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分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烹點茶的方法，但是隨著末茶的消亡，今人之于分茶，知其名者已經是鳳毛麟角，更談不上具體內容。而且由于現代中國的飲茶高度物質化，與生活態度基本無關，以及史學研究側重于政治、經濟等傳統學科等內外原因，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茶文化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相反，在日本，由于茶道的刺激與啟發，茶文化研究盡管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承認，但是作為史學家的“副業”，尤其是為了滿足茶道愛好者提高修養的需要，仍有一定數量的論著問世。因為日本茶道對于中國茶文化有著傳承關系，為溯本求源，日本的茶文化研究不時涉及中國，漢學研究京都學派領袖之一的青木正兒先生曾致力于中國茶文化研究，并在1962年出版了《中華茶書》，其中就提出分茶的原意是在大型容器里點茶之后再分盛到小碗里飲用，宋徽宗《大觀茶論》所介紹的就是分茶。[i]然而至今已超過40年，除了其子中村喬先生在二十多年后重新注釋《大觀茶論》時指出分茶法始見于陸羽《茶經》之外，[ii]沒有將研究進一步深入下去。宣化遼墓中有五幅清晰、精美的飲茶壁畫，本文擬從研究張世卿墓后室西壁和張世古墓后室西南壁上的兩幅壁畫出發，印證以文獻史料，比照以出土文物，探討分茶的烹點方法，在解明分茶這一古代生活技術的同時，也為現代末茶的復興提供技術依據和歷史經驗。

二．分茶的沿革和基本程式

“分茶”一詞最早見于唐代，“大歷十才子”之一的韓岸說“晉臣愛客，才有分茶”，[iii]在他看來分茶從晉代開始。晉代的史料如何呢？杜育在《猶賦》里說“酌之以匏”，[iv]即使用瓢斟酌茶湯；在《神異記》中，丹丘子向虞洪祈討茶時使用了“甌犧之余”的說法，“犧，木杓也。”[v]在中國茶史上，匏、犧之類的杓子是分茶的專用工具，這意味著晉代確實存在分茶。漢魏畫像磚所描繪的宴飲場面，在比較顯目的位置上畫一個甚至多個大型容器，容器里還放著一把杓子，分茶的斟酌方式就源于這種斟酒方法，就是在宣化遼墓壁畫里也有同樣的畫面。杜育說“式取公劉”，[vi]不僅表明他以酒器為基準選擇茶器，還是對晉代飲茶以飲酒為基本模式加以模仿的狀況的真實寫照，這是中國飲茶在形成的時期就具備了完整的形式與充實的內容的根本原因所在。

雖說都是分茶，各個時代還是有相當的差別，烹茶法與點茶法的使用就是唐宋分茶的主要區別之一。

《茶經》所介紹的分茶是烹茶法，一面加熱，一面制作茶湯。“初沸則水合量調之以鹽味，謂棄其啜余，無乃（*左鹵，右臽）（*左鹵，右監）而鐘其一味乎。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策環激湯心，則量末當中心而下，有頃勢若奔濤濺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華也。凡酌置諸碗，令沫（*左饣，右孛）均。”[vii]即當水初沸時，先加鹽調味；二沸時取出一瓢水，一邊用筷子激烈攪拌開水中心，一邊用則舀取適量末茶放入釜的中心。等到開水劇烈沸騰，再到入事先取出的那瓢水，阻止開水沸騰，養育茶湯的泡沫。最后把茶湯分盛小碗，尤其要注意泡沫的均勻，然后供飲。

《大觀茶論》所介紹的分茶是點茶法，把已經燒開的水倒入盞盂里加工茶湯。趙佶根據加開水的次數，把整個點茶過程分成七個部分（七湯）。

頭湯“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愈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擊拂，手輕筅重，指繞腕旋，上下透徹，如酵蘗之起面，疏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之根本立矣。”第一次加入的水量要視茶末的數量而定，目的是把茶末調成膠糊狀。水要環繞著茶注入，不能直接沖入茶末之上。使用茶筅攪拌時也有嚴格的技術要求，由此奠定點茶的基礎。

“第二湯自茶而注之，周回一線，急注急上，茶面不動。擊拂既力，色澤漸開，珠璣磊落。”第二次注入開水要求來回成一直線，塊注快停。

“第三湯多置如前，擊拂漸貴輕勻，周環旋復，表里洞徹，粟文蟹眼，泛結雜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第三次注入開水時，運用茶筅要輕盈均勻，至此為止茶湯的顏色大半已成定局。

“四湯尚嗇，筅欲轉梢寬而勿速，其真精華采既已煥然，輕云漸生。”第四次注入開水的量要少，茶筅的攪拌頻率也要低一些。

“五湯乃可稍縱，筅欲輕勻而透達，如發立未盡則擊以作之，發立已過則拂以斂之，然后結靄凝雪，香氣盡矣。”第五次注入開水時要視至此為止茶湯的狀況而決定擊拂方法。

“六湯以觀立作，乳點勃然則以筅著居，緩繞拂動而已。”第六次注入開水時如果泡沫已經勃然而生，只要緩慢攪拌即可。

“七湯以分輕清重濁，相稀稠得中，可欲則止。”第七次注入開水主要看茶湯的厚薄程度，如果達到要求，點茶就完成了。

點完之后的茶湯分盛入小碗供飲，除了要求各碗的茶湯分舀均等，還要注意浮在茶湯表面的泡沫也要均勻，即“宜勻其輕清浮合者飲之”。[viii]

三．分茶茶器

分茶不僅見于文獻記載，還更加形象地反映在繪畫作品里，張世卿葬于1116年，張世古葬于1117年，他們的墓里各有一幅點茶圖，描繪的內容就是點茶法的分茶，下面就以這兩幅壁畫為中心，探討茶器的形制以及作用。

1． 茶碗

兩幅壁畫里都繪有斗笠形的茶碗，[ix]至今為止出土了很多唐宋時代的斗笠形茶碗，最廣為人知的是法門寺的玻璃茶碗。曹昭解釋其合理性道：“古人吃茶湯具用（*上敝，下瓦），取其易干不留津。”[x]不僅這兩幅點茶壁畫上的茶碗，所有壁畫上的碗全都是白色，所以因為繪畫色彩的局限，這些瓷碗除了白瓷，青瓷等淡色瓷器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事實上也從遼墓出土了大量青白瓷碗。

早在晉代杜育就宣稱“器澤陶簡，出自東隅”，[xi]雖沒有明言是以今浙江紹興、上虞為中心的早期越窯，還是溫州一帶的甌窯，但是當時浙江不僅是東方，甚至是全國的代表性陶瓷產地，尤以青瓷著稱，因此杜育選擇浙江的青瓷碗飲茶。到了唐代，繼承杜育選擇茶器基準的陸羽更加不遺余力地推崇越窯青瓷：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若邢瓷類銀，越州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百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xii]

陸羽針對社會上推崇白磁茶碗的認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越窯青瓷優于邢窯白瓷。這至少可以說明青瓷、白瓷是唐人優先選擇的茶碗。晉唐以來的這一選擇基準也同樣影響著宋代，余襄公“越甌新試雪交加”說的是越窯茶甌中的白泡沫，[xiii]蘇東坡“酡顏玉盌捧纖纖”說的是用青白茶碗飲小龍團茶，[xiv]范仲淹“碧玉甌中翠濤起”[xv]說的是斗茶的青瓷綠茶湯，梅堯臣“紋柘冰甌作精具”[xvi]說的是以白瓷為茶器，林景熙“冰甌雪碗建溪茶”[xvii]以冰雪形容白瓷茶碗并用于飲建茶。

以上這些史料說明各種茶、各種飲用法都廣泛使用青白等淡色茶碗，但是仍給后人留下宋人對兔毫盞等黑色系統的茶碗情有獨鐘的深刻印象。宋初陶谷在《清異錄》里就說：“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xviii]蔡襄在《茶錄》里說；“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火脅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xix]歐陽修在《和梅公儀嘗茶》詩里寫道：“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灑有余清。”[xx]《茶具圖贊》也選擇了它。由此可見有宋一代多么推重黑盞，尤其是建安建陽窯燒制的兔毫盞。

宋代茶書所記載的對象都是建茶，所推重的茶碗也是建窯的兔毫盞，除了反映審美觀之外，還有像蔡襄等所強調的建茶配建盞的意蘊。然而不僅蔡襄、趙佶之流，就是陸羽也沒能為茶界制造出一個“標準”，再加上蔡襄也只是說在斗茶時不使用這些青白色的茶碗而已，所以茶碗的實際使用狀況是盡管黑盞得到茶書作者的竭力推薦，各色茶碗仍然使用于包括建茶乃至斗茶在內的各種茶的飲用中，廖保秀所謂“斗試家皆只用黑釉茶盞”[xxi]言之過分。

2． 茶托

兩幅壁畫上的茶托分別是黑色和紅色，當是漆器，《茶具圖贊》所收錄的茶托名為“漆雕秘閣”，強調使用的是漆雕工藝，實物見于大英博物館。人們對于盞托的起源非常感興趣，早在唐代就有相關記載：

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盅無襯，病其燙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盅傾，乃以臘環楪子之央，其盅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于蜀相。蜀相奇之，為制名而話于賓親，人人為便，用于代。是后，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制，以致百狀焉。〔原注：貞元（785-804年）初，青鄆油繒為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訊則知矣。〕[xxii]

李匡乂為澄清茶托并非起源于貞元初的青鄆地區而講述了崔寧之女的故事，其實盞托由托盤演化而來，漢代已經普遍使用。在晉代，當飲茶習俗日趨普及時，盞托被吸收進了茶器，在湖南長沙沙子塘東晉墓里就出土了青瓷茶托。這條史料提供的更有價值的信息是，在唐代已經使用各種素材制造各種造型的茶托。宋代茶托的豐富多彩，更有文物作無言的證明。金屬茶托如四川德陽孝泉鎮窖藏出土的銀質茶托，河南洛陽安樂出土的銅質茶托。各大名窯也燒制瓷器茶托，在江蘇鎮江發現了章岷墓（前文曾引用過范仲淹的《和章岷從事斗茶歌》），其中出土了景德鎮湖田窯的影青茶盞和茶托。此外，在臺北的故宮博物院還收藏有北宋定窯的牙白茶托，等等。周密在《齊東野語》里說：“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讬，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讬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xxiii]可見盞、托配套使用是飲茶的一般規范，至少在一段時期里，紅色漆器茶托的使用非常普遍，而各色漆器茶托的考古發現同樣是不一而足，如江蘇宜興和橋宋墓出土的褐漆茶托，在湖北武漢十里鋪北宋墓出土的花瓣盤口漆茶托等。

3． 都藍

其他點茶的繪畫作品往往還畫有許多茶器散放在桌上，而這兩幅壁畫的畫面異常簡潔，另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桌上分別有一個紅色方箱和黑色圓盒，質地應該也是漆器。

在據稱是元代錢舜舉所作的《品茶圖》里，右側中間一人手里捧著與張世卿墓壁畫大小、色澤、圖案相仿的漆器圓盒，里面排放著各色器皿。由此類推壁畫里的箱盒是茶器盒，所有的茶器都放在了這兩個箱盒里。同樣性質的茶器在《茶具圖贊》里被戲稱為“葦鴻臚”，顧名思義是用葦編制的。不過在一般場合多沿用陸羽所起名稱——“都藍”，梅堯臣在《嘗茶和公儀》詩中寫道：“都藍攜具向都堂，碾破云團北焙香。”[xxiv]晏殊的《煮茶》詩也說：“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筠籠（一作都藍）煮惠泉。”[xxv]都是說提著都藍烹點茶。

都藍的形制在《茶經》中有明確記載：

都藍以悉設諸器而名之。以竹篾內作三角方眼，外以雙闊者經之，以單纖者縛之，遞壓雙經作方眼，使玲瓏。高一尺五寸，底闊一尺，高二寸，長二尺四寸，闊二尺。[xxvi]

與壁畫上的都藍相比，《茶經》的都藍要大得多。都藍的尺寸因所容茶器數量、種類而異，所以難以一律。即便是陸羽也需要不同尺寸的都藍，因為以上的都藍是針對《茶經·四之器》所提到的茶器而設定的，而陸羽同時為外游飲茶準備了簡式茶器組合，收納這些茶器時就不能使用上述的大型都藍了。不同飲茶方法造成茶器的差異，再加上審美情趣因人而異，從而造成了都藍在形制上的區別。

4． 茶盂

在兩幅壁畫的桌子上還放著兩個比較大型的白瓷茶盂，這是一個關系到茶的烹點方法的關鍵性茶器，而至今為止的研究都對它避而不談，最根本的原因是對于分茶沒有基本的認識。在唐代，因為直接在釜里烹茶，所以《茶經》里沒有這種茶器的記載。宋代用執壺煮水，在這種茶盂里點茶，所以說這是一種主要使用于宋代的茶器。

研究這種分茶時使用的茶盂的困難首先來自它似沒有專用名稱，與飲茶用的茶碗一樣，也被稱作盞，因為宋代也使用茶碗直接點茶，所以茶碗與茶盂不僅有同樣的名稱，甚至有重疊的功能，沒有相當完整、具體的記載，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而飲茶史料恰好就往往是只言片語。《大觀茶論》所記載的盞是點茶用的茶盂：

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燠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寬則運筅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用盞之大小，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xxvii]

宋代也直接使用茶碗點茶，為什么說《大觀茶論》在這里所說的盞是分茶時點茶用的器皿呢？除了書中記載了分茶方法以外，直接的根據是趙佶強調大小不同規格的茶盞的選擇要視點茶的多少而定。如果僅僅點一人飲用的一碗茶，就不會存在這個問題。這個茶盞直接用來點茶，并且與茶碗一樣，也以建窯兔毫盞為首選。與茶碗不同的是造型，前面已經提到唐宋普遍使用斗笠形的茶碗，而這里的茶盞比較深，考慮到運用茶筅需要一定的空間，底部比較寬大，即便內收，也不會達到斗笠形茶碗的程度，這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茶碗。與宋代斗笠形的茶碗相比，日本茶碗不僅規格比較大，而且碗壁垂直高聳。茶筅是日本茶道唯一的攪拌茶湯的工具，所以促使這種與《大觀茶論》要求一致的茶碗應運而生，由此可見促使這種寬底茶碗產生的原因是茶筅的應用。不過兩者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從趙佶所說的茶盞選擇原則推理，為一個人點一碗茶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小型寬底碗，并且就使用這個點茶的茶盞直接飲用，分茶法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從這里又可以看出分茶與現在仍在日本使用的以單碗為單位的點茶形式的連接點。回過頭來再看曹昭對于斗笠形茶碗易于喝干“不留渣”的評價。在原則上茶末是不溶于水的，僅僅是與水攪拌均勻而已，所以有沉淀物是很正常的現象。在日本茶道里，為了盡可能干凈地喝完茶湯，允許出聲啜飲，這是對點茶與飲茶的碗盞一體化所造成的后果的補救措施。

5． 魚尾柄杓

在壁畫上的茶盂里各放著一把魚尾柄杓，與茶盂一樣，也是分茶的標志性器具。因為沒有把茶器與點茶法結合起來研究，以至至今無法理解《大觀茶論》里的“杓”的功用，廖寶秀就說：

徽宗所指杓的作用與唐代煎茶法，以瓢自釜中舀茶入盞的用法相同，但點茶法由茶瓶直接注湯入盞，不需茶杓的。《大觀茶論》茶器中列了茶瓶，但未提及煎茶的釜、鼎，卻又列出茶杓，實不免矛盾，亦令人困惑不解。徽宗所稱的茶杓與今日日本末茶道所使用柄杓，其容水量亦大致相符，柄杓大小亦約可容一碗湯量，然酌湯入杓，不取滿量，僅取其四分至六分之間而已。由徽宗杓條的說明，似乎宋代的煎茶法僅在釜中煎湯而不煎茶，擊拂仍與點茶相同，于盞內進行擊拂（酌湯至盞擊拂），由于宋書沒有詳述煎茶法的程序，這只有待專家學者更多的研究論述了。[xxviii]

廖寶秀對于宋代茶器進行了至今為止最具體的研究，并且也注意到聯系烹點方法展開研究的必要性，可惜對于茶的烹點方法更多的是總結概括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至無法解讀茶杓的功用。相比之下，沈冬梅的研究更令人扼腕，她在提出與廖寶秀相同的困惑之后進一步指出：

（《大觀茶論·杓》）表明用杓取的是點試用的開水。水杓與湯瓶的功用不相協調，這在主要論述點茶法的《大觀茶論》中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疑點。南宋劉松年《攆茶圖》畫面內容可供參考，畫面中的桌子上放著一只水盆，水盆中有一只水杓，桌邊站立一男子，右手持湯瓶，正往左手所持的茶碗中注湯（從方向上看象是在往水盆中注水，但這在事理上說不同），爐上又燒著一只水銚，說明水杓用來取冷水而非熱水。[xxix]

沈冬梅的《宋代茶文化》是最系統的宋代茶文化研究專著，而且她已經注意到了劉松年《攆茶圖》的分茶場面，可惜因為對于分茶方法的認識問題，而與茶盂、茶杓的解讀失之交臂。

前面已經提到杜育在《猶賦》中強調使用瓢，《神異記》則說使用木杓的犧斟酌茶湯。他們的選擇以及審美情趣對于后代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陸羽在《茶經》中就說：“瓢，一曰犧杓，剖匏為之，或刊木為之。”[xxx]并引用了《猶賦》和《神異記》的記載。這種情況甚至到了宋代還是一脈相承，南宋的《茶具圖贊》收錄了瓢，并戲稱為“胡員外”。在《大觀茶論》里則有“杓”的條目：“杓之大小當以可受一盞為量，過一盞則必歸其余，不及則必取其不足。傾杓煩數，茶必冰矣。”[xxxi]即杓的大小一定要適中，否則就要反復斟酌，導致茶湯變涼，影響味感。

6． 瓶

張世卿墓壁畫里有兩把黃色執壺，張世古墓壁畫里有一把白色瓜棱執壺，都是陶瓷的，文物考古界所說的執壺在茶界被稱為瓶或湯瓶、茶瓶、茗瓶。

陸羽使用釜來煮水烹茶，而略晚一些的蘇（*廣字頭下，異）在《湯品》里評比各種茶瓶：“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豈不為瓶中之壓一乎。然勿與夸珍炫豪臭公子道。”與貴重的金銀，低廉的銅鐵相比，竭力倡導使用瓷瓶，其審美意識又與杜育、陸羽不謀而合。同時他也反對使用不施釉的陶器，因為這樣的茶瓶會嚴重影響茶湯的質量：“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御（*左钅，右夸）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腳駿登高。好事者幸志之”[xxxii]從西安王明哲墓出土的青釉茶瓶就是這一時代的文物。貫休在《桐江閑居作》中寫道：“深爐燒鐵瓶”[xxxiii]，反映了各種質地的茶瓶的使用狀況。

到了宋代，趙佶在《大觀茶論》里對于瓶作了比較具體的記述：

瓶宜金銀，大小之制，惟所裁給。注湯害利，獨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散。嘴之末欲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不滴瀝則茶面不破。[xxxiv]

蔡襄、趙佶都強調使用黃金湯瓶，反映了不同于杜育、陸羽乃至蘇（*廣字頭下，異）的審美情調。在出土文物中尚未發現黃金湯瓶，不過在四川德陽縣孝泉鎮出土了銀質執壺，而在景德鎮近郊出土的影青瓜棱執壺不僅與《茶具圖贊》，就是與壁畫中的白色瓜棱執壺的形制也基本相同。黃金湯瓶價格昂貴，它的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普遍使用其他質地的湯瓶，就像蔡襄所說的：“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xxxv]出土文物就是這種使用狀況的真實寫照。

各種質地的湯瓶的使用也同樣反映在詩文里，楊億《陸羽井》說；“金瓶垂素綆”，[xxxvi]蘇軾《試院煎茶》說：“銀瓶瀉湯夸第二”，[xxxvii]惠洪《無學點茶乞詩》說：“銀瓶瑟瑟過風雨”[xxxviii]蘇轍《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說：“無錫銅瓶手自持”，[xxxix]蘇軾《題方子明道人東窗》說：“客到催茶磨，泉聲響石瓶”，[xl]朱熹則在《按唐仲友第四狀》里提到鐵質湯瓶。[xli]

7． 火盆

陸羽在他特制的火爐上，不僅刻上了八卦，而且在刻寫紀年時專門強調“圣唐滅胡明年”[xlii]，即平定安史之亂的次年，反映了他的思想觀念。壁畫上所描繪的火爐是五足盆狀，似為鐵質。在張世古墓里出土了陶質的冥器火盆。火盆是一種使用頻繁的爐子，其它遼墓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類似火盆。

8． 渣斗

兩幅壁畫上分別繪有黃色和白色渣斗，當是瓷器。渣斗作為日常生活用品被廣泛使用，流傳至今的文物數量也很大，在同一墓群的張文藻墓里就出土了黃瓷渣斗。遼代茶器中的渣斗是盛放渣滓的器皿，其功用相當于唐代茶器中的“滓方”：“滓方以集諸滓，制如滌方，處五升。”[xliii]

9． 棒狀器

梅堯臣《以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銀瓶煎湯銀梗打，粟粒鋪面人驚嗟。”[xliv]說的是使用銀質湯瓶煎湯，使用銀質的梗棒擊攪，使得茶湯的表面漂浮其如同小米粒兒般的泡沫。北宋前期的史料表明當時使用著匙箸等工具擊攪茶湯。蔡襄在《茶錄》中就介紹了茶匙：“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xlv]在宋代建茶的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丁謂則在《煎茶》詩中寫道：“羅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花隨僧箸破，云逐客甌圓。”[xlvi]即與陸羽一樣，使用竹策——筷子攪拌茶湯。“竹策或以桃柳蒲葵木為之，或以柿心木為之，長一尺，銀裹兩頭。”[xlvii]而到了北宋末期，茶筅異軍突起，不僅《大觀茶論》作了詳細記載，還開始頻繁出現在詩文里，南宋的《茶具圖贊》甚至把它作為典型的攪拌工具加以收錄，名之曰“竹副帥”。

然而從張世卿墓壁畫中只能看出手持細小棍狀器具，從梅堯臣的詩來看，筷子類的工具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在《得雷大簡自制蒙頂茶》詩中再次使用了“細梗”和“鞭”兩詞：“初分翰林公，豈數博士冷。醉來不知惜，悔許已向醒。重思朋友義，果決在勇猛。倏然乃以贈，蠟囊收細梗。吁嗟茗與鞭，二物誠不幸。我貧事事無，得之似贅癭。”[xlviii]明代以后，葉茶成為中國茶的主流，而分茶所使用的末茶退出了歷史舞臺，以致明清時代的人無法理解其烹點方法，朱昆田就在《碧川以岕茶見貽走筆賦謝》中把“銀梗”作為嘲笑的對象之一：“因笑唐宋人，紛紛貴團餅。研須倚石臼，打或藉銀梗。”[xlix]

四．小結——兼論茶器的文化內涵

分茶是末茶的烹點方法之一，就壁畫所描繪的茶器而言，其點茶的基本程式是：在火盆上煮開水，從都藍里取出茶器，開始點茶。在茶盂里放入適量的茶末后，一手持裝有開水的湯瓶，一手持攪拌茶湯的銀梗，一面逐漸注入開水，一面攪拌茶湯，待茶湯濃度適中，并攪拌出泡沫后，用瓢或木杓把茶湯分別斟酌進斗笠形的茶碗里，放在漆器茶托上，以供飲用。同時還要準備渣斗，以盛裝剩余的渣滓。

中國從來就有“美食不如美器”的傳統，這一點在茶器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茶器不時用坐相互饋贈的禮物，黃庭堅就曾接受過茶瓶，并為此作詩謝答：“短喙可候煎，枵腹不停塵。蟹眼時探穴，龍文巳碎身。茗椀有何好，煮瓶被寵珍。石交諒如此，湔祓長日新。”[l]器具的意義不僅在物質層面上，還具有更深一層的象征意義。鄭玄解釋使用匏來酌酒的含義是“儉且質也”，即瓢的使用象征著節儉、質樸，因為“匏是自然之物”（孔穎達疏）。[li]孔穎達在解釋《禮記》中使用陶匏為祭器時說：“‘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者，謂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皆是天質而自然也。”[lii]班固也把“器用陶匏”作為“昭節儉，示太素”的手段。[liii]無論是晉代的杜育，還是唐代的陸羽，都選擇使用了陶瓷器皿和瓢。桓溫、陸納等也以茶示“儉素”，標榜自己的生活態度。“桓溫為揚州牧，性儉素，每宴惟下七奠（*左木，右半）茶果而已。”[liv]由此看來，在晉代，無論是分茶的基本程式，還是儉素的文化精神都已經形成。

在中國，因為末茶文化的失傳，所以在既不明了烹點茶的具體方法，也沒有明確的茶器傳世的情況下，對于文獻記載的茶器的研究非常膚淺。以往的考古文物性質的茶器研究，除非異常特殊的造型或伴隨著文字出土，否則難以確認究竟是否是茶器。壁畫等圖像資料里所描繪的茶器具體明確，從一個側面提供了確認茶器的線索，為進而解明茶器的使用方法提供了切實的證據，刺激了茶器研究。但是因為割裂了與茶的烹點方法的協同研究，仍然限制了茶器研究的深度。本文與其說是要徹底解明分茶的烹點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茶器，還不如說是想向方法論單調、問題意識貧瘠的茶文化研究現狀中，拋入一塊引玉的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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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日）青木正兒：《中華茶書》，《青木正兒全集》第8卷，春秋社，1984年，199頁。

[ii] （日）布目潮恭、中村喬編譯《中國的茶書》，平凡社，1985年，218頁。

[iii] （唐）韓岸：《為田神玉謝茶表》，（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444，中華書局，1983年。

[iv] （晉）杜育：《猶賦》，（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82《草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v] （唐）陸羽：《茶經》卷中《四之器》，百川學海本。

[vi] 《猶賦》，《藝文類聚》卷82《草部下》。

[vii] 《茶經》卷下《五之煮》。

[viii] （宋）趙佶《大觀茶論·點》，說郛本。

[ix] 茶碗是唯一有比較深入的研究的茶器，請參考（日）水上和則《宋代茶碗考——關于遼墓出土的斗笠形青瓷碗》，高橋忠彥編《東洋的茶》，淡交社，2000年，141-180頁。

[x] （明）曹昭：《格古要論》卷下《古無器皿》，四庫全書。

[xi] 《猶賦》，《藝文類聚》卷82《草部下》。

[xii] 《茶經》卷中《四之器》。

[xiii]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18《茶類·和伯恭自造新茶》，黃山書社，1994年。

[xiv] （宋）蘇軾：《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6《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余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乃續之為二絕句云》，四部叢刊初編。

[xv]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2《和章岷從事斗茶歌》，四部叢刊初編。

[xvi]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36《晏成績太祝頤雙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詩六十篇，因以為謝》，《四部叢刊》初編。

[xvii] （宋）林景熙：《林霽山集》卷3《書陸放翁詩卷后》，四庫全書。

[xviii] （宋）陶谷：《清異錄》卷4《茗猶》，百部叢書集成。

[xix] （宋）蔡襄《茶錄》下篇《論茶器·茶盞》，（明）喻政《茶書》萬歷壬子序刊本。

[xx] （宋）歐陽修：《居士集》卷12，《歐陽文忠公文集》10，四部叢刊初編。

[xxi] 廖寶秀：《宋代吃茶法與茶器之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年，74頁。

[xxii] （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茶托子》，百部叢書集成。“建中”原作“建始中”。唐代無建始年號，據《舊、新唐書》《崔寧傳》改。

[xxiii]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19《有喪不舉茶讬》，中華書局，1983年。

[xxiv] 《宛陵先生集》卷51。

[xxv] （宋）陳思輯《兩宋名賢小集》卷110，四庫全書。

[xxvi] 《茶經》卷中《四之器》。

[xxvii] 《大觀茶論·盞》。

[xxviii] 《宋代吃茶法與茶器之研究》89頁。

[xxix] 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學海出版社，1999年，84-85頁。

[xxx] 《茶經》卷中《四之器》。

[xxxi] 《大觀茶論·杓》。

[xxxii] （唐）蘇（*廣字頭下，異）：《湯品》，（明）喻政《茶書》萬歷壬子序刊本。

[xxxiii] （唐）貫休：《禪月集》卷10，四部叢刊初編。

[xxxiv] 《大觀茶論·瓶》。

[xxxv] 《茶錄》下篇《論茶器·茶瓶》。

[xxxvi] （宋）楊億：《武夷新集》卷4，四庫全書

[xxxvii]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11。

[xxxviii] （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8，四部叢刊初編。

[xxxix] （宋）蘇轍：《欒城集》卷6，四庫全書。

[xl] （宋）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12，四部叢刊初編。

[xli] （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9《奏狀》，四部叢刊初編。

[xlii] 《茶經》卷中《四之器》。

[xliii] 《茶經》卷中《四之器》。

[xliv] 《宛陵先生集》卷56。

[xlv] 《茶錄》下篇《論茶器·茶匙》。

[xlvi] 《瀛奎律髓》卷18《茶類》。

[xlvii] 《茶經》卷中《四之器》。

[xlviii] 《宛陵先生集卷》第55。

[xlix] （清）朱昆田：《笛漁小稾》卷10，四部叢刊初編。

[l] （宋）黃庭堅：《山谷外集詩注》卷8《謝曹子方惠二物二首·煎茶瓶》，四部叢刊初編。

[li] 《毛詩正義》卷17《大雅·公劉》。

[lii] 《禮記注疏》卷26《郊特牲》。

[liii] 《東都賦》，《文選》卷1。

[liv] （晉）王隱《晉書》，《太平御覽》卷867《飲食部·茗》。“七奠（*左木，右半）”原作“漆喇撲”，據《太平御覽》卷976《菜部·菜》和《晉書》卷98《桓溫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