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傳統(tǒng)地把服飾看作是“禮儀”的一部分。同前代一樣，宋朝在立國之初就建立了服飾制度，三百余年間，尚文尚質(zhì)，服飾“或因時王而為之損益”。[1] 服飾的具體制作或有不同，但服制維護上下等級關(guān)系和長上尊嚴(yán)的目的未變。作為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綜合反映的衣冠服飾，在這個時期發(fā)生了許多變化，有“衣服變古”之議，甚者則有“服妖”之責(zé)，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時代特征。

一、“衣服無章，上下混淆”

服飾等級制度從宋初就未被嚴(yán)格遵行?！端问贰肪硪晃迦遁浄疚濉份d，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有詔說:“士庶之間，車服之制，至于喪葬，各有等差。近年以來，頗成逾僭。”仁宗時張方平上奏曾言：“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為朝服，而卒校胥史，為制一等，其羅縠、綺紈、織文、絺繡，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2] 元祐時，文彥博指出：“數(shù)十年風(fēng)俗僭侈，車服器玩多逾制度?！盵3] 其后張耒在《衣冠篇》中也說，當(dāng)時胥徒的冠服與知州、縣令相差無幾，公卿大夫與武官、技術(shù)官的衣冠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且言：“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為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盵4] 成書于北宋末的王得臣《麈史·儀禮》亦言當(dāng)時“衣冠之制，上下混一”。 南宋時，服飾的這種變化更趨明顯。紹興四年五月，朝中對衣服“貴賤幾無差等”的問題進行了一番討論。[5] 趙彥衛(wèi)說：“至渡江，方著紫衫，號為穿衫尺巾，公卿皂隸，下至閭閻賤夫，皆一律矣?！盵6] 孝宗時，李椿曾上奏說：“自軍興以來，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為過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復(fù)有上下之別。且一衫之費，貧者亦難辦。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恥，故雖欲從儉，不可得也?！盵7] 略同時，梁克家記閩地三十年以前的風(fēng)俗，“自縉紳而下，土人富民胥吏商賈皂隸衣服遞有等級，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帶或弱籠衫，富民、胥吏、皂衫，販下戶白布襕衫，婦人非命婦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來漸失等威，近歲尤甚。農(nóng)販細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婦女至用背子霞帔。”原先的“等級”已不再被遵行。[8] 秦檜子僖嘗衣“黃葛衫”，說這是“貴賤所通用”的。朱熹也說：“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盵9] 除了等級差別已“上下混淆”外，各行業(yè)原有的服飾區(qū)別也已不再嚴(yán)格區(qū)分?！稏|京夢華錄》卷5《民俗》說：“其士農(nóng)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zhì)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rèn)得是何色目?！倍秹袅讳洝肪硪话恕睹袼住酚浐汲秋L(fēng)俗，談到上述各行有各行服色之后接著說：“自淳祐(公元1241-1252年)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體舊規(guī)，裹奇巾異服，三五成群，斗美夸麗，殊令人厭見，非復(fù)舊時淳樸矣。” 官府“士庶之服”常常發(fā)出某些禁令：一是對服色的限制，如宋初仍唐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紫色僅施于朝服。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李昉請禁“近年品官綠袍”下服紫色。揣拱二年(公元989年)禁止民間服紫；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有民間冠服等犯制之禁?；实v七年(公元1055年)禁天下衣黑紫服者，也是因為“士庶浸相效”宮中衣色引起；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禁天下衣“墨紫”等。二是禁止以金銀或珠玉等奢侈品裝飾器服，如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禁非命婦之家“以真珠裝綴首飾衣服”及項珠、纓絡(luò)、耳墜之類；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禁“金翠為婦人服飾”。三是對某些花樣或料質(zhì)的限制，如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藍、黃、紫地撮暈花樣”等；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禁錦背、繡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等。宋時出現(xiàn)的印花絲織品，稱“纈帛”；加入金錢編織的絲織品，稱“銷金”， 民間多有生產(chǎn)和服用，政府也是屢禁不止。[10] 禁令的頒布表明在社會的現(xiàn)實生活中，所謂服制并未被完全遵行，故而朝中官員常有對服飾“逾僭”、“非禮”一類的指責(zé)。從以下一些服飾的變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情況。 上古貴族男子成年要行冠禮，認(rèn)為它是“禮之始”。民間冠禮，或叫上頭，雖然宋代仍保留有“上頭”的習(xí)俗，但所行冠禮大為簡單，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蔡襄就說：“冠禮今不復(fù)議?！北彼魏笃谕蹯栒f此風(fēng)廢已百年。[11] 雖然大儒司馬光、朱熹等力倡恢復(fù)冠禮，但終未能挽回其衰變之勢。婦女成年古代的“及笄之禮”，宋代也已少行。 頭巾傳統(tǒng)上為“賤者不冠之服”，陸游說“大抵士大夫無露巾者，所以別庶人也”。[12] 時人多巾上覆帽。以幅布裹頭，宋時普遍使用，不獨“賤者”了。米芾《西園雅集記》中眾名士所用的頭巾有仙桃巾、幅巾、團巾、道巾、披巾、唐巾等，種類甚多。 宋人常用的“幞頭”是由頭巾發(fā)展而來的，唐時，皇帝所用者腳向上曲，用硬腳。宋代幞頭有直腳、交腳、朝天、順風(fēng)五等，其中直腳（平腳）“貴賤通服”。[13] 幞頭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庶人均常戴用。 “重戴”，《宋史·輿服志五》 說：“蓋古大裁帽這遺制，本野夫巖叟之服?！^重戴者，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笔轻ヮ^連著帽者，唐代以來就為士人所尚，后來成為某些官員的帽式。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令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樞密、三司使副則不。又五代以來新進士亦重戴，遂以為俗。”[14] 上古士人所穿的“深衣”，前后深長，后世已不流行，但為宋時一些士人欣賞。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自穿，邵雍則說“今人當(dāng)服今時之衣”，[15] 對司馬光的“復(fù)古”行為頗不以為然。 朱熹作“深衣之制”：“圓袂方領(lǐng)，曲裾黑緣”，于冠婚、祭禮、宴居、交際時穿服。[16] 慶元朱熹受排擠，被指為“怪服”。 北宋中期，京師士人以淺青黑色衣蒙于外，稱作“涼衫”?！督弾纂s志》說，士大夫著毛衫已受到譏諷，更有甚者的是“近年內(nèi)臣或班行，制褐袖為涼衫，漸及士大夫，俄而兩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眾”。北宋時，士大夫交際常著“帽衫”（衫帽）。南渡初，戰(zhàn)事頻仍，士大夫多著本為軍校服裝的“紫衫”，后因有“以戎服臨民”之嫌而一度被廢。于是士大夫皆以涼衫作為便服，然顏色改為白色，其制與紫衫相類。正是《宋史》所謂“（帽衫）一變?yōu)樽仙?，再變?yōu)闆錾馈绷?，而乾道初指為“純素可憎，有似兇服”被禁止。[17]朱熹曾說道：“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yōu)榘讻錾?。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后來軍興又變?yōu)樽仙?，皆戎服也?！盵18] “背子”大袖，前襟平行而不縫合，兩腋以下開叉，穿著方便。朱熹、陸游均言其先輩時沒有所謂“背子”，大體在北宋后期，背子普遍流行起來，皇帝、官吏，商賈、士人等都可穿用。陸游說北宋宰臣“衣盤領(lǐng)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 朱熹說“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 程大昌說：“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背子掖下垂而不用蓋，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19] “皂衫紗帽”被視為下人之服。張舜民《畫墁錄》記其兄服“皂衫紗帽”，被范鼎臣訓(xùn)斥：“舉子安得為此下人之服？當(dāng)為白苧襴衫，系里織帶也?！薄岸毯笠隆币酁榉嵌Y之服。趙汝讜年少時，著短后衣會見過訪其家的葉適而被斥為“不學(xué)”。然而沈括早就說：“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20] 并不拘泥一定的禮數(shù)。 在服飾“變古”中，婦女往往比男子表現(xiàn)得更為大膽，更具特色，以其對衣飾的特殊敏感而常?！暗蔑L(fēng)氣之先”。 宋初，婦人頭冠“以漆紗為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裝花，初無定制”。[21] 既無定制，自然可以花樣翻新了，如前所述，朝廷頒布的禁侈令中，有的是專門針對婦女而言的。 宋初以來“高髻”流行，東京城內(nèi)有專賣“特髻”的輔作。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朝廷曾令“婦人假髻并宜禁斷，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22] 然禁而不止，且愈演愈烈。至仁宗時，宮中所尚之白角冠梳，有至長三尺者，梳長亦逾尺。李廌《師友談記》說，早時禁中貴婦等“皆白角團冠，前后惟白玉龍簪而已”，白角冠正由此而來。皇祐時，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逾一尺，梳長無得逾四寸，仍無得以角為之”。 但其后侈靡之風(fēng)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23]《麈史·禮儀》也記說，仁宗時婦人“冠服涂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記”，禁用鹿胎、玳瑁后，有為假玳瑁形者，角長二三尺，登車檐皆須側(cè)首而入；俄又編竹為團，謂之“團冠”；又屈四角，下至于肩，謂之“亸肩”；又以團冠少裁其兩邊，高其前后，謂之“山口”；又短其角，謂之“短冠”。后來則一用“太妃冠”，以金或以金涂銀飾之，或以珠璣綴之。又，仁宗時，朝袍有染紫為黝色者，此乃禁色，士大夫慕而不敢用，而婦女卻有以為衫或佩帶者。朝廷常禁民間婦人以金珠裝綴衣服，又嘗禁婦女將“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等，[24] 種類和花色均極豐富。 袁褧說：“汴京閨閣汝抹凡數(shù)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鬢方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額鬢撐金鳳，小家至為剪紙襯發(fā)。” 或者以銀絲“屈曲作花枝插髻，后隨步輒搖，以增媌媠”，稱為“步搖”。[25] 南宋初周煇談到，自其孩提時，“見女婦裝束，數(shù)歲即一變，況乎數(shù)十百年前，樣制自應(yīng)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 當(dāng)時名大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為新奇。”[26] 是乃當(dāng)時婦人服飾多變的真實寫照。婦女們追求新穎、美觀的裝束，其中冠飾特別令人注目。李心傳說，中宮常服包括有：真紅羅大袖、真紅羅長裙、真戲羅霞帔、真紅羅背子、黃紗或粉紅紗衫子、熟白紗襠褲、白絹襯衣、明黃紗裙子、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裹肚、粉紅紗短衫子等，實與士大夫家無異，故對賈生所謂“娼優(yōu)被后服”頗生同感。[27] 南宋末年，農(nóng)村仍有白角冠流行，毛珝《吾竹小稿·吳門田家十詠》詩云：“田家少婦最風(fēng)流，白角冠兒皂蓋頭?！痹娭兴浴吧w頭”，是在宋代一些士大夫的提倡下流行起來的一種頭飾。司馬光《家范》中有婦人出外須“擁蔽其面”的規(guī)定，朱熹在福建任上，曾令婦女出門須用花巾兜面，后來稱為“文公兜”。[28]

“服妖”之說，由來已久?！渡袝髠鳌ず榉段逍袀鳌氛f：“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薄稘h書·五行志》中之上謂：“風(fēng)俗狂慢，變節(jié)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亦即所謂奇裝異服了。雖然此言謬甚，但卻有點“歪理正中”，在當(dāng)社會處于急劇變化之中，“服妖”成為這種變化的一個表象。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正處于急劇變化之中。這個變化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均田制及租庸調(diào)制的崩潰，私人土地占有制普遍流行及兩稅法的實施，生產(chǎn)者對國家或具有身分性的豪強地主的依附關(guān)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也就是說，嚴(yán)格的等級“身份”已經(jīng)有了松動。二是宋代民族政權(quán)林立，北方先后有遼、夏、金，西南有大理等，南方還有大量的散居民族。各民族人民或政權(quán)間日益頻繁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使得宋代各民族的交融不斷加深。在此兩大背境中，人們的衣飾也隨之而“變古”，自然難逃“服妖”之責(zé)。 沈括說，“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面，下垂及肩”，故又叫垂肩冠，議者指為“服妖”。[47] 真宗時，“粉飾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视H與內(nèi)臣所衣紫，進而色深成黝色。士庶浸相效仿，言者以為“奇邪”之服，然屢禁不上?！埃ㄒ嘛椀龋┯少F近之家，仿效宮禁，以致流傳民間。鬻簪珥者，必言內(nèi)樣?！盵48] 說明宮中、朝中裝束往往對社會的服飾風(fēng)尚起著重大影響，是流行服飾的一個源起點。“逾制”則稱為異服或“服妖”，這便是常人所道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 兩宋之際，金人大規(guī)模南下，世風(fēng)突變，宋朝廷惶惶不可終日，此時“服妖”之說尤盛。南宋后期世事多變，“奇裝異服”也十分流行。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條說：京城中“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制，謂之不制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被指為“服妖”。陸游記，“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jié)物則春幡球、競渡、艾虎、云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jì)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薄Ｓ终f：“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舊矣。忽變?yōu)槎瘫共逯辽劝耄粡仡^，皆服妖也?！睍r人以之為“五行”示警，倒應(yīng)驗了大變動時代中的“風(fēng)俗狂慢”。如《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載：“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行都豪貴競為小青蓋，飾赤油火珠于蓋之頂，出都門外，傳呼于道。珠者，乘輿服御飾升龍用焉，臣庶以加于小蓋，近服妖，亦僭咎也。二十三年，士庶家競以胎鹿皮制婦人冠，山民采捕胎鹿無需遺。時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猶集翠羽為之，近服妖也?！B熙元年(公元1190年)，里巷婦女以琉璃為首飾?！短浦尽妨鹆рO釧有流離之兆，亦服妖也，后連年有流徙之厄。理宗朝，宮妃系前后掩裙而長窣地，名‘趕上裙’；梳高髻于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都人以碾玉為首飾。有詩云：‘京師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薄胺闭f本是漢儒據(jù)“五行”說和天人感應(yīng)說而演生出來的，以此亦知“五行”學(xué)說在宋代仍然保持有相當(dāng)?shù)挠绊憽?南宋淳祐庚戌(公元1250年)，史繩祖撰文說：與三代相較，衣裳冠履“乖甚”，古代有冠而無巾，“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朝服幞頭，“乃后魏狄制、后唐施長腳以別伶優(yōu)之賤，至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履、有屐而無靴，武靈王之后用靴。北宋末嘗變靴為履，高宗時又變履為靴；后魏胡服便于鞍馬，遂施裙于衣，為橫幅而綴于下，謂之襴，成為“今之公裳”；慶元間“四兇”劾朱熹，“以深衣冠履而為怪服、妖服”。[49] 凡此諸條，史氏以為皆“變古”之制。此言大體道出了宋代服飾上的兩個變化，即：一是等級嚴(yán)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二是宋代服飾深受少數(shù)民族的影響。宋時于較新奇的冠帽、衣裳以至鞋履，不時有“服妖”的指責(zé)，正好說明宋代的服飾正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 戰(zhàn)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肇啟了華夏民族服飾的改變之風(fēng)，但習(xí)俗的改變卻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沈括所提到的北齊(公元550-577年）短命王朝處于中國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時代末期，中原固有的衣冠服飾不斷受到北方民族的沖擊，以至“變節(jié)易度”成為常有的事。 延至宋代，關(guān)于“胡服”與漢服之議仍十分激烈。從上可知，“復(fù)古”和“變古”之間，往往是交相爭替的。不能說所有的“復(fù)古”都應(yīng)該否定，所有的“變古”都值得肯定。強化“服制”和“逾制”之間，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有各的招法。古代也不乏明識之士看到固守前代“服制”是行不通的。前面提到的元祐二年文彥博等要求“改易衣服制度”時，右諫議大夫梁燾就指出：“古議雖頗有可行之文，然在于人情，實為未便”。 文彥博還說，重建上下有分的“制度”的目的，是要使“風(fēng)俗淳儉，太平立致”。[50] 所謂“淳儉”之風(fēng)，在這里不過是古代專制社會中等級制度的代名詞。而人類社會總是在不斷前進的，其要“復(fù)古”，豈可得乎？！對專制禁令的突破正是社會走向成熟的表現(xiàn)。因此筆者認(rèn)為，古代“服妖”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有其積極的社會意義和功能。 史繩祖所謂“衣服變古”，乃指宋人而言。由上觀之，宋朝周邊民族衣服何嘗又不“變古”！制定明貴賤的服制本身就是一種“變古”的舉動。這種文化交流的互補性或互動性有其內(nèi)在的規(guī)律。在民族交融史上，這是一個富于研究價值的課題。就服飾而言，雖然宋與周邊民族的衣服在“變古”，在互相吸收，但都可以說是在順應(yīng)時代而進步。就“時代”而言：宋周邊民族在向先進的中原文化尋求自己前進的落腳點而仰慕“漢官威儀”的時候，中國古代社會到宋代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被統(tǒng)治者得到了較前代為多的人身“自由”，表現(xiàn)在服飾上是“風(fēng)俗狂慢，變節(jié)易度”的“服妖”現(xiàn)象大量出現(xiàn)。一般說來，不同民族的這種趨動均是本民族進步的體現(xiàn)，人類文明的這種看似相悖而實則遵循著自己前進的理路，是乃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一個令人深思的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