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認為，近代中國社會對西方科學的認識、理解和接受經歷了從器物（技術）層次到制度（社會）層次再到思想（文化）層次的過程。據此，作者剖析了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間中國社會之科學觀的演變線索及背景乃至對中國社會之影響。 關鍵詞近代中國科學觀演變器物層次制度次層思想層次

從1840年（道光20年）的鴉片戰爭到20世紀今天的100多年間， 中國社會對科學的認識理解和學習經歷了從科學的器物（技術）層次到科學的制度（社會）層次再到科學的思想（文化）層次的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分析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及國民科學觀之演變，剖析中國社會各階層、各派系人物的相關思想、觀點及其背后的政治、社會、經濟乃至文化背景，對于考察百年來的中國思想史、中國科學史，乃是十分有意義的。 一、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科學的器物層次 鴉片戰爭的失敗在喚起國人自強圖存的民族主義情感的同時，中國社會最先的反應便是激切地學習、模仿西方列強的先進技術即被自己曾視為“奇技淫巧”的科學，這成了當時社會各派人物為振興中華的一致和唯一選擇。早些時候的林則徐就曾主張學洋人之“船堅炮利”，而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則明確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洋務派思想的產生一方面是繼承了林、魏等早期改良派的有識之見，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國內外的現實壓力。當時所謂的“洋務”可以說是包括了對外交往的一切事務，除外交、契約外，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洋科學、購置西洋槍炮機器、開礦辦廠、雇洋人按照其法訓練軍隊等，均無一不屬于洋務的范圍。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是奕ｘīｎ＠①、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 洋務派提出“自強新政”以期實現富國強兵，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便是軍事技術的洋化。面對另外一個強盛文明的武力威懾，在器物技術層面上優先產生認同是最自然不過的。李鴻章就曾說：“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1〕，他主張“變易兵制，講求軍實，廢棄弓箭，專精火器，習機器，制輪船”〔2〕。因此，19世紀60年代到90 年代的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便是興辦軍事工業并圍繞軍事工業開辦采礦、冶煉和運輸業，包括學習洋文、提倡某些“西學”、派人出洋留學等均是圍繞軍事。曾國藩曾說：“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制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里。”〔3〕可以說，在洋務派眼中，學習西方科學的最大功效便是能建立一支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而“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4〕。 但無論如何，洋務派畢竟把科學視作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并付諸行動，使國人領略了“格致科學”的巨大力量。在洋務運動中，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從微積分、代數、幾何、概率論到物理、化學、天文、生物、從蒸汽機、織布機到煉鋼爐，從輪船、火車到電報、電話等，相繼傳入中國。 雖然洋務派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抨擊，后者指出“立國之道當以禮義人心為本，未有專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5〕， 但這兩派思想并沒有原則上的對立，洋務派中的曾、李、左及張之洞等代表人物都是傳統的衛道士，他們只是在“用”的層面上來提倡西學，目的仍是為了保“體”。李鴻章說過：“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6〕與其說洋務派不忍割棄與傳統的感情紐帶， 更毋寧說他們對西方文明及西學的認識仍局限在器物技術層次，他們在思想深處感到孔孟之道乃治國之本，亙古未變。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曾說：“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可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圣人之徒也。” 倒是少數有先進思想的人物反成了孤獨者，郭嵩燾以其對“洋患”的深入研究，提出辦洋務必先“通其情、達其理”，在具體措施上，郭提出應扶植中國的商賈，反對洋務派當時壟斷工業的做法，并比較了兩種方式利弊，他認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并說，“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應變，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審機”。郭嵩燾的這些思想已經超越了當時洋務派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成為士大夫階層中主張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驅，并為維新派思想開了先路。〔7〕馮桂芬在《校ｂìｎ＠②廬抗議》中提倡“以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后來又提出改革內政等要求。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人在對西學的認識層次上也有一定的高度，除技術工藝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提出了變革的要求。這些思想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朝野各階層中是很難產生共鳴和得到欣賞的，并且這些人本身也仍認為技術、工藝乃至社會政治制度只是拿來便可用的“器”，至于維護中國自身生存的“道”和“本”，則還是傳統的綱常名教，即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所說的“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8〕。 洋務派乃至當時中國社會的大多數人意識不到自己對西學認識之偏執和缺陷，更意識不到中國當時腐朽的社會、政治制度構成了學習西方真理的根本性障礙，在此意義上講，洋務運動的流產幾乎是必然的，而洋務派則成了西學傳入中國后的一個畸形產物。 甲午海戰（1894年，光緒20年）的失敗再次警醒國人：技術工藝制造只是西學之皮毛，真正富國強兵之路在于制度變革。甲午海戰，中國并非敗于西方列強，而是敗于幾乎與中國同時學習西方的日本。尚比洋務運動稍晚的明治維新運動（1868年）提出了“和魂洋才”、“求知于全世界”等主張，并實行了一系列旨在長遠的制度改革，取得了驚人的奇跡，在海戰中，日軍以并不優于清軍的實力，幾乎覆滅了北洋艦隊。中國社會要求變革社會政治制度的呼聲日漸高漲，對科學的認識、理解與學習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二、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科學的制度層次 洋務運動客觀上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技術，而甲午戰爭又使中國社會清醒：沒有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作保障，科學是不可能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奕ｘīｎ＠①曾評價洋務運動說，人人有自強之心，人人有自強之言，迄今而仍無自強之實。中國人開始明白，縱使船堅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個行將腐朽的社會政治制度。變革社會、改革政治，學習西學之根本成為甲午后中國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科學在中國，已不僅僅是器物制造之學，它有了自己更進一步的內涵。 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人。曾親游歐洲的康有為在上奏光緒的萬言書中就明言“變法成天下之治”，認為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經完全腐朽敗壞。郭嵩燾等人早已看出“政教”為西方富強之本，認為舍本逐末去辦一點洋務，學一點技藝制造，并不能挽救亡國，但他并未看到本朝“法度”即政治早已腐敗，也不敢提出從根本上變法和效法西方的主張。歷史的擔子就落在了維新派的肩上。 康有為上書中大講變法新政，其內容一部分是洋務派早已提出的，如機器、鐵路、輪船、礦山、軍隊等，但他認為根本不在乎此而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康氏的變法新政帶有狂熱的政治雄心，他認為為了實現這個雄心，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爭取皇帝的贊同和官僚集團的支持，從而實際參與政權，這實為傳統的“圣君賢相”〔9〕主義。 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后期思想的落伍。 與康有為相比，梁啟超的變法內容更具體，他在《變法通議》中明確指出同治以來講洋務學西學三十余年，而屢屢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變法不知本原”，而這本原并不在于“堅船利炮”，相反，“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維新派在一開始就明確借諸自己的報刊宣傳思想，左右社會輿論，影響群眾，這是與洋務派大不相同的。通過自己的報刊，維新派將西方的進化、演變、改良、適者生存等進步思想逐步引入中國社會，為自己的變法綱領提供了思想養料和群眾輿論基礎。在維新派與洋務派的論爭中，雖然維新派激烈抨擊洋務派之變法是“小變”，是“變事”，是“彌補”，而“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但是維新派自己的思想體系里面，體用的內涵，國家的概念，民權的含義等仍是模糊和矛盾的，這一點連對西方有精深認識的嚴復也不例外，其晚年思想的復古便說明了這一批思想者的悲劇性。 戊戌年（1898年，光緒24年）的百日維新最終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終，但在中國社會里，變的觀念畢竟已深入人心。維新派對西學之認識深度和廣度比洋務派有了大的進步，他們認識到，為了有效地、最大限度地發揮科學的社會功能，必須改造中國社會，變革中國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使社會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良好環境。〔10〕 購置槍炮船艦，不如培育優秀人才，而欲此，就須變科舉、改官制、開議院……這是維新派之思路，亦是其高明、進步之處。維新派的功績之一便是以學校和策論來對抗科舉和八股，并創設了京師大學堂，使西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學科成為大學的主要課程，與此同時，全國上下出現了學會熱、學堂熱、報館書局熱、報刊熱等。 就連慈禧朝廷也不得不順應歷史潮流于1901年宣布“新政”：提倡和鼓勵私人資本辦工業；廢除科舉考試制度，設立學堂，選派出國留學生；改革軍制。甚至在1905年開始同意考慮立憲。 洋務派的主體是傳統的士大夫貴族，維新派的主體是具有新思想、有革命性的激進知識者，這批知識者是處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渡者，他們后來成了與孫文革命派對立的立憲派之主體。雖然在具體的措施落實上，維新派并沒有超越洋務派多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更情緒化、更感性化，后者更注重現實社會的可行性〔11〕，但維新派之科學觀及對中國社會之思想認識畢竟進了一步，他們本應扮演的理性、啟蒙之角色，為后來紛亂的中國政治所抑制，對這一點，維新派自己是無能為力的。

注： 〔1〕《同治夷務》卷二十五。 〔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 〔3〕《李文忠公譯署函稿》卷一。 〔4〕《李文忠朋僚函稿》卷三。 〔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 〔6〕《同治夷務》卷二十五。 〔7〕鐘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1985。 〔8〕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東方出版社，1987。 〔9〕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 〔10〕孫小禮、張祖貴：《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發展概論》，廣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1〕吳向紅：《維新思潮中的科學理性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NO.3。 〔12〕歐陽哲生：《新文化的源流與趨向》，湖南出版社，1994。 〔13〕《嚴復集》（二），中華書局，1986。 〔14〕梁啟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晨報》，1922年8月26日。 〔15〕徐輝：《五四科學思潮辨》，《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NO.2。 〔16〕丁文江；《玄學與科學》，《努力周報》NO.54—55，1923。 〔17〕《胡適的日記》（1922年3月25日），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 〔18〕林文照：《20世紀前半期中國科學研究體制化的社會因素》，《自然科學史研究》，1994，NO.2。 〔19〕王駿：《英雄與名士——翁文灝與中日近代的學者參政運動》，《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NO.1。 〔20〕參見《獨立評論》，1937，北平；《世紀評論》，1948，南京。 〔21〕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