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近代期刊匯刊》自1991年出版至今，已經16年了，如今中華書局再版影行，并以新出《清議報》見贈，回顧往事，感慨良多。顧問三人，顧廷龍、方行相繼謝世，我也年過八旬，垂垂老矣，因草此文，以供參考。

顧廷龍先生自1932年燕京大學研 究院圖書館系畢業后留燕京圖書館工作六年。1938年，應葉景葵、張元濟之邀，由京來滬，主持上海合眾圖書館。解放后，歷任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即合眾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館長。他除精通古籍版本外，對近代期刊也很關注。建國初，成立上海圖書館，除原來合眾圖書館所藏外，還有報刊圖書館（原鴻英圖書館），以至徐家匯藏書樓等并入，近代報刊收藏已為全國之最。為了便于讀者查閱，在顧老和當時文化局主管圖博的方行同志策劃下，于1959年起，組織人力，把近代期刊中哲學、社會科學方面有參考價值的匯錄其全部篇目，以上海為主，再走訪全國五十個圖書館，編成《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自1857年的《六合叢談》起，至1918年止，約一千二百萬字，“文革”前出版第一冊，其余五冊“文革”結束后據校樣印出。至于1919年至1948年，也寫有卡片約一百多萬張，裝成38個大木箱，“文革”時被整車運出，送紙箱回爐。顧、方二老每言及此，總是老淚縱橫，情不能已。

方行同志早在解放前編輯《譚嗣同全集》時，就從合眾圖書館所藏《時務報》、《農學報》和《湘學報》中錄取譚氏遺文。此后，又陸續從《湘報》、《亞東時報》錄取佚文補入，《譚嗣同全集》增訂本還專門編有“報章文輯”。

顧、方二老和我時相過從，近代期刊的搜集、輯印，也成為我們經常談到的課題。

二

中華書局是國內著名的古籍整理出版機構，早在上世紀60年代，該局張靜廬先生就寫信給我，詢問上海收藏《蘇報》的情況，是否可以影行。這是他看到我在1963年《文匯報》上發表《蘇報案的歷史意義》后特地問我的，經查詢，藏數不多，事隨中輟。

1985年，我從美國講學歸來，把在日本購得的臺版《蘇報》兩種，還有《國民日日報》的影行本帶給顧、方二老看。臺版《蘇報》有兩種：其一是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5月影行的光緒二十九年二、三、四等三個月的《蘇報》；另一種是臺版《中華民國史料匯編》之一，1968年9月根據陳鐵笙收藏影行，收錄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1903年5月6日）至同年閏五月十三日（7月7日），由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國民日日報》收錄光緒二十九年六、八等兩月份報紙，也是學生書局影行。顧老對我說：“我已年邁，方行又忙，近代期刊的影行，多虧您了?！蔽业墓ぷ鲉挝唬托旒覅R藏書樓只有一墻之隔，經顧老叮囑，給我查閱報刊帶來方便。次年，我到北京開會，和中華書局總編李侃同志同在一組，向他提出此事，他同意了。從而搜編工作正式啟動。但面臨的問題還是不少。

首先，是《近代期刊匯刊》的起迄問題。

從當時看到的資料來說，1857年國內就有期刊出版，但大都是外國人主持，如《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el），1857年1月在上海出版，由英國人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主編，次年遷至日本?！吨形髀勔婁洝罚?872年8月在北京創刊，主持人是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Martin）、英國人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人。《萬國公報》，1879年9月在上海發行，周刊，創刊和主編是美國人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歷時甚久。中國人自己辦的期刊，是在甲午戰后才“風行海內外”的。戊戌時期的報刊，開中國“民報勃興”的先河，林林總總，蔚為大觀。這些報刊，不僅種類眾多，而且內容新穎；不僅有綜合性，也有專業性的。它促使了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并且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出版起了深遠影響。從而決定選編1895年以后的主要報刊，從康有為、梁啟超主持的《強學報》、《時務報》開始，旁及其他。

當然，維新派創辦的報刊，早于《強學報》的，還有《中外紀聞》和北京《萬國公報》，分藏北京、上海。北京《萬國公報》，梁啟超、麥孟華等編，有《地球萬國論》、《通商情況考》、《鐵路便行旅說》等，宣傳“富國”、“養民”、“教民”之法，對開礦、鐵路、制機器、造輪船、筑鐵路之法也曾涉及，所論基本上發揮康有為《上清帝書》中變法主張，但數量不多，又未搜集齊全，只能俟后再補。

至于結束，暫定編至1918年。因1918年至1948年的索引卡片“文革”中被毀，已難再補。因此，《中國近代期刊匯刊》，起自1895年，至1918年止。

其次，是資料的搜集。

要影行，就要逐頁檢查有無缺頁。有的報刊，如《時務報》、《清議報》，將廣告、宣言、告白有時另頁插入報中，有的散失，有的幸存，好在這兩種報刊，存有多種，于是逐頁對照，將它補入。遇有正文漏損，也予補足。就這次重印的《清議報》言，上海圖書館所藏，缺第6、第49、第78期，有的整頁全缺，有的只存殘卷，我們設法到上海主要高校研究單位查補，還是缺了一期。當時知道上海某單位有該期，經聯系，又以“索價過高，不能承受”。怎么辦？這時，我正好到北京開會，向中國人民大學的李文海求助，他找到了，分文不要，終成全帙。在編輯過程中，中華書局陳錚、吳杰同志費了不少心血，吳杰同志還親自來滬查詢，篇目索引也是中華書局編的。

最后，任何“匯刊”，總要有它自己的特色，《期刊匯刊》除所收報刊求精求全外，還需有鮮為人知的“壓卷”之作，我們以《強學報》開始，不但因為它是強學會的機關報，有章程、名錄，為研究戊戌變法不可或缺的資料外，還因為它來之不易，可能是孤本。

說到這里，又要提到顧廷龍先生的不朽之功了。還在他主持上海合眾圖書館時，就注意近代報刊的收藏。有一次，陳叔通先生捐贈古籍，用一張報紙包裝，一看，這張報紙竟是1895年的《強學報》第一號，署“孔子率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旁注“上海強學書局現在跑馬場西南首王家沙第一號”。顧老把它插成八頁，裝訂成冊，成為我國絕無僅有的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在上海辦的第一張報紙。顧老把這一發現告訴了顧頡剛先生，頡剛先生說，他藏有《強學報》第二號，以之相贈。后來顧老將這兩期《強學報》印出幾份，贈我一份，至今我還保存著顧老送我的信封和兩冊《強學報》影印件。

三

《匯刊》第一輯除《強學報》、《時務報》、《清議報》外，還有《昌言報》、《實學報》和《集成報》。

第一輯影行上述報刊，除各刊起迄完整外，還有其他因素。

《昌言報》是《時務報》改為“官報”，汪康年另辦之報。1898年7月6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光緒皇帝下諭：“將《時務報》改為官報?！碑敗稌r務報》銷行日廣后，原經理汪康年和總編梁啟超之間矛盾日深，改為“官報”的上諭一發布，就有人向汪建議，“讓《時務報》空名于康”，設想改辦《昌言報》，由張之洞的幕僚梁升芬為總理，“出面抵康”，說是“館中經費系由紳商樂捐，毫無官款，不能入公家”。

《昌言報》于1898年8月17日（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創刊，封面、版式和《時務報》后期一樣，表示“仍與從前《時務報》蟬聯一線”（《昌言報跋》，《昌言報》第一冊）。同年11月19日（十月初八日）?？?，共出十期。

《叢刊》把《昌言報》全部收入，可以考見它與《時務報》的關系和汪、梁之爭，也可以考查它與《時務報》是否“蟬聯一線”，這對讀者是能提供方便的。

《實學報》的收入，是為了便于讀者了解當維新運動掀起、報刊盛行之時，魚龍混雜，甚至有以“維新”為名，實際“守舊”的?！秾崒W報》就是如此。

《實學報》于1897年8月28日（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在上海創刊，旬刊。王仁俊任總編，章太炎任總撰述。王仁俊在《實學報啟》中說：“本報之設，以講求學問，考核名實為主義，博采通議，廣譯各報，內以承三圣之緒，外以周知四海之為，故名《實學報》。”（見《時務報》第三十六冊，續載《實學報》第一冊）

《實學報》雖標榜“實學”，但有很多反對新政的文篇，如王仁俊所寫《實學評議》，內有《民主駁議》、《改制辟謬》，根據封建三綱，反對民主，反對康、梁變法主張。

或者以為，《實學報》初創，章太炎任總撰述，章在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下，開始參加政治活動，并“寄會費銀十六園”加入強學會。盡管他對康有為的“倡言孔教”不滿，但對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卻是贊同。曾在《時務報》和梁啟超共事，發表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論學會有益于黃人急宜保護》。在《經世報》也發表《變法箴言》。章氏文字古奧，又是俞樾的高第，實學深厚，從而請他主持筆政。但《實學報》的主持人對他的變法言論卻不贊同。只要看，他在《實學報》發表的文章，除后來輯入《訄書》的《儒道》、《儒兵》（二期）、《儒法》、《儒墨》（三期）、《儒俠》（四期）外，政論只有《后圣》、《異術》和《重設海軍論》（第三、四期）?！逗笫ァ氛勡髯?，《異術》偶言“上”能“酌民言而酌其意”，與時政有直接關系的是《重設海軍論》，言“臺灣攘于倭”，文字也不“近俗”。即便如此，《實學報》主持人仍不滿意，章太炎也很不得志，不久辭去，《實學報》第五期后，就再也不見章文。

但是，《實學報》以“實學”為名，卻反對“民主”、“改制”。雖說介紹新知識，卻又文字古雅。當時就有人認為它“有顯與《時務報》為敵之意”，“使為守舊之徒，猶可說也，而偽在此知新之輩”。（張元濟：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致梁啟超書》）《匯刊》第一輯將《實學報》輯入，也可使讀者看到維新變法時期的社會動態和報刊的林林總總。

《集成報》刊于1897年5月6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在上海出版，旬刊。有諭旨、章奏、論說、時事、新聞、各國雜電等欄，分類輯錄。采用報刊極多，包括日報、期刊等。還有“譯論節要”。今將上海圖書館所藏第一至三十四冊輯入。至于1901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集成報》則未輯入。中華書局還根據《集成報》原有欄目，編成《〈集成報〉篇目分類索引》，附于書后，以便檢索。

四

《匯刊》第一輯排印出版時，《中外紀聞》、《經世報》、《亞東時報》、《求是報》、《知新報》、《譯書公會報》、《萃報》、《蒙學報》除個別卷葉尚有缺漏，或顯微膠卷不清楚外，已大體編成。

這些報刊，連同戊戌時期的其他報刊，我另寫有《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一書，1993年12月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精裝出版。

今顧、方二老已先后謝世，我也年邁，因草此篇，以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