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史念海教授對中國歷史農業地理方面的研究一直甚為重視，對歷史農業地理學學科理論、 北方地區農牧分界線變遷、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主要農業區興衰變遷、黃河流域蠶桑業盛衰 變遷、黃土高原農林牧分布地區變遷等相關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和探討，并培養 了一大批專門研究人才，為這門學科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一、關于學科理論的探討

對于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學應包括哪些分支學科，學術界的看法不盡一致。以往學術界對歷 史農業地理的研究一直較為薄弱，所以這一學科的歸屬問題也鮮有探討。自20世紀80年代以 來，史念海教授由于承擔國家大地圖集中的歷史農牧圖組的編繪工作，對歷史農業地理領 域 的研究逐漸深入，相應地提出了建立歷史農業地理學的動議。他認為："在繪制農牧地圖時 還應先撰寫出相應的論文，再根據論文繪制相應的圖幅。或者不至出現任何紕繆。特別是有 關農業部分更是如此，這樣的論文按理說就應該屬于歷史農業地理，如果編印成冊，就稱之 為歷史農業地理，也是無可非議的。"[1]至于歷史農業地理與歷史經濟地理的關系，史先 生也作了相應的探討："若是要撰著以中國歷史地理學為名的著作，而以歷史農業地理與歷 史民族地理、歷史經濟地理等相提并論，使之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卻似乎還要再作斟酌， 因為就不免和歷史經濟地理有所重復。既講歷史經濟地理，就不能不涉及農業的發展和凋敝 。不論其為發展或凋敝，都會影響到整個經濟的布局。在歷史經濟地理部分涉及到農業，又 另辟歷史農業地理與歷史經濟地理并列，是難免疊床架屋之譏的。"[1]在史先生看來，歷 史農業地理學應當是歷史經濟地理中的一個分支學科。

現代農業地理學是研究現代農業生產布局的學科，而歷史農業地理學則應側重于歷史時期 農業生產布局研究。史念海教授認為，研究歷史時期農業生產布局不應僅局限于"狹義"的 農業，應包括農、林、牧、副、漁等諸多方面，就以種植農業而言，除了糧食作物而外，還 應兼顧蠶桑、麻類、棉花、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研究。探討"人地關系"是人文地理學的主要 任務，歷史農業地理也不例外，不僅要研究歷史時期農業生產布局發展演變的自然、社會、 經濟等方面的因素，還要探討農業生產布局發展演變對自然環境及社會政治的影響。

由于歷史時期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變化劇烈，僅憑歷史文獻的考證并不能完全準確地把握 農業生產布局的變遷情況。有鑒于此，史念海教授積極提倡在研究中開展野外實地考察工作 ，這在他的有關黃河流域歷史農業地理、黃土高原歷史農業地理等方面的論著中表現得尤為 突出，為以后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鑒。

二、關于北方農牧分界線變遷

歷史時期北方地區農業生產布局變化頻繁，對自然環境的變化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其間 究竟有什么樣的規律？搞清農牧分界線的變遷情況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癥結所在。關于戰國時 期農牧地區的分布格局，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曾有過"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 筋角"的說法，但對農牧分界線在龍門碣石間的具體記載則不甚清楚。史念海教授在20世紀 50年代即已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對這一農牧分界線進行了初步復原工作，認為"如由碣 石 向西南作一曲線，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于汾水之源，循呂梁山而至龍門， 其西其北，當為當時的畜牧區域，或農牧相雜的區域"[2]。后來經過深入細致的研究，史 先生的《論兩周時期農牧業地區的分界線》一文又對戰國時期龍門以西的農牧分界線作了確 定："龍門山以西還應繼續向南引伸，達到隴山之下，再越過隴山，經嘉陵江上游西側趨向 西南，經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諸縣之南，西南過岷江，再經天全縣西，滎經、漢源諸縣之東 ，又經冕寧、西昌諸縣市之西，而達到今云南省劍川縣及其以西的地方。"[3]戰國時期的 農牧分界線是由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農牧分界線發展而來的。西周和春秋時期北方地區族類眾 多，生活方式差異較大，且由于史料簡約，各族類的居地范圍也多有含糊之處。在這篇論文 中，史念海教授又"鉤稽史籍，參證野外考察所得"，對西周、春秋時期的農牧分界線也分 別進行了研究，清楚地勾畫了兩周時期800余年間農牧分界線的變化情況。自秦漢以來，不 斷移民實邊，戰國時期形成的農牧分界線逐漸向北推移，南北朝時期曾有所反復，但隋唐以 來又重新呈現不斷北移的趨勢。大體而言，農牧分界線的西段變化較東段變化更為明顯和 劇烈。史念海教授曾以黃土高原地區為對象，詳細地探討過歷史時期農牧分界線西段的南北 變化規律及其給自然環境和社會政治所帶來的深刻影響[4]。這些都充分反映了史念海教授 對歷 史時期北方地區農牧分界線變遷問題的重視。

三、關于黃河和長江流域農業區興衰

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我國農業文明的兩大重要發源地，從古至今我國的重要農業經濟區 多分布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由于自然環境的不同和人類開發程度的差異， 這兩大農業地區生產布局的變化各具特色。大致在唐中葉以前，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經濟較 長江中下游發達；唐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的農業經濟水平則趕上并進而超過了黃河中下游 地區，全國經濟重心也隨之發生了由北向南的轉移。由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在歷史農業地 理研究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史念海教授對這兩大農業地區的研究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他已發表的歷史農業地理方面的論著中，多半是有關這兩大區域的內容。在《由地理的因 素試探遠古時期黃河流域文化最為發達的原因》一文中[5]，史念海教授最早揭示出，關中 渭河中下游平原，晉西南汾河下游平原，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平原，冀西南、豫北、魯西北的 河濟平原等地及其附近地區，是黃河流域遠古時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是原始 農業最為發達的所在。在《古代的關中》、《春秋戰國時代農工業的發展及其地區的分布》 、《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區的發展》、《秦漢時代的農業地區》、《開元天寶之間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農業的發展》、《隋唐時期長江下游農業的發展》[6]、《黃土高原及 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化》、《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 其變遷》、《戰國秦漢時期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經濟的變遷和發展》、《論唐代揚州和長 江下游的經濟地區》[5]、《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牧業地區》[7]、《唐代河北道北部農 牧地區的分布》[8]等一系列文章中，分別對秦漢、隋唐等重要歷史階段黃河流域及長江流 域主要農業地區的農業發展及其地區差異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這些論文不僅解決了許多相關問題，也成為這門歷史地理學分支學科的奠基之作。

農業經濟的發展不僅受著自然環境和社會政治條件的制約，也對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演變產生一定的影響。史念海教授對這一問題日益關切，所撰《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化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一文就闡發了這方面的思想[9]。文中，史先生以都城長安為中心，將隋唐的版圖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半部是富庶的農耕地區，是糧食的主要來源地；西半部是半農半牧地區，為軍馬的主要來源地。在史念海教授看來，這東西兩半部"猶如左右兩臂"，在內 政清明、指揮裕如的前提下，就可保證國富兵強、郅治太平。唐朝前期，由于控制著這兩個 地區，所以國勢頗為強盛。及安史亂后，藩鎮割據，威脅糧道，政府對左臂的控制實際上已 經癱瘓；加之吐蕃伺機東侵，半農半牧地區淪于敵手，國家失去右臂，馬匹的來源也幾至斷 絕 。"左右兩臂，一邊癱瘓，一邊斷絕，不僅指揮不靈，甚至無以指揮，所謂郅治太平，就都 無由談起了。"這樣形象生動的論述，對政治史的研究當有一定的啟迪。

四、對黃河流域蠶桑事業變遷的研究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是相當興盛的，這里發達的絲織業不僅 解決了人們的衣著問題，絲織品還通過絲綢之路遠銷國外，在世界貿易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 譽。后來由于種種原因，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漸趨衰落，甚至要仰賴外地的供給。種桑養蠶 在今天仍是一項關系國民經濟的大事，所以探討歷史時期黃河流域蠶桑事業變遷的過程和原 因，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就撰寫了《黃河流域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一文[6]，依 據大量的文獻史料并結合當時考古發掘的成果，系統地論述了兩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 及其以后諸時期黃河流域蠶桑事業興盛、衰落的過程和原因。史先生在這篇論文里闡明，北 宋以前，蠶桑事業除了南北朝時期由于社會動蕩一度衰敝外，基本上都是相當繁榮的。北宋 以后，黃河流域的蠶桑事業就有了較大的變遷，"無論就它的地區而論，或者就絲織品的質 量和數量而論，都在逐漸衰落"。其衰落的原因，史先生認為除了金元之際人口銳減、紡織 技術逐漸外傳以外，也與棉花的傳入和植棉地區的逐漸推廣有重要關系。史先生還以陜西米 脂縣和河南密縣的事例，駁斥了氣候變遷論者的錯誤說法，積極倡導恢復黃河流域的蠶桑事 業，可惜當時有關部門囿于陳說，未能接受史先生的建議。后來又逢十年動亂，百業俱廢， 史先生謀求恢復黃河流域蠶桑事業的宏愿自然更是無以實現。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結合新形勢的要求，史念海先生踵繼前業 ，發表了《陜西地區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一文[5]。在這篇7萬余字的長篇論文中，史先生 博采文獻，并參證以最新考古成果和野外考察所得，詳盡地論述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陜西地 區蠶桑事業興衰變遷的歷程。他認為陜西地區雖然不是黃河流域最重要的蠶桑地區，但這一 地區蠶桑事業的興衰卻有其獨特的方面。金元時期這一地區的蠶桑事業有所衰落，但明代又 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只是到了清中期才完全走向了衰落。通過大量的實例，史念海先生批 駁了一些舊方志中所提出的"風土不宜"的觀點，同時也否定了有些人把陜西蠶桑事業衰落 的原因歸結為當地婦女懶惰的荒謬說法。在這篇文章中，史先生對如何解決桑業和棉業的矛 盾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據解放后安康地區荒山沙灘育桑的成果，史先生認為："種 棉和種桑在土地利用方面并不像從元朝以后數百年來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二者是不會沖突的 。如果到處都能利用閑田空地，大量種植桑樹，解決了衣服原料的問題，甚至棉花都可以少 種 ，騰出土地，改種糧食或者其他作物，土地利用率不僅不受到影響，相反還要更為擴大。" 陜西和黃河流域其它地方一樣，只養春蠶而不養原蠶，也就是說所養的只是一歲一化的蠶。 這時棉花下種不久，還不需要多費人力。根據這一特點，史念海先生還建議，"乘此農閑的 時候"，積極養蠶，"發展農家副業，提高農村的生活，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這些科學 的論證和積極的建議，對陜西地區乃至黃河流域蠶桑事業的復興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五、關于黃土高原農林牧分布地區變遷

史念海先生研究歷史農業地理不局限于農業生產布局本身，還探討土地利用與自然環境演 變的相互影響。這是對當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重大貢獻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黃土高原 的環境變遷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為了推究其中的緣由，史念海先生對這一地區農林牧 分布格局的變遷狀況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其《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兩 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其變遷》兩文便是有關這一方面的 代表性論文[5]。

黃土高原是一個農牧兼宜的地區，由于歷史時期國內各民族的矛盾和沖突，這個農牧兼宜 的 地區為農為牧，曾經有過幾次大的改變。在《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一文里 ，史念海先生認為，黃土高原由牧轉農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戰國后期至于秦漢時期， 第二次是隋唐時期，第三次則是明清以來。在一、二兩次之間，這里又恢復到游牧地區，當 時游牧地區不僅得到恢復，而且有了擴大，遠遠超出于黃土高原之外。在二、三兩次之間， 農業地區和游牧地區參差并存。雖是并存，游牧地區仍稍遜于農業地區。"這篇文章中，史 先生還探討了黃土高原農林牧布局的變化對黃土高原本身和黃河下游地區環境變遷的影響 ，他認為："黃土高原在作為畜牧地區時，侵蝕就不甚顯著，在作為農業地區時，侵蝕就較 為嚴重。"黃土高原生態環境的變遷，又進而影響到黃河下游河道的變遷。歷史時期的黃河 曾經有過兩次相對安流的時期，一次是由商周至于秦代，一次是由東漢初年至唐代后期；也 有 兩次頻繁泛濫的時期，一次是西漢時，一次則是唐代后期到解放之前。"正是由于這兩個長 期相對安流時期黃河中游植被相當良好，侵蝕不甚顯著，隨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黃河下游 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積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夠長期相對安流。而黃河頻繁泛濫的時期，正是 黃河中游到處開墾，破壞草原，農業地區代替了畜牧地區，而森林又相繼受到嚴重摧毀，林 區相應地大幅度縮小。植被既已破壞，侵蝕就趨于嚴重，泥沙也隨水流下"，基于這樣的認 識，史念海先生提出了兩條治理黃土高原的原則，一是"應立足于保原治溝"，二是"調整 農林牧分布的地區"。至于如何搞好農林牧的合理布局，他認為關鍵是要"解決農業地區 的問題，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實行退耕還牧"，調整后的農林牧分布格局，大致是犬牙交錯的 景象，"利用河谷川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坦地方經營農業，較高的緩坡地方則經營牧業，再高 的陡坡地方就可以植樹造林，使之成為林區"，如此精心的論證和設計，對當前黃土高原的 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應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與黃土高原比鄰，自然生態環境的演變過程與黃土高原有相似 之處，屬于廣義的"黃土高原地區"的范圍，史念海先生《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 套平原農林牧地區的分布及其變遷》一文，對這兩個地區農林牧布局的演變情況進行了專門 研究。自秦漢以來，這兩個地區或農或牧，曾有過幾次大的轉變，但自清中、后期以來，墾 辟日盛，明長城"這條長期存在的人為的分界線終究被沖毀了"，使兩個地區，尤其是河套 平原，遂完全演變為農業地區。農牧格局的變化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沙漠化和鹽堿化。關于鄂爾多斯高原南部毛烏素沙漠的形成和河套平原西部烏蘭布和沙漠擴大的原因，侯 仁之教授在20世紀60年代曾進行過研究，認為與人類的墾殖活動有一定的關系[10]。史念海 先生在上引文章里進一步肯定了侯先生的論斷。他還通過野外考察并結合有關文獻，對鄂爾 多斯高原北部的庫布齊沙漠的形成過程做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得出了杭錦旗西北的庫布齊沙 漠的形成時代晚于清代的結論，并認為"在沙漠未形成之前，當地本來是有森林的，只是由 于森林受到破壞，才引起沙漠的"。通過對河套平原灌溉農業歷史的研究，史先生認定，" 由于多年來大水浸灌的不當，也是由于黃河在河套平原這一河段河床的抬高，使灌溉的水流 排泄不暢，引起地下水位的高起"，是這一地區產生鹽堿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史先生還指 出，河套地區的"黃河自來是無須修筑堤防的。可是近年為了防洪，也不能不加修堤岸，這 是幾千年來罕見的現象，也嚴重影響了河套農業的發展"。這些現象都應當引起人們的充分 重視。

六、培養歷史農業地理研究人才

史念海先生還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歷史農業地理研究的人才。自1985年以來，史先生所招 收的20多名歷史地理專業的研究生大多以歷史農業地理作為研究方向設計博士論文或碩士論 文，現已出版的即有郭聲波的《四川歷史農業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韓茂莉 的《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遼金農業地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 999）、吳宏岐的《元代農業地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7）、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耿占軍的《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 997）、陳國生的《明代云貴川農業地理研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馬雪芹的《明代河南農業地理》（臺灣洪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周宏偉的《清代兩廣農業地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蕭正洪的《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 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王社教的《蘇皖浙贛地區明代農業地理研究》（陜西 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李心純的《黃河流域與綠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農業生態環 境》（人民出版社，1999）、李令福的《明清山東農業地理》（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呂卓民的《明代西北農牧業地理》（臺灣洪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等14部。即將出版 的《國家大地圖集·歷史地圖集》中的農牧圖組分冊亦由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學科研究人 員承擔。這一系列成果，在學術界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不僅標志著中國歷史農業地理這一 分支學科的成熟，同時也說明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學科在歷史農業地理研究領域處于國內 領先水平。1998年史念海主持申請、由陜西師大年輕一代歷史地理學者具體承擔的課題《中 國歷史農業地理研究》獲得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項資助，目前已基本完成，這為陜西 師大歷史地理學科若干年內在歷史農業地理研究領域繼續保持國內領先及國際先進水平創造 了條件。

為了提高學生的科研水平，史念海先生除了親自授課外，還多次組織小型學術研討會，讓 大家各抒己見，暢談自己的學習體會，互相切磋，共同進步。史先生還鼓勵大學生進行野外 考察，以印證室內的研究成果，并積極倡導在科研中采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在這方面，已有 學者給予了中肯的總結[11]。在史念海先生的精心培養下，陜西師大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已 凝聚了一大批專門從事歷史農業地理研究的年輕學者，他們以繼承史念海先生的扎實勤奮的 學術風格和頗有影響的科研成果贏得了學術界的普遍贊譽。

[1]史念海.中國歷史人口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序[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2]史念海.春秋戰國時代農工業的發展及其地區的分布[J].西安師范學院教學與研究，195 6，(1).

[3]史念海.論兩周時期農牧業地區的分界線[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1).

[4]史念海.司馬遷規劃的農牧地區分界線在黃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響（上、下）[J].中國 歷史地理論叢，1999，(1)，(2).

[5]史念海.河山集·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史念海.河山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7]史念海.唐史論叢：第2輯[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

[8]史念海.唐史論叢：第3輯[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

[9]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化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 ，(4).

[10]侯仁之.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 代墾區[A].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郭聲波.數載追悲立雪，不堪重憶曲江頭--悼吾師筱蘇先生[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