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二十世紀的第一線曙光出現時，古老的中國正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蹣跚起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政治變革。但就社會性質而言，中國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是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才結束一百多年來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剝削壓迫的悲慘命運，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道路。

歷史學是歷史和歷史認識的文字載體。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決定了歷史學的發展變化。二十世紀的上半葉，近代實證史學是中國史學的主流。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中國史學的主流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這里我說“近代實證史學”，而不說“資產階級史學”，是經過一番考慮的。長時期以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同志，習慣于把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家稱為資產階級史學家。實際上這種提法是否科學和準確，很值得研究。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史上，誠然有些人是名符其實的資產階級史學家。但也有不少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就其社會地位、階級立場和政治思想來說，未必都和“資產階級”對得上號。學派分野和階級分野雖然有一定聯系，卻不能完全畫等號，這是我們考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基本線索時，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的一個重要問題。

以下我們將簡要回顧一下本世紀中國歷史學的發展過程。1949年以后，臺灣地區和祖國大陸長期隔絕，對臺灣省史學界的狀況我了解很少。本文沒有包括臺灣地區的有關材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一、傳統史學的危機與“新史學”的醞釀

曾經產生過司馬遷等一大批杰出史學家并擁有浩瀚史籍的中國傳統史學，到十九世紀末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傳統史學的這種危機，是與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交織在一起的。清代考據學是傳統史學發展的最后一個高峰，為我國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貴的史學遺產。但乾嘉學者的考證大多集中在經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而且這種考證往往流于繁瑣。如果說在承平時期這種考證還能吸引人們興趣的話，當封建統治已經處于風雨飄搖的衰世，國家正面臨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險時，它自然要受到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厭棄。早在鴉片戰爭之前，龔自珍在呼吁更法改革的同時，就倡導史學恢復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魏源在鴉片戰爭之前編《皇朝經世文編》，鴉片戰爭之后又撰《海國圖志》，用意也在啟發國人加強對中國和外國實際情況的了解。龔自珍和魏源的學術思想，對晚清學風的轉變起了積極的先導作用。

傳統史學的危機不僅表現在它嚴重脫離實際的學風上，還表現在它的理論和方法都已遠遠落后于時代的步伐。十九世紀后期，西學開始在中國傳播。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西方近代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和一些外國史的著作，都陸續介紹到中國來。人們的眼界開擴了，突然發現傳統史學的一些歷史觀念和治史方法是顯得如此陳舊和缺乏活力，如果不加以改革，史學也就不可能再有所發展了。

時代呼喚著新的史學，要求傳統史學迅速向近代史學轉變。這個任務首先落到了資產階級改良派身上。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前，發揮今文經“公羊三世說”，提出人類“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1〕的歷史進化論的觀點， 并且撰寫了對傳統經學產生巨大沖擊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康有為的歷史觀點帶有近代氣息，但他的學說主要是為了給變法維新制造理論根據，并不是從歷史研究中得出來的科學認識。由于他的一些論點帶有很大的主觀武斷性，這就不免削弱了它們在學術界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和康有為熱衷于“托古改制”不同，他的弟子梁啟超對推動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的貢獻要大得多。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接觸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著作。變法的失敗和與孫中山的結識，又使他的思想一度變得比康有為激進得多。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梁啟超于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次年又發表《新史學》。他指出：“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2〕梁啟超批評中國傳統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他大聲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3〕梁啟超關于建設“新史學”的主張， 不但在當時學術界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不可抹煞的理論價值。可惜梁啟超并沒有改變其改良主義的政治立場，他經常動搖于新舊思想之間。隨著改良派與革命派對立的加深和明朗化，他的史學思想很快就發生倒退。到了20年代他發表《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時，他已經失去了先前那種理論銳氣，甚至對歷史因果關系和歷史進化論的觀點也發生懷疑了。

與梁啟超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家章太炎也對傳統史學的轉變作出了重要貢獻。章太炎對傳統史學頗多指摘，1902年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說：“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為貴。所重專在典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培鑄入之。”他還提出撰寫通史要有“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的明確目的性〔4〕。章太炎關于中國學術史的研究， 對史學界有重要影響。但他未能擺脫傳統經學的束縛，辛亥革命以后，隨著政治上的漸入頹唐，他的史學思想也同樣變得倒退了。

與梁啟超、章太炎建設新史學的主張桴鼓相應，夏曾佑、劉師培、柳詒徵等人開始嘗試用新觀點和新方法撰寫中國歷史。夏曾佑編寫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后改名《中國古代史》）是我國第一部用章節體寫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國通史，書中從西方社會學引進了“漁獵社會”、“游牧社會”、“耕稼社會”等概念。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對古代的田制、農器、財政、商業、工藝、宮室、衣服、飲食等都列有專課論述。柳詒徵的《歷代史略》是據日本學者那珂通世所編《支那通史》增改而成的。他的另一著作《中國商業史》講義，論述了歷代商品、商政、商業措施、商業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變遷，是我國最早的一本商業專史。上述這幾部著作自然有許多缺陷和錯誤，但作為近代史學的第一批學術成果，其價值是很可珍貴的。

對于新史學的醞釀來說，還應該提到當時一些結合歷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鼓吹革命的普及讀物，例如《民報》發表的陳天華的《中國革命史論》和汪東的《法國革命史論》等。這些讀物雖然不是學術著作，但它們所宣傳的愛國主義和革命思想，卻是中國近代史學產生的重要思想源泉。在本文以后的敘述中，我們將會看到，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正是中國近代史學所具有的鮮明特點之一。

二、近代實證史學的創立及其重要建樹

在中國近代史學的先驅者中間，學術成就最為突出的學者是王國維。他運用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所做的大量工作，標志著近代實證史學在中國開始創立。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發現了一大批震動中外學術界的珍貴史料，包括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漢晉簡牘，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寫本，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等。這些新發現的史料為王國維開拓新學問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他對甲骨文和金文，對漢晉簡牘和唐人寫本，以及在商周史、漢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王國維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觀堂集林》一書，其中如《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和《續考》、《殷周制度論》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王國維對乾嘉考據學有深厚的根底，但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代實證史學的開創者，得益于他受過西方近代哲學、特別是實證主義哲學的熏陶。他曾經說：“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5 〕王國維繼承了乾嘉學者無征不信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學的觀念和方法。他由文字聲韻考證古代的制度文物，又進一步從古代的制度文物考察歷史的發展變化，這就突破了傳統考據學的窠臼，開創了歷史研究的新局面。陳寅恪在總結王國維的學術貢獻時指出，“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遺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6〕王國維“三證”的研究方法， 確實對我國史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尤以王國維稱之為“二重證據法”的地下實物與文獻記載互相釋證，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學者奉為圭臬。

王國維的學術生涯與羅振玉有密切關系。羅振玉對甲骨和金石器物的搜集和考釋也有不可抹煞的功績。在羅、王的帶動下，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一時蔚為大觀。甲骨文研究有“四堂”之稱：“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鼎堂發其辭例，彥堂區其時代。”〔7〕指的是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四人。 青銅器的研究此時擺脫了傳統金石學的骨董圈子，開始形成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建立兩周重要器銘的斷代體系，在這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這一時期對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有重要貢獻的學者還有唐蘭、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等人。

在王國維之后，對中國近代實證史學的創立起了重大作用的學者應該說是胡適。1919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胡適在此書《導言》中提出研究哲學史的目的是“明變”、“求因”和“評判”；強調“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主張“對于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只可存一個懷疑的態度”。同年，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用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方法論詮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認為后者“總括起來，只是兩點：（1 ）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稍后又發表《新思潮的意義》， 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胡適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他不僅在課堂上大力宣揚自己的治學方法和歷史觀念，還鼓勵同學按照這種方法和觀念去從事歷史研究工作。

胡適提倡用近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這與當時一些主張復古的“國故”派是有根本區別的。但胡適把整理國故比喻為“打鬼”、“捉妖”，這又說明他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評價有很大片面性。胡適鼓吹研究歷史要“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如果是在考證史料的層面上，這個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假設也必須要有一定的根據。至于說要探討歷史發展的內在聯系和規律，這個方法顯然是不適用的，也是不科學的。胡適對這個方法的局限性并非沒有察覺，所以他又說：“史學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搜集與整理；一方面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解釋。”而所謂“藝術的”，亦即“大膽的想象力”〔8 〕。把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與史實的敘述和解釋對立起來，認為只有前者才能成為一門科學，后者則是全憑史家大膽想象的一種“藝術”，這恰恰說明胡適的歷史觀從根本上說來是主觀唯心主義的。

胡適對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雖然有很大影響，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實證研究方面有重大成就，堪稱王國維之后一代宗師的學者是陳寅恪和陳垣，陳寅恪自幼深諳我國古代典籍，后來長期出國留學，受過西方比較語言學的嚴格訓練，具備多種外國語言文字和中亞、南亞古代文字的閱讀能力。他非常重視新史料的發現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認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9〕。 又倡導以詩文證史，開拓搜集史料的新途徑。陳寅恪的研究領域相當廣泛，而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宗教史和古典文學方面貢獻尤大。他不僅精于史實的考證，還很重視歷史現象的前因后果和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往往能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陳垣對歷史文獻學，特別是校勘學、年代學、史諱學、目錄學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元典章校補釋例》是校勘學的典范之作，書中提出的“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為校勘學的條理化作了系統的總結。在宗教史和中外關系史方面，陳垣也有出色的成績。他的《元也里可溫教考》、《元西域人華化考》等論著，都是具有開拓性的重要著作。

對中國近代實證史學作出重大貢獻的學者，還應該提到顧頡剛和傅斯年。顧頡剛最初受康有為和崔述著作的影響，對古書古史產生了懷疑。后來接受了胡適所提倡的“歷史進化的觀念”和治學方法，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古史。1923年，他在給錢玄同的信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顧頡剛把這個觀點稱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10〕。他的意見發表之后，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駁詰。顧頡剛在答辯中進一步提出，要推翻不可信的古史，必須：（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11〕。1926年，顧頡剛把這次論戰的文章匯編成《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并寫了一篇介紹自己研究古史心得的長序。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冊〔12〕。其中顧頡剛本人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梁啟超的《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劉節的《〈洪范〉疏證》，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等文，都產生過比較大的影響。1934年，顧頡剛還創辦以研究沿革地理為主旨的“禹貢學會”，編輯出版《禹貢》半月刊。

疑古辨偽并不始于顧頡剛。但顧頡剛由辨偽書進而辨偽史，不僅要辨“偽書的偽史”，而且要辨“真書的偽史”，這就把辨偽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對傳統的古史系統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對廓清遠古歷史的迷霧是有功績的。顧頡剛注意用民俗學和神話學的材料來研究歷史，這個方法也是可取的。但他考辨古史的方法有一個重大缺陷，這就是張蔭麟所批評的不加限制地使用“默證”〔13〕。他認為“偽書上的事實自是全偽，只要把書的偽跡考定，便使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照我們現在的觀察，東周以上只好說無史”〔14〕。這實際上是把史料和歷史混為一談，并且把東周以前的歷史輕易抹煞了。

傅斯年在北京大學上學期間曾經主編《新潮》雜志，對新文化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又說：“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15〕這是把近代歷史學歸結為史料學的最明確的宣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正是按照這個指導思想而開展的。應該指出，傅斯年反對沿襲前人陳說和濫用間接的材料，主張“直接研究材料”，從材料中研究新的問題，這個意見是無可非議的。他認為“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這個認識也是符合歷史學發展的時代特點的，但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只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用史料學代替歷史學不但取消了對歷史發展規律和歷史現象的本質的認識，而且很容易把史料工作引上煩瑣考證的歧途。傅斯年對近代歷史學內容的界定，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影響了一批學者排斥科學歷史觀的指導作用，對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起了消極的作用。盡管如此，應該承認在他領導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安陽殷虛和城子崖等遺址的發掘，居延漢簡和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整理，傅斯年作為一個學術組織者是有重大貢獻的。

傅斯年為了擺脫傳統歷史編纂學的固定模式，強調科學的歷史學應是“考史”而不是“著史”。其實歷史編纂學也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編者的歷史觀點和掌握史料、處理史料的水平。就普及歷史知識而言，通史和斷代史有專題研究所無法取代的作用。1923年，呂思勉出版《白話本國史》，書中既有重要歷史事實的敘述，又有必要的考據和議論。作者指出中國自秦漢以后，多次出現周期性的治亂興衰，“這是由于生產方法和生產社會組織始終沒有變更的緣故”。在20年代初能有這樣的認識，應該說是很難能可貴的。鄧之誠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華二千年史》，也是一部比較有影響的通史著作。蕭一山在20年代出版的《清代通史》上中卷，是第一部用新式體裁撰寫的斷代史，取材豐富，自成體系，對太平天國革命持肯定的態度。抗日戰爭以前出版的有較大影響的專著，還有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孟森《清朝前紀》，陳恭祿《中國近代史》等。

三、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崛起與西方近代史學理論的傳入

二十世紀初，在中國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經有人開始片斷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但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唯物史觀很快得到了傳播。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僅在介紹唯物史觀方面做了許多工作，而且開始用唯物史觀來重新觀察歷史。李大釗在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中，對什么是歷史、歷史學和歷史觀作了科學的闡述，指出“史學家固宜努力以求記述歷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歷史理論的研求”。他還聯系中國歷史實際，撰寫了《原人社會于文字書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論文。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會進化史》和鄧初民《社會進化史綱》，都是試圖用唯物史觀來敘述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那“風雨如磐，雞鳴不已”的日子里，遠在異國的郭沫若并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名革命戰士的職責。“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認清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16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的驅動下， 郭沫若從1928年至1929年先后發表了有關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一系列論文，并于1930年匯集出版，題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書中根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發展變化，認為商代是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奴隸社會，東周以后進入封建社會；到了近代， 帝國主義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1911年終于出現了市民階級領導的資本制革命。這是中國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最初的嘗試。由于郭沫若對古代典籍有很好的素養，加上他對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時，取得了很大成功。它使人們對于古代社會歷史的認識耳目為之一新。此書出版后，不脛而走，許多人都以一睹為快。盡管這本書在今天看來無論是方法論的運用或材料的鑒別上都存在一些缺點，但它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之作，其歷史功績將永遠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珍視。郭沫若在日本時期所完成的《卜辭通纂》、《殷契粹編》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與《考釋》等書，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對史學界也都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時，國內理論界和學術界展開了一場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這場論戰是當時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論戰的延伸，參加者的政治背景和理論傾向比較復雜，既有共產黨人和托洛茨基派，也有國民黨人和改組派，還有并無黨派背景的學者。論戰的中心內容是中國歷史上究竟經過了哪些社會發展階段。由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志》從1931年到1933年，出版了《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輯三卷四冊。其他一些雜志也發表了不少有關的文章。

近代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實踐。以《新思潮》為主要陣地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有力地批判了否認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各種錯誤認識。在古代社會發展階段問題上，論戰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一、中國是否經過奴隸社會；二、對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如何理解；三、中國封建社會什么時候形成和瓦解。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國經過奴隸制階段的觀點。但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期，卻與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見。呂振羽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和《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二書中，認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產社會，商代已經進入奴隸社會。他從土地所有制形態、直接生產者的身份和剝削方式等方面論述西周是封建社會，這與傳統的周代封建說立論不同，為以后古史分期討論中的西周封建論奠定了理論基礎。與呂振羽意見大致相同的還有翦伯贊和鄧云特（鄧拓）。鄧拓指出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以及地主、高利貸者和商業資本家三位一體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是中國封建生產方式長期延續而不易瓦解的根本原因〔17〕。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否認中國經過奴隸社會階段，而且認為中國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由于商業資本的發展而崩壞了。但他在隨后發表的一些論著中，觀點屢有變化，一會兒說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一會兒說是“先資本主義時期”，一會兒又說戰國到東漢是“奴隸經濟占主要地位”的社會，從三國到五代是“發達的莊園時期”，宋以后才是“先資本主義時期”。到1935年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時，他干脆撇開了社會形態的分期，把中國歷史分為神權時代（殷商）、貴族統治時代（西周至春秋）、王權時代（戰國至清末）和民國時代。陶希圣的反共政治立場是眾所周知的，他的一些社會分期主張也談不上有什么科學性。但在他主編的《食貨》半月刊上發表文章的許多作者，政治傾向與陶希圣本人并不一樣。實事求是地說，《食貨》對推動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開展還是起了一定積極作用的。

除了陶希圣之外，否定中國歷史上有奴隸社會的還有胡秋原、李季、陳邦國等人。和陶希圣有所不同的是，他們認為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王宜昌也主張近代中國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但卻承認中國歷史上存在奴隸社會。這些人并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他們的一些論著也不是建立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往往是搬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詞句，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他們參加社會史論戰，正如胡秋原后來所承認的，“使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其實是為了“非共反共”〔18〕。這種情況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自它誕生之日起，不但要遭到一些有偏見的史學家的反對和排斥，還要經受一些政治上別有用心的人的假冒和歪曲。至于國民黨反動當局對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人身迫害，那就更不用說了。但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它在社會史論戰中初試鋒芒，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越來越多的史學家不能不承認它的歷史觀值得重視。就連顧頡剛也說：“他人不知，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我感覺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跡，書籍真偽，需用于唯物史觀的甚少，無寧說這種正是唯物史觀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證學者的借助之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19〕到了抗日戰爭爆發前夕，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隊伍，并且在史學界擁有一大批同情者。除了有關社會史論戰的論著之外，抗日戰爭前出版的比較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還有：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華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國大革命史》，李鼎聲（李平心）《中國近代史》，王漁邨（王亞南）《中國社會經濟史綱》，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等。

當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史壇崛起時，西方資產階級史學各個流派的一些理論著作也陸續介紹到中國。其中較有影響的譯本有：何炳松譯的魯濱遜《新史學》，向達譯的班茲《史學》，陳韜譯的伯倫漢《史學方法論》，李思純譯的朗格諾瓦和賽諾波《史學原論》等。王造時、謝詒徵譯的黑格爾《歷史哲學》，也在1936年出版。有些中國學者撰寫的史學著作，內容其實主要也是西方資產階級歷史理論或歷史研究法的介紹。例如何炳松在其《通史新義》的自序中，就聲明“本書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國名史賽諾波所著《應用于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一書”。這些外國史學理論的傳入，一度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它們并沒有像實證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那樣成長為根深葉茂的學派。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表明，任何一種新穎的外國史學理論和方法，如果不與中國的歷史實際相結合，而且在歷史實際的檢驗面前證明其存在的價值，即使能夠引起一時的轟動效應，終歸不免成為凋謝的花朵。

四、史學在戰爭的艱難環境中茁壯成長

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時，中國史學家發揚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積極投入了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九·一八”事變以后，章太炎在與馬相伯聯名發表的宣言中，列舉歷史事實，駁斥日本散布的“滿蒙本非中國領土”的讕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組織學者編寫多卷本的《東北史綱》，意在闡明東三省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只出版傅斯年所撰的第一卷），《禹貢》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關邊疆史的專號。顧頡剛還主持編印通俗讀物，在士兵和民眾中宣傳抗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但積極撰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而且直接投身于抗日的實際斗爭。“七·七”事變后，郭沫若從日本秘密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范文瀾、何干之、華崗、呂振羽、翦伯贊、嵇文甫等，也都參加了抗日的實際工作。

抗戰期間，轉移到大后方的史學家顛沛流離，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身處淪陷區的史學家，大多數堅貞不屈，保全了民族氣節。戰爭是一場災難，但它也最能鍛煉人。正是在戰爭的艱難環境中，無論是實證史學或馬克思主義史學都有很大進展，許多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陳寅恪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在抗戰時期出版的。以往論者一般認為隋唐制度主要繼承西魏北周，陳寅恪在前一書中指出北魏、北齊通過不同途徑匯合了漢魏以來傳統華夏文化的各個因素，從而成為隋唐制度的主要淵源。在后一書中，他提出關隴集團所推行的關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項重大政策的核心；從武則天開始，關中本位政策逐漸被破壞，至安史之亂后唐朝政局的基本矛盾轉為內廷宦官勾結士大夫黨派之間的斗爭。陳寅恪的上述觀點，盡管在治隋唐史的學者中間有不同意見，但至今對史學界仍有重大影響。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鑒胡注表微》，雖以考據的形式出現，實則深寓提倡民族氣節、抨擊奴顏事敵的民族敗類的現實意義。這個時期出版的實證史學的重要專著還有：徐炳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呂思勉《先秦史》，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一、二、三集，勞榦《居延漢簡考釋》，王伊同《五朝門第》，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和《太平天國史叢考》，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和《太平天國雜記》，曾資生《中國政治制度史》，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以實證方法撰寫的史學論文，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比抗戰前有顯著提高。在古代史的許多領域，新涌現出了一批很有造詣的學者，如胡厚宣、楊向奎、張政烺、童書業、楊寬、齊思和之于先秦史，孫毓棠、勞邨之于秦漢史，周一良、賀昌群之于魏晉南北朝史，岑仲勉之于隋唐史，鄧廣銘、張蔭麟、陳樂素、聶崇岐之于宋史，陳述、傅樂煥、馮家昇、韓儒林、翁獨健之于遼金元史，吳晗、王崇武、李晉華之于明史，鄭天挺之于清史，全漢昇、楊聯昇之于社會經濟史，白壽彝之于民族史，譚其驤、史念海之于歷史地理等。這期間還出版了幾部有較大影響的中國通史和近代史，如周谷城《中國通史》，錢穆《國史大綱》，張蔭麟《東漢前中國史綱》，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與實證性的學術論著不同，這些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表現了作者各自的歷史觀和政治傾向。其中，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由于被認為是為帝國主義侵略和賣國投降派辯護，引起的爭議最大。

抗日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和《青銅時代》，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的《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和《中國史論集》第一輯，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杜國庠的《先秦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尹達的《中國原始社會》，吳澤的《中國歷史簡編》等。關于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研究，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作了自我批判，肯定商代已進入奴隸社會，修改了他關于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意見。呂振羽和翦伯贊充實了西周封建論的體系和論點。侯外廬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等理論問題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途徑不同于希臘羅馬的古典形態，具有“早熟”和“改良”的特點。與實證學者只就思想談思想不同，郭沫若、侯外廬和杜國庠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聯系社會史，探究各種學術思想流派由以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判明其歷史地位和學術價值。侯外廬認為明末清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思想具有近代啟蒙的意義，這個觀點對史學界有較大影響。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抗戰時期所發表的論著，除在方法論的運用和史料的掌握、鑒別方面較先前成熟之外，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貼近現實和強烈的戰斗性、批判性。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緩發展，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日本學者秋澤修二等人迎合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需要，鼓吹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只有靠外力才得以“克服”。抗戰初期，呂振羽、華崗、吳澤等人對這種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批判了抗日陣營中“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有害傾向。他所寫的有關宋代和明代的一系列論文，也都隱含著譴責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戰和腐朽統治的革命義憤。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用許多筆墨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肯定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觸動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痛處，因而它一問世，在國民黨統治區就遭到嚴禁。寫歷史借古喻今，誠然容易出現非歷史主義的毛病，但在當時的具體條件下，卻起了揭露敵人、鼓舞人民的積極作用。胡繩在抗戰期間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批評錢穆的《國史大綱》和馮友蘭的“貞元三書”。他肯定馮、錢在學術研究上所付出的勞動，但同時也指出他們唯心史觀和復古傾向的根本錯誤。1940年，正當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和加強法西斯統治時，林同濟、陳銓等人創辦《戰國策》雜志，后又編輯大公報副刊《戰國》。他們宣傳尼采的超人論、英雄論，認為民眾只該受支配，供驅使，為專制主義和反理性主義張目。胡繩等對“戰國策”派這種錯誤的歷史觀也進行了批判。1943年，以蔣介石名義而實由陶希圣代筆的《中國之命運》出版。書中說，明朝是“在李闖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覆滅的，影射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是“內憂”，給日寇“外患”造成了機會。陶希圣在《讀〈中國之命運〉》一文中，更毫不隱諱地說，該書的出版就是要人們“皆以此書之論點以察往事而厲今茲”。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中國之命運》的反動政治意圖進行了揭露和批判。郭沫若1944年發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熱情贊揚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推翻明朝腐朽統治的偉大意義，同時也分析了農民軍最后失敗的歷史教訓。文章發表后，遭到國民黨當局組織的圍攻。中國共產黨中央則把郭沫若的文章印發全黨學習，要求全黨從李自成的失敗中吸取歷史教訓，不要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發動內戰，導致經濟崩潰，民不聊生。胡適這時宣傳“理未易明，善未易察”，鼓吹“發明一個字的古義”和“發現一顆恒星”一樣重要，勸導青年學生埋頭讀書，不問政治。這位曾經對近代中國史學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學者，終于下定決心充當“過河卒子”，使自己成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犧牲品。而許多正直的史學家，通過現實的教育，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本質，已準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迎接新中國的誕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這個時期一方面積極參加思想戰線的斗爭，另一方面撰寫了一批既有現實意義又有科學性的史學論著，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冊，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翦伯贊《中國史論集》第二輯，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杜守素《先秦諸子思想》，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邱漢生《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吳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積極從事民主運動，發表了大量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歷史雜文，其中部分篇章收入《歷史的鏡子》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