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史上，鄧廣銘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為宋代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的學術貢獻影響著幾代宋史研究者。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現代歷史學家。 一、鄧廣銘的學術道路 鄧廣銘（1907—1998年），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東省臨邑縣。臨邑是一個相當偏僻、閉塞而且文化很不發達的地方，在滿清一代的二百多年中，臨邑沒有出過一個進士；鄧家在當地雖算得上一戶殷實人家，但也不是什么書香門第。 1923年夏，16歲的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一師的校長王祝晨是一位熱心于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在此求學的四年間，鄧廣銘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啟蒙教育”。[1]在他當時讀到的史學著作中，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東壁遺書》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師的同窗如李廣田、臧克家等人，后來都相繼走上了文學道路，而他卻最終選擇了史學，這與風靡那個時代的疑古思潮對他的吸引是分不開的。 1927年，鄧廣銘因參加學潮而被校方開除。三年后，他來到北平，準備報考大學。1931年，他第一次報考北大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入英語系就讀。次年再次投靠北大，終于考入北大史學系，從此步入史學之門。這一年他25歲。 1927至1937年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代，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則是北大史學系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系的專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陳垣、顧頡剛、錢穆、胡適、傅斯年、姚從吾、蔣廷黻、雷海宗、陳受頤、張星烺、周作人、陶希圣、李濟、梁思永、湯用彤、勞干、唐蘭、董作賓、毛子水、鄭天挺、向達、趙萬里、蒙文通等人，陣容非常強大，可謂極一時之盛。學生當中也人才濟濟，桃李芬芳。僅1935和1936兩屆畢業生中，就涌現了王樹民、全漢昇、何茲全、楊向奎、李樹桐、高去尋、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杜呈祥、張政烺、傅樂煥等一批杰出的歷史學家。 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此生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適自1932年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至“七·七事變”后才去職。在此期間，他為史學系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概要等課程。鄧廣銘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這門課要求每位學生做一篇歷史人物的傳記，胡適開列了十幾個歷史人物供學生選擇，其中宋代人物有歐陽修和陳亮。鄧廣銘在此之前曾寫過一篇有關浙東學派的文章，[2]于是便決定寫一篇《陳龍川傳》，作為他的畢業論文。1936年春，鄧廣銘完成了這篇12萬字的畢業論文，得到胡適的很高評價，胡適給了他95分，并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寫朱陳爭辨王霸義利一章，曲盡雙方思致，條理脈絡都極清晰。”胡適還到處對人稱贊這篇論文，“逢人滿口說鄧生”，這對初出茅廬的鄧廣銘是一個極大的鼓勵。[3]這件事情對他以后的學術道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之所以選擇宋史研究作為其畢生的學術事業，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來撰寫歷史人物譜傳，先后寫出《陳龍川傳》、《岳飛傳》、《辛棄疾》、《王安石》這四部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宋人傳記，與胡適都有很大關系。可以說，一部《陳龍川傳》，基本上決定了鄧廣銘一生的學術方向。[4] 鄧廣銘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經說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三位前輩學者是胡適、傅斯年和陳寅恪，“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5]鄧廣銘與傅斯年的師生淵源始于大學時代。傅斯年的本職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30年，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學教師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作為自己的講義，受到學生攻擊，因而去職，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鄧廣銘入學后不久，系主任一職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陳受頤接任，但傅斯年仍長期擔任史學系兼職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先后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擇題研究、漢魏史擇題研究等五六門課。[6]其中“史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給鄧廣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并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前幾年，鄧廣銘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傅斯年的史學觀念對他的影響時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后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7]如果說鄧廣銘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是受胡適的引導，那么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后的十年。 若是就狹義的專業領域的師承關系來說，不論是胡適還是傅斯年，對宋遼金史都談不上有什么專門研究。大學時代，鄧廣銘也上過兩門屬于這個領域的專業課，一門是蒙文通講授的宋史，另一門是姚從吾講授的遼金元史。但這兩位先生都沒有給他后來的學術研究帶來什么重要影響，他對這兩位學者的評價也比較低調。[8] 1936年，鄧廣銘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后，胡適將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并兼史學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由胡適兼任的。傅斯年當時從這一屆的文、史兩系畢業生中物色了幾位有培養前途的人，要他們去史語所工作，其中也有鄧廣銘，但由于此時史語所已經遷往南京，鄧廣銘表示自己還是愿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強他。 留校以后，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歷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一些資料。就在畢業后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畢生的學術方向。在胡適給他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9]這就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另外，他選擇這樣一個學術領域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也有很大關系。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如是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面說，則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幾年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后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面的原因”。[10]這是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為了準備新編一部《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箋注》，大約在1936年底，鄧廣銘寫出了那篇題為《〈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證》的成名作，指出梁啟超《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勛《稼軒詞疏證》的種種不足之處。次年春，他打算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辛棄疾研究的課題經費，為此征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勉勵他說：“三十多歲的人做學問，那是本分；二十多歲的人做學問，應該得到鼓勵。”但要求他必須先寫一篇批評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書評，于是他就將已經寫成的那篇文章寄給他在輔仁大學時的同學、當時主編《國聞周報》文藝欄的蕭乾，很快就在《國聞周報》14卷第7期上刊出。這篇文章博得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夏承燾等人的一致稱許。當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的陳寅恪還不認識鄧廣銘，讀了這篇文章后到處向人打聽作者的情況，[11]后來他在為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說到此事：“寅恪前居舊京時，獲讀先生考辨辛稼軒事跡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見為幸。”[12]夏承燾當時正在寫《唐宋詞人十家年譜》，其中也有辛棄疾，在看到這篇文章后，他給鄧廣銘寫信說：“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軒年譜我不能寫了，只能由你來寫。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計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給你。”[13] 這篇成名作發表之時，鄧廣銘正好30歲。半個多世紀后，他憶起這段往事時說：“就這一篇文章，影響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轉折點。從此我就不回頭了。”[14]就在去年，他還對女兒鄧小南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的‘三十功名’是從‘塵與土’中爬出來的。”[15]所謂“三十功名”，就是指的這篇文章。 由于這篇文章的影響，研究課題的申請得到順利批準。此后不久即發生了盧溝橋事變，北大決定南遷時，因目的地尚未確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隨校行動。此后兩年間，鄧廣銘一頭扎進北平圖書館，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在這期間，給他指導和幫助最多的是趙萬里和傅斯年。該項研究課題“研究指導人”一欄原來填的是胡適和姚從吾（想系當時胡適為文科研究所所長、姚從吾為史學系主任之故），但“七·七事變”后胡適赴美，姚從吾南遷昆明，故次年春申請延長一年研究期限之時，遂將“研究指導人”改為趙萬里。[16]鄧廣銘在北大史學系念書時就聽過趙萬里講授的“中國史料目錄學”，及至到北平圖書館做這項研究時，更得到趙萬里的直接指點。后來他在《辛稼軒詩文鈔存》的“弁言”中提到這一點：“凡此校輯工作，所得趙斐云萬里先生之指教及協助極多。”傅斯年雖然自史語所南遷后即已離開北平，但在鄧廣銘從事這項研究工作期間，兩人之間屢有書信往來，有關《辛譜》和《辛詞箋注》的體例、辛詞的版本選擇以及如何系年等等問題，傅斯年都提供過很具體周詳的意見。[17]待這三部書稿完成以后，傅斯年又寫信向香港商務印書館推薦，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以致未能印行。抗戰勝利后，又經胡適的催促，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將《辛譜》和《詩文鈔存》刊行出來。 北大南遷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長。1939年8月，鄧廣銘奉傅斯年之召，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此時陳寅恪已被聘為北大文研所專任導師，在這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鄧廣銘與陳同住一樓，朝夕相從，“實際上等于做他的助教”。[18]鄧廣銘晚年在談到他的學術師承時說，自從踏入史學之門，“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19]不過從他一生的學術軌跡來看，陳寅恪對他的影響似乎并不明顯。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間，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把鄧廣銘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鞏固下來。當時正值《宋會要輯稿》刊行，因價格不菲，鄧廣銘原本不想買的，傅斯年卻非逼著他買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墊付書款。鄧廣銘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后選擇宋史研究作為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 1940年秋，為躲避日機轟炸，傅斯年決定將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并要鄧廣銘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語所豐富的圖書資料。到李莊以后，鄧廣銘的編制仍屬北大文研所。從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對《宋史》的考訂工作，后來發表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欽若、劉恕諸傳的考證文字，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從他1941年7月8日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來看，他當時似乎有一個對《宋史》全書進行通盤考訂的龐大計劃，信中稱他“已認整理《宋史》為畢生所應從事之大業”，“單論《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絕非三二年內之所可理董畢事者，并本紀、列傳、世家等計之，勢須視為畢生之業矣”。其實他那時已作過考訂的亦不止后來發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還說：“現札記之已經寫出者，為《職官志考校》約十萬字，《食貨志考校》方成四萬馀字，全部寫完后亦可得十萬字左右，預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傳部分亦曾寫就四五萬字。”另外在《宋史職官志考正》的“凡例”中，還提到對《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訂，但大概都沒有最后定稿。 1942年春，鄧廣銘征得傅斯年的同意，準備到重慶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滯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出。經友人何茲全介紹，他去C.C派劉百閔主持的中國文化服務社，主編一種名為《讀書通訊》的刊物。次年7月，經傅斯年鼎力舉薦，他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復旦講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課“中國通史”頗受學生歡迎，兩年后就晉升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三部著作也相繼由重慶的獨立出版社和勝利出版社刊行。 抗戰勝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在其回國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傅斯年遂請鄧廣銘回北大史學系執教。當時有一種不成文的慣例，若是在別的大學做了教授，到北大只能降格做副教授，當傅斯年提出名義問題時，鄧廣銘并無異議。 1946年5月，鄧廣銘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復員和重建的傅斯年馬上把他借調到校長辦公室，做了一個未經正式任命的“校長室秘書”。在胡適到任以后，鄧廣銘仍然在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之馀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校長室秘書。 從此以后，鄧廣銘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母校北京大學。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為臺灣大學校長，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臺大任教，以充實該校的師資力量。就在這年12月中旬胡適飛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屢次以北大校長胡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名義致電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指明要邀請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鄧廣銘。當鄭天挺詢問鄧廣銘的意向時，他這樣回答說：“如果單純就我與胡、傅兩先生的關系來說，我自然應當應命前去，但目前的事并不那樣單純。胡、傅兩先生事實上是要為蔣介石殉葬去的。他們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關系都很深厚，都有義務那樣做。我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并無任何關系，因而不能跟隨他們采取同樣行動。”[20]盡管鄧廣銘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未來的新政權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沒有作去臺大的打算。 1950年，鄧廣銘晉升為北大歷史系教授。從1954至1966年，他一直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鄧廣銘學術創造力極為旺盛的一個階段。請看看這份著述目錄：1953年，《王安石》作為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一種由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經過大幅度修改增訂的《岳飛傳》由三聯書店出版；1956年，《辛棄疾（稼軒）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軒詩文鈔存》經過重新校訂后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軒年譜》修訂本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軒詞編年箋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當時北大歷史系的所有教師中，鄧廣銘的學術成果是最多的，以致歷史系的某位教授說：“鄧廣銘現在成為‘作家’了！” 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劫難開始了。次年，鄧廣銘在雙反運動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鑰匙”說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遭到清算。歷史系的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他這面資產階級白旗，結果是剝奪了他上講臺的權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但此后迄至文革結束，學術研究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從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這是他57歲到70歲之間，正是一個學者學術生命最成熟的時期。 這期間他寫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爭議的《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曾對他說過這樣一番話：二戰后的日本歷任首相全都反華，而你卻要來恢復中日邦交，這很類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蘇修對你此次來訪極力反對，而你卻置之不顧，這又頗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氣概。于是人民出版社就來找鄧廣銘商量，請他按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對50年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補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將鄧廣銘此次重寫的《王安石》印出百來本討論稿，送到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進行討論，而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說對“儒法斗爭”反映得很不夠，于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后這部書稿終于比照“儒法斗爭”的需要改定出版了。[21] 直至“四人幫”被粉碎，鄧廣銘在年過70以后，迎來了他學術生命上的第二個青春。他一生中的這最后20年是他學術貢獻最大的時期。就學術成果而言，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種之多：《岳飛傳》增訂本（1983）、增訂校點本《陳亮集》（1987）、校點本《涑水記聞》（1989）、《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1993）、《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1994）、《辛稼軒詩文箋注》（1996）、《鄧廣銘治史叢稿》（1997）、《王安石》修訂本（1983、1997）。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40多篇論文。甚至在年過90以后，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閱讀和寫作，直到住進醫院時為止。 更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貢獻已不僅僅局限于個人的研究領域。為了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為了培養史學后備人才，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歷史系首屆系主任。自1980年起，擔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創建中國宋史研究會并連任三屆會長。1981年，創建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擔任中心主任達十年之久。這種貢獻的價值也許比他個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