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民國時期的長江中下游鄉村為具體考察對象，探析運作方式在該地的運用，并與傳統高利貸進行了比較，分別指出兩者在借貸對象、借貸手續、信用方式、借貸用途、借貸利率、借貸期限與償還上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認為當時現代金融運作方式的實行已取得了顯著進步，這無疑加快了鄉村借貸關系現代化的進程。

【摘 要 題】近代史研究

【關 鍵 詞】長江中下游鄉村/現代農貸/運作方式

【 正 文】 在中國鄉村金融史上，民國時期是一個承前啟后、新舊更替的重要階段，最大的變化就是現代農村金融的產生。與私人、店鋪借貸、典當業借貸等傳統高利貸形式不同，現代農村金融運作主要是指專業農業銀行以及商業銀行、政府銀行的農貸，此外還有與此相關的其他形式的借貸，如農民借貸所的借貸、農業倉庫的借貸、合作金庫借貸以及合作社借貸等。迄今，相關的研究成果還很少。筆者擬以現代農村金融比較發達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中心，對民國時期現代農村金融的歷程、運作方式、績效與不足等問題做一深入系統的探討，以豐富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研究的內容。本文主要討論現代農村金融的運作方式，包括借貸對象、借貸手續、信用方式、借貸用途、借貸期限與償還、借貸利率等問題，同時注意與傳統高利貸進行比較，以發現二者的異同。 借貸對象 傳統高利貸者的貸款是直接貸款，一般無須中間轉手，而現代農業金融組織的貸放大多為間接轉貸。 銀行與農民之間就主要屬于間接借貸關系，它往往先貸給農民貸款所、合作金庫、農業倉庫以及合作社等，再由這些組織或直接或間接轉貸農民。我們可以從銀行的放款條例證明這一點。如1928年江蘇省農民銀行放款章程規定：“農民所組織之合作社乃其主要之放款對象?！保ㄗⅲ黑w宗煦：《江蘇省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成文出版社、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年版，第46203頁。）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以合作社、合作社聯合會及農民個人為放款對象，對合作社尤為重視”（注：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革命》第八十四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7年版，第529頁。）。上海商業銀行農業貸款部也規定，以農業生產、運銷、信用以及兼營合作社和農業倉庫為貸款對象（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3頁。）。1940年，中國、、農民、中央信托局和農本局的農貸辦法規定：“農貸對象以農民團體或個人及農業改進機關所經營之事業為范圍?！保ㄗⅲ耗暇┲袊诙n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八，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事實與規定基本吻合。如江蘇省農民銀行，1936年的調查表明，“該行歷年放款中合作放款恒居于首要之地位”，雖也曾貸款于未加入合作社的小農。但數量極少，到1934年已基本停止（注：趙宗煦：《江蘇省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46203～46205頁。）。中國農工銀行杭州分行也是如此，據1929～1933年的放款統計，合作社放款占92%強（注：實業部勞動年鑒編輯委員會：《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勞動年鑒》第三編，1933年版，第57頁。）。 有人曾提出銀行應簡化營業層級，直接貸與農民，免除中間操縱（注：國綱：《投資農村》，《東方雜志》第32卷第5號，1935年3月；周杰人：《行憲后的蘇農展望》，《江蘇省農民銀行二十周年紀念刊》，1948年版，第21頁。），但正如吳承禧所言，銀行“必以農民分散，貸款沒有保障而裹足不前，所以，現在的農村投資，大都是通過合作社而實現的”（注：吳承禧：《中國銀行業的農業金融》，《雜志》第6卷第3期，1935年9月。）。林禮明形容銀行為“合作事業的保姆”（注：《江蘇省農民銀行二十周年紀念刊》，第24頁。 ），是非常恰當的。 合作金庫也是以合作社為主要農貸對象的。1936年12月實業部頒布的《合作金庫規程》就規定：“合作金庫以調劑合作事業資金為宗旨”，各級合作金庫的放款對象除了下一級金庫外，就是各級合作社聯合社和各地信用合作社（注：《革命文獻》第八十四輯，第620～621頁。）。農民貸款所發放的借貸對象有的為農民，有的為合作社。如浙江吳興縣農民借貸所，據1931年度的貸款統計，借貸對象全部為合作社（注：《民國二十一年中國勞動年鑒》第三編，1932年版，第58～59頁。）。農民借貸居絕大多數的情況比較少見。 與農民借貸關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合作社。合作社可直接貸與農民，但它本身也是一個中介組織，其資金主要不是來自內部，而是銀行、農民貸款所以及合作金庫等機構的貸款。所以，合作社的身份具有兩重性，即相對于銀行是債務人，相對于社員或其他農民又是債權人。 傳統高利貸的貸款對象成分，地主、富農一般僅為百分之幾，絕大多數是貧農、雇農和中農等貧苦農民（注：李金錚：《民國時期長江中下游鄉村借貸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后出站報告2001年，第21～28頁。）。與此相比，在現代農貸中，地主、富農的比例明顯增加。 據1932年江蘇省農民銀行指導的信用合作社貸款統計，借戶74.1%為中農、貧農，26.9%為地主、富農（注：駱耕漠：《信用合作事業與中國農民金融》，《中國農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又據1935年江蘇省無錫東亭、吳江鈕匯、句容寨里3個農業倉庫的調查，押戶共計219戶，其中地主商人、大農、中農、小農、佃農分別為19戶、24戶、61戶、94戶、21戶（注：楊捷之：《中國農業倉庫之興起及其評價》續，《中國經濟》第3卷第10期，1935年10月。）。上面兩個統計說明，新式借貸的對象雖仍以中小農居多，但地主、富農也占到一定比例。其原因如后所述，現代農貸的貸款利率比高利貸低得多，貸得越多得利越大，地主、富農往往把持基層政權，將現代農貸轉貸農民。從貸款的實際數額而言，地主、富農的貸款額明顯高于普通農民，如上舉無錫、吳江、句容3個農倉，經營30畝以上的押戶占總押戶的18.6%，卻占押款的51.6%，其中50畝以上者僅為押戶的9.3%，卻占押款的32.6%（注：據楊捷之《中國農業倉庫之興起及其評價》續，《中國經濟》第3卷第10期，1935年10月。）。這一統計表明，中小農抵押戶數雖多，貸款數額卻少，大部押款是為地富所得的。 借貸手續 傳統高利貸借貸手續比較簡單，有的為口頭信用借貸，無須字據契約；有的為契約借貸，由當事人雙方和中保人畫押即可。與此相比，現代農村金融組織由于比較正規，借貸手續遠比民間借貸復雜。僅以合作社貸款為例做一說明： 就銀行對合作社的貸款而言，以20世紀30年代江蘇省農民銀行為例，它對合作社的貸款程序分為三步：第一步，先由借款合作社填具借款申請書、社員職員名單、社務業務進行狀況表、借款用途表、保證人抵押品調查表，而后連同該社章程及登記證等，送至該行審核。如非初次借款，除社章及登記證不必檢送外，其余各種表格仍須照填。第二步，該行接到申請書后，派員調查申請合作社的社員職員情況、社務業務情況以及抵押品、借貸用途等狀況。如認為可以放款時，就將放款核準書另附借據寄交借款申請合作社。該社將借據等填具后，送交該行審查，如無訛誤，即予貸放款項。第三步，合作社將款項轉貸給社員后，須在一星期內據實填具借貸用途報告書，以便覆核貸款。（注：趙宗煦：《江蘇省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46257～46260頁。） 上述銀行等機構向合作社的貸款手續，反過來說，也就是合作社向銀行等機構的借款手續。那么，社員向合作社申請借款的手續是如何辦理的呢？以江蘇無錫縣信用合作社為例，據1936年調查，先由各社員依照需要數目，擬定借額，說明用途，向合作社提出申請，合作社接到社員申請書后，即召開理事會，審查借款用途與數目是否符合，決定準駁，然后匯合總數，向江蘇省農民銀行申借。借入后，由各社員邀同其他二人，作為保證，訂立借約，領取款項（注：王亮豐等：《無錫縣合作社調查報告》，《農行月刊》第3卷第8期，1936年8月。）。如果屬于抵押借貸，還需要社員連同抵押品一并送交理事會審查。合作社理事會在審核社員借款時，特別注意社員的信用度，有的還專門成立了信用評定委員會，對社員信用度評出等級，理事會據此決定社員借款的信用方式，信用度越高，越有可能獲得個人信用貸款，反之就需要擔保人或抵押品。 信用方式 傳統高利貸的信用方式，個人信用和保證信用的借貸比例較大，抵押信用借貸比例較小。1934年長江中下游六省農民借貸的統計表明，前者占信用方式的53.7%。（注：據《農情報告》1934年11月第2年第11期計算。） 現代農村金融的信用方式，則明顯以抵押借貸居多。據1934年江蘇合作社社員借款的統計，信用借款僅占10%，動產、不動產、農產抵押借款分別占10%、55%、20%（注：鄭厚博：《中國合作運動研究》，農村經濟月刊社1936年版，第228頁。）。1929～1933年中國農工銀行杭州分行的合作社放款也表明，信用放款占19.2%，抵押放款占80.8%（注：據《革命文獻》第八十四輯第524～525頁計算。）。海寧縣農民銀行1933年的放款，也是抵押放款較多，占65.7%（注：樓荃：《海寧縣農民銀行設施之概要》，《浙江省建設月刊》第5卷第10期，1932年4月。）。可見，現代農貸更注重避免貸款的風險性，這也是現代金融的共同特征。 信用放款是憑借信用或另覓妥保的貸款，毋庸細述，茲重點介紹抵押借貸方式。 在傳統高利貸的抵押借貸中，以土地抵押最為盛行。在這一點上，現代農貸與高利貸沒有什么區別。據20世紀30年代的統計，江蘇吳江縣震澤鎮江豐農工銀行的抵押貸款，以地契抵押最多，占放款總額的70～80%（注：趙宗煦：《江蘇省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46272～46273頁。）。江蘇省農民銀行向合作社發放青苗貸款，也大都以地契為抵押（注：《革命文獻》第八十四輯，第604頁；趙宗煦：《江蘇省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46195頁。）。 至于現代農貸的動產押款，種類甚廣，與高利貸也無多大差別。據1934年6月的統計，合作社向江蘇省農民銀行可以農產、絲綢、農具、衣飾等抵押借款，其中農產品以米、谷最多，其他為豆、麥、豆餅、棉花等（注：江蘇省農民銀行總行：《江蘇省農民銀行辦理農業倉庫及合作事業概況》，1933年版，第44～45頁。）。中國農民銀行南昌農民抵押貸款所，牲畜、農具、家具、農作物、銅錫器皿等均可質押貸款（注：張啟元等：《舊南昌市的金融業》，《南昌文史資料》第6輯，1989年，第54頁。）。南昌縣合作社的動產抵押放款，主要為布質衣服、金屬飾物、農產品和農具耕牛（注：孫兆乾：《江西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45301頁。）。上海商業銀行江寧縣湖熟鎮農民抵押貸款所，曾辦理衣類、金銀、銅錫器皿、耕牛、農產品等抵押業務（注：許治華：《民國時期的江寧金融業》，《江寧春秋》第6輯，1987年，第55頁。）。綜合以上動產抵押資料，農產品抵押貸款多為原價的60～70%之間，其他抵押品多在40%～50%左右。 借貸用途 傳統高利貸主要用于生活消費。據1929～1933年長江中下游六省的統計，農民借貸用于非生產者占負債戶的81.1%，占負債額的77%（注：據［日本］天野元之助《支那農業經濟論》第222～223頁計算，日本東京改造社昭和17年(1942)版。）?，F代農貸與傳統借貸迥然不同，它特別強調借貸用于生產經營。 以銀行而言，在20世紀30年代，如浙江余姚縣農民銀行、海寧縣農民銀行和諸暨縣農民借貸所，都規定以生產經營作為農貸用途（注：《革命文獻》第八十四輯，第526頁。）。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的農村合作社放款章程也規定，借貸必須用于購買種子、肥料、農業原料、畜種、飼料，購置或修理農具，修造農貸于房屋修建，制造、運銷和囤積農產品，償還因從事生產所欠之舊債（注：《革命文獻》第八十四輯，第531頁。）。在20世紀40年代，四聯總處1940～1942年關于四行局的農貸方針，也始終以增加農業生產、興修水利、農業推廣、農村副業、農產運銷等為農貸主要用途（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八，第47頁。）。中國農民銀行與浙江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訂立的1947年度農貸計劃，包括農業生產、農田水利、農業推廣、農村副業、土地金融貸款等，具體類別達35種（注：《浙江省三十六年度農貸計劃要點》，《浙江經濟》第2卷第2期，1947年2月。）。 與上述銀行對合作社的放款規定一致，合作社對于社員的貸款也強調必須用于生產及其他正當用途。在20世紀30年代，如江蘇省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第十二條規定，“放款以貸于社員正當用途為限”（注：《革命文獻》第八十四輯，第512頁。）。吳縣府巷信用合作社的規定更為具體，社員請求本社放款，必須符合以下用途：“1.購置種子、肥料。2.購買農具、車輛、船只。3.修蓋房屋，掘河筑堤，灌溉排水。4.經營副業及贖置田地。5.其他生產上必須之用途”（注：《革命文獻》第八十六輯，第141頁。）。 農貸是否真正用于生產用途了呢？ 貸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費的情況較為少見，而且此類狀況多發生在一地剛開始進行新式農貸之時，農民多利用低利借貸償還舊的高利貸，與借高利貸還高利貸有質的差別，借高利貸還高利貸的結果仍舊是陷于高利貸剝削，以低利借款償還舊債則對擺脫高利貸剝削，解燃眉之急能起到一定作用。 貸款主要用于生產經營的情況最為普遍。如中國農工銀行杭州分行1931～1933年的合作社放款，用于生產經營者達90%（注：據《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勞動年鑒》第三編第59頁計算。）。中國農民銀行1935～1936年的合作社貸款，用于生產經營者達92.8%（注：據蕭覺非《一年來中國農民銀行之合作事業》計算，《農友》第5卷第1卷，1937年1月。）。1933年10月安徽省合作貸款的統計表明，用于購置牲畜、農具、種子、肥料、開墾土地、贖地、修圩等生產用途者占86.6%（注：《民國二十二年中國勞動年鑒》第三編，第141頁。）。江蘇省農民銀行1936年的業務報告也顯示，丹陽、溧水、阜寧三縣合作社的放款，用于購置肥料、種子、牲畜、農具、飼料、墾殖等生產用途者達96.6%（注：據［日本］天野元之助《支那農業經濟論》第342～343頁計算。）。又據四聯總處1946年9月對各類農貸及投資結余的統計，長江中下游各省的農貸主要用于農業生產、農田水利、農業推廣、農產運銷和農村副業等（注：壽進文：《論當前的農貸》，《新中華》第5卷第6期，1947年3月。）。中國農民銀行1947年辦理安徽淮汛重災區的貸款，用于種子、農具、肥料、牲畜者占貸放總額的99.9%（注：戴維德：《皖省淮汛重災區貸款的效果》，《中農月刊》第8卷第8期，1947年8月。）。臺灣學者賴建成認為，合作社社員的貸款91%以上用于非生產用途（注：賴建成：《近代中國合作經濟運動——社會經濟史的》，臺北正中書局1980年版，第122頁。）。根據筆者的考證，賴氏的這一推論顯屬誤斷。 正由于現代農貸主要用于生產經營，所以對于農民補充生產資料，增加家庭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