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入隆冬，南國羊城依然綠樹紅花。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下旬，《青年思想家》邀請了參加中國近代文學第七屆年會的一批著名學者舉行座談會，主題是暢談近代文學研究的新策略。

談到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學者們除了為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之外，也不無憂慮。大家覺得，近代文學的研究與中國近代其他學科的研究相比仍顯得相當薄弱。南京大學教授王立興先生嚴肅指出，有兩個重要的問題亟待解決：一是學科地位的偏低。直到現在國家教委制定的大學中文系教學計劃中，近代文學仍然沒有成為獨立的必修課，沒有獨立的碩士點、博士點。二是學科隊伍太小。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專門從事近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總數不足３００人，有的省甚至是近代文學研究的空白區。而現有的人員也存在著老化問題，有后繼無人之虞。王立興教授呼吁各界關注近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長期以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一直被忽視，傳統的文學批評標準認為，這個時期沒有產生世界性的偉大作家和作品，沒有產生一種獨立成熟的文學樣式，一切都不成熟。中國社科院近代文學研究室主任王飚研究員對此發表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近代文學的價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不成熟”，在于它隱含著全部新文學的“胚胎”。在它之前，是綿延數千年、已經發育得相當成熟、同時又幾乎定型化的古典文學。而在它之后，卻是面貌全新、充滿青春活力、至今還在發展過程中的現代文學。近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次最偉大的變革，是文學體系的轉型。文學體系包括文學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基礎、文學觀念和審美規范、創作主體和接受對象、作品社會內容和文化內涵、藝術思維和表達方式、文學語言和文學的存在與傳播方式，以及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等在內的文學結構系統。王飚先生指出，如果不能說明中國古典文學是怎樣轉變成新文學的，不能揭示“新胚胎”的發生和發展，那么一部完整的中華文學史將永遠斷裂成互不銜接的兩部。這就是中國近代文學——文學體系轉型期文學研究的價值和任務，以及這門學科獨立存在的意義。

近代文學的研究應該如何深入？山東大學教授郭延禮先生認為：必須先拓寬研究的領域。他在充分占有研究資料的基礎上，指出目前研究的“傾斜”狀況（即向主潮和大家的傾斜），這種傾斜造成了研究面的相對縮小。如近代詩研究側重于龔自珍、魏源、張維屏、“詩界革命派”、“南社”和秋瑾等革命派詩人，近代散文研究側重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體散文，近代小說研究側重于四大譴責小說。而對于近代文學史上所謂“舊派文學”，如詩中的“宋詩派”、“同光體”，散文中的“桐城派”，小說中的“鴛鴦蝴蝶派”等，則研究不夠。即以“南社”而論，研究面就相當狹窄。“南社”有作家數百，重要的、有成就的亦不少于百人，而現在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柳亞子、陳去病、高旭、蘇曼殊、寧調元、馬君武、黃節、徐自華、于右任等十余人的范圍，這就影響了對“南社”詩歌的總體認識。科學地講，要全面地審視近代文學，必須對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社團、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各種文學現象，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進行深入的研究，否則有些結論就很難站得住腳。比如過去對于“桐城派”、“同光體”的評價就有以偏蓋全、一筆抹煞的傾向。以“同光體”領袖陳三立而論，他的詩作也并非全是脫離現實的消極頹唐之作，過去有人以他的詩句“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作為陳三立遠離現實、欲作隱者的根據，其實這兩句詩恰恰是戊戌政變詩人與其父同被革職后，面對激蕩的時代風云和祖國危亡日深的現實所寫下的憤激之詞。《散原精舍詩集》中許多關心現實、抒寫詩人家國之痛、民生之哀的詩篇即可為證。但由于對陳三立缺乏全面而認真的研究，不僅對其詩歌評價過低，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同光體”詩派的正確認識。那種把“同光體”視為反現實主義流派的看法顯然是不全面、不正確的。近代文學研究中面的狹窄，也影響了研究的深度。

如何拓寬作家研究面？華南師大教授鐘賢培先生指出：“應該屏棄庸俗社會學的偏見，不要以進步和保守作簡單化的褒貶界定。鐘先生分析說：近代作家處于世紀之交，社會急劇變化，社會思潮迭起，作家思想比較復雜，有的前后期思想處于一種對立狀態，并反映到他們的創作中，對他們的思想、作品應作歷史的、辯證的梳理。對于一些政治思想或文學思想比較保守的作家，如“宋詩派”、“湘鄉派”、“同光體”以及“鴛鴦蝴蝶派”，應科學研究，還其歷史的真面目。鐘教授還認為，加強地域性作家的研究，也是拓寬作家研究面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廣東而言，近代產生很多重要作家，從張維屏始，至“南社”的蘇曼殊、黃節止，不下十余人。其實，與他們同時期的作家大有人在，如與張維屏并稱“粵東三子”的黃培芳、譚敬昭，與高天梅等并稱“南社四劍”的潘飛聲，被譚獻推為“南社正宗”的詞家葉衍蘭等，均尚未展開研究。對于重視和加強地域文學的研究，青年學者西北師大龔喜平副教授認為，這是完善近代文學學科體系、促進研究繁榮的重要層面。他的理由是：地域文學的研究既是微觀研究，也是宏觀研究。如何從地域文化的人文氣象和自然景觀著眼，由個體到群體宏觀地把握其創作心態、個性特征、審美品格、藝術旨趣、鄉土氣息、民族色彩，正是地域研究的大有可為之處。地域文學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民族色彩，西南、西北地區尤為如此。對其進行深入開掘，將使近代文學本身更加豐富多采，富于藝術個性。同時這也是加強近代文學藝術性研究的一個新視角。地域文學的研究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國的，如鄭珍自然是貴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點，但在整個近代文學中亦為大家。因此，對其詩歌創作藝術個性的深入揭示，對“宋詩派”乃至整個晚清舊派文學的研究都有普遍意義。

學者們認為，今后的研究不僅要擴大研究的領域，尋找新的研究課題，同時要調整研究方法。在這個問題上，復旦大學教授黃霖先生做了深刻的理論闡釋。他認為，研究近代文學首先要抓“牛鼻子”，即辯明有別于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最基本的品格，唯有此，才能比較正確地給近代文學在思想和藝術上定位。過去比較流行的是“西化”說，認為近代文學是“歐風東漸”的一種表現。前幾年有過的一種“斷層”說，實質上也是以“西化”為座標的。解放后大家比較習慣的是用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來規定近代文學的性質，用“反帝反封建”或“資產階級”來概括中國近代文學的基本屬性。后來有學者主張用“反帝反封建”和追求科學、民主、進步相結合來審視近代文學，也有人強調近代文學“民族化現代化”的屬性。黃霖教授承認這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強調說：從文學自身的特點看，決定近代文學基本品格的是：（１）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在發生變革，即從“為君”，為封建統治集團服務，變為為“國民”、為資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服務。這一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學的性質和方向，并對以下兩點產生制約作用。（２）從創作主體來看，近代文學的取向是強調文學主體的精神力量，強調個性真率不羈，強調情感的自由表現；而這主體精神又是與追求科學、民主的潮流相一致的。（３）從文學主體來看，是雜文學體系向純文學體系的轉化。它們從根本上規定了中國近代文學的品格。

針對目前近代文學翻譯、校注、研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北京大學孫靜教授做了非常細致的、令人信服的糾誤工作。對今后的研究，孫先生認為有以下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要充分估計到近代文學的復雜性。在近代以前，中國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自給自足的社會，相對來說，比較單純。近代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西學的東漸，大大加速了社會現狀的不平衡性與文化形態的復雜性。得風氣之先的地方與閉塞地方的差別，先進思想與落后保守思想的差別，知識層的文壇風氣與下層民眾文藝風氣的差別，幾乎是天懸地隔。因此，鴉片戰爭前后，當東南地區詩人掀起愛國詩潮的時候，身居腹地的貴州詩人卻仍在那里作“宋詩派”的詩，正象２０世紀初先進人物大倡戲劇革命并大量創作宣傳新思想的劇作時，廣大地方舞臺上卻仍在搬演著傳統故事的戲曲。這都需要對近代社會狀況有全面深入的把握，才能作出觸及本質的闡述。其次，要充分估計到近代文學研究的艱巨性，既需知古，又需通西。近代作家是乾嘉漢學盛行之后的一代人物，大都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的根底，他們的思想往往是通過古學特別是經學反映出來的，他們的創作有深厚的古學基礎。可以說，不知古，很難對他們有深邃的理解。甚至不具備必要的古學基礎，要讀懂他們的東西也是很難的，即便做整理工作，也容易出差錯。另一方面，近代的進步作家又都是與西學密切相關的。我國近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雖然發展并不充分，但傳來的西學卻是成熟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又必須通西。特別是國學深厚的中國近代作家，一旦與成熟形態的西學接觸，往往呈現出一種復雜的形態。譚嗣同的仁學思想體系，不知古通西是很難深刻了解的。再次，注意國際漢學家對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近代作家特點之一，是他們中有些人曾經涉足國外，他們的某些蹤跡、成果、交游是在國外，有些資料也留存國外，國際漢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對推進近代文學的研究很有價值。一位日本學者寫的《黃遵憲在日本》，就弄清了與黃交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情況，并介紹了當時日本知識社團較廣闊的背景。另外，無論是古代文學還是近代文學都面臨更新研究方法的問題，除了應該堅持行之有效的傳統的研究方法之外，還要學習西方一些新方法中有科學性的部分，在這一方面，國際漢學家對近代文學甚至整個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具有很大的啟發性。

可以預料，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在不久的將來必將出現柳暗花明、萬紫千紅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