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高利貸習俗的生命力非常頑強，能夠超越不同社會形態而存在。它是長期相沿、為廣大民眾反復使用的高利貸習慣，本文特指私人、店鋪借貸中超出社會認可、對債戶非常苛刻的借貸利率習俗。從20世紀上半期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資料來看，此習俗花樣繁多，大致可劃分為加大利、先扣利、多算日期、糧錢互折、糧食與糧食及其他實物的互折等六類，由此可見高利貸習俗類型與模式的共性和表現形式的差異性。其所以能夠長期延續，主要是因為除了高利貸，農民沒有其他更多的融資辦法，而高利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調劑生活中所遇到的資金或實物的不足。如果不考慮這一社會經濟基礎，只用政治干預的辦法予以取締，則會導致民間社會秩序的紊亂。

【摘 要 題】現代史專論

【關 鍵 詞】高利貸習俗/20世紀上半期/華北/長江中下游

【正 文】 一

在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借貸是一種歷史悠久、不可或缺的融資行為。民俗起源于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一樣，借貸活動也折射著濃厚的民俗氣息。所謂高利貸習俗，籠統說來，就是長期相沿、為廣大民眾反復使用的高利貸習慣。民俗學家烏丙安依照同類題材和內容的密切相關性，將民俗分為12個系統、48個系列，（注：烏丙安：《民俗學原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頁。）但我們從中看不出借貸或金融習俗的歸屬，究竟劃為何類，尚須研究。就其運作的具體過程而言，高利貸包括借貸關系的主體即借貸當事雙方、借貸的信用方式、借貸期限、借貸利率、借貸的償還等環節，由此構成高利貸習俗的鏈條。這種借貸之所以成為高利貸，最能體現本質的內容是其高昂的利率，所以本文闡述的核心是高利貸利率問題。

何謂高利貸？迄今為止，這仍是一個沒有解決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關鍵是很難做出一個科學的量的規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出的定義為“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資本叫做高利貸資本”。（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671頁。）這一定義顯然過泛，與西歐中世紀的高利貸概念沒什么區別，即只要是有償借貸，不管量的大小，都屬高利貸。不過，從馬克思的具體論述來看，高利貸資本的本質特征是重利剝削，它不僅占據了債務人的全部剩余勞動，甚至還占有一部分必要勞動，使其精疲力竭，每況愈下。

20世紀80年代末，有的中國學者仍然只是依據馬克思的定義，而不是具體論述，認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借貸都屬于高利貸。（注：劉秋根：《試論宋代官營高利貸資本》，載《河北學刊》1989年第2期。）這一對傳統借貸形式不加任何區分的觀點，當然更有泛化高利貸之嫌。按此界定，民間私人借貸、店鋪借貸、典當業借貸、錢會借貸等傳統借貸形式都可以歸屬高利貸范疇，實際上不同類型的借貸，運作方式及其性質并不相同，必須根據具體問題而有所區別。例如，典當業是一種以動產抵押為主的傳統金融機構，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高利貸行業，但近年有的學者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將典當業劃為高利貸非常片面。（注：馬俊亞：《典當業與江南近代農村社會經濟關系辨析》，載《中國農史》2002年第4期。）筆者認為，完全否認典當業的高利貸現象也不客觀，但由于經營成本較高，確非以往人們想象的那樣嚴重，總體說來利大于弊；至于錢會，完全是一種多人集資和借貸的互助組織，根本不能算高利貸；而私人借貸和店鋪借貸的情況較為復雜，其中親友之間的無息借貸和低利借貸不能說是高利貸，民間所謂高利貸是超出社會廣泛認可的利率。

前幾年，筆者在博士論文中，鑒于高利貸利率的概念難以界定的情況，“姑且參考國民政府的提法，以超過年利20％或月利1.67％就算高利貸，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注：李金錚：《借貸關系與鄉村變動——民國時期華北鄉村借貸之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現在看來有取巧之嫌。其實，不僅南京國民政府對此有過規定，革命時期的中共政權也頒布和執行過有關規定，如抗戰時期規定借貸年利率不得超過10％或15％。同樣是權力規定，為什么僅以國民政府的規定為標準？顯然并未表明充分的理由。無論如何，兩個政權的規定都大大低于社會認可的利率，而是否高出這一規定就算是高利貸，則不能輕下斷語，因為政府規定與社會經濟基礎的距離經常很大。

基于以上理由，本文所述高利貸習俗，并非泛指所有傳統的民間借貸，也不是社會認可的借貸利率，譬如舊中國物價平穩時期，通常借錢月利為3分，糧食借貸年利率為7分，而是特指私人、店鋪借貸中超出社會認可、對債戶非常苛刻的借貸，此屬社會陋俗。我認為，這或許是一個能夠反映民間真實生活世界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民間借貸有泛化高利貸的傾向，而今卻又有淡化乃至否定高利貸的論調。此一判斷也屬極端，均不足取。 在近代鄉村，盡管民初以降有農業銀行、信用合作社等現代金融機構的出現和發展，但傳統高利貸仍是十分重要的融資現象，所以對此問題的研究有著相當的歷史價值。而從另一角度而言，由于以往民俗學界對此探討尚屬空缺，所以又有重要的民俗學價值。近些年來，筆者主要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和長江中下游鄉村的信貸問題，茲即以這些地區的調查資料為中心，對高利貸習俗作簡要討論。

二

與“現在的”民俗不同，“歷史的”民俗資料很少記載民俗生活的全部動態過程，它保留的主要是民俗事象、民俗文化和民俗符號，民俗主體基本被懸置起來。（注：高丙中：《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53頁。）高利貸習俗也是如此，資料文本極少記錄借貸雙方討價還價的具體細節，而是主要表現或抽象為借貸習俗的類型。在此限制下，要復原民俗生活的整體是不可能的。一如法國歷史學家勒華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所用宗教裁判所審判資料可謂豐富至極，但他仍然表示“在民俗這個領域里，‘復原’只是一種幻想。”（注：[法]勒華拉杜里：《蒙塔尤》，許明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94頁。）所以，本文所介紹的主要是高利貸習俗的事象、模式，通常為民間俗稱的種種名目。此習俗花樣繁多，不勝枚舉。據統計，江西鄉村的高利貸習俗有23種名目。（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編：《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村經濟體制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頁。）由于同名不同義、同義不同名者較多，要想準確地分類是很難的。這里僅就借貸方式及其利率的不同特點，粗略劃分為以下六類：

第一類：加大利 這種高利貸直接表現為借貸利率的高昂，在借貸關系中頗為常見。 錢債有“大加”利之說，如山西黃土坡村稱“大加一”，即月利10分。（注：宏流：《地主剝削式樣》，載《晉綏日報》1947年3月30日。）太行山區鄉村又稱“老一分”、“十利”，即借1元，月利1角，10個月本對利。甚至有“加十五”、“大加二”的，即10個月期限，利錢高至150-200％。（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江蘇嘉定縣有“日拆利”，每元每日加利1.2或1.5角。（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83頁。）糧債也有加大利的各種名目。如山西興縣有“冬五升夏三升”之說，即春借冬還，每斗以5升行息。如冬季不能償還，至來年夏季再還，每斗又加3升利。（注：司法行政部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1930年印，第834、857、824頁。）芮城縣稱“放伙帳”，借麥1石，加利4-8斗不等。（注：司法行政部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1930年印，第834、857、824頁。）河南開封、偃師等縣稱“揭麥帳”，如年底借麥1斗，麥后還麥一斗二三升。（注：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47頁。）河北贊皇縣稱“加五利”，亦名谷利，即借糧1斗還1斗半，且須“尖還”，即平斗借尖斗還。（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江蘇常熟縣有“粒半”、“粒六”、“粒七”乃至“粒八”，即指5分利、6分利、7分利和8分利。（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頁。）浙江麗水縣有“對合利”，7月借9月還，利為本的一倍。（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浙江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30頁。）安徽滁縣有“四撞十”，春借4石稻，秋收時連本還10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 再就是利滾利、驢打滾與印子錢，它們成了一些地區高利貸的代名詞。 “利滾利”，即屆期不還，以利作本，重計利息，逐期滾算，利息學稱作“復利”，是債主規避風險的一種有效方式。在河北稱為“臭蟲利”，形容其繁殖過速。（注：田文彬：《崩潰中的河北小農》，引自天津《益世報》1935年4月27日。）山西稱“駒子生息”、“羊羔生利”、“黑驢打滾”（注：劉大鈞：《我國佃農經濟狀況》，上海太平洋書店1929年版，第55頁；崔哲：《“相財主”殺刮農民的“奧妙”》，引自《晉綏日報》1946年7月26日；宏流：《地主剝削式樣》，引自《晉綏日報》1947年3月30日。）等，與臭蟲利的意思是一樣的。在江蘇青浦縣稱“母子債”，到秋收不能償還利息，就重寫借據，將利作本，利上滾利，如借對本利1石，次年不還，第3年就還4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頁。）安徽宣城縣稱“放月利”，一般月利3分，每月利上滾利，一年后可滾至5倍。（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湖南臨湘縣，每元每日利息1角，滿10天即算復利，如此計算，借洋1元，1個月須還本利8元。（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黎明書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頁。） “驢打滾”，在有的地區，意指利息為本金的1倍，如太行山鄉村就有這樣的借貸習慣，借1元還2元，又稱“轱轆利”、“梯梯利”。（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但通常含義是，屆期不還，利息加倍，是一種比利滾利更為苛刻的復利借貸。在河北豐南縣，這種借貸以一年為期，利息為50％，如到期不還，就利息加倍。（注：豐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豐南縣金融志》初稿，1989年印，第5頁。）在河南新鄭縣，則以一月為期，利率4-5分，“如過期不還，則利率即按數學級數以增加，成為最厲害的復利！”（注：盧錫川：《新鄭縣唐河農村的調查》，載《河南大學農學院委刊》第1卷第3期，1930年。）在河北贊皇縣，將“到期不付利，利加一倍”的情況，又稱“大加一”。（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天津郊區，稱“倍倍錢”。（注：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中國經濟年鑒》上，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E198。）在湖南桃源縣，稱“孤老錢”，每月一對本，即借洋1元，過1個月還2元，過2個月還4元。（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黎明書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頁。）安徽滁縣關山鄉稱“老驢滾”，春季借稻1石，秋收還2石，到期不還，加倍計息，至翌年還4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湖北隨縣稱“老呱呱”，借10元，1個月還本利12元，超過1天另收2元，超過2天收4元。（注：湖北隨州志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隨州志》，中國城市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頁。） “印子錢”，亦稱折子錢，規定債務人分期償還本息，債主將還款日期及每次應還本利數額寫在折子上，每還一次就在折子上加蓋印記，其主要特點是數額特小、期限特短、利息特高。在河北，此種借貸期限一般為2個月，短至1個月，鮮有過百日者。款額多為一二元，10元以上者極少。普通月利20分，如借銅元500枚，每日還本利20枚，一月共還本利600枚。（注：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中國農業金融概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93頁。）天津郊區，農民需款少，就向印子房借，最多借5元，每日還5分，120天還完，本利共6元，月利達60分。（注：《中國經濟年鑒》上，E198。）在江蘇漣水縣，借錢10千，按10日攤還，每日繳還本利1200文，合月利60％。（注：陸國香：《蘇北五縣之高利貸》，載《農行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安徽安慶縣，借錢300銅元，每日還款15枚，1個月本利總數450枚，合月利50％。（注：汪洪法：《我國農民負債之特質》，載《文化建設》第2卷第6期，1936年。）

第三類：借多付少 借多付少與先扣利有形似之處，即債主付給債戶的數額都比約定本金減少，實際卻有質的區別。先扣利，是債主扣除部分或全部利息后再付給債戶少于本金的數額，債戶償還的是剩余利息和全部本金。借多付少，則不是因為扣除利息后付給債戶的金額減少，而是一種本金的部分扣除，債戶償還的仍是全部本金和全部利息。顯然，這是一種比先扣利更為苛刻的借貸習慣。 此類借貸在河北鹽山縣有的稱“回頭扣”，也是借8元按10元還本付息；有的稱“九出十歸外加三”，即借9元作10元，月息3元，每月還本利13元。（注：張愛國主編：《鹽山縣志》，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68—469頁。）在獻縣，債戶借10元，只能得到8元，至期仍還本金10元和全部利息。（注：1998年3月22日訪河北獻縣小流屯村朱玉庭等人資料。）在山西聞喜縣，向商號借貸百元，只給九十四五元，按百元還本付息。有的付給九十四五元后，還預先扣除百元的全部利息。這樣借者所得減至八九十元，本金百元仍要全部償還。（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811、776頁。）河南開封縣，有“大加一”之法，即借1000文，先扣除100文，得900文，仍按1000文行息。（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811、776頁。）在江蘇鹽城縣，稱“過頭錢”，債主將本以七、八折放出，約定兩三天或十天、八天償還，另加20-30％利息。（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江蘇省農村調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頁。）浙江吳興縣南潯區，則是蠶農冬季借糧，每石先交保證金2-4元，不予發還，還時仍照市價計算，并付月利2-3分。（注：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該所刊1939年版，第51頁。）安徽來安縣安樂鄉，稱為“八撞十”，借8元作10元算，外加利息。（注：安徽省財政廳等：《安徽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第1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1、299、299、320頁。）湖南耒陽縣、湖北部分地區稱“九出十歸外加三”，借9元作10元，月利3元，1個月還13元。（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124頁；南經庸：《湖北農村金融之建設與統治》，載《經濟評論》第1卷第2期，1934年3月。）

第四類：多算日期 從借貸日期上做文章，是債戶提高利率、剝削債戶的又一手段。 這種借貸在太行山區有出門2分利(算一月)、過6天算一月、兩月一季利，甚至出門半季利等名目。（注：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1326、1361、1326、1361、1360、542頁。）山西有一種“臭蟲利”，又稱“日夜忙”，即一天一夜算兩天。（注：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金融志》初稿，1984年印，第136頁。）興縣高家村，有一種“捆月子”的辦法，即約定借期半年，4個月頭上提前還也得出半年的利；如至期還帳，則“過三不過五”，6個月零5天就算7個月的利。（注：胡正：《斗垮地主白老婆——高家村訴苦清算大會速寫》，引自《晉綏日報》1947年4月16日。）山東臨沂、郯城二縣“行利帳”的規定更為苛刻，過期一日，增息半月，過期半月以上，增息一月。（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編：《山東省華東各大中城市郊區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70頁。）在江蘇上海縣馬橋區，借糧不論是前一年11月、12月，還是當年1月、2月，到7月收稻時，都要繳納同樣的利息。（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江西興國縣也是如此，借谷不管是去年11月、12月借的，還是今年1月、2月、3月借的，到7月割禾還債時，都要交50％的年利。（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頁。）無錫梅村鎮，則是借款過月一日作一月計，如上月29日借，至下月1日還，利息須以2個月計，如本月5日借，6日償還，亦須支付1個月利息。（注：倪養如：《無錫梅村鎮及其附近的農村》，載《東方雜志》第32卷第2號，1935年1月。）浙江義烏縣也是如此，債主用兩頭月計算利率，如2月28日借的錢，即便在3月1日清償，也要算二個月。（注：吳辰仲：《浙江義烏縣農村概況》，引自天津《益世報》1935年3月9日。）

第五類：糧錢互折 農民在借糧、借錢時，債主根據市場物價的季節變動，對糧食與貨幣做有利于己的相互折算，核心是“聽漲不聽落”，以提高借貸利率。 最常見的是農民借糧食以后的糧錢折轉。在山西五寨縣，地主就有“籽折錢，錢折籽”的放貸辦法。沙灣村農民保后子1926年向地主借債40元，當年糧賤，地主就將錢折成40石莜麥。第二年，莜麥漲價，地主又將40石莜麥折錢280元。（注：宏流：《地主剝削式樣》，載《晉綏日報》1947年3月30日。）經過糧錢互折，二年間合年利300％。方山縣“放土債”的辦法則是，春夏之際借莜麥1斗，時價1000文，加5行息，至秋后償還時，如莜麥價格漲至1000文以上，就以1斗加息半斗歸還莜麥；如莜麥價格降至1000文以下，就按借麥時1000文的價格加息還錢。如債戶愿還莜麥，就按借時的高價折合成低價時的莜麥數額，另加息歸還。（注：司法行政部編：《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1930年印，第834、857、824頁。）在河南魯山縣，有“雙保險”、“兩頭利”之說，即借糧還錢者，糧價“聽漲不聽跌”，還債時按借用期間的最高糧價計算金額；借錢還糧者，糧價就低不就高，歸還時按借用期間的最低糧價折算糧數。（注：程岷源：《高利貸形式何其多》，載《魯山文史資料》第4輯，1988年。）在江蘇蕭縣長安村，貧民借糧時按當年最高市價折成銀元，到收獲時再按較低的市價折成糧食歸還，譬如借麥1石，按該年最高麥價每石10元計算，到收獲時，麥價跌至每石5元，就按此將10元折成2石小麥清償債務，利息達100％。（注：江蘇省立徐州民眾教育館：《長安村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載《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月。）在漣水縣，農民于春寒時借糧，收獲后以錢償還，糧價以春價計算，隨漲不隨落，故貸谷1斗，非2斗莫償。（注：陸國香：《蘇北五縣之高利貸》，載《農行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安徽來安縣安樂鄉也是如此，春天借糧1石，到清明時作價，聽漲不聽跌，待糧食下場時再依當地市價折成糧食付還，通常借糧1石，須償還2石左右。（注：安徽省財政廳等：《安徽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第1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1、299、299、320頁。）在湖北，農民春耕時借谷1石，以同樣的方式于秋收時還谷達3石。（注：程理锠：《湖北之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成文出版社、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年版，第45599頁。）在湖南衡陽縣，稱這種借貸為“標谷利”，四、五月間借谷1石，以最高價折為現錢，第二年七、八月間又以最低價折谷償還。與上述蕭縣長安村不同的是，還要加月利6-7％，總共利息竟達原本的3倍以上。（注：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黎明書局1933年版，第1125、1124、1125頁。） 也有借錢還糧的折轉情況。如浙江南田縣的“放谷債”，借銀10元，至夏秋早稻或晚稻收獲時，以較低的市價折合還谷。（注：施沛生主編：《中國民事習慣大全》，上海廣益書局1924年版，第9頁。）安徽滁縣大王營鄉，債主先估計秋收新糧上市的價格，再按此對半付錢折成糧食放予債戶，群眾稱為“隨市作價，聽漲不聽跌”，如稻谷上市估計每石8元，僅借4元或4.5元，秋收時債戶還1石。（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歙縣巖寺區一地主借給農民30石糧的錢，按4千元1石折成糧，而當時糧價2萬元1石，等于借1石還5石，借30石糧的錢要還150石糧。（注：華東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安徽省農村調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