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重要意義

政治參與作為政治社會的一種政治行為，其發展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民主政治發展水平的重要尺度。這是因為，“民主作為制度，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強調公民的政治參與。”⑶廣大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推動我國農村社會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并對農民工自身的利益維護和政治成熟也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首先，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有利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就其基本內涵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民治政治，即由人民來決定政府的形式，管理國家的事務，規定政治的方式，換言之，權力的來源、授予、運作、更替、監督以及歸宿都應落實到人民的意志之上”。⑷ (p1) 從民主政治的內涵來看，政治參與是其應有之意。在現代社會，政治參與已成為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之一。沒有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決策的參與，民主政治便無從說起。布萊克曾指出：“現代政府在下述意義上可以說是典型的民主的：所有的公民均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政治領導人和決策的選擇，個人的選擇權由有效的公民自由得以保障”。⑸(p22) 但由于多種原因所致，目前我國農民工的政治參與還處于邊緣化的狀態，他們基本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心中的意愿不能有效地表達，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也落實得不夠。這一系列潛在的因素直接影響到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因而，在制度的保障下，讓農民工充分行使政治權利，有效地參與政治，將推動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質性進步。

其次，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對我國農村社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 對鄉村政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以來，我國打破了“王權止于縣政”的傳統，國家政權進一步滲透到鄉村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1998年經過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公布后，廣大農村的基層民主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外出務工的經濟能人有相當一部分回去參加村委會干部職務的競選，并且取得了成功。這就改變了我國農村傳統的權力結構。在傳統鄉村，權力結構中占優勢地位的往往是當地的大戶或宗族的首領，而自從農民工參加競選以來，這種傳統的權力構成正發生著靜悄悄的變化，并且呈現出勃勃生機。一部分農民工中的經濟精英在競選中獲得了村民的自然認可和國家的權威認可。除此之外，由于外出務工的農民多數都是農村中的知識精英，接受新事物較快，通過進城務工眼界得到了開闊，頭腦中的意識不自覺地被城市居民所同化，溶入了更多市場經濟中平等、自由、競爭等觀念，他們的法律意識以及權利意識逐漸增強，這樣一來，他們的政治敏感度較之于長期生活在農村的人們更強，他們一旦參與基層政治活動，將對鄉村權力形成更強有力的監督，將會使《村組法》中的“四個民主”的法律精神得到更好的體現和落實。② 對鄉村經濟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同時，政治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強有力的反作用。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耳聞目睹或親身參與政治生活的經歷，將有助于提高他們的政治素養和決策能力。農民工中的經濟精英掌握村治權力后，將能更好地對鄉村的建設做出決策，按照徐勇和徐增陽兩位先生的說法，“話語體現了一種意識形態，話語優勢也會構成一種權力關系，即話語權”。⑹(p66)他們的話語優勢不僅表現在競選干部的優勢上，而且也表現在政治決策過程中。此時的經濟精英已展現出精英政治的特性，他們對農村經濟建設所做出的決策能更好地得到村民的認可與支持，這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無疑是有利的。根據杜鷹和白南生等人的調查，在他們所訪談的農戶中，1999年以前將外出收入用于創業投資的農戶僅占外出和曾經外出農戶的2.6%，1995年仍計劃外出的農戶中，準備返鄉投資的已占12.5%。⑺(p143) ③ 對鄉村文化建設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文化的概念包含諸多豐富的內涵，這里主要涉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內容。政治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提出，他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⑻(p29) 傳統中國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處于自然經濟社會的農民經常受到自然災害的侵害，從客觀上來說需要皇權的保護。但是，農民又懼怕皇權對其課以沉重的賦稅和勞役，所以對權力中心處于一種愛恨交加的心理狀態。而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尤其是近幾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解決“三農問題”，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業和農村工作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隨著減免農業稅等政策的出臺，使廣大農民對權力中心給予更多的支持和政治認可，改變過去對權力中心懼怕的政治文化心理狀態，從而激發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同時，農民工在進城務工期間，通過城市政治生活的熏陶，在工廠規章制度的作用下，這些制度意識在農民工心里積淀下來，當其返鄉后更容易接受村治秩序的規定，其政治態度將由傳統社會道德感化的倫理狀態向法制影響下的法理狀態轉化。這一系列現代化的過程無疑有利于我國農村的政治文化建設。

最后，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對農民工自身的利益維護和政治成熟也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一方面，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是農民工實現和維護合法利益，表達自己愿望的重要手段。農民工作為政治社會中的政治人，其本身的社會地位處于一種弱勢狀態。從外在因素來說，需要黨和政府的保護，但能讓黨和政府做出決策的卻在于農民工自身的內在因素。只有農民工自身以理性的方式主動參與政治活動，才能將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愿望反映到政治系統當中，才能糾正政府決策的片面性，從而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決策。這也就是說，農民工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話語權越大，越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實現和保護。另一方面，農民工只有通過日益廣泛的政治參與，才能逐步走向政治成熟。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不過是人與人關系的總和。“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⑼（p551）農民工只有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政治，才能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識，獲得更多的政治能力。帕特曼和麥克弗森同樣也認為，“只有通過參與才能促進人類發展，強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們對權力中心的疏離感，培養對集體問題的關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種積極的、具有知識并能夠對政治事務更敏銳興趣的公民。”⑽(p339) 所以，農民工政治參與不僅能促進自身的發展，而且還能強化其政治效能感，因此農民工參與政治活動能加強對政治體系的理解，增強政治認知能力和端正政治態度，使農民工逐步走向政治成熟。

以上主要從國家、鄉村以及農民工自身三個層次上說明了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重要意義，不過，就目前我國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現狀來看，上述重要意義并非都已得到實現，并且還存在很大的不足之處。

二、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現狀與問題

（一）政治參與邊緣化

所謂政治參與邊緣化，是指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狀況，具體來說是指占農民工主體的大部分人很少參與或者根本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根據徐增陽和黃輝祥兩位學者對武漢市農民工政治參與狀況的調查顯示，參加過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的有145人只占調查對象總數的19.3%，而沒有參加過的599人占79.5%。⑾(p256) 另據鄭傳貴先生對南昌市的調查也顯示，高達81.7%的人自出來打工后就沒有參加過村委會的投票、選舉，只有15%的人參加過。⑿ 另據鄧秀華２００４年４月對長沙市４３９戶農民工政治參與狀況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農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參與比例很低，參加過社區選舉的只有２６人，僅占５．９％。村委會選舉是農民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形式，但農民工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比例也相當低，只有９９人參加過家鄉的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僅占調查對象總數的２２．６％。農民工在城里和村里參加選舉的比例均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權利分割欠明確。眾多的農民工游離于民主政治之外。（13）根據上述調查，大體上可以認為，目前我國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狀況嚴重不足，呈現出一種邊緣化狀態。就其原因分析，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體制性的，也可以說是政治方面的因素。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長期存在，受戶籍制度限制的農民工難以參與城市的政治活動。二是選舉成本方面的，也可以說是經濟方面的因素。目前我國農民工進城務工的主要目的，多數人都是為了養家活口，為了生存。因此，從經濟方面考慮，在低收入的情況下，多數農民工不會支付高額成本而返鄉參與政治活動。

（二）政治冷漠與政治渴求并存

有關調查顯示，有16%的農民工認為選舉對自身來說不重要，他們很容易放棄；有高達40.1%的農民工說選舉時自己不知道。 (14)(p256) 因此，從選舉這種農民工政治參與最常見的方式來看，情況并不樂觀。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 (15) p332）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觀念根深蒂固，導致農民工認為自己的政治參與行為影響不大，對政治參與關注不夠，從而產生了政治冷漠感。其二，當然這也與當地政府的宣傳力度不無關系。基層政權的宣傳力度不夠也是造成農民工政治參與冷漠的原因之一。其三，是由于農民工政治效能感較弱。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人們對參與的功效感有關。(16)(p87) 一般而言，政治效能感與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呈正相關關系，對選民而言，如果選民“所面臨的選擇沒什么重大差異”以及“所作所為無足輕重，不能有效改變結果”，（17(p134)）他們很容易放棄選舉。這也是造成農民工政治冷漠的原因。

雖然政治冷漠的狀況普遍存在，但農民工的政治渴求正日益呈現出逐漸發展的趨勢。據徐增陽等人的調查顯示，有69.3%的農民工認為他們應該參加城市的管理，這說明農民工的權利意識正在逐步增強，希望通過參與當地政治生活來表達自己的愿望，維護自身的利益。究其原因，這種狀況與國家的政策導向是分不開的。近年來，黨和政府在“執政為民”的理念下，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越來越關心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工資問題以及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這使農民工逐漸認識到，他們也應該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樣的權利，從而使其參與政治活動的意識得到了強化，希望通過自己與政治體系的接觸來實現自身的利益。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種政治渴求在個別農民工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特別是那些個體創業成功的企業主，因為政府的方針和政策涉及到他們企業的經濟利益以及企業的地位，所以這部分農民工更希望在當地政府的決策過程中有自己的發言權。

（三）政治參與目標認識模糊

對政治參與目標的認識將影響到公民政治參與的態度以及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來參與政治。從當前我國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狀況分析，在廣大農民工心中，政治參與的目標是模糊的，甚至在某些時候可以說沒有把政治參與作為一個目標來追求。政治參與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廣大農民工心中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從徐增陽等人的調查顯示，多達79.5%的農民工（鄭傳貴的調查顯示為81.7%）自從出來打工后就沒有參加過家鄉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憲法賦予的神圣權利就這樣被大多數農民工輕易放棄了。當然，也有少數農民工委托家人投票，這從法律意義上來講是合法的，但筆者認為，這從政治參與的實質性價值來說不是最佳方式，因為在對候選人沒有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所做出的選擇不會很理想，當選人不一定就能夠充分代表選舉人的意愿，而且做出的選擇往往滲透有被委托人的思想，這就不利于委托人真實意愿的充分表達，不能很好地體現農民工獨立選舉的獨立性地位，更不能顯現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目標性。另據筆者了解到，也有少數農民工親自回家參與選舉的，但這其中不乏有這樣一批人，他們的政治參與帶有一定的工具性，質言之，就是工具性政治參與。究其原因是因為家族勢力的影響，候選人是本家族的成員，他們希望通過投票來為家族謀利，這是完全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的。

還有一種情況，即使是參與選舉，也是屬于被動地參與，農民工本身并不清楚自己為何要參與選舉，或者說通過自己的投票希望達到一種什么樣的目標。之所以造成農民工對政治參與的目標認識不夠，筆者認為主要是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不夠而造成的。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們的政治參與程度也會相應增加，因為他們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其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的到了強化。

（四）政治信任程度不高

這是相對于流入地的相關政府部門而言的。從現實生活來看，農民工的生活圈子在城市，自從他們進城務工開始便要接受當地相關部門的管理，便已經與當地政治系統發生了相互關系，一般而言，他們生活中的一系列問題都應在當地政治系統的主導下得以解決。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以最近幾年關于農民工工資問題為例，許多媒體都曾報道過農民工因拿不到工資而選擇跳樓自殺之類的事例。那么，他們寧愿選擇自殺這種極端的方式，而不愿意向當地政府和法院訴求的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這是對當地相關政府部門的一種政治不信任。首先是當地相關部門沒有采取積極主動的方式保護農民工的利益。對于農民工而言，它們只是一種管理型的部門，而并非服務型部門。當然，隨著黨和政府執政方式和行政理念的改變，這種狀況在近年來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各個地方黨和政府越來越關心農民工工資問題，并且越來越多的地方已經把農民工納入到了當地的社會保障系統當中。其次，農民工雖生活在城市，但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存在，他們很難和當地城市居民融為一體，他們都把自己當作是城市的一個“過客”。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較低，與城市居民的接觸很少，就更不用提與當地政治系統的主動接觸了。在這種狀況下，遇到問題以后，他們要么走極端的方式，要么尋求同鄉的幫助，而不會訴求于政府和法院。相關的調查也顯示只有17.7%和10.4%的農民工會請求政府和法院的幫助，而多數人會找同鄉或熟人幫忙。當然，造成農民工自己政治信任度低的原因與其自身法律意識淡薄也不無關系。

三、完善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對策建議

以上我們對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現狀、問題及其成因作了初步的分析。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是為了給解決問題提供條件的。既然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因此，如何使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走上制度化、有序化的道路，就成為我們黨和政府所必須考慮和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民主法治、安定有序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標。如果農民工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參與政治，勢必影響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我國的政治穩定。根據前面分析，筆者對完善農民工政治參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完善民主法制建設，賦予農民工政治參與更多的體制空間。農民工因受傳統的戶籍制度限制很難參與到城市社區的管理當中，然而農民工卻給流入地的經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自從他們進城務工開始便要接受當地相關部門的管理，便已經與當地政治系統發生了相互關系，因此，農民工理應納入到當地的政治系統當中，應當有權參與當地的政治生活。所以，建議有關部門盡快修訂有關法規，完善對選民資格的確認，并不一定非得以戶籍所在地為標準，也可以居住時間作為標準之一。通過完善法制建設，將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納入制度化軌道，給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創造更多的體制空間。

（二）加強農民工的組織建設，實行跨區選舉。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地方，可以通過當地政府和農民工協商的辦法，建立農民工組織。這既有利于對農民工的管理，又有利于農民工意愿的表達，實現農民工有序化的政治參與。比如浙江省瑞安市陳宅旺等村產生的以外來農民為主體的自治組織——外來人口協會，就是很好的例證。協會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反映外來務工者的意愿，維護其合法權益。（18）這樣的例子如，據四川新聞網報道，繼四川省彭州市丹景山鎮2004年7月9日成立四川省首個“鄉鎮級外出務工人員聯合會”后，7月16日，遂寧市安居區又成立了全省首家“區縣級外出務工人員工會聯合會”。這些組織的宗旨也是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體制保障下，可以讓農民工以組織為單位實行跨區選舉，讓農民工參與當地的選舉，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來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比如，2001年末，浙江省義烏市在大陳、廿三里和城西等鎮組織當地外來務工人員參加當地鎮人大代表大會的選舉，并且有10名務工人員當選為人大代表便是開了跨區選舉的先河。（19）雖然其程序設計欠佳，但卻為我國完善農民工政治參與問題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鑒的經驗。

（三）充分發揮媒介作用，加強宣傳工作。以上兩個建議主要是針對長期在外務工，并且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和工作崗位的農民工而言的，那么，針對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又怎樣呢？根據前面的調查分析可以知道，對于候選人和選舉時間不了解是造成農民工沒有參與選舉的原因之一。由于農民工外出后都經常性地與家里保持聯系，所以政府應該充分把握好家庭這一媒介的宣傳作用，加強選舉工作的宣傳力度。另外，在農民工組織建立起來的地方，可以在相關政府部門的引導下有效發揮農民工組織的作用，對農民工進行集中宣傳，這樣可以讓廣大農民工獲得更多的政治信息，加強自身與政治系統的接觸。

（四）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和教育

革命導師列寧曾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首先必須先教育他們識字。”（20） (p59)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狀況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與他們自身的教育程度低有關。當然，要讓農民工像廣大青少年一樣進學校學習似乎不太可能，這就得需要政府部門和相關用人單位建立一套完善的培訓機制，比如，在農民工外出前由當地政府組織培訓，其主要內容是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以及基本法律知識的學習。用人單位也可以采取類似的方式，這將有利于農民政治素質的提高，從而增強其對法律知識的理解。據中新網報道，四川省委、省政府決定從2004年起，用兩年時間培訓農民工1000萬人次，其中不僅有專門的職業技能的培訓，還有農民工自身基本權益保護和法律知識等相關信息的培訓，這對于提高農民工的維權意識和政治熱情無疑是大有裨益的。當然，所有這一切還得有政府經濟上的支持為保障。

此外，政府部門還可以在選舉時間上做適當的調整。春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大多數農民工由于其鄉土情節的影響，在春節期間一般都會返鄉，村委會選舉的時間可以抓住農民工返鄉這一特點，以確保選舉質量的提高。總之，農民工是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問題將會隨著社會轉型的完成而逐步得以解決，從而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將會取得更大成就。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