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任何一項制度的演變都是隨著中央集權的興衰與否同步展開的。唐代御史地位的演變過程也具有相似的發展特征。但是，當我們仔細考察唐代御史的發展變化時，卻會發現歷史文獻所揭示出的并非僅僅是一條由盛而衰的簡單曲線。事實上，圍繞御史的記載，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同時存在著兩條表現各異的發展曲線。一條在官僚制中，呈現出逐漸向上的發展軌跡；另外一條則在社會現實中，所呈現出的是一條完全相反的發展方向。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歷史現象，它反映了唐代政治社會怎樣的一種發展過程？以下，試對唐代御史地位的演變過程做一初步探討。

一、官僚制中的御史臺地位

唐人李華天寶十四年(755)撰寫的《御史大夫廳壁記》中，記載了從隋末義寧(617)以來至天寶末年(756)，御史大夫出任宰相以及相關的情況，他說： 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聲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人……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勛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1] (卷三一六) 這一記載表明，隋末唐初以來御史臺長官地位顯赫，是升遷宰相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中央高官之間遷轉改任的一個主要職位。另據《新唐書宰相表》記載，御史臺長官直接或間接升至宰相的唐前期有20人次，后期有19人次，據此可知，御史臺長官始終是最高決策層的主要候選者之一。 不僅如此，唐后期中央還調整提高了御臺史長官的品階。唐初，御史大夫品階是從三品，御史中丞是正五品。會昌元年(841)武宗即位后，五月辛未，中書門下奏： ……又御史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為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少監、司業、少尹并為寺署之貳，皆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升為從四品。從之。[2] (卷一八上，《武宗紀》) 這里，中書門下奏請實際上處于憲臺之長的御史中丞品階升為從四品，武宗雖然同意，但是，當年并沒有立即實施。《唐會要》記載： 會昌二年(842)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狀：“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書門下奏，御史大夫，秦為上卿，漢為副相，又漢末復為大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準六尚書例，升為正三品。御史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以國子監司業，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監之貳，皆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業雖重，品秩未崇。升為正四品下，為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與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聞奏者。’……臣等參詳事理，眾議僉同，伏請著于典章，永為定制。”敕旨依奏。[3] (卷六○，《御史臺上》) 上述史料顯示出武宗在會昌元年五月接到中書門下的奏章后，于次年十一月頒布詔令，讓群臣對中書門下提出的奏請進行審議，對御史臺長官晉升品階一事表現出一種慎重的態度。當年十二月牛僧孺等人做出了以上的回答。其結果，武宗將御史大夫升為正三品，而御史中丞升為正四品下，比原奏請的從四品更提高了一個檔次。 此外，從后期調整兼任御史臺長官在朝會時所立班位的過程，也可看到類似的變化。如所周知，唐后期中央為了安撫藩鎮節帥，一般都委任他們兼任相職或御史大夫及中丞等頭銜。隨著這一做法的普遍實行，后期百官朝謁時的班序出現了問題。德宗貞元二年(786)御史中丞竇參曾奏請“諸使兼憲官職，除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防御等使，余并列在本官之位”。此后，元和元年(806)憲宗敕令“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類官之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謁班序》)。武宗會昌二年(842)尚書左丞孫簡對此提出異議： 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頗紊彝制，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單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準檢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左丞品秩既高，又處綱轄之地，戶部侍郎雖兼大夫，豈可驟居其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謁班序》) 很顯然，尚書左丞孫簡激烈反對兼任御史大夫、中丞的戶部侍郎，朝會時位居左丞之上的理由與其個人的地位受到損害不無關系。對于孫簡的上述意見，“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結果眾臣“皆從簡請”[4] (卷二○二，《孫簡傳》)。但是，次年二月，庫部郎中知制誥崔于等人又上奏： 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寵此班位，以峻風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特為寵異。須敕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里行，朝謝時，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參彼，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敕，御史大夫進為正三品，中丞進為正四品。郎官望等，尤為重任，合崇憲職，式協朝章。請準前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書左、右丞之上。敕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務廣詢謀，理宜從眾，依崔于等狀，便為定制。”[3] (卷五八，《尚書省諸司中》“左右丞”條) 最后，武宗決定仍沿用憲宗朝舊制。這樣，朝會時不僅兼任大夫者位居尚書左丞之上，兼任御史中丞(正四品下)者，也在尚書左丞(正四品上)之上。既然兼職者尚能如此，御史中丞在朝會所立班位自然也從唐初的立于五品官之上[3] (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謁班序》)正式改為四品官之上了。 另外，據孫國棟的研究表明，在唐代前期御史中丞升遷中央三省官的29人中，擔任尚書省侍郎(正四品)的14人，占48％，后期同樣升遷者有24人，擔任侍郎者18人，占75％[5] (p. 310)。可見，唐后期御史中丞不僅品階有所提高，而且在改任中央侍郎方面比較前期有了明顯的增加。御史臺長官在中央高官遷轉改任中的位置，由此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從普通御史在官僚遷轉過程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唐代官吏有清濁之分，在選授官吏時嚴格規定“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之官”[6] (卷二，《吏部尚書侍郎》)。即“職事官資，則清濁區分，以次補授”[2] (卷四二，《職官一》)。在清流之中又分為清望官和清官。所謂清望官主要是指三品以上及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侍郎等重要職務。御史臺官僚中，除去御史大夫屬于清望官之外，其余均在清官之列。 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唐代關于“清望”一詞的意義，并非僅此一端。例如，在上引史料記載中還有“若都畿清望歷職三任、經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則否”。其注曰：“謂監察御史、左右拾遺、大理評事、畿縣丞、簿、尉，三任十考以上，有隔品授者”[6] (卷二，《吏部尚書侍郎》)。可見，這里所謂“都畿清望”與前述“清望”的概念與官品都不盡相同。關于其中的緣故，史書語焉不詳，不得而知。但是，很顯然給這些卑品職官冠以“清望”之美譽的做法，表現出中央對他們的重視程度，御史一職的份量由此也可看出。 另外，在唐代的清官中還有一部分官員被稱之為“清要”之官。《舊唐書》記載： (李)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2] (卷一八五上，《良吏李素立傳》) 這條史料表明，由于職務性質的不同，在同級職務中所體現出的價值也不盡相同。通過這些記載，監察御史與侍御史等職務在仕途遷轉上所占優勢是不言而喻的。正因為如此，御史臺職務在唐代一直被士人所看好，即便是唐后期也是如此，史書記載：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后？”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余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府聞之，奏為御史。[7] (卷七，《補遺》) 白居易在“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中也說：“凡殿內御史，雖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滿歲而授，猶曰美遷。”[8] (卷四四)此外，御史職務在后期作為褒獎授予他官的記載更屬屢見不鮮。如白居易所記： 御史府自中執憲暨察視之官，皆顯秩也。唯懷才而展效者，可以授焉……故以憲職，第而寵之。[8] (卷五一，《中書制誥四》“張諷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監察御史”) 這種以御史官“用申褒獎，以勸忠勤”[8] (卷五二，《中書制誥五》“盧眾等除御史評事制”)的做法在后期尤為明顯。總之，通過以上“好官”、“美遷”、“顯秩”等觀念的使用，都可明顯感覺到唐后期的御史職務在官場中仍然是一塊士人向往的“肥缺”。

二、唐后期現實中的御史臺地位

檢索唐后期的歷史文獻，我們還常常發現一些與上述情形不盡相同的信息。首先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后期郎官兼任御史的現象極為普遍。唐人常兗在“授崔寬侍御史知雜事制”中寫道： 敕朝散大夫守尚書考功郎中……崔寬，南臺自兩丞之亞，以久于其職者，參領群務。近制，或選尚書郎累更執憲，著稱一時，多以本秩行御史曹事，以寬介直方潔，秉彝守中，學可辯政，文皆達理……可兼侍御史知雜事如故。[9] (卷三九四，《中書制誥》) 上文所說的“近制”，應該是指安史之亂以后的制度，崔寬任命侍御史的時間在代宗大歷年間。那么，為什么當時要以郎官“累更執憲”？杜牧曾明確指出：“……御史府其屬三十人，例以中臺郎官一人稽參其事，以重風憲。”[10] (卷一七，《鄭處晦守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雜事制》)對此，宋人王應麟撰《玉海》中也有如下記載： (武宗)會昌三年(843)十一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御史)大夫秦為上卿，漢為副相，后為大司空，宜升正三品。大夫秩崇不常置，中丞為憲臺之長，升正四品，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任。[11] (卷一二一，《唐御史臺》) 上述史料共同表明，后期無論是御史還是其長官都要借助郎官、丞郎來提高其社會威望。其實，郎官兼任御史并非后期才有，玄宗開元時期就有宇文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的記載[2] (卷一○五，《宇文融傳》)。但當時還沒有以員外郎來“重風憲”的必要，反之，是以“風憲”的職務來抬高括戶使宇文融的聲望。 那么，為什么后期要用郎官或丞郎來提高御史的威望呢？文獻記載表明，唐代的郎官、丞郎是深受士人青睞的職務。特別是郎官的人選多來自知名的文學之士，他們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望，史書云“尚書天下之本，郎官皆為清秩，非科名文學之士，罕與其選”[10] (卷一七，《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顯然，后期以郎官出任御史是為了藉此提高御史的社會威望。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柳宗元《祭李中丞文》一文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一例： 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贄(質)，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李程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12] (卷四○) 其中“(王)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2] (卷一六四，《王播傳》)。“(穆)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2] (卷一五五，《穆寧傳》)。韓泰貞元十一年進士及第[13] (卷一四)，“詞學優長，才器端實”[14] (卷三九，《舉韓泰自代狀》)。范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2] (卷一八五下，《良吏下》)。“李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為監察御史”[2] (卷一六七，《牽程傳》)。劉禹錫、柳宗元二人更是一代名流，史稱“貞元、大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2] (卷一六○，《史臣曰》)。可見，上述諸人除去馮邈史有闕文，不得其詳外，其余均為科舉及第，并且都是以詞學著稱于世的名人。 其次，對于后期的丞郎，史書有如下記載： 國初至天寶，常重尚書……兵興之后，官爵浸輕，八座用之酬勛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為貴。”[15] (卷下) 所謂丞郎，是指尚書省左、右丞與六部侍郎，他們掌握著尚書省的實際運作大權。而且，丞郎的人選多來自給事中、中書舍人這些名聲很高的職務，使得丞郎在后期社會的形象更為完美。宣宗時期有如下的一段故事： 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請丞郎，(京兆尹)崔(郢)乘酒突飲，眾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伊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任給、舍，京兆尹不合沖丞郎宴席。”命酒糾來惡下籌，且吃罰爵。[16] (卷辛) 在戶部使夏侯孜看來，給事中(正五品上)、中書舍人(正五品上)是可以與丞郎(正四品下)的地位劃等號的。沒有經歷過這兩個職務的京兆尹雖然是從三品官階，但卻沒有資格參加這個酒宴，因此必須以罰酒處之。根據這些事例，我們可以推知的是，后期中央委派這些眾望所歸的郎官、丞郎來擔任御史、或與御史臺長官相互轉任，其意圖都是為了提高御史臺在社會上的聲譽。 那么，為什么中央需要如此刻意來提高御史臺的聲譽呢？這恐怕與后期御史臺形象不佳有著密切關系。如史書所云： (御史中丞溫)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回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2] (卷一六五，《溫造傳》) 類似的事件還有： (鮑防)為禮部侍郎時，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于通衢，導騎不時引避，仆人為參所鞭，及參秉政，遽令致仕。(鮑)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余忿見廢。”防文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2] (卷一四六，《鮑防傳》) 白居易在“論刑法之弊”更一針見血地指出：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寧壹？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為非刑法不便于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8] (卷六五，《策林四》) 上述舒元褒稱御史中丞為“法吏”，鮑防傳中將侍御史稱為“俗吏”的言辭，無不明顯地流露出后期士人對御史臺的輕蔑態度。本來，御史臺成員都素以法官自居，如《新唐書》記載武周時期：

注釋： ①白居易進言的時間，參照顧學頡《白居易年譜簡編》，《白居易集》所附。 ②李景讓任御史大夫的時間，參照《舊唐書》卷一八下《宣宗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