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講中國文學，最先讓人想到的并非詩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國文人歷來有一種共識，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論”，即認為“文”的歷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靈活、最具包容性，“詩”則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隸屬于“文”。 關鍵詞：散文；中國古代；文論；詩學 Abstract: Speak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lets poetry which first by no means the human thought that but is “the article” or “the article”. The Chinese writers always have one kind of mutual recognition， might as well is called “the article orthodox school theory”， namely thought “article” the history is most long， the author most partner， the achievement is biggest， the form is also most flexible， most has the tolerance， “poem” position row “article”， even subordinates in “the article”.

key word: Prose; Chinese ancient times; Wen Lun; Poetics

前言 西人論文學，推本溯源至于“詩”，“詩”乃一切文學之頂峰，故亞里士多德《詩學》雄霸西方文學理論數千年而不墜。中國古代講文學，一“文”字足矣，理論上可媲美亞氏《詩學》者，《文心雕龍》也，而劉勰之“文”，一如陸士衡《文賦》之“文”，兼該眾體，詩歌韻語自不能外。 這是東西方“文論”、“詩學”理路及符號體系之異趨，故不能絕對以西方“詩學”為標準整理中國“文論”傳統。郁達夫早就指出，古人重文輕詩，“六經”除《詩經》外全為散文，多數“文人”（非“詩人”）編他們自己的書，或“文人”的后人編先人的集子，皆先文而后詩。此議極精彩，惜乎會者寥寥，一般昏人還在高談“中國是詩的國度”，謬矣。 “五四”時期，劉半農倡“文學的散文”，以別于非文學的“文字的散文”，說理欠周，終未流行，但畢竟宣告了中國傳統以一“文”字混同眾體之局面的結束。周作人1921年發表《美文》，正式將文學性散文小品與小說、詩歌、戲劇對舉，古代的“文”、“文章”遂一變而為現代具有特殊體裁規定的“散文”（而非只與“韻文”相對的“散行之文”）。古代的“文”無所不包，現代的“散文”則降為一種特殊的體裁樣式，它于古代的“文”別擇極嚴，至少在周作人看來，只有像明代那些善于抒寫性靈的小品方可歸入現代散文范疇。 盡管如此，古今之文在外延上仍有可以互包乃至互補之處：現代作家雖然有把散文自覺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刻意經營的，但也有人（如魯迅）“不管文體”，在散文創作上堅持類似古代“文”、“文章”之巨大包容與彈性，而并不承認有一種和詩歌、小說、戲劇并列的“文學的散文”。但這后一種“文”的觀念也并未被普遍認可。 “五四”以后，新詩、戲劇與小說迅速上升為新文學主要體裁，“文”或“散文”的位置益趨微妙。三十年代中期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廣邀名家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當時普遍認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散文成就最高，因其既經古文沾丐，又得西方（主要是英國）隨筆散文之助，作者蜂起，佳作如林，不過，看幾部后出的《現代文學史》，依然是小說、戲劇、詩歌一統天下（魯迅雜文除外），散文明顯邊緣化了。 二十世紀以來，一直有個不成文的看法，似乎散文寫得漂亮并不稀奇，就譬如身為中國人，中國話說得流利理所當然一樣。散文真是太平常了，但許多人也因此而忘記了它所以平常，無非由于幾千年無量數的作者殫指竭慮，基本無水平線以下的創作，這便使人誤以為散文容易做而不知寶愛?，F代小說、戲劇、詩歌則不同，一來是新文學主體形式，二來是新興文體，工巧為難，故格外受到重視。結果，大家的力氣都放在詩歌、小說、戲劇上，散文則隨便寫寫，這就導致了后來散文水平的逐漸下降。 其實現代散文也是新興文體，它是古文的延續，也是古文的革新。比起詩歌、小說和戲劇，現代散文不僅更適宜于傳達個性，甚至也能夠更大容量地接納新的社會信息與人生經驗，更便捷地介入人生實際，作者境界的高下，在散文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來。 郁達夫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妄評一二”，等級就頗森嚴：“二周”端居首 位，茅盾叨陪末座。郁氏明言他所以選茅盾散文（僅兩篇），只是看他比較能在散文中談社 會問題，聊備一格而已，至于就“散文的心”來說，則并不出色。所謂“散文的心”，郁氏 主要指散文所表現的“個性”，即“個人性”（inpiduality）和“人格”（personality）的統一，可見其選文標準之嚴。 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人的文學”、“個性的文學”這些“五四”時代的話頭已覺不新鮮，人們更渴望看到超越“個性”乃至“人性”之上的強有力的集體主義的行動的文學（這也有點像今天的“新左派”鄙棄他們心造的所謂“純文學”），散文既貼近“智識階級”（文 人）并不可愛、在某些人看來甚至已經泛濫成災的“個性”，在無數未脫魯迅所謂“客觀夢幻之世界”的人們看來，不僅與理想中的文學沾不上邊，甚至簡直就陳腐反動得可以，其被 冷落，遭輕視，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