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中的宗法倫理與德性價值

儒學的困境雖由晚清西方文明的沖擊所引發，但亦源于其價值系統的內在矛盾。先秦儒學承續殷周禮樂文化而維新，其宗法倫理化的「人文的轉向」迥異于軸心諸文明之倫理宗教化的「超越的突破」?？鬃右匀梳尪Y，賦予古代宗法性的禮樂文明以普泛性的人文基礎，儒學由此而形成道德人文主義價值體系。儒學之宗法人文化的進程，雖免去了基督教文明所內涵的神人沖突，但亦未能如基督教那樣以普遍的神學信仰打破宗法制度的羈束。三代遺傳的宗法制度毋寧是儒家文化的深厚基礎。誠如梁漱溟所言，中西文化以宗教為分水嶺，周孔教化改良宗法文化，潤澤以禮文，提高其精神，遂漸以轉進于倫理社會，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續于后。而基督教則使西方由家庭生活轉向團體生活。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立基于宗法制度，以血緣群體之氏族、宗族、家族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儒家倫理即以此宗法性社會結構為基礎，由承襲周禮之以父權與君權為軸心的宗法封建倫理而來。因而，儒學自始即蘊涵著人文主義與宗法封建兩重性。

儒學大致可分為以禮為基礎的倫理規范和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原則這兩個層面。在孔子仁體禮用的儒學體系中，「仁」為人格完成的德性理想，「禮」則為涵養德性的倫理秩序，二者構成了一個君子型的倫理道德體系。儒學這一寓仁于禮的倫理體系，自始即難免其人文性和宗法性的內在緊張，它表現為仁學之人道原則與禮律之尊卑秩序的沖突。先秦儒學之人道與反人道的張力，貫穿于其后兩千年儒學發展史中。隨著漢后儒學的制度化和意識形態化，儒家禮教的宗法封建性倫理得以強化，逐漸演變為以三綱五倫為主軸的威權主義的封建倫理，儒家仁學之人文性的君子理想和禮教之封建性的臣民倫理的緊張亦更趨深化。宋明進而將禮教的尊卑等級秩序神圣化，其「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原則，集中彰顯了理學之反人道的本質。至此，孔子「仁者愛人」的人道原則遂為反人道的「吃人的禮教」所扼殺。

晚清以降，以儒學為典范的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沖擊下深陷危機。中國文明響應西方現代性的挑戰，經歷了一個由層面之「適應」而文化價值層面之「認同」的過程。儒學文化所附麗的農業經濟、家族社會和專制政體，在西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的侵蝕下漸次解體，儒教亦隨之陷入失墮的困境。儒教的危機，首先是其宗法封建性禮教倫理的危機。現代化是一個由人格依附的臣民社會向自由平等的公民社會轉型的過程。儒家禮教之義務本位、人格附從、等級尊卑的宗法封建倫理，與現代性公民倫理具有根本性的價值緊張。戊戌以后，隨著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核心的侵蝕，儒教的危機日漸凸顯，中國進入思想文化轉型的時代。

如前所述，支撐古典中國意義世界的儒家文化，其仁禮合一的價值結構內蘊著人文性和宗法性的深刻緊張。因而，如何對待儒家傳統的宗法倫理和普泛德性，成為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基本難題。戊戌以降，儒家倫理規范受到維新思潮的正面挑戰?？涤袨?、梁啟超、譚嗣同、嚴復都對禮教核心的三綱之說進行批判。然而維新派的傳統批判大致保持在儒學改革的范式之內，其對儒教基本上持棄禮存仁的文化改良主義方針?？涤袨閷θ寮摇溉省沟木癯叫詡惱砼c「禮」的社會約束性倫理臧否有別。在其儒學宗教化計劃中，康氏主張對于兼賅人神、包羅治教的儒學，應取資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凡圣兩立，政教分途，立孔教為國教，并改革其禮律中不契于公民社會的宗族倫理。而在其大同烏托邦中，「大同」則被歸為人類社會超越據亂世「禮」之等級秩序的「仁」的最終實現。譚嗣同在其《仁學》中，則以「平等」、「大同」釋仁，而以禮教三綱五倫為過時的據亂世的禮法，并倡言「沖決倫常之網羅」。譚氏對名教綱常的激烈批判，開五四反傳統主義之先河。梁啟超則進而從倫理學層面響應了儒學變革與接續的。他在《新民說》中主張，道德有本原和條理之分，道德之條理雖與時變遷，而道德之本原則亙古不變。梁氏又以「倫理」與「道德」的分殊，闡釋其儒學改革的主張。他認為，道德與倫理異，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因于時勢而變遷，道德則具有普泛和永恒的價值。如要君和多妻之倫理固不宜于現代社會，但忠之德和愛之德則通古今中西而為一。故中國傳統有缺弊而宜改革的，是其倫理而非其道德。綜而言之，維新時代思想家雖已向禮教綱倫提出正面挑戰，但其仍維護孔子的精神權威和儒家仁學的德性價值。無論康有為之仁的宗教化和烏托邦化，譚嗣同之仁的民主化，還是梁啟超之仁的德性化，其要旨皆在于改革制度化儒學之「禮」，從中剝離并開發德性儒學之「仁」的有生命力的人文價值資源。

中國現代化對西方文明由適應而認同的過程，也是儒家文化趨于全面解體的過程。 1905 年的廢除科舉和 1911 年的帝制傾覆，使儒學喪失了制度性基礎而漸次從和政治領域退出，而陷入正統淪落的困境。新文化運動則鋒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權威和儒家倫理的價值秩序，儒學的危機遂深入到倫理、道德和精神領域。被陳獨秀歸為「最后之覺悟」的民初倫理革命，實則表征著儒學的全面顛覆和孔子時代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