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目前國內學術界對于毛澤東股份合作制經濟思想研究較少。本文以原始文獻為基礎，對毛澤東關于股份合作制經濟的基本思想進行了梳理，客觀地反映了毛澤東股份合作制經濟思想的基本面貌和有關歷史進程的基本面貌。該研究對于現階段股份合作制改革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毛澤東/股份合作制/經濟思想/研究

1942至1952年，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出發，主要通過總結陜甘寧邊區等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長期實行股份合作制的實踐經驗，先后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新式資本主義的股份合作制經濟和關于半社會主義的股份合作制經濟的經濟思想，比較正確地和初步地解決了在現實條件下中國應當實行何種類型與性質的股份合作制經濟的基本問題，豐富、發展了毛澤東經濟思想。1950年代，在照搬外國模式的過程中，毛澤東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思想的現實指導地位，被過早地否定了。然而，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思想不僅曾在1953年以前發揮過作用，而且在80年代以來我國股份合作制經濟重新恢復和發展的過程中再度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股份合作制經濟思想對于進一步推動我國現階段股份合作制的理論研究、進一步推動現階段我國股份合作制經濟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毛澤東當年所說的“合作社經濟”，實質上是股份合作制經濟

股份合作制是股份制和合作制兩種經濟形式的有機結合。1942至1952年，毛澤東在闡述黨在現階段的理論和政策時所講到的合作社經濟，至少就其理想形態或典型形態而言，實質上都是股份合作制的經濟，而不是單純的合作制經濟或單純的股份制經濟。毛澤東當時所主張的這種股份合作制經濟的典范，就是延安的南區合作社。毛澤東當時曾指出：南區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邊區合作社事業的道路。根據毛澤東對于南區合作社的“優良特征”的概括及其其他有關論述，這種“合作社經濟”作為股份合作制經濟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這就是：

第一，從生產要素的聯合來看，一方面實行股份制的資本聯合的原則，即“合作社”的所有參加者必須首先以某種形式的資本（物質資本或人力資本）入股，成為真正的股東，方能成為“社員”。另一方面，又根據情況在一定的范圍內適當地實行合作社的聯合勞動的原則，即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工作人員均以股東（包括以身份股入股、以身份股紅利為薪金的身份股股東）的身份參與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日常事務，即參與股份合作制企業的聯合勞動。但在工、商、運輸、信貸、消費等類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當中，大多數或絕大多數的股東（“社員”）并不參與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日常事務，即在他們之間只是實行資本聯合的原則，并不同時實行勞動聯合的原則。只有在某些（并不是全部）“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互助社）當中，才會在全體“社員”中普遍地同時實施資本聯合和勞動聯合的原則。再者，在從事管理勞動的股東之間實行勞動聯合的前提下，必要時還可以同時實行雇傭勞動，即建立作為私營的小型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合作社的“合股雇傭企業”。

第二，從股金的來源來看，一方面實行股份制的集資原則，即不采取攤派入股的方式，實行自愿入股；不限制社員資格，各階層人民都可以加入，機關社團也可以加入；不一定要用現金入股，即除現金外，還可以用公債券、儲蓄票入股、用一切有價實物入股。另一方面，由于在管理上實行合作制的一人一票制，沒有大股東控股的問題，所以又實行了“不限制社員入股數量”這種反映了合作制特色的集資原則。

第三，從股金的管理來看，不是實行只能入股、不能退股的股份制原則，而是實行了進退自由的合作制原則，即不限制社員對股金處理的權利，每個社員都有隨時退股的自由。

第四，從分配制度來看，不是實行合作制的按勞取酬的制度，而只是實行股份制的“照股分紅”的制度。

第五，從股份的權力來看，不是實行股份制的一股一票制，而是實行合作制的一人一票制，即在解決合作社的一切問題上，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員都有平等的權利。

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所說的合作制經濟，實際上是作為股份制和合作制兩種經濟形式的某種統一體的股份合作制的經濟。正確認識這一點，是我們研究毛澤東股份合作制經濟思想的首要問題，也是我們研究毛澤東這一經濟思想的基本出發點。

二、毛澤東從實際出發，認為在現實經濟條件下，我國應當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股份合作制經濟

陜甘寧邊區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曾經經歷了一個從公營到民營、從以公有制為基礎到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歷史轉變。毛澤東通過總結這一歷史階段的經驗教訓，明確地得出了這樣一種基本認識，這就是：在中國的現實經濟條件下，我們的股份合作制經濟不應當是公營的，而應當是民營的，不應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而應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并且是為私人經濟的發展而服務的。

從1942年12月起，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等著述中，對于陜甘寧邊區曾經實行過的以公股為基礎的公營性質的股份合作社，曾經給予了具體的分析和明確的否定。他分析指出：1939年以前，各地的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為基礎，再加上向群眾攤派而得的股金，這時候是帶著公營性質的，多成為縣、區政府的公營商店。由于1940年以后各地政府生產自給任務的增加，于是有許多合作社的大股社員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機關。這種股份合作制的主要弊端便凸現出來，合作社的事業不是面向群眾，而主要的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決經費，一切問題由政府解決。這種合作社還向群眾攤派股金，并要群眾為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優工代耕”，因而它被群眾認為是攤派負擔，而不被認為是群眾自己的；這種合作社的公股比重的提高，不是有益于群眾，反倒是合作社對群眾的利益更加無法多去照顧了。因此，這種合作社是“壞”的合作社、“糟糕”的合作社，是尚未“走上正軌”的合作社。“壞”的合作社，不知道它們應為老百姓的利益而工作。它們的糟糕就在這里。

毛澤東在闡述這一問題時多次強調：適當地了解群眾的需要，把群眾需要放在第一位，是我們在一切方面成功的原因。忽視了這一點，就常常失敗。毛澤東進而指出，要使合作社真正成為面向群眾、為群眾謀利的合作社，并由此而調動起群眾的積極性，使我們的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其根本的出路，便只能是變公營為“民辦官助”、變以公股為基礎而為以群眾的私股為基礎。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對于1942年陜甘寧邊區股份合作制事業中的這種“私有化”進程及其所帶來的積極效果，及時地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1942年1月，建設廳根據延安南區合作社的經驗，提出“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官助”的方針，各地合作社才從實現這一方針中，取消了攤派入股的方式，摸索地創造著和群眾密切聯系，和群眾利害相關的經驗。這樣，僅僅在10個月中，股金即突增500余萬，事業也發展了。在組織人民的經濟力量，減免中間剝削與發展人民經濟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只有到了這個階段，邊區合作事業才一般地開始走上了正軌。而“走”這個“正軌”，也就是走建立和發展為現實經濟條件所許可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各種生產的和消費的合作團體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對于公營合作社的明確否定和對于延安南區合作社的充分肯定，清楚地表明了，在他看來，只有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股份合作制的“合作社”，才能使入股群眾有權管理“合作社”的事務，真正成為“合作社”的主人，才能使“合作社”充分照顧入股群眾的利益，真正貫徹“面向群眾、替人民謀利益的方針”，真正做到減輕群眾負擔、增加群眾收入，因而也才能使入股群眾感到“合作社”確實是他們自己的，進而積極努力地推動“合作社”事業的迅速發展。

毛澤東對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股份合作制的肯定，無疑的是以他對私有制、特別是對小私有制的肯定為基礎的。毛澤東早在1931年批判土地國有（公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左”傾政策時，就已明確指出：過去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農民感覺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這種情形是很不好的。1934年，他又進一步指出：只有蘇維埃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加之以提倡獎勵，農民群眾的勞動熱忱勃發起來了，偉大的生產勝利才能得到。基于這種認識和態度，他從1942年起又意識到：群眾對于公營合作社或以公股為大股的合作社的不滿，是因為這些合作社“不被認為是群眾自己的”；而群眾對于以自己的私股為基礎的合作社的積極性，實質上也正是通過自己的合作社發展自己的私人經濟和私人利益的積極性，因而歸根到底也就是以私有欲和私有制為基礎的積極性。在發展股份合作制經濟的過程中，我們所應調動和所能調動的積極性，也正是這樣一種積極性。

可見，毛澤東當時所主張的股份合作制經濟，也就不僅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股份合作制經濟，而且還是反過來為發展私人經濟服務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明確指出：這種合作社的“優良特點”之一，就在于它不僅僅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積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盡量將贏利分給社員。這就表明，這種合作社是服務于“社員”的私人經濟的，而不是通過合作來破壞這種私人經濟的。毛澤東稱贊這種合作社在“發展人民經濟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他所說的“人民經濟”，也正是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