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在考慮如何解決“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有許多人認為，“三農”問題是制度和結構引致的問題，只要大力進行制度創新或者結構調整，“三農”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對“三農”問題的長期性認識不足。其實，“三農”問題是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大轉換時期的綜合性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根治，任何措施都只能暫時緩解“三農”問題?！叭r”問題的長期性，決不是決策者的遁詞，也不是學術界玩的文字游戲，它是由“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嚴重性和特殊性決定的。

一、資本積累的長期性

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們要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制裁，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即要加速實現工業化。而建立工業體系需要大量的資金，歷史上兩種工業化的籌資渠道我國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過國家內部解決。只能農業、農民、農村作出犧牲，即通過將農民的剩余用來作為工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來源。因為在一定時期，“蛋糕”只有這么大，用在一個產業上的資金、資源多，用在其他產業上的資金、資源必定要少。非農化發展戰略就是通過行政手段將有限的資金、資源用來加速發展工業。這一政策保證了工業發展的需要，但是農村、農業和農民卻付出巨大的代價。一是農業失血過多。據統計，1952年-1989年，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和農業稅從農業中抽走近1萬億元資本，而家業支農資金僅3000億元，凈流失7000億元。九十年代以來，國家仍然通過各種渠道收取和轉移農業資源和農民剩余，據有關專家預測，每年大約1000億元左右。二是農業積累不足，農民幾乎失去了投資能力。由于長期以來，農民只能獲得基本的生活，幾乎沒有積累，根本沒有能力進行擴大再生產?，F在農民維持簡單再生產都難，更不用說進行擴大再生產。三是長期的城鄉二元分割，農村難以得到先進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的輻射和帶動。國家要保證“以農輔工”的政策能夠實現，必須嚴格的控制農村和農民。這就導致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雙重二元分割。這種二元經濟比威廉·阿瑟·劉易斯(W·A·Lewis)所講的二元經濟結構更加不均衡，這是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在解決“三農”問題時都不曾遇到。按照產業經濟轉換與發展的一般規律，即使國家不推行超常的非農化戰略，讓國民經濟均衡發展，也會出現“三農”問題。我們假定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導致的“三農”問題為平均的或者一般性的“三農”問題，那么通過長期的非農化戰略后的“三農”問題已經遠遠超過了平均的程度。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9.2億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0%多。過高的農業人口比重決定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任務任重道遠，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予以化解，而農業剩余勞動力不能解決，“三農”問題就不能解決。正如威廉·阿瑟·劉易斯(W·A·Lewis)年說，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比較多，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其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數，農民的報酬極低。按照他的邏輯，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農民的收入將始終處于停滯狀態，“三農”問題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的。按照有關專家測算，我國現在農村勞動力凈剩余1.2億人，而按照生產能力測算，我國農村勞動力總數4億人，目前的耕地僅能容納1億勞動力，也就是說有3億人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人均勞動生產率要提高，必須將3億剩余勞動要轉移出去。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還有如此高的農業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轉移。如果說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只需要一個工業化過程就可以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轉移出去，我國則需要疊加二個工業化過程才能夠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轉移出去。所以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三農”問題的解決，所需時間將更長。

三、擴大經營規模的長期性

一是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需要較長時間。2000年全國耕地實際保有量僅為19.24億畝，人均耕地只有1.59畝，14個省區的人均耕地不足1畝，其中有6個省區的人均耕地低于0.5畝，全國有20%（463個）縣（市）人均耕地低于0.5畝，有30%（666個）縣（市），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86畝的警戒線。戶均規模4-5畝，而且較為分散，基本上是“田地劃成幾格”，或“一戶多山頭，一山多戶頭”的格局。這么少且分散的耕地，無論種什么，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要解決就必須擴大經營規模。按照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一個農民種植15畝地，即一家種植40-50畝地是比較正常的，如果達到這么一個生產經營規模，可以初步獲得單體規模經濟效應。而現在農戶的經營規模只有單體經營規模的十分之一，即使達到了生產力水平的經營規模（即人均15畝），也遠不及發達國家的經營規模，如美國家庭農場平均經營規模將近200公頃，歐共體是50公頃，日本是1公頃。要搞象歐美一樣的大規模經營，把我國200戶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才100公頃，一個農戶經營這些土地，就要有199戶轉移到其它地方就業，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二是卸載耕地所附的社會責任需要較長的時間。我國小規模的耕地還承擔重大的社會責任，耕地必須保證近13億人口的糧食供給問題。如果土地不能適度規模經營，農戶只能應付土地所隨載的社會責任，根本無法獲得社會平均利潤，“三農”問題當然無法解決。據有關專家預測，要保證我國糧食供給的經濟安全，糧食種植面積不能小于16億畝。也就是耕地能夠機動種植其他高附加值經濟作物的耕地只有3億多畝。這就決定了大部分的耕地只能種植比較效益低的糧食來應付耕地所附加的社會責任。要弱化或者卸載耕地所附的社會責任，只有依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擴大戶均經營規模，但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的經營規模的擴大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須慢慢來，這也就決定了耕地卸載社會責任需要較長的時間。三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需要較長的時間。現在農民都是以地為保障、以子為保障（養兒防老）。這種保障不可將農民引向現代文明，將農業改造為現代農業，必須建立穩定、規范的社會保障體系，將土地解放出來。社會保障體系是以龐大的基金為基礎的，而現在農村社會保障還沒有一分錢，要從零起步，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四、非農產業發展的長期性

不太發達的工商業要積蓄起足夠的能力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時間。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雖然我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這些工業體系主要是以重化工業為主，對解決人民生活和就業，特別對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牽動作用并不大。改革開放以后，情況有所改觀，有助于解決就業的輕工業和鄉鎮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 1996年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曾達到1．36億人，比1978年時的社隊企業從業人員數量增加了l億以上，但是1997年以來，由于鄉鎮企業所處的整體經濟環境發生較大變化，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明顯下降。2000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只有1．28億人，比1996年減少近800萬人。而且勞動力的供給還處在加速階段，據預測，200l一2010年全國農村將新增勞動力6350萬左右。面對龐大的且源源不斷增加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鄉鎮企業（含民營企業）、新興產業新創造的就業崗位仍是杯水車薪?？梢哉f，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工商業面對如此多的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任務。二是國有企業又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許多企業不僅不能夠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還要釋放大量的失業工人，目前已有下崗失業工人2000萬，隨著改革的深入，下崗職工的數量還要增加，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撓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三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又遇上了知識經濟和信息產業的革命，許多企業為了增強競爭力，不斷采用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這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排斥勞動力的作用。而西方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雖然也存在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但是是在剩余勞動力基本吸納完畢后，才開始以資本替代勞動，沒有我國來得這么快，工業化與信息化和資本密集化幾乎同時進行，特別是加入WTO的頭幾年，工商企業就業崗位每年還要減少300萬個左右。這也是其他工業化國家所沒有過的，這些都會延緩“三農”問題的解決。

五、人力資本積累的長期性

農民的素質低，人力資本積累少，提高人力資本的水平需要較長時間。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決定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否轉移，能否快速轉移的決定性因素。人力資本較高，農民從事非農經營的機會多；人力資本較高，農民從事非農收入的報酬也相應高。一個目不識丁、一技不長的農民不可能能夠在城市立足。1997年全國總工會的抽樣調查結果表明，農民工的主體大體由三部分組成：33%來源于農村畢業學生，37.3%是務農的農民，另外近1/3是有過城市務工經驗或者當過兵的農村人口。農民工中初中畢業的占2/3，其中高中生占16.9%。農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是9.2年，而全國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6.5年，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要解決“三農”問題必須下大力氣提高農民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教育，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個長期工程。何況現在教育面對的是一個教育程度相當低群體，平均受教育程度大約6.5年，只有小學畢業水平，還有大量的文盲，全國8000萬文盲中90%以上是農民。大部分農民的人力資本水平達不到轉移到城市的要求、達不到現在農業的要求。而要提高這些農民的人力資本水平，需要時間、需要巨額投資。

六、組織和制度創新的長期性

“三農”問題與組織和制度結構不適應有很大的關系。因此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對組織和制度進行創新，建立與現代農業相適應的組織和制度體系，但這不是短期就能解決的。一是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改進與提高需要較長的時間。我國現在還處在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階段，從種植結構上看，還是糧食、棉花為主的生產結構；從產業結構看，農民還是以出售原產品以主；從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來看，農民50%的收入來自于自濟；從農業的生產習慣來看，還是習慣于刀耕火種，不習慣于使用現代機器和現代農業技術。這些都說明了我國農業還處在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階段。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將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向現代生產經營方式。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造的。因為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與生產力緊密相連，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二是農業制度的創新也需要較長時間。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個與制度環境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們對既有的農業制度體系進行多次創新，但是還沒有找到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新制度。尋找和設計新制度需要時間、新制度與制度環境的兼融需要時間、制度知識的積累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三是組織的培育和成長需要較長的時間?，F代農業需要有高效的組織為其服務，“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與組織的發展相伴而生，但是長期以來，我國都是以行政組織替代經濟組織、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導致農村組織極度匱乏，而組織的培育、成長、成熟都非一日之功。據農業部披露的最新統計數據，全國農村有各類專業合作組織140余萬個，其中僅河北、山東兩省就分別達到28.1萬個和23.2萬個，初步形成規模、運行基本規范的有10余萬個。

七、開拓國際市場長期性

在發達國家解決“三農”問題時，全球化市場并沒有形成，不擔心其他國家搶占國內市場，而且發達國家還可以憑借強大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優勢為自己的農產品開辟新市場。因此，發達國家在解決“三農”問題時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和機會。這些都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但是我國卻沒有這么好的條件和機會。其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我國在著手解決“三農”問題時，全球市場形成，我國的農業生產經營納入了世界農業生產體系，而我國大部分農產品沒有比較優勢（規模小、成本高、質量低，標準體系不健全，等等），不僅難以開拓國外市場，而且連保住國內市場都難。二是加入WTO，縮小了政府保護農業的空間，這使我國不能象發達國家一樣，在基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后，再開放市場，或者借助全球化解決“三農”問題。“屋漏偏遇連天雨”，我國是在“三農”問題最嚴竣的時候加入WTO，農民和農業所受的沖擊可想而知。三是雖然我國加入WTO，便于擴大農產品出口，但是由于我們不太熟悉WTO的規則，必須承擔一定的“學費”，而熟悉和運用WTO的規則，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摸索。在外國農場主游刃有余的利用規則時，我們還是“小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