變為瓦頂，但根基處未見柱腳石、木基石，暗示著培土而建的可能性。元代之后，出現了房基以及承重構造可以適應屋頂負荷的結構方式，開始向建筑物大型化發展②。另外，斯波義信利用宋代的消費、義莊、救災、生產水平等數據進行計算，得到了其遠遠低于明清水準的結論③。概言之，種種研究表明，宋代的城市文化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是針對唐代而言的發展，與明、清時期相比，還有質的不同。 3．宋代政治空間研究的可能性

概觀宋代的首都開封、臨安(杭州)時，令人情不自禁地感到，它與漢唐長安、元明清時期的北京在格局上迥然不同。例如，妹尾達彥在《長安的城市規化》(講談社，2001)中，將中國歷代王朝的建都情形作了以下三分類。①新王朝初建之際開始重新測量、建設的城市(漢代長安，北魏平城，隋代大興，元大都等等)。②沿用前代都城，并加以部分改造(北魏洛陽、唐代長安、明清時代的北京)。③將往昔的小城市擴建為都城(北宋開封、南宋杭州)。尤其是南宋的杭州，是以回歸開封為前提建設的臨時首都(行在)，展現了不同于其他時代的建筑風格。例如，楊寬認為后漢以來，在設置于宮殿南方的祭壇和圜丘上舉行祭天儀式、在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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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代的生產技術》 (《宋元時代的科技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7)。

② 《〈清明上河圖〉城市建筑考》(《亞洲游學》11，1999)。

③ 《宋代的消費·生產水準試探》(《中國史學》1，1991)。對食物史進行過系統研究的筱原統指出：傳統的飲食內容及飲食方法確立于唐之前，宋代繼承了這一傳統。但明清時期關于飲食的新發展皆始于元代。不過，中村齊在著作中對筱原觀點提出了異議。認為宋代在中國烹飪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宋代的烹飪技術奠定了今天的墓礎。

南方的廣場舉行大朝會議等都很重要。并且指出，從“坐西朝東”到“坐北朝南”這一變化，表明了都城的宮殿位置從西南改為北方這一事實①。開封正好符合這一說法。但臨安采用所謂“南宮北市”的構造，即南設宮殿，北以官僚住宅、商業區為中心。因此御街不在南門麗正門外，而是采取了從北門和寧門向北延伸這一模式。開封城內有汴河，臨安城內有連接錢塘江和大運河的水路，四通八達，整體布局更重視水運。妹尾曾提到過，宋代之后，都城基本上都建在能充分利用京杭大運河、具有水上運輸之利的地方。宋代兩都全與水上交通密切相關。尤其是臨安位于錢塘江河口，是港口城市，以大運河為據點，連接著很多城市．基于這一事實，有必要利用最近史學界使用的“港市論”并從這一角度進行研究②。

從政治史角度考察城市空間時，如前章所述，有必要考察城市的各個具體的“場”中結成了哪些關系，進行了什么樣的政治活動。其關鍵在于所謂的政治空間。這里不妨介紹此方面的一個簡單的嘗試：表1概括了開封宮城內的主要建筑物。以下與元刊本《事林廣記》“開封宮城圖”對比論述。宮城內，以連接東華門和西華門的橫街為界，將宮城分為內朝和外朝，外朝以宣德門、大慶殿、文德殿為中心構成。主要用于大朝會、明堂、大赦等國家級大型慶典儀式、集會。內朝空間是皇帝日常起居的場所，也是處理日常政務的場所。皇帝以前殿視朝(垂拱殿)、后殿視朝(延和殿、崇政殿)的方式，與官僚們進行面對面商議，處理具體的政務。此外，還有皇帝的寢殿福寧殿、科舉殿試會場兼宴殿的集英殿、講論學問的邇英殿等等。此外還有圖書館和史料編輯室，還設置了宦官、皇太子、后妃，女官的生活空間。這————————

① 《中國都城的起源和發展》(學生社，1987)。

② 斯波義信：《港市論》(《亞洲中的日本史》Ⅳ。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種設計包括周圍建有房屋的四合院和其前方的儀式、集會空間，后設家庭生活的私人空間，很像所謂的“前堂后寢”。我們從此處可以看到“皇家居室”的幾個側面①。

表1 北宋宮城之內朝和外朝

〈外朝〉大慶殿：正殿。國家最重要的儀式在此舉行。正月元旦以及冬至的大朝會、明堂(政和七年完工之前暫時利用此地。南宋暫時使用文德殿)；接受與皇帝有關的冊、寶；冊立皇太子；郊祀等大禮時用來齋戒。

文德殿：正衙殿。舉行常朝之地(無職務的常參官參見皇帝的地方。元豐四年廢止)。朔望舉行視朝之地(此制隨熙寧三年廢止文德殿入閣之儀而制定，六年改為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舉行)。冊封冊立皇太后、皇太妃、皇后之地，皇太子冠儀之地。新任官僚行禮，加恩官僚行禮，外任官僚辭行之處(衙謝、衙辭。相反也有在內殿舉行的入見、入謝、入辭)。

宣德門：宣布南郊郊祀等大禮后恩赦之地。受降獻俘之地。正月十五日元宵節皇帝出行之地。設有人民擊鼓鳴冤之登聞鼓。

其 他：中書省、門下省、樞密院等軍民政重要機關；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翰林院；直屬天子的秘密警察——皇城司，三館、秘閣、國史院等宮中圖書館、史料編纂處；前往上朝、起居的官僚的等待之處的待漏院；皇帝文庫(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徽猷閣)。

〈內朝〉紫宸殿：皇帝誕辰接受百官祝賀之地。望日視朝之地。五天一次由文武百官參與的在垂拱殿或紫宸殿舉行的內殿起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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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拙稿《宋代的宮廷政治——從“家”的結構考察》 (《公家和武家Ⅱ——“家”的比較文明史考察》，思文閣出版，1999)。

續表

垂拱殿：每天舉行前殿視朝之地。內殿起居之地。

崇政殿：旬假等假日視朝之地。后殿視朝之地。

延和殿：便坐殿。后殿視朝之地。

集英殿：宴殿(舉行春秋大燕、誕節之宴)。殿試之地(神宗朝以前使用崇政殿)。

邇英殿：進講之地。

福寧殿：正寢。

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之地(太皇太后、皇太后垂簾聽政時是用內東門小殿或延和殿)。夜召翰林學士、經筵官之地。

其 他：統轄宦官的內侍省、入內內侍省；照顧皇帝日常生活的殿中省所屬之尚藥、尚食、尚輦、尚溫、尚舍、尚衣；與皇室財政有關的景福內庫；皇帝直屬武器庫之軍器庫；與皇帝之書畫、藝術、興趣有關的翰林書藝局；與皇帝醫療、用藥有關的翰林醫官院等衙門；與皇太子有關的建筑物；后妃生活之處。官僚的政治空間：宰相會議：政事堂(元豐官制改革以后是三省都堂)尚書六曹議：尚書省臨時諮問會議：尚書省、都堂。

《事林廣記》中的圖能多大程度正確地反映各種建筑的位置關系且另當別論。只是與唐長安城及清代紫禁城相比，北宋開封的宮城布局略顯繁雜。唐長安城以三朝為中心軸而建，三朝分別為：以兩儀殿為中心的內朝；以太極殿為中心的中朝；以承天門為中心的外朝。清代紫禁城內廷設三殿，從北向南依次為坤寧宮、交泰殿、乾清宮；外朝設三殿，從北向南依次為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午門、天安門以南北直線排列。

北宋開封中有大慶殿和文德殿，垂拱殿和紫宸殿東西一線排列，南北方向有兩條中心軸線。一是大慶殿→紫宸殿→崇政殿；二是文德殿→垂拱殿→延和殿。布局稍顯雜亂。

及至南宋臨安，這種布局日益明顯。杭州是以州城改建的“行宮”，紹興十二年(1142)和議后建崇政殿、垂拱殿。后設福寧殿。淳熙八年(1181)建延和殿，宮殿內設施不斷完備，但都非計劃性建筑。其后，因宮內面積狹窄等理由，宮殿開始兼用。例如紫宸殿(“遇朔受朝”)、文德殿(“降赦”)、集英殿(“臨軒策試”)、大慶殿(“行冊禮”)、講武殿(“閱武”)，其實只不過是使用時更換了垂拱殿和崇政殿的名稱而已①。這種宮殿布局與開封城一樣，現未做復原工作。近年，中國先后出版了不少耐人尋味的復原圖紙②，準確與否，有待今后研究而定。但從復原圖看，垂拱殿和文德殿東西排列，政治管理以兩殿為中心開展。

南宋宮城的構造有奇特之處。設于宮外的德壽宮是隱退的太上皇高宗、孝宗的住宅。南宋前期被稱為“北內”。這兒與宮城(“大內”或“南內”)并稱，是另一個政治中心．此外，據《咸淳臨安志》卷十《行在所錄》記載：“昭慈圣獻孟太后宅”等皇太后、皇后宅設在宮外，以“后市”為中心而建。

據以上宮殿分布，可以推測皇帝如何使用這個空間。在此應注意“內朝”、“外朝”、“經筵”這三個空間。例如，呂中在《皇朝中興大事記》卷一《正言兼讀書》中記載：南宋的專權宰相秦檜為了掌權，對“內朝”、“外朝”、“經筵”這三個與皇帝日常活動相關的空間進行了細心的安排。下面以此三空間為中心，再現當時皇帝日常的一天。

我們先從李攸的《宋朝事實》卷三《圣學》中記載的北宋第三代真宗時期的事例為線

索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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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輿服志，只是根據不同文獻資料有不同記載。《夢粱錄》8卷記載，大慶殿、文德殿、紫宮殿、集英殿、明堂其實為一處，只是不斷更換不同名稱的匾額而已。

② 傅伯星、胡安森：《南宋皇城探秘》(杭州出版社，2002)。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宮尚食。少時，出坐后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傳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后以為常。

據這則史料記載：清晨真宗坐在前殿(垂拱殿)，接受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請對官等的上奏。辰后(上午9：00左右)進餐，再登后殿(崇政殿或延和殿)觀武藝至中午，夜晚喚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這份史料過于簡略，因而難以掌握皇帝處理政務的全過程。筆者曾據此史料對皇帝的一天的活動日程作了模擬，結果如下：

①皇帝在天亮前兩小時左右于福寧殿起床，整理裝束。

②薄明時(早上6：00左右，因季節不同有所變化)開啟宮門，皇帝先在前殿(垂拱殿)視朝，在此宰相、執政及主要官廳長官、次官就重大政治問題上奏，這里成為皇帝聆聽意見的“場”。1080年實行元豐官制改革前，以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為中心。官制改革后變為以三省、樞密院、尚書六曹、開封府為中心。中書(官制改革后為三省)主民政，樞密院主軍政，三司主財政，審刑院是司法中心(官制改革后為三司，審刑院與尚書六曹合并)，由開封府負責首都行政．因為宰相、執政處于中書，樞密院處于長官、次官地位，中書、樞密院與宰執(宰相、執政的略稱)可替換，他們在前殿奏對．此外，通過一定手續直接上奏皇上的人，被稱為“請對”，但常被安排在后殿接見。

③辰刻(上午8：00左右)時，皇帝入內廷進餐，更衣后登后殿(延和殿或崇政殿)視朝。偶爾也會有把前殿的議論帶入后朝討論的現象。皇帝還在此接見“請對”者。“請對”者中，有負責評政、議政的“臺諫”，也有作為皇帝顧問的“侍從”。此外，皇帝還須面見自己的密探“走馬承受”，接受新任官員的謝禮以及外調官員的朝見(入見、入辭、入謝)。除接受以上奏折外，皇帝還須瀏覽三館、秘閣內書籍，過目奏折等。這些政務要處理到午刻(午前12：00左右)。皇帝有時也在崇政殿、延和殿閱兵，以及處理每年一次的慮囚事宜(對未裁決的囚犯，皇帝進行親自裁決)。

④下午時間皇帝通常在邇英殿開“經筵”(講學處)。經筵官講完后與皇帝談論有關政務之事。

⑤夜晚，在內東門小殿內喚當直的翰林學士，經筵官尋問政務。從當時的記錄看，也會喚宰執、尚書等各級官員。這兒成為皇帝接見官員的重要場所①。

皇城內政治空間的復原工作，是了解當時執政過程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以上為考察北宋的政治空間而作了簡單說明。我們也可以發現南宋臨安的一些特點．

筆者近年一直在從事這么一項檢驗工作。即從周必大的日記史料中，推測當時的政治活動是如何進行的。例如《思陵錄》這份史料記載了南宋初代皇帝高宗(這一時期高宗讓位孝宗，稱太上皇帝，隱居于德壽宮)從臨危到死亡至埋葬這段時間的史料，是日記體筆記，由宰相周必大記錄。從淳熙十四年(1187)開始，共作了三年的記錄。這些大事記為研究南宋初期臨安政治空間的使用情況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材料。以下摘錄的是淳熙十四年12月條中的一部分：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條〉(畫線處表示皇帝與官僚的交流。)

十二月朔戊辰。朝于延和。從駕過德壽宮。

己巳。歇泊不坐、入局。內引宿直官刑書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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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照拙稿《宋代政治結構試探——“義”對與“議”入手分析》(《東洋史研究》52—4，1994)及《宋代的宮廷政治》(《公家和武家Ⅱ——“家”的比較文明史考察》，思文閣，1999)。

庚午。延和奏事．

辛未。延和奏事。王相奏、東宮參決、欲月如覆奏事例。上曰、如此則太煩．予曰、其間條目亦多、更乞人圣慮、毋使致于壅滯。上頗以為然。宣諭云、更待理會。予奏、攢宮覆案使葉翥今日上殿。陛下宜戒以審細、不可止為文具、蓋梓宮自高六尺、未聞石槨之類。上曰、江浙地薄、又春間水泉動。葉翥對、上逾以須子細。朕已令二月后方脩奉、四月發引。

壬申。從駕如月旦之儀。

癸酉。歇泊不坐、入局。

甲戌。國忌行香。

乙亥。延和奏事、呈封口庫申審內合同支會子十五萬貫充大行喪事所支費。予奏、據元申候將發引作料次支、今既未有日、未審先支、惟復少待。上曰、候二月支未晚。又呈眙報金國賀正使副完顏宗卞口李晏約初十日過界。上曰、禮物當受否。予奏、既是通信不過馬幣、非華好之物、恐難不受。奏事畢、予奏、元擇今日、東宮新開議事堂議事、夜來卻得關報、東宮為赤目在朝假、恐合令太史別擇日。上曰、當別擇日。施樞云、歲且盡、莫若就正月始和。上曰、然可以此意諭太史局。初天禧四年、太子亦以十二月就資善延見輔臣。予嘗語諸公以為疑、故施樞因事及之。又宣諭、將來吊慰使來、合差接送伴。予奏、方欲奏稟、恐不測到來、須先差下臨時使遣行。上令具寺監丞以上名。又問、李師邈、卿等識之否。眾人云、熟。事起于醫曾懷病愈、特轉一官。上曰、忘記矣。浙漕鄭汝諧暫權紹興府、陛辭。上稱其浙東視旱之勞。汝諧奏、昨首言紹興騷擾、致降勅榜、然臺諫諸司侍從相繼有言、怨皆歸臣、今徃應辨、乞賜保全。上曰、既如卿肯任、怨豈不主張卿。

丙子。微雨、延和奏事。

丁丑。旬休。

戊寅。朝于延和、從駕過宮。

己卯。不坐、入局．

庚辰。延和奏事。

辛巳。延和奏事。

壬午。常參官逐(延口)和起居。宰相升殿奏事。

癸未。歇泊不坐。

甲申。延和奏事。

巳(乙口)酉。延和奏事。

丙戌。臘假。國忌行香畢、清華奏事。

丁亥。旬休。

戊子。朝于延和．

巳丑。歇泊不坐、入局。

庚寅。不坐、入局、上批。

辛卯。延和奏事。

壬辰．雨、太后圣旨、免過宮燒香、不坐入局。

癸巳。早設素明幄于垂拱殿之東偏、上初坐后幄。

甲午。節假。

乙未。節假。

丙申。節假。

在12月的29天當中，表明在延和殿，皇帝和臣下進行對談的有13天。此外，癸巳在垂拱殿的后幄中接見了金國使節。丙戌雖是臘假，但同樣“清華奏事”。從中可以看出，皇帝幾乎每隔兩天接見一次臣下。延和殿或后殿(崇政殿)主要用于視朝，是因為這一時期為了應付高宗的垂危、逝世及服喪等接二連三的兇事。正殿，即垂拱殿視朝一事，在日記中始終未出現①。此外“旬假”、“臘假”、“節假”等定期休假，或者所謂的“歇泊不坐，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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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淳熙十五年正月以后，數次于垂拱殿設素幄召見了金國使者，這是為了避免在正殿召見而采取的辦法。

等，表明孝宗下榻于德壽宮，結果在視朝處未見其身影。而是進了宰執辦公的地方，可以推測宰執每天執政的情形。

以上是參照其他史料后的推測。南宋臨安，通常使用與北宋同樣的政治空間。前殿視朝(垂拱殿)，后殿視朝(延和殿或崇政殿)在經筵的“場”(祥義殿?)，夜晚于內殿召見等形式都是存在的。兩者出入較大的是，南宋前期的臨安城，以宮城(大內或稱南內)和德壽宮(“北內”)①兩大政治空間為據點執行政務，從日記中可以確認孝宗往來于宮城和德壽宮的情形。而且，據推測，因為政治性距離的擴大，皇帝和臣下的直接接觸減少，從而促進了依靠文書的交流。皇帝經宦官轉送給周必大的“御筆”文書及周的回信可以作為證據，這個內容以“奉詔錄”這種日記體形式流傳下來②。有關政治性距離的問題，今后有必要進一步詳細論述。以前提到過衣川強的《杭州臨安府和宰相》這一論文，其中在分析南宋宰相的居宅時，留意到了他們的住宅和宮城間的距離。南宋是專權宰相接二連三出現的時期，他們的居宅同時也形成了一個不同于宮城的主要的政治空間。德壽宮、專權宰相的相宅及宮城如何共同形成政治空間?這給考察南宋政治史提供了一個提示。

另外，可以從與政治空間的關系來探討政策決策過程。在整理中國政策決策過程中，我們發現，官僚制定政策的“場”與皇帝審批的“場”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周必大在《思陵集》中提及各種問題，其一是太上皇帝(高宗)的謚號問題。關于此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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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宗作為太上皇帝下榻德壽宮。此外，第二代孝宗也作為太上皇帝起居于重華宮(后改稱德壽宮)。第三代光宗讓位寧宗后作為太上皇帝住進了寧福殿(地點不明)。

② “御筆”是從北宋第八代徽宗時產生的，整個南宋都很盛行，在此不贅述政治空間與御筆的關系了。具體參考拙作《日記，從時政記史料考察宋代政治結構》(平成12—14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2，研究成果報告書，2003)。

個空間成為重要的“場”。一是皇帝與官員面對面交換意見的“場”，常被定位為“視朝”的“場”。該史料記錄的是為高宗服喪時的事，所以“延和殿”成為皇帝與宰執交換意見的“場”。這里也是進行“對”(皇帝與官員直接會面的制度)的場所。三省、樞密院、尚書六曹等行政府的中心機構以及申請“對”的人依次在此與皇帝面對面交換意見。

宰執與皇帝進行“對”時，通常先由宰執上呈官府及官員的奏折，其后二人進行討論，最終皇帝以“宣諭”的方式裁決。一般官員申請“對”時，有口頭說明和上呈“剳子”兩種方法。

其次是皇帝生活的“內廷”。皇帝不直接面見官員時，經常由宦官將“御筆”拿到宰執辦公處交給他。而且還經常有皇帝夜喚“侍從”等官員們進內殿聽取意見的事例。

還有一個，是官員們集眾評議的“場”。宰執們在“都堂”(三省的會議室)抑或在等待皇帝的召見的“待漏院”進行商議。此外，皇帝有時還臨時下令，喚眾官員集中議事。在此情況下，一般以“禮官”、“諫官”、“御史臺官”等為中心集合于御史臺。簡言之，在“內廷”、“內殿”、“延和殿”、“都堂”、“待漏院”、“御史臺”等空間內，“皇帝”、“宰執”、“侍從”、“臺諫”、“宦官”等人進行討論，有時也通過上奏及“御筆”等文件進行交流。在這些政治空間里，執政主體是如何行動、如何決策的?把握這個過程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課題①。

4．小結

城市空間不僅指單純的物理空間，也是具體地連接人與人的生活空間。筆者因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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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的方法論被稱為政策決定論，是政治學的手法。關于此可參照拙稿《解讀政治舞臺后——宋代政治由研究序說》(參見《知識人的諸相》)。

是政治史，所以文章后半部提到了首都的政治空間。可是關于首都的政治空間的問題，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很多問題．例如，上述妹尾指出的首都的空間與祭祀儀式密切相關。因此復原祭祀空間、考察首都的城市空間也將成為重大課題①。

今后，在皇城政治空間研究方面，除界定考古調查的特定場所之外，還應對文獻資料進行徹底分析．例如，《宋史》地理志、禮志、輿服志、《宋會要輯稿》禮、儀制，對方域的記述等。理解這些制度對粗略把握首都的政治空間有重大意義。但是，要考察這些制度是如何發揮作用，如何被使用的話，有必要熟讀一些詳細記述政治活動的各種隨筆、小說、日記史料。本文以周必大的《思陵錄》為資料依據進行了分析。隨著綜合比對文獻史料的解讀工作的推進，在政治空間結構復原方面將會有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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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原郁：《皇帝、祭祀、國都》一文有先見之明。有關唐代長安的諸多論文也嘗試了這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