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興學三特點

李忠王筱寧

[摘要]由于缺乏興辦新式教育的經驗，近代中國興學觀念、學制系統乃至一些具體措施，都來自對西方國家的模仿；由于缺乏興學資金，政府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由于引入的是異質教育，教育與社會生產、生活長期難以適應。由此形成近代中國興學過程中的三個鮮明特點：模仿發達國家的教育，廣泛調動民間力量參與教育活動，教育變革與社會發展處于難以適應之中。

[關鍵詞]近代中國；興學；模仿；民眾參與；不相適應

Abstract:The ideals and systems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came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of lacking experience of running new schools. The non．governmental capital was encouraged into education field because of lacking the governmental funds. The education which differed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uld not fi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mitat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ncouraging the non．governmental funds into education and the conflict of development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Key words:modern China; running school; imitation; the masse participation; conflict

近代中國教育變革的動因，主要不是來自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而是社會變革。如果說思想與政治變革為教育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寬松的輿論氛圍與政治環境，經濟發展則是教育變革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國是“受外力刺激與挑戰而從事工業發展及社會、政治變革的一種外發性的現代化”[1]，在變革過程中呈現出一些不同尋常的特征。這種特征體現在教育上則是：興學觀念、學制系統來自對國外的效仿；辦學經費依靠民間的捐輸；教育與社會生產之間呈現出適應中的不適應。這些特點相互區別，但又密切聯系。它們形成于近代中國興學過程之中，又對當代中國教育改革有著現實的參照意義。

一、從“藥方只販古時丹”到“藥方只販外人丹”

有學者將近代之初清政府對教育的整頓路徑，形象地稱為“藥方只販古時丹”[2]。教育中出現這種情況，顯然與清政府因循祖宗成法的思維慣性有關，但又不限于此，生產力發展乏力是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生產力領域沒有發生變革，沒有為教育變革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沒有產生強烈的教育需求，社會生產中所需要的知識也沒有進入教育領域。教育沿著原有的軌道并不斷地從固有文化中汲取養料而得到發展。然而，這種教育輔以僵化的制度，陷入教育愈發展，社會愈乏發展動力之怪圈。這種狀況隨著西方列強入侵而來的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變得更為明顯。

在中國，社會的早期現代化伴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開始起步，在被動中模仿或移植著西方社會的某些措施。經濟的早期現代化同樣帶有明顯的移植痕跡，移植范圍包括中國以往沒有的產業部門或已有但以不同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的部門。這種移植的產業部門一旦進入中國，便顯現出其優越性，尤其是以科學技術為內在驅動力、以機器使用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入，使中國固有生產方式的落后暴露無遺。新型生產方式所顯示的優越性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關注，以新的生產方式從事經濟活動，成為近代中國人抵御經濟侵略、求得富強的主要途徑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愿望愈加強烈。在固有教育難以滿足新的生產方式對人才的要求時，變革教育的呼聲出現，并急劇高漲。這種輿論與生產領域的實踐活動遙相呼應，壯大了要求教育變革的力量，近代教育開始萌動。

在缺乏創辦新式教育經驗的情況下，近代教育基本是采取模仿的方式得以展開。模仿內容不僅體現在學制系統、教育觀念上，甚至體現在專業選擇和課程設置上。就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商業學校課程設置而言，幾乎是日本的翻版以清末高等商業學堂為例，共設課程18門：商業道德、商業文、商業算術、商業地理、商業歷史、薄記、機器工學、商品學、理財學、財政學、統計學、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國語、商業實踐、體操。據周學熙《東游日記》記載，這樣的課程設置幾乎是日本高等商業學堂課程設置的翻版。見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27；中等商業學堂所設13門課程中，僅比日本多了理財大義、商業實踐，少了速記術，其余則完全相同。見曾治平.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校史[M].武漢：湖北商業高等?？茖W校，1997.10.；而且“各種科學書，中國尚無自纂之本……不得不借用外國成書以資講習”[3]（Ｐ214)；至于雇傭洋教習、大批派遣留學生，不余遺力地翻譯西書、介紹西方教育理論與實踐，無不顯示出“藥方只販外人丹”的特點。這種移植國外教育的情形貫穿于近代中國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國，出現了與“藥方只販古時丹”相對應的“藥方只販外人丹”的狀況。黃炎培于1930年代在他的《中國教育史要》中，對這種效仿國外教育的做法給予概括：

中國最近時期……種種變化，都是外爍的，不是內發的；是被動的，不是主動的，這是很明顯的現象……吾們先求教育跟上人家，慢想超過人家。宗旨并精神上須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還須擇善而從，若并模仿而以為可恥，是永遠沒有出息的了。[4]

黃炎培清楚，西方教育是先進的，是中國教育發展的方向，希望在“不失去自尊自立”的前提下，通過模仿進而達到超越的目的。然而，如同美國比較教育專家阿特巴赫所言：“美國的改革和實踐，在考慮解決其他地區的問題時可能是有益的。美國處理的挑戰，其他國家也可能遇到，可能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這些觀點可能是相關的。但是利用外國的模式來解決它們國家當前的問題看來是不可能的。”學習或移植別國文化教育是促進本國文化教育發展的一個途徑，但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輔以融合、吸收，解決好移植與同化的矛盾，尋求二者的統一。否則，不僅引入的教育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教育對其他社會部門的促進作用受到影響，而且也為教育本身發展帶來不良后果。“學校的實踐應該盡可能與本地的需要相聯系。以借鑒外國的模式和技術為一方，以發展本國的模式為另一方，這二者之間的斗爭是復雜的?！盵5]近代中國教育恰恰在處理這種“復雜的”“斗爭”時遇到障礙，為教育目的的實現及教育自身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問題。

二、民間資本的廣泛參與

與經驗缺失遙相呼應的是辦學經費的拮據。清末大規模的興學活動始于1901年，這是經濟極為困頓時期。1903年的一份上諭稱：“現在國步艱虞，百廢待舉，而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為炊？”[6](P5117)中央財政拮據，只能將希望寄托于地方政府，要求各地著力興學。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兩年之后，張之洞、袁世凱等稱：“奉旨興辦學堂，已及兩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學堂，仍未能多設者，經費難籌累之也。公款有限，全賴民間籌捐。”[6](P5127)限于資料，我們難以知曉晚清政府教育經費的準確數字。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記載：清末興學以來，各級學校經費多出自地方公產或公益捐或承襲過去書院之收入，其純恃中央及省縣財政開支者，僅少數學校[7]。據1910年的《教育雜志》陳述：“學部進款，向以華俄銀行息入為大宗，每年多至三四十萬兩，少或不及二十萬兩。乃自光緒三十三年，該行生理虧折，以致該部光緒三十四年應入息款，分毫無著?！盵8]可見，晚清政府興學時的經費是非常有限的。

經費不足在《癸卯學制》中得到集中反映。如初等教育關系“國民之智愚賢否，關國家之強弱盛衰”，本應隨地廣設，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童，始無負國民教育之實義。然而，限于經費，僅能在縣城設立兩所，大縣城設三所，“以為楷?！盵9](P417)。進而改變人們對教育理性認識，改變教育在人們心目中應有的地位實業學堂為“振興農工商等各項實業，為富國裕民之本計”，也是造成“中國農工商各業故步自封，永無進境”的原因所在。但是，受制于款項難籌，只能“或在省城，或在繁盛地方預為布置，至少總須設成一所”[9](P750)。興辦教育除了受資金限制外，還受師資限制，“師范生將來有教育國民之重任”，應在每州縣設立，限于“物力艱絀”，也只能“先于省城暫設一所”[9](P751)。

初等小學為養正始基，各國均為國家之義務教育……蓋深知立國之本全在于此。此時各省經費支絀，在官勢不能多設；一俟師范生傳習日多，即當督飭地方官，剴切勸諭紳富，集資廣舍”[9](674．675)。

公款難以滿足廣建學堂的經費要求，而育人才又“非建學堂不為功”，為了解決難題，拓寬籌措資金渠道的辦法被提了出來。將興辦教育的經費來源寄托于“紳富”等民間人士或團體，成為清末興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對于能捐款興學者，分別給所辦學校以“公立”、“私立”名號，給創辦人以“花紅”、“匾額”、“旌表建坊”等獎勵；能慨捐巨款、辦學成效卓著者，則獎給官銜。這種措施對財政困難的民國政府依然有效，獎勵民間捐資興學作為一項制度被保持下來。直到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仍有《捐資興學褒獎條例》，指出：“凡私人或團體捐助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體育場、民眾教育館，或其他有關教育文化事業者，依本條例給予褒獎?！盵10]

清末、民國時期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做法，對于緩解政府財政壓力起到積極作用，同時獲得緩解財政壓力本身的額外價值。張弼士在《癸卯學制》頒布之際，一次捐銀20萬兩，作為籌辦實業學堂經費[6](P5002)，1909年捐香港大學10萬元，并在晚年掖助嶺南大學。這種做法，無疑是對政府興學措施的認同與支持，也為其他個人和組織捐資興學做出了表率。近代中國有著數量可觀的捐資教育群體和金額。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資料（該資料只統計捐助千元以上者），民國建立之前16個省市的民間捐助教育的資金達621 129元，民國元年一年間，這一數字上升為2 253 712元。[11]在這方面，遠涉重洋的華僑的作用不容忽視。

陳嘉庚之于集美學村、李廣前之于梅山學村、胡文虎之于小學教育，是其中的典范。就廣東梅縣華僑而言，從1901年創辦“建勛學堂”開始，先后創辦東山中學（1913年）、嘉應大學（1924年）、南華學院（1940年代）。據資料記載，建國前梅縣80％以上的中小學都是華僑捐資興建或資助維持[12]。此種介入教育的民間力量，對于負擔巨額賠款的晚清政府和財政困難的民國政府而言，無疑是有力的支持。盡管捐資興學者未必都為獲得獎勵而資助教育，但是晚清政府與民國政府還是將獎勵捐資興學作為發展教育一項重要的措施一再重申。

民間資本的介入，為新式教育的推進起到積極作用。盡管政府辦學經費拮據，新式學堂的數量還是得以快速增加。據清末教育年鑒記載，從1904年到1907年再到1909年，全國新式學堂數由4 222所增長到37 888所再到59 177所，相應的學生數由92 000余人到1 024 988萬人再到163.9921萬人據學部總務司編《宣統元年份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有關資料計算而成。。與1904年的學堂數和學生數相較，1909年的對應數字分別是1904年的14倍和178.25倍，從學校數量與入學學生人數上看，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與捐資興學相對應的是，近代中國民立學校非常發達。據《天津縣新志》記載：從1900～1911年，天津有大、高、中、小及其他各級各類學堂共計156所（按其所列學校名稱，應為170所——引者注），其中民立學堂103所，占總數66%[13]。據開風氣之先的上海統計資料記載，截至1917年，上海有學校共計276所，屬于縣立、市立者僅6所，屬于公立、私立者270所，兩項合計占學?？倲档?8％據《上海縣教育狀況》計算所得。上海縣知事公署.上?？h教育狀況[M].中華民國六年八月。。論者謂：“全縣公私立學校，由地方熱心人士，或獨資設立，或創建校舍者，頗不乏人?！彼饺司栀Y教育成為亮點，“我川教育之盛，大半得力于私人之熱心捐資興學”[14]。甚至到1930年代，民間興學之勢依然強勁，據河北灤縣1936年的統計，全縣共有小學617所，屬于縣立的僅有37所；至1939年，全縣有小學593所，屬于民立者538所之多[15]。湖南的統計仍然顯示出相同特點：截至1942年，湖南共有中學175所，縣立、省立、國立及外遷中學共54所，公立或聯立、私立121所，占到中學總數的69％；職業學校49所，屬于私立、聯立的45所，占到總數的91.8％。[16]論者謂“私立中學發達是民國時期湖南中學教育的一大特點”[17]。而據近代中國歷次教育年鑒的統計結果看，私立學校在學?？倲抵卸颊加邢喈敱壤?。可見，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是解決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徑。

民間資本介入教育，不僅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壓力，更為普及新式教育以及探索新式教育的發展途經提供了珍貴的、可資借鑒的經驗。作為近代書業巨擘的商務印書館，于1910年所辦的師范傳習所，開中國函授教育之先河；穆藕初于1920年設立留學教育基金成為我國最早的教育基金之一；民間設立的教育會、體育會等組織為清末政府和民國政府設立相應的教育機構提供了現實的樣本；而工商組織和個人，以教育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聯系的措施，創辦了大批學校和企業內教育設施，對中國固有工商教育的近代改造和新式教育的本土化探索做出了積極努力。

三、在適應與不適應之間

近代西方教育是先進的，代表當時世界教育發展的水平與趨勢。但是，西方教育建立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之上，它是西方社會數百年發展積淀的文明成果。西方教育在其產生地可以發揮巨大功效，而在其他地方未必能發揮其在本土所發揮的作用。與西方文明傳入中國之前相比，近代中國生產力有了新的變化。然而，這種變化剛剛開始，發展迅速仍處于初級階段，在固有教育無法培養所需人才的情況下，對教育提出要求。這種對教育需求的方向是現代的，但又是初級的。這些移植于西方的生產方式和教育形式，要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顯得極為困難；要使兩種帶有濃厚移植色彩的部門相互適應、協調發展，則更為艱難。近代教育與經濟、社會之間，呈現出適應中的不適應。說其適應，是因為近代教育與經濟發展有國際背景，符合世界潮流，向著現代化邁進；說其不適應，是因為二者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難以消解，并互相隔膜、互不關涉，甚至互為被動。

從1901年頒布“興學詔書”之后，一直嘗試按新法辦學，新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培養新式人才而達致國家富強；1904年仿照日本成法頒行新學制，至民國后又數次借鑒歐美做法頒布新學制，其基本框架與結構，一直沿用于近代中國。多移植而難同化，成為近代教育發展的特點，也成為其弊端所在，這種情形在興學初期即有所顯現據1905年12月21日《東方雜志》轉錄《中外日報》報道：“朝野之望興學久矣。今者科舉既廢，各處之學堂，將自此而興，教育宜若可望普及矣。然學界之與一般社會，若有一大怪物阻梗其間，各行其是，而兩不相謹者，何哉？蓋學界但知組織完善之教育機關，而一般社會之意志，則切望子弟速成謀生之學問?！敝赋鼋逃c社會脫節、求學者與辦學者目標不一的狀況。，卻一直延續于近代中國。興學數十年，非但教育的目的難以實現，而且對于求學者、教育自身、用人部門乃至社會的發展顯得極為乏力，對產業部門尤其如此。

實業界人士曾于1929年籌設中華實業大學，在各地成立籌備委員會。上海籌備委員朱葆三、宋漢章等于1929年11月4日在外灘召開實業大學籌備會議，在宣言中對近代教育與經濟發展狀況及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剖析，頗有代表性，茲錄如下：

吾國言新教育、新實業者，近三十年于茲矣。不聞以新教育、新實業救弊起衰，惟聞以新教育、新實業為世詬病。推其故，皆由于新、舊學識之未能勾通。中國畢業于國內外大學者，率皆文理優長、研求有素，及其經辦實業，往往因經驗未當，難收成效，蓋明于世界大勢而昧于社會習慣有以致之也。資本家坐擁巨資、墨守舊法，創辦偉大事業，僅憑數十年經驗而無新學識以濟之，簡單之理想斷不足應世界潮流。于以見經驗、學識相濟為用，非交互貫徹，則所謂新教育、新實業者不過徒托空言，而于社會、實業無毫末之裨益也……新教育者，所以培養人才，新實業者，所以擴充經濟，而其效果乃竟若是，同人等甚憂之，而外人之有同情心者亦甚憂之。憂之而謀解決之道，于是乎有籌辦實業大學之說[18]。

工商界籌辦實業大學的結果不得而知，但籌備宣言中反映出的問題卻頗為深刻：30年的新實業、新教育為世所詬病，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功效，根本原因在即于：教育自為教育，實業自為實業，教育與實際的生產生活不相關涉；學自為學，用自為用，學用不相符，難收成效。其所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教育與實業同樣陷于被動，而社會發展亦乏后勁。

任鴻雋曾就當時留學生的狀況，對實業、教育兩界的隔膜有進一步說明。他指出：“留學實業所最苦者，乃在學已有成，可進研一實際有用之問題時，而不知其問題之為何?；騽t私意測度，妄擇一問題研究之，而既無實際調查以為之依據，歸去時或為時勢所制，所學終歸無用。”所以，留學國外者，有研究實業之機會，而苦無研究之材料；國內實業家有供給材料之能力，而無研究之人才?！皟煞矫姹緸榛ビ?，唯其不能，乃至兩敗俱傷，而實業遂歸無望”?！氨緸榛ビ谩钡膬煞健皟蓴【銈钡母驹颍谟凇皩W界與商界素乏聯絡，亦隔離無以自達”[19]。

由于商、學兩界缺乏有效溝通，于是出現這么一種惡性循環：求學學子面臨畢業即失業，教育自身發展陷于困境；實業界所需人才奇缺，對人才亟亟渴求，實業發展難以為繼。這種狀況，用蔡元培的話來說，“需要供給，相懸至此，無惑乎求事者未能得事，求才者坐嘆無才”。失業的學生不僅包括中學生，甚至有大學生、留學生。職業教育社上海職業指導所1930年統計報告顯示：委托介紹職業者2 872人，其中國內大學畢業者738人，國外大學畢業者133人。大學畢業者尚且如此，中學畢業者，景況更差。在近代工商業最為發達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狀況可想而知。至于普通教育，景況更為不妙：“我國社會問題，日趨嚴重，抉其最著，約有數端。近人恒言，普通教育愈發達，社會失業者愈眾。因果關系未必盡然，但畢業高級小學、不能升中學。畢業中學，不能升大學，一歲間無慮數千萬。此輩散在社會，高低兩無成就，既已有相當之知識，養成超越平民之欲望，而卻無一技專長，執業社會，悵悵何之，滿懷抑郁，其于國家社會，為利為害，不言可知?！苯逃c實際的生產脫節，不僅導致教育和實業難以發展，社會發展也日趨艱難，“社會事業，既已日見凋枯，而人才供求，更復兩非其當，國家社會，損失幾何，寧能數計！”[20]在教育無視社會尤其是實業對人才需要的情況下，教育自身陷于困境；而實業界不得不對學徒教育進行適當的改造后，繼續發揮其教育功效。

如果說以上看法代表城市工商業者和教育者觀點的話，那么，農村發出了同樣的聲音，而且語辭更為犀利。陶行知曾在他的《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對當時延伸到鄉村的主流教育展開辛辣批判：

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21]

與鄉村教育者的觀點相似，中國共產黨人到達延安后，同樣對延伸到解放區的主流教育進行批判：

現在的所謂新教育，其強點在于有國際背景，其弱點也在這里……它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的產物，不合于中國的需要……它是大城市的產物，不合于農村的需要（更不必說象陜甘寧、晉西北這樣地廣人稀的農村）；這些卻是無可爭辯的。我們是在中國，在民主根據地，在戰時，在農村，抄襲這套制度課程辦法，就毫無出路……舊教育制度（廢科舉興學校以后的教育制度）因為要學外國，留學就成為它的靈魂，國內幾乎都是留學的預備性質，處處以外國為模型，所以它的基礎不是在腳上，而是在頭上的。[22]

這真是奇怪的事情，近代中國興學原因在于“值智力并爭之世，為富強致治之規，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學校”[3](P195)，教育與國家之間有著重大而密切的聯系，“教育之系于國家密且大矣”；興學目的在于使無人不學，人才眾多，民風純厚，“正學昌明，翼教乃以扶世”，“務講求農工商各科實業，物無棄材，地無遺利，期有益于國計民生”，使國家日臻富強[3](P220，226)。而事實卻是，無論城市的工商界還是鄉村的農業界都對這種教育大為不滿，予以辛辣批判。出現了愿望與現實之間非但不能契合，而且相互背離甚至互相排斥的奇怪景象。所有批判都集中在一點：教育與實際的生產、生活相脫離。針對此種情況，城市工業者要求，溝通教育與實業間的聯系，實現教育與實業同興；鄉村教育者宣告，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解放區的共產黨人認為，應實施適合農村生活需要的教育。

鄉村教育者與解放區共產黨人批判主流教育的意圖是明確的，即“想從認識農村事物、掌握農村的技能開始‘催生’農村的現代化的教育方式”[23]。然而，正如《解放日報》“社論”所指出的，新教育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的產物”、“是大城市的產物”，盡管“不合于農村的需要”，卻是先進的，代表著近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想在農村的封閉中實現現代化，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因為大工業“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它建立了大工業城市來代替從前自然成長起來的城市”，“它使商業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24]。以農業為基礎的農村生活向以工業為基礎的都市生活轉變是歷史發展的趨勢。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摒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的產物”和“大城市的產物”，而在于如何使這些“產物”能被中國所同化、吸收，能與中國固有文化融合，使這些先進的文明成果能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為中國的經濟乃至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在教育與經濟、社會不相適應的大背景中，局部地區出現教育與實業、社會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這種狀況在工商業者及其組織的興學活動中得到明顯反映。如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于1920年籌辦“棉鐵工業學校”，“以工業為目的，以教育為方法”[25]，凸現實業界對工業化的追求和對教育的定位，以圖實現教育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企圖通過這種方式實現新式教育的本土化改造；直隸高陽商會將教育與社會生產及生活緊密結合，實現近代高陽社會的整體變革。其他如周廷弼之于無錫“周新鎮”[26]、章榮初之于湖州“新凌湖鎮”[27]、虞洽卿之于慈溪“三北”[28]、張謇之于南通、陳嘉庚之于集美、榮德生之于無錫等等，都是將教育作為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給予重視的典范。近代南通、無錫號稱模范縣，絕非教育一枝獨秀，社會經濟、交通運輸、文化教育、環境衛生、慈善公益等等事業協調、綜合發展才是其顯著特點。這種做法的深層意義在于：將教育作為社會綜合發展的一個有機環節予以重視，以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形式實現對新式教育本土化的改造，而且成效顯著。

近代中國興學過程中呈現的特點，對當代中國教育發展和教育改革的借鑒意義不容忽視。“藥方只販外人丹”的做法，對中國在學習和借鑒西方國家教育促進本國教育發展起到重要作用，這種作用無論從觀念層面還是實踐層面，無論是在制度層面還是具體的操作層面，都有明顯的反映。但是，這種作用的負面影響同樣深刻，它使得中國固有教育從一枝獨秀到居于主導、從互相競爭到最終被取代，從而使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過程成為消滅中國固有教育傳統的過程。中國教育的特色在這一過程中不斷遭到淡化，并最終消失在歷史之中。在建立有中國特色教育體系以及教育理論體系的今天，需要對這一現象重新考量。民間資本廣泛介入教育領域，對于緩解政府在興學過程中的財政壓力起到積極作用，尤其是由于民間資本介入后出現的新的教育形式，對教育的普及與推廣功不可沒，對社會底層民眾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持，對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但是，這種推動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導，同樣出現一些出乎意料的結果。近代中國教育發展過程中由于對新式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處理不當，導致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適應，出現用人單位人才奇缺、對人才亟亟渴求，而學校中的學子由于培養不得法、畢業即失業的嚴重問題，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新式教育的認識和態度，也影響到教育功能的有效發揮。這種情況在社會轉型劇烈的今天日漸成為社會問題，重溫前人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此類問題的方式，可以為今日處理同類問題提供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近代教育雖然比較滯后，畢竟為當代教育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近代中國人在辦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中所形成的傳統，所走過的彎路和由此出現的弊端，都值得后來者認真對待。因為，“只有這樣，歷史才能成為財富而不是包袱，而人們也只有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對于歷史的超越”[29]。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近代中國人的夢想，也是當代中國人的使命，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需要將歷史與現實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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