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時期《紅樓夢》在文壇上的地位

清代后期文人稱《紅樓夢》研究為“紅學”，具有戲謔的意味，當時將它視為一門真正學問的人很少，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紅學”一詞的出現雖然比較晚，而《紅樓夢》研究與《紅樓夢》的本身出現幾乎是同時的。最早對本書進行研究的是脂硯齋等。脂硯齋的評語是《紅樓夢》研究的最早成果。這是清代紅學的第一時期。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和高鶚刊行一部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以后，此書的影響即擴展到全國各地。從此便出現各種各樣的紅學論著，如書上加的評點、序跋、專題評論、題紅詩詞、戲曲、筆記小說等等，豐富了紅學的內容。這些是清代紅學第二時期的主要內容。

中國的近代時期，按照比較普遍的說法，包括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近八十年時間。中國近代小說的理論批評，大致上以“戊戌變法”為界，可以分成前后兩期。前期總體上不出于傳統的范疇，到了后期，隨著梁啟超等人所主張的“小說界革命”的強烈影響，出現新的概念，新的探索。

近代知識分子對《紅樓夢》的看法，雖然具體上來講，每一個紅

學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批評方式和內容，但按照他們觀點的新舊問題來分，也可分成兩種不同的方式。一個是明末清初以來小說批評界一時盛行并保存下來的傳統批評方式，如評點批評，一個是由西方小說的沖擊而引起的在小說界革命的影響之下所產生的新的評論方式。

在近代紅學史上，屬于前者的紅學家，為數不少，他們的紅學成就可說的東西很多，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廣泛。譬如王希廉、張新之、姚燮、陳其泰等都是評點派的主要人物。這些人雖然在當時文壇上沒有很高的地位，本身并不是高級知識分子，但在紅學史上都可以稱得上紅學家，因為他們每一個人在他們的生平中相當多的時間投入在《紅樓夢》的評點工作里，最起碼花了幾年，甚至也有一輩子都從事評點《紅樓夢》的。他們是清代后期大量涌現出的“紅迷”當中脫穎而出的人物。他們所作的評點工作，在當時或稍后的清代末年引起相當廣泛的影響，曾出版過很多次的評點版本，但是，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批評方式已經不是新時代所要求的。因此在新的時代，到了20世紀以后這些評點批評逐漸衰落，再無人問津。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代替他們的新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地位比較高，在文壇上屬于高級知識分子，他們的小說觀點對社會的影響力非常大。但他們對《紅樓夢》的研究，還不如前一個時期的紅學家那么迷戀深入，對《紅樓夢》文本未曾評點過，沒有更詳細地統計書中人物和事件的年月。不過他們把《紅樓夢》擺在世界文學的隊伍上加以評價，和西方國家的名作小說加以比較，認為這部中國小說的代表作可以與西方的第一流小說比肩，從西方文藝理論的方法與角度衡量，《紅樓夢》不失于一部第一流小說。因此他們都驕傲地宣布《紅樓夢》是一部“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的作品，是一部“絕大著作”，一部“宇宙的大著述”。前一個時期的紅學家也有不少給予《紅樓夢》極高評價，如王希廉所說的“神圣同功”，姚燮所說的“空前絕后之書”，但這些評價的影響還不如后來新進知識分子的一句話。因為這是他們站在世界文學的廣度上加以評價，在古今中外文學史上加以比較之后得出的結論。這些近代知識分子分別是黃遵憲、梁啟超、俠人、王國維等著名的文學大家。

民國十年(1921)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在文壇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顧頡剛就說此后的紅學為“新紅學”，那以前的紅學叫做“舊紅學”。因此學術上習慣稱清代紅學到民國初年的紅學為舊紅學。但我們要搞清楚的是，所謂新紅學的來源還是在近代紅學基礎上。近代后期，尤其在“戊戌變法”以后的紅學所呼吁的，直到新紅學時期仍有非常廣泛的影響。“五四”以后，和其他的學術方面一樣，為了提高自身的學術地位，為了新的學術體系的確立，表面上一概否定“五四”以前的學術成果，一概否定舊的文學成果。但現在看來，文學是不斷發展的，學術研究也沒有當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中斷了很長時間后又重新發展起來的。我認為19世紀末年開始逐漸發展的近代文學和近代學術，一直延續到現代。近代紅學的發展道路也是一樣的。 二、清代后期傳統方式的《紅樓夢》評點

鴉片戰爭以后的近代中國社會逐漸開始有些變化，社會各分野慢慢形成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省以及對西方先進文化的關注。當時已經有人，如龔自珍，洞悉巨變將臨，國亡無日，因此高呼求新求變，希望喚醒世人。求新求變是近代文學最大的口號，近代就這樣開始。但在文學領域里，變化仍然很慢，很少。到這個時候，傳統方式的評點批評雖然已開始走向衰落，沒有產生過文學史上難得的名著。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一般讀者非常喜歡看的讀物，當時還有很大的市場，還有很厚的讀者層。因此這些評點批評，仍然在紅學史上出現得不少。

(一)王希廉

在近代初期，紅學史上最馳名的著作應該是王希廉(生平未詳，號護花主人)的評點本。他的評論收錄于道光十二年(1832)所刊行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中。書名上題“新評”，可能對《三讓堂本》等的“批點”而言，意味著全面地重新加以評點。此書中的《紅樓夢批序》、《總評》、《分評》等都由王希廉寫的，但此書也收錄當時其他紅學家的評論文章，如涂瀛(讀花人)的《人物贊》與《紅樓夢問答》，梅閣的評語，黃琮的《大觀園圖說》等，可以說此評點本是當時一些文人的紅學結晶。

王希廉的紅學觀基本上堅持傳統和保守的立場。他認為《紅樓夢》雖然屬于“小說”一類，但在勸善懲惡，宣揚仁義道德上，并不遜色于“大言炎炎”的經史諸子書。他的這一種態度，在小說正文的評點中也有透露，如第二十三回說：“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艷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他的保守性也可以從當時的釵黛之爭中他為薛寶釵辯護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吳克岐的《懺玉樓叢書提要》中雖說他“大致持論和平，于林薛之間，力事調停，遂使尊林者流群起詬之”，但由此反而可以看出他主張偏向于薛寶釵。他曾指責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而認為寶釵卻是賈母與元春之外，唯一的“有德有才”之人。

在某些基本態度上，他的確是從教化觀點出發把這本小說看成勸善懲惡的作品的，但從全書的分量上考慮，大部分的評語還是針對故事情節和寫作技巧而發的。因此在沒有全面地整體地分析和探討王希廉評語之前，一概抹殺它的價值，似乎有點不合理。在王希廉的《護花主人批序》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說觀的一面。小說是描寫生活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所以說“小”，但是從這一個小部分也足以反映全體的道理來說，它又并不“小”，正如“以管窺天，管內之天，即管外之天”一樣。這實際上已經接觸到文藝創作以個別來概括一般以典型來反映生活的基本特征。他又從解釋“葫蘆”一詞的含意探討全書的主題思想，說這部小說是事實上隱去真事和真姓名以假托小說人物，表現出“人生如夢，幻境皆空”的作品。這也可以說王希廉評《紅樓夢》時堅持的基本思想。

(二)張新之

張新之(生平未詳，號太平閑人)的評點本《妙復軒評石頭記》，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但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到了光緒七年(1881)才由孫桐生加以整理在湖南刊行，題曰《繡像石頭記紅樓夢)。他的紅學觀散見于《紅樓夢讀法》和回末總評以及行間夾批中。他認為《紅樓夢}是一部以小說的形式來敷衍性理的作品，也是一部宣揚《周易》的道理和儒家教義的書。張新之在他的《讀法》中說：

《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吨芤住?，《學》，《庸》是正傳，《紅樓》竊眾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紅樓夢卷》第153—154頁)

他的觀點非常明顯，他把這一部《紅樓夢》和儒家經典相比擬，認為此書的主要思想根據是盛行一時的王陽明的儒學思想。《大學》里的“明明德”的觀念，除了這個《讀法》之外，在本文評點中也屢次提到。由于把重點放在修心上，心可以理解為個人意識，在某些評論中，張新之把小說里一些有中心意義的圖像，例如寶玉神秘的石頭以及其他王器，看做“心”的象征。他說“明明指出‘性’字，隱然演出‘心’字”，”石頭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另外張新之還認為通部《紅樓夢》，無非是《周易》的道理，他又運用陰陽五行說來分析《紅樓夢》中主要人物之間的關系。張新之的紅學觀，現在看來，當然有些勉強，缺乏說服力，但在當時這也是一種批評方式，在一定范圍之內有一定的影響。大部分學者對張新之評點的評價是否定的，認為他的評點是“牽強附會，令人啼笑皆非的評論”(郭豫適)，或是對作者本意的“一種極大的歪曲”(韓進廉)。但美國漢學家浦安迪卻說應該認真對待張新之評點，要了解當時這類以儒學為基礎的解釋小說的方法，雖說不合于作者的原意，但對后來的讀者有相當的影響，這一點我們不應忽略。

張新之評本是光緒七年(1881)由孫桐生出版的，此后不過三年的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增評補像全圖金王緣》出現了，據考察此本以《張新之評本》為主，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評點及評論文章重新加以安排整理的。這本三家評本在當時非常流行，清束民初不斷地出版流傳。

(三)姚燮

在《紅樓夢》三家評本里收錄的評點作家當中，最后一位是姚燮(1805—1864，號大某山民)。他是一位學問淵博、才華橫溢、著述豐富的文人。在六十年的生涯中，他留下來各種著述八百余卷 (評點除外)。姚燮的文學研究的成就，主要在戲曲研究和《紅樓夢》的評點上。他的《紅樓夢》評點，可能成于咸豐年間，有《蛟川大某山民加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后與王希廉評本合編，從《增評補圖石頭記》看出，后與王希廉、張新之三人合評的《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在光緒年間一再翻印，十分流行。他的評點中對小說的人物描寫、結構藝術、語言特色等加以評論，而大部分比較簡單，但他特別重視每個故事的發生時間，比較詳細的考證整理出來。因此后人評價說：“山民殆譜錄家也”。

他另外撰寫《讀紅樓夢綱領》(民國以后鉛印本改題為《紅樓夢類索》)，書中內容包括《人索》、《事索》、《余索》三種。這是對小說作品中的人物、器物、藝文以及人物的生日、府中人物的月費、財數等等各方面的統計文章，是在其他紅學文章中比較少見的一種資料性的成就。他的評點本中收錄的總評八十條，其中四條是姚燮所寫，而其他七十六條實際上是姜祺的文章。這個評論來自姜祺的《紅樓夢詩》一百四十四首的附批，都是詠書中人物的。姚燮對《紅樓夢》是極為推崇的，以至稱它為“空前絕后之書”，他不像護花主人王希廉那樣平允，也不像太平閑人張新之那樣歸之于玄理，而是略帶著一種偏激之情。

(四)陳其泰

除以上三家評本的作者之外，再值得提的是陳其泰的評點批評。陳其泰(1800—1864，號桐花鳳閣主人)的評點本《桐花鳳閣評紅樓夢》在長期僅抄本流傳，直到20世紀80年代公開出版。陳其泰評點《紅樓夢》時，最有影響的是涂瀛的《紅樓夢論贊》，因此他的紅學觀，也基本上與涂瀛相同。他繼承涂瀛所主張的《紅樓夢》為寶玉自況的觀點和寫情說的看法，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他認為一部《紅樓夢》，“盡此一情字”，再對寶玉的情的本質細心考察，他的結論大致有二，其一，“情”的本質是重在知心，不在淫欲，其二，情的表現形式是“愛博”與“情?！毕嘟y一。陳其泰的身世與曹雪芹略有相似之處，因此他的評點內容，也是作為一個失意文人，帶著滿腔的怨憤來體味這部小說，因此頗能窺見原著的真精神真價值所在，他與前面的三位評點家有所不同，能擺脫封建衛道者的正統立場，這是陳其泰評點的一大特色。 三、近代知識分子的《紅樓夢》讀法

近代知識分子對《紅樓夢》的看法是各色各樣的，但基本上還是站在肯定的立場。極少數的文人中也有人認為中國小說還不如西方的第一流小說。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不管是否將中西小說加以比較，都極贊《紅樓夢》的偉大，認為《紅樓夢》為中國文學的極上品，保持著非常驕傲的態度。在此我僅以近代較著名的幾位知識分子為例，探索近代中國文人的紅學觀。

(一)黃遵憲

黃遵憲(1848—1905)是近代的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他擺脫了傳統的小說觀念，提出新的小說觀，引起后來學界的注目。他在駐日本大使館當參贊的時候，已經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的社會變化，主張中國也要通過維新進行社會改良，同時強調文學也需要改良變革。他在日本經常和日本文人交流，討論許多問題。他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國志》中，總結日本的維新經驗，以之作為中國改革的藍圖。

他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當參贊職位的1878年9月6日和一些日本文人進行筆談記錄見于他的《戊寅筆話》中。他們談的是中日兩國小說代表作。兩位日本文人和兩位中國知識分子包括黃遵憲進行的筆談內容如下(文中的鴻齋是石川英，桂閣是源輝聲，均為日本人，桼園是王桼園，公度則黃遵憲)。

鴻齋：民間小說傳敝邦者甚少，《水滸傳》、《三國志》、《金瓶梅》、《西游記》、《肉蒲團》數種而已。

公度：《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 (這時候，桼園來了)

泰園：《紅樓夢》寫盡閨閣兒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盡矣。讀之可以悟道，可以參禪；至世情之變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極。欲談經濟者，于(此)可領略于其中。

公度：論其文章，直與《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并妙。

桂閣：敝邦呼《源氏物語》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說榮國府，寧國府閨閣，我寫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驚悸。

鴻齋：此文古語，雖國人解之者亦少。

公度：《源氏物語》，亦恨不通日本語，未能讀之。今坊間流行小說，女兒手執一本者，仆謂亦必有妙處。

他在日本文人面前特別提到{紅樓夢}的優秀性，把它與《左傳》、《國語》、《史記》以及《漢書》等經典與史書相提并論。在筆談中日本文人比較客觀地介紹當時在日本流傳的中國小說，如明代四大奇書和《肉蒲團》。當時日本確實盛行《金瓶梅》、《肉蒲團》等所謂淫詞小說，這與當時的中國及韓國的情形不同，但現在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紅樓夢》也在當時的日本流傳了，但相對來說還不是那么普遍。這個情形和當時的朝鮮也很相似?！都t樓夢》的傳播還不如明代四大奇書，尤其《三國志》(《三國演義》)等作品。但黃遵憲對這些作品卻沒有提到，突然提出《紅樓夢》，而且介紹的態度似乎有些不太冷靜，他非常興奮地說，此書“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好像他為了給外國文人介紹中國的代表作品，失去了一點客觀的立場。所謂“開天辟地”、“當與日月爭光”一類詞匯，用于介紹一部文學作品，實在是有些夸張。這樣的說法，早在清代，推崇《紅樓夢》的一些紅學家經常使用。還有把此書比肩于《左傳》或《史記》的想法，在小說批評史上我們從李卓吾和金圣嘆的言論中已經看過并不新鮮。但黃遵憲在文壇上的地位畢竟是高級的，尤其在近代“小說界革命”的旗幟之下，他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很大，很廣泛。

在黃遵憲剛說完的時候，合席的王桼園進一步強調說：《紅樓夢》是“可以悟道，可以參禪”的作品。這是傳統紅學家經常提出的比較模糊的玄妙說法，也在外國文人眼前，表露了有點夸張的味道。我們更注重于對此回答的日本文人桂閣的見解。他先提出在日本文學作品中能夠比得上《紅樓夢》的作品是《源氏物語》，并進而說明《紅樓夢》與《源氏物語》的相似處和不同處。看來他已經相當程度上把握住這兩部中日文學代表作品的核心內容。他雖然聽到黃遵憲所說的什么“開天辟地”，什么“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等語而一點也不慌張，反而以實事求是的方法，強調如果曹雪芹也聽到這一部《源氏物語》的作者竟然是一位女性作家，他可能覺得很驚訝。在旁的另一位日本文人鴻齋已經感覺到，這兩個人。的對話有一點不大對勁兒，因此立刻插話說：其實這一部作品是古文寫的，日本人也不大會看得懂，有意要解開緊張的氣氛。最后黃遵憲也把高高翹起的口氣稍微降落下來，干脆承認自己不懂日文，可惜不能了解《源氏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