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及美學思想史上，王國維無疑處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作為一名具有近代意識的學者，王國維自覺地吸收了叔本華、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并與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相融匯，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思想范式，使中國的文學批評與美學思想開始真正具有近代的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堪稱是中國近代美學的開創者，聶振斌先生指出:“王國維的美學思想是中國美學從自發狀態走向自覺的標志，從此中國人開始自覺地建設美學學科的獨立體系”，[1](P56)因此，對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及美學思想加以研究，對于深入理解中國近代美學的學科體系及其之后的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審美獨立

審美獨立的思想是德國美學的重要命題。鮑姆嘉登在其1750年出版的《美學》中就確立了“美學”作為“感性學”的學科地位，認為美學研究的是“感性認識的完善”，從而使之從理性認識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研究對象。而康德在其《判斷力批判》中則把人類的心意活動機能劃分為知、情、意三大領域，對應的認識的機能分別是知性、判斷力、理性，并且對審美判斷力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康德的思想在美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確立了審美在人類心理活動中的獨特地位。

王國維是通過叔本華進入康德的，康德關于審美獨立的思想無疑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當然這也帶上了叔本華的色彩。在王國維眼中，“吾人之知識與實踐之二方面，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聯，即與苦痛相關聯”，[2](P3—4)而審美恰恰是要人擺脫這種苦痛，進入一個無利害的審美境界之中，“美術一務，在描寫人生痛苦與解脫之道，而使吾濟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暫時之和平，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2](P9)因此，審美不同于人的認知活動和實踐活動，而是人超脫現實關系所達到的一種獨特的“和平”境界，而要進入審美，則必須擺脫各種利害關系，進入無利害的狀態，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所說:“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無利害之關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實物而后可。”審美所要求的并不是對象的實際存在，而恰是所謂“物之外者”，即對象的形式。這里實際已經觸及了審美獨立的又一方面內容——形式性。

形式性是和無利害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正因為審美要求無利害感，它才不系于對象的實踐存在，而只系于對象的純形式，從對象的形式本身獲得審美愉悅。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已見出了審美形式性，“如果說一個對象是美的，以此來證明我有鑒賞力，關鍵是系于我自已心里從這個表象看出什么來，而不是系于這事物的存在”。[3](P41)而王國維無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雖物之美者，有時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視為美時，決不計及其可用之點……”[4](P389)，這一思想與康德的論述顯然具有內在相通性，而且他還進一步結合各種藝術形式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術之種類言之，則建筑、雕刻、音樂之美之存在于形式，固不俟論，即圖畫、詩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質之意義者，亦以此等材質適于喚起美情故，故亦得視之為一種之形式焉”。[4](P389)王國維正是從西方思想中引入了審美無利害感與形式性等思想，從而確立了中國近代美學中審美獨立的地位。“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于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與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如此者褻瀆哲學與文學之神圣之罪，固不可追，欲求其學說之有價值，安可得也?”[5]( P391)這一點，明顯異于重視“載道”傳統的儒家詩教，透露出近代的氣息，在中國文學批評及美學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審美與人生

王國維早年接受了叔本華的思想，這給他的文學批評及美學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叔本華認為，世界只是我的表象，意志是萬物的基礎，因而生活的本質就是生活之欲，欲壑難平，因而人生永遠是痛苦的。而人的徹底解脫只能是滅絕欲望達到涅磐，審美的位置恰在這永恒的痛苦與徹底解脫。可見，在叔本華的思想中，審美與人生有著非常深刻的聯系，審美是人在生活的苦痛中尋得的片刻寧靜、求得的片刻解脫。王國維無疑吸收了這些思想，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用自己的語言對叔本華的學說進行了“重寫”，“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也一，而不償者什百。一欲即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既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既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已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復于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故欲于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人生中的欲望與苦痛具有本體論的意義，是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的，而可行的辦法則是通過審美獲得片刻的寧靜。因為審美是無利害的，是擺脫了生活之欲的，前面已經分析到，王國維認為人通過審美可以達到“和平”的境界。這事實上給予審美在整個人生中以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古典美學中亦有“興、觀、群、怨”，“發憤以抒情”，“物不得其平則鳴”等思想，但從來沒有人給予審美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從來沒有人把審美與人生聯系的如此緊密，也從來沒有人如此深刻地論述過審美的意義。因此，王國維借用叔本華的思想資源，把審美與人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極大地推進了中國近代美學范式的轉型。

正是基于這一點，王國維對《紅樓夢》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肯定《紅樓夢》的悲劇美價值，這一點在當時無疑具有開創性意義。《紅樓夢評論》是王國維自覺運用西方思想資源對中國文學名著進行的批評，為之后的近代文學批評及美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范式。

三、境界說

“境界”是王國維提出的一個獨特的美學范疇，在其《人間詞話》中具有樞紐性的地位。

“境界”一詞原出于佛家典籍，后來被移用到文學批評和美學之中，唐代王昌齡在《詩格》中已將“意境”與“物境”、“情境”對舉，之后，許多批評家都運用過這一概念。而王國維則拈出“境界”一詞作為其文學批評的核心，并指出“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在此”，[6](P31)在王國維那里，境界是詩歌評論的最高標準，而且本身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它不單包括外在的環境、事物，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包括人心中的感情.用王國維的話說，“境非獨謂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6](P36)均也就是說，境界即要能真實地寫出外在景物，真實地傳達內心感情，不見雕琢，不事藻繪，成為人的心靈和感情完全自然的流露，王國維對此有一段經典論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6](P8)

但王國維并沒有停留在對“境界”的一般論述上，他進一步對境界作了具體區分: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所謂“有我之境”，即“物皆著我之色彩”，外在景物染上了強烈的主觀色彩，十分鮮明地傳達出主體的思想感情，如“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所謂“無我之境”，即“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詩人以理智冷靜的態度觀察外物，獲得外物生機勃勃的本真面目，并為之所吸引，從而使主體與客體完完全全地交融在一起，達到陶然忘我的境地，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里我們可以再次看到叔本華的影響。

境界還有造境、寫境之分，“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區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必鄰于理想故也”。[6](P34)這些事實上觸及到藝術中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問題。造境即虛構之境，寫境即寫實之境，但這二者在藝術中卻“頗難區分”，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義。藝術無疑應立足于人生，但又不必是對人生的忠實描摹，而應是對人生的超越，所謂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往往各執一端，失之偏頗，而王國維則見出二者實際上并無根本對立。這一點恰恰透露出了王國維對西方思想資源的吸收與改造，帶有理論上的創新意義。

必須看到，王國維自覺引入西方思想資源，融會中國傳統思想，給中國美學與文學批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促進了中國美學的近代轉型，使之呈現出嶄新的發展面貌。毫無疑問，王國維代表著一個中西思想匯通的成功范例。今天，面對世界范圍內廣泛而迅速的文化傳播，回顧王國維的工作，無疑具有更為迫切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聶振斌.中國近代美學思想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王國維.紅樓夢評論[A」周錫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M」.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

[3]康德.判斷力批判(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 964.

[4]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A」.盧善慶.中國近代美學思想史[M」.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 991.

[5]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藝界[A」.盧善慶，中國近代美學思想史[M」.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7.

[6]王國維.人間詞話[M」.濟南:齊魯書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