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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決這一問題：在近代這一極為復雜的歷史時期，選擇的承擔者是哪一社會力量？為此我們要細細解剖晚清各個政治群體。

先看士紳階層。士紳在中國封建社會曾長期充當聯系統治者與下層農民的中間環節。科舉取士之后，士紳又是統治集團政治力量產生的源泉，最集中地體現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性質。具體到清末這一段歷史，士紳階層有下列幾個特征：其一，由于明末江南士紳極力與清統治者為敵，清建立全國政權后，長期執行嚴厲打擊士紳的政策，自順治之始，清統治者不斷制造政治理由，動輒屠殺士人，大大抑制了士紳的政治地位，造成士紳與統治者的疏離。其次，清末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其最終目標指向清統治者，而直接打擊對象卻是士紳階層。雖然地主士紳在曾國藩、李鴻章領導下，組織湘軍、淮軍與太平天國對抗，努力保存自身，但太平天國持續十幾年，所到之處無疑極大削弱了士紳的力量，由于這些歷史因素，清末的士紳階層與歷史上的其它王朝相比，處于前所未有的萎縮地位，面對近代西方國家的挑戰，既無心也無力作出反應。

另一個社會力量是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在內，由滿漢共同組成的、作為政治決策力量的高級官員。他們中間曾經出現過幾個匡時濟世的有力人物，如對外的林則徐、對內部曾國藩等，但這是統治集團中的極少數。由于封建政治結構的腐敗，特別是作為封建政治支柱的專制、八股、祖訓在清代被推向極端，對封建政治官僚的思想起了極大的禁錮作用，處于決策地位的高級政治群體，在清末內外交困的局面中，完全沒有積極的回應能力，種種愚俗陋見，使國家失去了一個個有利的選擇時機，最終被拖進半殖民地的深淵。

在以上兩種傳統力量沒落之際，新興的工商階層尚未充分發展。雖然經過通商、自強、洋務等內外因素的刺激，新興經濟也僅在沿海幾個通商口岸有所萌芽，廣大內地并沒有改變以小農經濟為主要內容的基本經濟性質。經濟力量的薄弱使新興的工商階層無法孕育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雖然辛亥革命時以張謇為首的江浙工商階層對時局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沒有發展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無法對中國的近代化作出積極的貢獻。

通過以上的掠視，我們可以引出下面的一個結論，即晚清歷史是一個“政治真空”時期，個別人物固然無法挽救這一“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個社會階層也無法收拾這一殘山敗水。實際上，從被迫對外開放到近代歷史的結束，古老龐大的帝國是憑其剩余的慣性，保守地延緩其統治時間。但是，這種“政治真空”卻為知識階層的勃興提供了極好時機。中國傳統的知識階層，無論其自身有多少弱點，無論在封建政治結構中地位如何卑微，每遇歷史的轉換，總以悲劇的角色，自覺承擔歷史的使命。相比之下，在近代這一時期，他們作出的貢獻最大，付出的犧牲最多，在推動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同時完成了由傳統的“士”向近代知識分子的過渡因此，考察中國近代歷史對近代化的選擇，無疑應以知識階層的政治表演為視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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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化這一歷史的最終目的作為參照，檢討近代歷史的基本活動，我們可以看到，知識階層作為晚清歷史變化的主要推動者，在思想上行為上有下列特征。

1.思維方式：價值理性多于工具理性所謂價值理性是指追求一種特定的價值，而不計實現這一目標應有的條件和手段的思維方式：所謂工具理性是指追求一種現實的功利，同時考慮實現其目標的手段、條件、效率等因素。在馬克斯·維貝爾看來，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成就，都是工具理性的直接結果，盡管西方近代文化包括許多思想潮流，如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等，但與近代化有直接關聯的則只有工具理性。而與工具理性相對應的價值理性，作為在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方式，在近代之后轉換為批判現代化的思想根源。

中國傳統知識階層多信奉儒學，儒學作為一種文化形式既包含價值理性也包含工具理性。歷史上價值理性曾塑造出許多有光彩的道德人格典范，而工具理性則使知識階層在現實社會多有作為。

雖然近代知識階層與歷史上任何時期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都不相同，但在推動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仍然把傳統文化作為思想手段和精神動力。在傳統工具理性驅使下，他們很快認識到富國與強兵乃是現實當務之急，在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還為傳統的禮儀文化自豪，企圖以此與西方的堅船利炮對抗的時候他們則不遺余力地宣揚西方物質文明的優越性，宣揚自強、改制的迫切性。在知識階層的推動下，社會思潮逐漸轉移到現實的、功利的追求上，開始自強、洋務、維新變法的歷史活動，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化進程。

與此同時，價值理性也在知識階層中發揮作用，具體表現就是，面對西方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沖擊，在西學東漸、西風壓倒東風的歷史潮流中，他們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念，竭力維護風雨飄搖中的傳統文化的地位，隨著自身知識結構的變換，不斷重新闡發傳統文化的意義，使傳統文化保持對現實社會的“親和性”。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在知識階層中引導出對立的思想行為：關心文化者，對近代化的變革產生抵制；關心近代化者，對傳統文化有強烈的不適應感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不但引起知識階層的也使每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內在的緊張，形成如列文森所說的歷史與價值的矛盾，理智與感情的沖突，甚至近代歷史結束后，這個沖突也沒有解決。

2．奮斗目標：大同理想高于近代化目標。伴隨著對外開放的變化，知識階層對近代化的認識不斷加深，由最初的“以商制夷”、“以民制夷”、“以夷制夷”這些對近代化社會的對抗性認識，轉變為提倡洋務，宣揚維新，達到對近代化社會的認同，到戊戌變法時，知識階層已經獲得一個明確而深刻的近代化目標，并將這一目標化約為國家政體、法律、教育、經濟等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雖然變法失敗，但變法的思想和綱領卻成為近代歷史的最終方向，無論晚清政府的改革還是袁世凱的新政，都包含了對維新變法的具體貫徹。

但是，具體的近代化方向在知識階層中卻遇到另一個思想——大同理想的干擾。近代知識階層的領袖康有為最珍惜最引為自豪的創造并不是他領導的維新變法，而是其大同理想：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甚至沒有家庭的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今天人們都承認《大同書》有豐富的啟蒙思想與反封建意識，和康有為維新變法有積極的關聯，但人們很少注意到《大同書》中非理性的烏托邦思想與知識階層對近代化的選擇有何關系，這種關系我們只能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大同理想對人類終極的、烏托邦社會的肯定和向往，實質上包含著對現實的近代化目標超越性的否定。它通過對空想的絕對東面的肯定而形成對現實的相對東西的否定。奇怪的是，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孔子改制觀念受到知識階層中保守派的激烈攻擊，而《大同書》盡管“秘不示人”卻暢通無阻地傳播，這無形中更阻礙了對近代化目標的努力。

⒊社會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認可的同時也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整個世界范圍中，近代化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引進的，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資本主義制度與近代化共存，因此，中國近代歷史向近代化的努力就是向資本主義制度的努力。這一點，由于認識上的限制，當時知識階層并沒有明確宣布，但從他們對歐洲社會制度各種極其向往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先進的知識階層對資本主義制度有一致的選擇。

這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是，他們一方面在現實上選擇了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在價值層面上對其有強烈的懷疑。這種懷疑既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平主義、人文主義的教養，也來源于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局限。如晚清著名外交家、思想家、詩人黃遵憲在美國任領事首尾時，既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促進社會進步，也注意到種族歧視、政風污濁和黨派斗爭的暴亂，這使他由對民主的樂觀希望變為失望。事實上，不僅黃遵憲，嚴復、梁啟超等知識分子領袖都經歷了這種思想認識的變化。晚清知識階層一個普遍特征是，當他們最初進行中西比較時，對西方社會制度極其向往，由此激起他們改造現實的動力；當他們加深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窺見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質時，便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價值產生懷疑，進而懷疑中國現實改革及近代化。這種認識的深刻，反面引起行為保守消極以及對中國變革的期望與對資本主義制度失望的對照，很深刻地表現出近代知識階層對近代化選擇的矛盾。

⒋思想成份：經世思想與個人超越思想同時膨脹。近代知識階層的思想來源非常復雜，除傳統文化儒、釋、道、法、墨諸家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極大活力外，西方各種文化思潮也深入到知識階層之中。如達爾文主義之于嚴復，無政府主義之于劉師培，叔本華思想之于王國維、章炳麟，基督教之于康有為、譚嗣同。各種中外文化意識的揉合，經過知識階層自我意識的轉換，被還原為兩種基本思想：其一是經世思想，其二是個人超越思。

前者表現為對國家富強的強烈要求，后者表現為對人類生命的價值和道德的意義的探索；前者使知識階層關心近代化、對近代化產生具體切實的推動力，后者則使知識階層對一切積極的有意義的社會行為逃避和懈怠。有意味的是，在近代早期，當知識階層對社會的作用尚不顯著時，經世思想是其主要觀念；隨著知識階層作用的增強，超越的、對社會現實漠不關心的態度越來越顯著，以至使知識階層終于放棄了對現實的直接關注，而專力思考文化和價值問題。

⒌行為類型：社會批判多于社會建設。近代知識階層對社會的推動，主要方式是鼓吹新的文化思想觀念，無論是維新派知識分子還是革命派知識分子，他們的貢獻主要集中于開創一個新的文化環境、知識天地，批判舊的社會秩序、價值觀念，其激進的社會活動主要表現為文化觀念上的批判行為。這不僅掩蓋了晚清歷史許多具體切實的社會進步，也同促進這些進步的社會力量（主要成份是政府官僚和地方士紳）發生沖突。知識階層不僅攻擊保守腐敗的政府和觀念，也攻擊那些謹慎而具有實干能力的現實改革者。后者企圖在現有的社會秩序、觀念系統之內引進近代化的諸因素，他們改造軍隊、興辦工廠、修鐵路、辦報紙、建學校，為知識階層的活動提供經費，但作為社會變革中堅力量的知識階層拒不理解這些行為的意義。拒不承認建設強大的政治和經濟乃是近代化的根本內容，反視其為改革的阻力。由于批判和建設的對立、知識階層的社會批判成為一種超前行為，不可能創造現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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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近代知識階層對近代歷史積極推動和變革的思想行為中，包涵著對近代化截然不同的兩種選擇。其一是對近代化積極認同的傾向包括新的工具理性、經世思想的濫觴，具體的近代化目標的制定，對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熱切的向往，對發展新興經濟、新式文化的關注，以及對傳統官僚制度和價值觀念的批判。通過這些活動，知識階層構造了一個朦朧的、初具形態的近代化模式，從其中特別指出建立近代國家政權體制與發展近代化經濟的重要性來看，這個模式是完整的，中國近代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以及戊戌變法都是構造與物化這個思想模式的具體的歷史行為。在這個選擇的支配下，通過各個階層的努力，傳統社會向著近代化邁出可喜的、實質性的步子，例如政治體制上工、商、郵電各部以及地方諮議局的建立，經濟上造船、煤礦、航運等新興實業的發展，教育上科舉的廢除、新式學堂的興辦以及大量留學生出國等等。由于中央政府的衰敗，總體的規劃陷于癱瘓，這些進步由關心近代化的政府官僚促成、先進的知識階層圍繞著這些官僚，為這些進步付出了艱難的努力。其二是對近代化超越性的否定，它包括在傳統價值理性、批判意識支配下，在價值層面上對近代化的懷疑和指責；在民族主義口號下對自身無知、落后的自信，對歐美先進文化的敵視以及各種烏托邦理想對近代化的干擾。持這種想法的人渴望傳統社會的變革。但對近代化卻充滿懷疑。作為種個人的觀點，它表現為對人類道德和生命價值的關懷；作為一種社會思想，它認為近代化并不是人類完美的社會，它的唯物質主義、階級壓迫、對外侵略等特征是丑陋的，不符合人類天性，他們想繞開近代化，達到一個超越近代化的社會，這個社會可以吸收近代化的許多優點，同時必須避免近代化的缺點。如果說在近代史的早期，在馮桂芬、鄭觀應那里，一種理智的、現實的、對近代化的熱切的追求占上風的話，那么經過自強、洋務特別是戊戌變法的失敗，知識階層中浪漫的、非理性的、超越近代化的要求日益上升。同早期知識階層的選擇相比，在對近代化超越性的選擇那里，完全缺乏對近代化及近代中國國情的認識，也沒有提出過實現近代化的切實可行的、遠近結合的步驟，但這種超越性的選擇卻明顯地代表了當時社會的感性認識和情緒。從當時留日學生激進的思想行為中，從革命派知識分子戰勝維新派知識分子的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對未來社會歷史的選擇這一問題上，知識階層已經以價值的選擇代替了現實的、功利的選擇；以個人的超越的要求代替了民族的社會的要求，近代早期知識分子的追求：富國的要求，強兵的要求，興辦近代工業、學校的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的要求以及改革關稅貿易制度、建立近代集權國家政體的要求，一概被遺棄，代之以籠統的排滿和革命一旦“革命”成功，“排滿”成功，知識階層立刻失去領導歷史前進的目標和動力，被迫退居于寧靜的書齋研究古書、古文字此時的歷史已經成為職業革命家、軍閥、黨棍、政客活動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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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晚清知識階層對近代化雙重的包含深刻內在矛盾的選擇，是如何影響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呢？

首先，這種選擇使近代中國在應付劇變的國際形勢時反應遲緩，缺乏主動的應變能力與積極的進取精神。作為領導和推動近代歷史前進的中堅力量，知識階層始終未能作出資本主義文化和制度優越于傳統的判斷，未能超越中西文化的差別，在涵蓋兩種文化的基礎上提出更高的文化觀念。即使認識最深刻者如嚴復，也僅停留在兩種文化的簡單對比上。實際上，中國近代歷史的對外開放及向近代化的邁進，一直是在西方國家步步進逼的形勢下“逼”出來的，知識階層表面上激烈地要求變革，其內在中卻為這種變革感到憤慨、急躁、焦慮，在感嘆和呼吁中，為“變”和“不變”的選擇傷透了腦筋，除此之外，很少有人致力于對近代化的實質性的努力，在近代歷史的晚期．知識階層干脆放棄了對近代化的關注，而致力于意識形態的紛爭。這與日本近代知識分子不顧一切地、狂熱地學習西方文化特別是科學技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排除晚清歷史社會結構的松散，政府官僚特別是身居高位的滿族親貴的愚昧顢頇等因素，近代知識階層對近代化雙重的選擇乃是中國近代歷史遭受一系列挫折、變革遲緩的重要原因。

其次，近代知識階層的選擇，影響了現代歷史的進程。單就現代化這一歷史目標來說，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進程中，對此的認識仍然充滿矛盾：一方面渴望現代化，另一方面對現代化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不同的是，這種批判不再指向現代化本身，而是指向實現現代化的方法和途徑，即：一方面認為現代化是不可回避的歷史目標，另一方面又把現代化放在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等等理想的背景下。對現代化的這種選擇使中國無法走英、美的道路，也無法走德、日的道路。清王朝結束后，中國政治舞臺上泛起的大小勢力，大都成為這種選擇的犧牲品。原因在于，無論袁世凱、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他們都把對現代化的推進與政治上的倒行逆施結合在一起，使現代化帶有王朝復辟、法西斯的性質，一旦這種性質暴露，這些政權就很快被歷史遺棄。同時，這種選擇也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量，使本世紀之初社會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大批有識之士認識到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把現代化納入到社會主義目標之下，從而開創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新道路。這樣，近代知識階層的作為不僅僅是一種失敗的選擇，作為歷史的潛流和暗示，與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也有不可分割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