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晚年多次講到歐美比我們好的是科學，是物質文明，而政治哲學、道德文明是遠不及我們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演講中，提出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復我一切國粹”，以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41～254頁。）。孫中山的這一表述，頗為中外學者關注，并引發近年來大家對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討論（注：有關討論請參閱島田虔次教授《關于孫中山宣揚儒教的動機論》；李侃教授《孫中山與傳統儒學》；張豈之教授《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章開沅教授《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以上四文均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唐文權教授《關于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向傳統政治文化歸攏趨向的若干考查》（《蘇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孫中山晚年識量的幾點探測——以〈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第10～11集）；姜義華教授《論孫中山晚年對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趙春晨教授《從三民主義演講看孫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學術研究》1996年第2期）、《再論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孫占元教授《孫中山與中國傳統文化》（張磊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下冊，人民出版杜1999版）。）。筆者不揣谫陋，擬從孫中山的“國粹”觀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討，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教正。 一 “國粹”是日本明治時代新創的語匯，譯自英語"Nationality"，意謂“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華”（注：Martin Bernal著、劉靜貞譯：《劉師培與國粹運動》，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頁。）。黃節在《國粹學社發起辭》中說：“國粹，日本之名辭也。吾國言之，其名辭已非國粹也”（注：黃節：《國粹學社發起辭》，《政藝通報》1904年第1號。）。中國人最早接觸國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后，1901年9月梁啟超在《中國 ×××是他一再強調的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孫中山認為，“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要使國家和民族長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國歷史為例，總結經驗教訓，說“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很明顯，他將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作為恢復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孫中山認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愛，再次是信義，最后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頁。） 孫中山對忠字作了新解釋，剔除傳統的忠君內容，注入新的民主觀念。他說：“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他嚴肅批評那種認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講忠字的觀點，強調：“在我們民國之內，照道理講，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 中國古代以孝行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為先”。孝順是儒家倫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注：《孝經·開宗明義章》。）。《孝經》對天子、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規定，孫中山對此特別推崇。他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既然忠孝的觀念尚有如此的價值，提倡它也就成為必要。孫中山認為，“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為樞紐的德性倫理。孫中山認為，“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說中國“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于什么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孫中山認為這些也是實行仁愛，但他批評那種認為中國人講仁愛不如外國人的觀點，認為“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頁。）。 講信修睦是《禮記·禮運》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孫中山指出：“中國古時對于鄰國和對于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頁。）。他以商業貿易為例，說中國人談交易，彼此間不需要訂立契約，只要口頭上談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贊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頁。）。“至于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因此，“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頁。）。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孫中山說：“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頁。）。“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人”（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頁。）。他在1904年8月31日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對所謂的“黃禍論”作了回擊：“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1頁、第253頁。）。他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演講中得出結論說：“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對于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然后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