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魯寺是西藏佛教后宏期修建的后藏著名的古老寺院，位于日喀則縣東南約三十公里的甲措區。在古代，當日喀則（桑珠孜）這個后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尚未形成之前，夏魯地方乃是年楚河下游河谷地帶的商業要沖，因而亦名“叢堆”，也譯為 “春堆”，是藏語商市的意思。相傳是吐蕃十大商市之一。

夏魯寺創建于公元11世紀。

公元9世紀中葉，吐蕃王朝末代贊普朗達瑪烏東贊實行滅佛政策，佛教遭受嚴重打擊以后，停止了公開活動，標志著西藏佛教前宏期的結束。但是，這并不意味佛法的徹底毀滅，只是一個短暫的間隙，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潛伏之后，又向更高的階段猛烈地發展。當時在曲水附近，雅魯藏布江南岸曲阿日山修道處修行的約格炯、藏饒賽、瑪釋迦牟尼三人，在衛藏無法繼續修行，被迫攜帶經卷，“經阿里繞新疆，逃往西康瑪壟潛修”。①并在那里陸續剃度了一些僧徒，延續了西藏佛教的教法。到公未10世紀，衛藏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化，吐蕃贊普的后裔，企圖借助佛教勢力來維護他們各自的割據勢力。于是衛藏地區一些不忘佛法的信徒，陸續去到西康，向那些隱修的僧人學法。其中最有名的是衛藏十人，衛地五人，藏地五人。②衛地魯梅等五人學成后先不敢徑回拉薩，而到桑耶等地從事佛事活動。后藏羅敦等五人學成后直接返回藏地傳播佛法。這就是西藏佛教史上的所謂“下路宏法”。藏地羅敦，即羅敦多吉旺秋，意譯為羅敦金剛自在。他去西康學法歸來，就在后藏地區建寺收徒，宏揚佛法，“使得佛法在吐蕃死灰復燃”。③羅敦多吉旺秋于公元973年，在年楚河下游繁華的“壽堆”地方修建了一座規模不大的年麥堅貢寺。收徒傳法。他有二十四名大弟子，其中有個名叫果瑪玉仲的弟子繼承了師父的法位，住持堅貢寺。果瑪玉仲的親傳大弟子杰喜饒炯乃學成以后，也要建寺宏法，不知該在何地建寺為宜。于是他請師父選擇寺址。師父說：“我用手杖當箭射出，落在那里便在那里建寺”。結果師父的“箭”就落堅貢寺西邊不遠莊稼地里新生的嫩葉之上。杰喜饒炯乃便遵照師命，在“箭”落下的地方修建了夏魯昂莫寺，簡稱夏魯寺，意思是新生幼苗，是時正好是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

杰喜饒炯乃的家世原為阿里香雄地區王裔，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征服西部大小羊同以后，杰氏家族乃臣事吐蕃王朝，受到贊普的重用。據《杰世系紀》載，杰瓦乾木曾任松贊干布的內務大臣，其裔孫杰津師任過赤松德贊父子兩代大臣，并且精通佛學，翻譯過《八千頌》等許多佛教經典；杰赤桑拉金既是赤熱巴巾的重要大臣，也是他發展佛教、把西藏佛教前宏期推向高峰的得力助手。杰喜饒炯乃修建夏魯寺以后去印度留學，學到了許多深密教法，成為學識淵博的佛學家。他返藏后，將自己管轄的部落屬民交給他的兄弟，一心學習和傳播佛法。所以，夏魯寺的創始人杰氏家也算得上佛學世家。杰喜饒炯乃的弟子眾多，其中著名的有所謂“四柱八梁”，他們在夏魯寺宏傳的教法，后來被稱為夏魯派。

公元1320年，夏魯寺僧眾迎請當時著名佛學大師布敦仁欽竹（1290—1364）到夏魯寺住錫。布敦大師的佛學知識廣博，在夏魯寺住錫期間，一方面為夏魯寺僧眾宣講佛法，另方面著書立說，寫下了不少有關佛學和歷史的著作。據統計，他的全集共有二十六函，二百多種。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他在1322年寫成的《善逝教法源流》，通常也譯作《布敦佛教史》。布敦大師在西藏佛教史上的重要貢獻還在于他在夏魯奇編訂了藏文大藏經《丹珠爾》目錄。后來《丹珠爾》的幾種版本，基本上都是根據他編訂的次序刻印的。由于布敦大師在夏魯寺的影響和作用，致使夏魯奇的教法名聲大振，夏魯派的信徒逐漸增多，寺院規模不斷擴大。在夏魯寺興盛時期，共有卡瓦扎倉、康欽扎倉、熱結巴扎倉、安寧扎倉等四大經學院，住寺僧人多達三千八百余名。因為布敦大師在夏魯寺的影響，后來在夏魯寺形成了史家稱之為“布教派”的宗教派系。

西藏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往往都要同當地的地方勢力緊密結合，形成政教難分的地方實力集團。夏魯寺的創始人杰喜饒炯乃本是吐蕃大臣的后裔，擁有相當的財產和勢力。從印度求學返藏之后，“將自己管轄的部落屬民交給自己的兄弟，他一心修習傳法”。④從表面上看，夏魯寺的主專人擺脫了世俗事務，而實際上夏魯寺同掌握在杰氏家族手中的地方勢力結合得相當緊密。到公元13世紀，元朝統一全中國，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之后，夏魯地方是元朝敕封的十三個萬戶之一，⑤夏魯寺是夏魯萬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夏魯萬戶的世系，他們的血統是則波（贊普的后裔），是杰則的后代”。⑥據藏文史籍記載，杰則是吐蕃王朝末代贊普朗達瑪的五世孫，⑦他們兄弟三人，將年楚河流域分割統治，長見穹則占據上游，二哥哲則管轄中游，幼弟杰則統治下游“藏春堆古爾莫”一帶地方。后來，三兄弟有興有衰，三個大地方，亦即整個年楚河流域都歸并在杰則的管轄之下。杰則聰明強干，開墾農田，發展生產，修建城池，駐兵防守，把整個年楚河流域治理得井井有條，“使這一地區安定康樂”。⑧

夏魯萬戶在發展過程中還善于結聯鄰近的宗教地方勢力。在元朝，西藏最得勢的宗教地方實力集團莫過于薩迦，夏魯萬戶長便通過聯姻去結納薩迦首領，把夏魯和薩迦的關系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為夏魯寺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夏普萬戶長把自己的女兒瑪久坎卓本⑨嫁給薩迦法王大元帝師八思巴的兄弟恰那多吉為妻，并在恰那多吉去世六個月后，為其生下了一位遺腹公子達尼欽波達瑪巴拉合吉塔。夏魯萬戶為了進一步獲得薩迦首領的歡心，加強這種關系，還在薩迦為其外甥修建了辛康拉章和夏魯康薩，作為達瑪巴拉的居室，對達瑪巴拉精心照顧服待。以后五代，夏魯和薩迦都保持了這種甥舅關系，十分親密。這種關系使得夏魯萬戶的權勢和財富越來越興盛。根據元朝所派金字使者阿袞和彌林于1268年來西藏清查戶口的結果，夏魯萬戶是西藏十三個萬戶中戶口最多的一個萬戶。⑩難怪史書說夏魯萬戶超過烏斯藏其他萬戶的有五個優越之處。第一，夏魯屬于結波（贊普）血統，因而高貴；第二，夏魯寺事務由四柱弟子辦理，因而興盛；第三，教法直接從印度學來，因而是真傳；第四，是薩迦的舅氏；第五，施主是元朝皇帝，因而顯貴。

由于夏魯萬戶同薩迦的特殊關系和對外甥達瑪巴拉的精心服侍，當上師達瑪巴拉合吉塔十四歲到達元朝大都，見到皇帝之時，即向皇帝奏請：“‘在吐蕃烏斯藏，有我的舅舅夏魯萬戶家，請下詔褒封’。皇帝當即答道：‘既是上師的舅舅，也就與我的舅舅一般，應當特別照應’”。［11］果然，后來元朝皇帝把夏魯萬戶長扎巴堅贊召去大都覲見，元仁宗進行了隆重的接待，并賜給金冊玉印，特別加恩頒給夏魯萬戶世代掌管夏魯地方的詔書，賜給金銀制成的佛像三尊，賞賜修建夏魯寺僧院的黃金百兩，白銀五百錠等大量布施。夏魯萬戶利用這些助緣，擴建和維修了被稱為夏魯金殿的佛殿和大小屋頂殿，雕塑了許多珍貴的佛像，后來還修建了圍墻。

達瑪巴拉以后的元代帝師，對夏魯寺也很關心，很注意保護夏魯寺的特殊地位和權勢。他們遵奉元朝皇帝的圣旨，陸續降下不少法旨，保護夏魯寺的既得權益。公元1307年，帝師桑結貝（《元史》作相家班，也譯作相兒加思班）賜給夏魯寺的法旨說：“奉皇帝圣旨帝師相兒加思法旨：軍官、軍人、司法官、金字使、頭人、地方守衛、大驛站頭目、來往稅務及運輸人員、世俗百姓。曉喻：

沙魯寺西寺［12］所屬處僧人忠順天子，安分守法。奉圣旨：對于沙魯寺西寺，不得征收兵差、食物、烏拉，不得征派差役賦稅，不得收斂商稅、糧稅，不得住入佛堂、僧舍，不得征派牛馬、乘畜、馱畜，不得搶奪牲口，不得強迫借貸及役雇，不得以農具什物作抵押。原歸其所有之田、地、水、草等，不得侵占、抽調，不得仗勢欺凌或挾嫌誣告。為使安穩住坐，特頒此法旨，如敢違背，定奏朝廷查處。彼寺亦不得持此法旨而行違法之事。

羊年十月十九日。

寫于大都大寺。”［13］

以后袞噶羅追堅贊（元史作公哥兒監藏巴藏卜）、袞噶堅贊欠桑波、扎巴斡色等帝師都曾多次降過法旨，保護夏魯寺的權益。法旨的內容大致都是維護夏魯寺的既得權勢，例如1336年，帝師公哥兒監藏巴藏卜的法旨是“將兩個加措地方之寺轄領地，已發后領于圣旨，賜予沙魯寺，為祝圣壽誦經及交納貢物之用，現依此先規定，任何人不得侵占、抽調，不得挑釁爭奪，以為祈禱圣壽，故頒此法旨，不得有違”。

西藏佛教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是懾于西藏所面臨的多種多樣難以理解的自然災害。許多災害是人們無法抗拒的，然而人們卻相信佛祖是全能的，力量是無窮的，是能夠保護他們的。可是，許多時候，佛菩薩在多變的大自然面前也顯得無能為力，甚至自身難保。象夏魯寺這樣有名的寺院，也和西藏其他很多寺院一樣，難免遭受自然魔力的強大沖擊。大約在公元1329年，在一次特大山洪中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有的說是被強烈地震震毀）。只是那“天然生成的大悲觀音像”還能“自保”，幸免于難，至今仍然供奉在夏魯寺二樓正殿之中，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

就在夏魯寺遭受山洪沖擊的同時，夏魯萬戶長吉哉正被召去大都受到元朝皇帝的青睞。隨即賜給吉哉大量錢物，命他重整夏魯寺。公元1333年，吉哉從內地請來許多漢族工匠，同當地工匠合作，重新修建了夏魯寺，形成了現在的規模。所以，夏魯奇是漢藏民族團結的象征，也是兩族工匠合作的藝術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