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社會總勞動在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發生這種變化的基礎，是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中不可避免的問題，關系到國家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英國政府在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采取了國家干預的做法，摸索出從懲罰、救濟、“濟身”，到創造就業機會和福利國家的一套做法，成功地解決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問題，為社會轉型和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

一、從懲罰、救濟到“濟身”

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最初是由圈地運動引起的。圈地運動本身，不是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是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圈地的目的，是為了養羊賺錢，而不是為了擴大農業生產，而且牧場不能容納過多的農業勞動力，因此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當時英國還沒有發展到機器大工業生產階段，非農業部門也還沒有產生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所以這些被驅趕的農民，除少數人受雇于農場和手工業工場外，絕大部分人成為生計無著、到處行乞的流浪漢。他們逐步向城市轉移，成為游民、失業者和貧民。

在圈地運動開始的最初200多年里，英國圈地運動受到法律的限制，規模不大，失地農民的問題還沒有嚴重到威脅舊國民經濟體制存在的地步，失地進城農民被簡單地看成流浪漢和“懶漢”．英國統治階級禁止他們到處流浪，通過“血腥立法”，加以嚴懲。如1531年法令和1536年法令規定，所有健康的人，一旦被發現乞食，要被剝光衣服，綁在馬車后，游街示眾，同時鞭打至流血為止，然后遣返原籍。

愛德華六世在位時，于1547年通過了被認為是都鐸王朝最嚴厲的懲治流浪漢的法令。該法令把所有無業者都稱為流浪漢，給予嚴厲懲治；健康流浪漢，將被逮捕，在前胸打上“S”烙印，被罰做兩年奴隸。如果逃跑，將被判終身為奴。而逃跑兩次，將被判死刑。然而，嚴刑峻法并不能解決農村失地農民的流浪問題，許多破產農民參加了農民起義。1549年在諾克福郡、1554年在肯特郡都發生了農民起義。起義失敗后，大批起義者成為游民，流人城市。

隨著圈地規模的擴大，失地農民的數量在增加。英國政府逐步認識到進城流浪農民的問題，是由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并不是失地農民的過錯。懲罰不如疏導，要進行疏導，首先要進行救濟。于是，英國政府采用了恩威并用，即救濟和懲罰并用的兩手政策。

最先，英國政府允許對無勞動力的和老弱病殘等流浪漢進行救濟，后來逐步擴大救濟的范圍。開始時，救濟基金主要由私人和私人機構來進行，政府并不承擔責任。從亨利八世開始，英國政府才承擔起了組織救濟和籌集救濟資金的責任。例如1535－1536年的法令規定，市政當局要“慈善地接待”乞丐，救濟他們，使之不會再公開乞討。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進行，英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快。英國除了繼續救濟流浪者、失業者外，對貧困人口開始了政府補貼制度，即“斯賓漢姆制度”。這是一種“院外”救濟制度，開始于1795年。所謂院外，指的是救濟院之外。這種制度的特點，是根據食品價格決定工資標準。對工資達不到標準者，由政府給予補貼。但是救濟只是一種暫時的辦法，它不僅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造成了更多的社會問題．這種主要靠救濟來解決問題的辦法，明顯是行不通的。英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政策需要新思路和新辦法。于是政府采取了大規模向海外移民的政策。

新航路開辟后，英國就開始向新大陸和海外殖民地移民。在移民中，大多數人是“在母國被當成多余而有害的人”，是“罪犯、娼妓、窮光蛋和破產者”，一句話，是游民、失業者和貧民。1834年，由于失地農民的壓力，英國主管和執行濟貧法的皇家委員會正式建議，將有勞動能力的貧民移民海外。這樣，大批移民以仆役身份來到北美，俗稱“契約仆”。17世紀進入切薩皮克地區的移民，有70％一80％為仆役。為了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英國嚴格禁止熟練工人移民國外。因此向國外的移民，基本上是農村剩余勞動力。

南非、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英國殖民地也是英國緩解國內流動人口壓力的理想移民之處。例如英國1820年首批到達南非的移民就有1萬人；以后逐年增多。英國向新西蘭移民，也從1839年的1000人，發展到1875年的30萬人。政府為鼓勵移民，采取了減免運費、向移民贈送土地和農具或向安排移民的投機者賜予土地等多種方式。從1846年到1869年，在英國政府各種移民計劃下安排的移民約有33．9萬人，約占英國移民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總人數的23％。

除了移民之外，英國政府還向殖民地流放犯人。1717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允許將某些犯人運送到北美做勞工。議會下院于1729年到1730年設立了一個委員會，對英國監獄進行調查。該委員會在經過調查后，提出將負債的窮人和從監獄中放出的犯人安置到北美。之后，這兩種人被安置到北美，促成了佐治亞殖民地的建立。在1718—1775年間，英國向美洲輸出犯人約3000人。北美獨立后，美國拒絕接受英國罪犯，其他英國殖民地也開始拒絕接受英國罪犯。因此英國把澳大利亞作為流放地。1787年英王喬治三世在議會開幕詞中，宣布政府計劃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植物灣”建立移民區，安置罪犯。到1868年從英國各島流放到澳大利亞的罪犯已達15．5萬人。這些犯人被流放后，緩解了英國本土的人口壓力和社會矛盾。

在實踐中，英國政府認識到移民和流放，只是權宜之計，只有創造工作機會，使流浪漢通過工作謀生，從濟貧到促進就業，達到“濟身”的目的，才能解決問題。這樣英國對流浪農民的政策開始了轉變，即從救濟政策發展到“濟身”政策。工業化的發展，也為這一政策提供了可能。

英國工業化初期，工業部門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失地農民本來可以比較容易地在工廠謀到一份工作。但是由于當時工廠工作條件惡劣，工資非常低，而且工作時間很長，一般每天工作時間在15一18小時。廣大失地農民的思想觀念還沒有轉變，他們過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家生活，不習慣現代工廠的生活，特別不愿意在工資極低、條件特差的工廠，受老板和工頭的剝削壓迫。因此他們寧愿繼續行乞、打短工或依靠親友的資助，而不愿到工廠做工。這就是失地農民變成流浪漢而被資產階級看成“懶漢”的原因。對這些流浪漢，英國政府實際上無計可施。但是到工業化中后期，這個問題不存在了。

首先由于工業化的進行，社會物質財富增加，人民整體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在工人階級的斗爭下，工人的生活和勞動條件得到改善，工作時間不斷縮短，工資水平得到提高。相對來說，失地農民就愿意到工廠工作。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工廠需要的勞動力越來越多，因此就容納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非農業部門的發展，特別是第三產業的興起，拓寬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領域。

其次，從19世紀初開始，英國進一步加強了對外殖民掠奪，建立了廣大的殖民帝國。廣大殖民地是英國人移民的理想之地，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廣闊場所。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移民殖民地，1846—1850年英國每年平均向殖民地移民19．91萬人，到1886一1890年間則達到21．48萬人。

在這一時期，失業問題成為比流民更為嚴重的問題。許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找到工作后，很快又失業。失業問題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失業問題必須由國家來解決，需要加強國家的干預。因此英國以解決失業問題和社會福利問題為突破口，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這樣英國對游民的政策，開始了從濟貧政策到“濟身”政策的變化。英國政府以各種方式培養游民的勞動習慣，培訓農村剩余勞動力，使他們擁有某種技能，能獨立謀生。同時英國政府還努力創造就業機會，為游民工作創造條件，使他們有“濟身”的可能。在這一時期，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開始走上正常的軌道。

英國政府的“濟身”政策，是有歷史淵源的。從1571年到1587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關于懲治流民和救濟貧民的新法案就規定，對有勞動能力的游民實行強制勞動。在1576年法令中，政府規定每個郡都要建立“感化院”，將那些有工作機會而不去工作的人送進感化院，實行強制勞動。同時積極為失業者尋找就業機會，希望從根本上解決失地農民的流浪問題。這些辦法，開始了使被救濟者通過就業來謀生的努力，在英國被稱為“濟身”。

1594到1597年，英國糧食連年歉收，圈地速度加快，失地農民向城市流動的規模增大。英國議會為了解決流浪農民問題和貧民問題，通過了1597年法令，明確提出了具有“濟身”思想的濟貧新方案。在這個法案中，除了嚴懲外，強調為流浪者和失業者創造就業機會，使他們能自己謀生。法案明確規定，要安置貧困家庭的子女勞動或當學徒，給失業的成年人提供原料，以便讓他們工作，提出了“健康者勞動，無生活能力者送救濟院”的原則。

1601年，英國通過了著名的伊麗莎白法，即“舊濟貧法”。該法吸收了1597年法令的基本精神，并作了一些增補，強調解決游民問題的方法之一，是為失業者提供工作。該法案的通過，標志著英國基本完成了在解決失地農民問題上從懲罰到救濟再到“濟身”的觀念轉變。該法案在英國濟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奠定了英國救濟政策的基礎。

1601年法案通過后，英國樞密院為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開始為失業者安置工作。從1622年到1623年，英國樞密院連續頒發了三個誥令，發給10個呢絨生產郡的治安法官，要求他們解決失業紡織工人的工作問題。1629年5月17日，英國樞密院又發布誥令，要求強迫健康流民做學徒，給他們提供生產原料，安排他們工作。為了給失業者安排工作，需要籌措資金。為了解決資金問題，英國樞密院授權地方官征稅。為了拓寬就業渠道，英國創造了多種安排就業的方式．例如提供原材料，讓窮人在家中生產；為失業勞工創建新的行業，如在呢絨業之外，為安置失業工人創立了“新呢絨業”，即生產粗呢和斜紋嗶嘰呢；為失業者建立集體勞動工場。這種工場具有半工場半收容所的性質。

1834年，英國頒布了新濟貧法。新濟貧法是在舊自由主義的思想下制定出來的。舊自由主義認為，人是生而自由的，貧困是個人的事，是由個人原因造成的，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脫貧。因此1834年新濟貧法規定：貧困者必須進入濟貧院，才能得到救濟。接受救濟的人，將被剝奪選舉權，作為對被救濟者的一種懲罰，其目的是讓受救濟者通過個人的努力，而不是社會與政府的幫助來脫貧。這個法令在改造游民的不良習慣上，有很大突破。該法令規定，在濟貧院，受救濟者必須勞動，才能得到生活必需品。這是一種帶有勞動改造性質的規定，其目的是培養受救濟者的勞動習慣，使他們走出濟貧院后，能靠勞動謀生。從1870年到1914年，英國的濟貧活動，基本上是在]834年新濟貧法下進行的。

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第三時期。在這一時期，由于世界市場的擴大、科技的進步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英國剩余勞動力進一步增加。為了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能順利向非農業部門轉移，英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如逐步普及中學教育，提高農民的素質等，使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相對容易。

1890年后，英國政府創造就業機會，使失業者能夠通過勞動謀生的努力有了發展。英國政府決定建立勞動移居地來轉移失業人口。英國建立的勞動移居地分為兩種：一類是由社會團體為解決失業問題而建立的移居地；另一類是由政府濟貧部門為緩解失業者的貧困狀況而建立的勞動移居地。前一類靠各類自愿性捐款建立，后一類主要由地方政府撥款建立。

社會團體建立的移民區，比較有代表性的是1891年“救世軍”在艾塞克斯郡的哈德里建立的“救世軍土地移居地”，占地3000英畝；此外還有1892年“家庭移民協會”在斯塔斯韋特建立的占地130英畝的“農村移居地”等。而由政府建立的勞動移居地主要有1904年在倫敦波普勒區建立的萊恩敦勞動移居地，1905年由倫敦失業委員會建立的豪爾斯里灣勞動移居地。前者占地100英畝，后者占地13000英畝。

但是由于這些勞動移居地從事農業性質的勞動，對城市失業者吸引力不大。同時這些勞動移居地也受到當地農民的強烈反對，因為這將把就業人口轉移到他們居住的地區。從操作上說，這種辦法也難于實行。因為維持勞動移居地需要資金，依靠自愿捐贈的基金來源不可靠，而依靠地方政府的撥款，則又引起納稅人的不滿。因此勞動移居地的存在不能長久，英國建立勞動居居地的嘗試是不成功的。

英國政府逐步認識到，解決失業問題，僅靠濟貧院和建立勞動移居地等等是不夠的，必須加強政府的調控努力，制定相應計劃，實行再就業制度和勞動保障制度。1886年3月，英國地方政府事務部大臣約瑟夫．張伯倫向所有地方濟貧官員提出了一項“市政公共工程計劃”，要求在對貧困者和失業者進行救濟時，應該通過市政工程計劃的擴大，給失業者再就業提供機會。這一指令，開始了英國國家從宏觀上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努力。

按照張伯倫的指示，各地方政府開始把失業者組織起來修建公共工程。于是以公共工程計劃為形式的勞動救濟措施，成為濟貧法之外解決失業問題的又一官方措施。但是張伯倫的這一計劃很快就失敗了。因為參加公共工程計劃的失業者，大多數是非熟練工人，他們沒有什么技術。而大多數熟練工人在失業后，并不愿意參加公共工程計劃。加上公共工程的實施，需要巨大的資金，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失業者創造的價值，遠遠趕不上開辦公共工程所需的資金。因此用公共工程計劃來解決失業問題的嘗試失敗了。

在創建公共工程解決失業問題的努力失敗后，英國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辦法開始向福利國家方向發展。英國國家福利政策的核心，是就業政策。英國福利國家的設計師威廉。貝弗里奇在1905年出版的《失業：一種工業問題》一書中指出：“失業基本上是一種工業和國家的問題，而不是個人品行以及地方在供需調節方面的問題。”他強調了失業不是個人品行造成的，而是工業社會發展過程中對勞動力供需進行調節的某種經濟力量未能發揮真正效力的結果，這種經濟力量要想發揮效力，僅靠地方調節是不夠的，還必須由國家進行調節，建立福利制度，以利于就業問題的妥善解決。他的觀點，為解決失業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

1905年，英國工黨成立后，立即在議會中提出了上述社會經濟要求，迫使英國通過了《失業工人法》，規定了對失業工人的救助措施和解決失業工人再就業的辦法，使國家的濟貧制度開始向福利國家制度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為徹底解決失業和貧困問題，開始建立福利國家，試圖從根本上解決剩余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

二、從“濟身”到人為創造農村剩余勞動力

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第四個時期，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在這一時期，為適應戰后重建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英國采取了新政策，鼓勵農業科學的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節省農村勞動力，進一步制造農村剩余勞動力，并由國家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安排中的社會安全，英國開始從“濟身”到人為創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政府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基本保障了失業工人和貧民的利益。農村剩余的勞動力即使沒有找到工作，也不會再像其前輩那樣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農村剩余勞動力離開農村和農業勞動，不會給社會帶來大的沖擊。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英國政府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政策有了巨大的變化，從歷史上消極應付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發展到主動積極地創造農村剩余勞動力，并把他們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和第三產業中去。這些政策是：

第一，加大對農業的投資。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失去了廣大的海外殖民地，需要加強本國農業的發展。為此，英國政府加大了對農業的投資。農業投資的增加，使農業有關的各項配套設施得到加強，從而減少了農業的勞動投入，促進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產業的轉移。

第二，鼓勵擴大農場的規模，以取得規模經濟效益。1967年英國修訂的農業法規定：對合并的小農場，政府提供50％的合并費用，愿意離開農業的小農場主，可從政府得到2000英鎊的補助。1973年以來，英國政府用于農場合并的補貼每年在100萬英鎊以上。由于政府的鼓勵，英國小農場合并的速度很快。1965年英國共有農場43．78萬個，到1977年就減少到27．51萬個。其中5公頃以下的農場，從16．83萬個減少至4．74萬個。農場的合并和擴大，促進了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化學化，節省了農業勞動力，導致農業人口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

第三，促進農業機械化的發展。19世紀50年代以前，英國的農業還在廣泛使用畜力和古老的農具。19世紀下半葉才開始使用簡單機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美國進口拖拉機時，英國才真正開始了機械化進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雖然基本實現了機械化，但是機械化的水平還不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農業機械化的步伐加快，實現了集約化、機械化、化學化和電氣化，因此又出現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1931年，英國農業勞動力為125．8萬，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6％。但是到1965年下降到4％，1978年為2．2％。

第四，重視農業科研和農業教育，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以減少農業勞動人口。1976—1977年，政府對農業科研的投入約為6500萬英鎊，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科研和教學。

第五，發展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英國的非農業人口，開始大規模向第三產業轉移。例如，1961年，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為48％，農業就業比重為5％。但是到1970年，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上升到51％，而農業人口下降到2％。

在歷史上，英國政府是不干預第三產業發展的。但是為了為剩余勞動人口開辟就業渠道，英國政府開始干預第三產業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末，英國制定了《旅游發展法》，規定對營建旅館的資本開支給予20％的補助。這樣在短短幾年內，全國增加客房5萬多間，解決了不少人的就業問題。進A80年代后，英國政府興建了20多個“企業區”，實行特殊政策發展工商業．這些企業區對吸納剩余農村勞動力發揮了很大作用。

第六，在英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英國政府還采取了其他一些成功的做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發展“農工綜合體”。“農工綜合體”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到60年代發展起來的。所謂農工綜合體，就是在農村發展的非農業產業，例如食品加工工業等。這些工業使大量農業勞動力轉變為非農業勞動力。例如1970年，英國全國勞動力總數為2434萬人，其中在農工綜合體就業的人數為210萬，占10％。

目前，英國還在創造條件，以進一步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向最優化方向發展。英國正以新的方式，人為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英國當代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政策，較好地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

三、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歷史經驗

英國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積累了許多經驗，其中最成功的經驗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不能靠懲罰或者救濟，而應當由國家干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職業培訓、就業機會和社會安全保障。這一經驗為大多數歐美國家所認同。

19世紀末，德國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上的做法，主要得益于俾斯麥的福利政策，但俾斯麥在制定政策時，考慮了英國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方面的做法，使德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政策，較早地向福利政策過渡。

法國在1897年大革命后，成為一個小農生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現代化發展緩慢。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為了發展經濟，法國學習英國，鼓勵土地集中，擴大農業生產規模，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法國政府為自愿合并的小農場主提供資金和獎金，對剩余的農村勞動力給予安排工作或提供社會保險。這一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從1955年到1977年，法國全國農場的數目減少了48％，農場平均規模擴大了一倍以上，農村人口迅速減少。

美國剩余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在工業化基礎上進行的，工業化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創造了條件。但美國政府為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采取了英國的一些做法，如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特別是制定了提高農民素質、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教育培訓計劃，以幫助他們就業的政策。

戰后意大利更是直接借用英國的經驗，由國家來擬定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計劃，以促進意大利南部農業經濟的發展。

英國政府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政策經歷了復雜變化過程。在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英國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其中包括懲罰、救濟、向海外移民、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勞動“濟身”自救、為失地農民創造就業機會、逐步完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法律、制定一系列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等，并最終使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政策，與福利政策掛鉤，為失業者提供職業培訓、提供就業計劃和社會安全保障，從而創造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良好的社會環境，成功地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盡管在不同歷史時期，歷屆英國政府的做法不相同，但是它們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政策隨國民經濟的發展而變化，與時俱進，始終處于不斷更新的過程中。英國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上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