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江南園林為言說對象，并不是要從史學的層面作追本溯源的學理化探究，也不是要在建筑藝術學、知識考古學的譜系中作某種技藝性闡釋。在這里，江南園林已幻化為一個精神性空間，成為晚近一種別致散文的書寫話語。在被喻為最貼近人自由心靈的散文體式中，我將江南園林與當代文人的精神建構作共時性研究，勘查江南園林如何使詩性江南成為可能，江南園林又如何幻化為詩性江南的顯象表征、代償符碼，來浸潤抱慰當代參差各異的生命主體。

誠然，“江南”很多時候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所指，是一個歷時的流動的具有空間指向和文化特質的范疇。就通常而言，“江南”的概念緣于自然地理、行政區劃或者其他約定俗成的某些習慣用法，其地域文化、精神方式、生產方式與中原北方文化存有千差萬別。我所關注的是以浙北蘇南地理空間為中心的“園林化的江南”與“江南的園林”（前者是后者存在的背景，后者在某種角度是前者的一種“縮微”），研究以 1990年代以來江南園林的現實存在和歷史文化為書寫對象的散文類寫作，試圖探訪或者抵達的是，在一個主體生命日益皺縮的時代，江南園林是怎樣被預設為烙著個人主體印痕的審美意味、趣味調制的詩性處所；又如何成為當代自由生命的隱逸虛擬、精神休憩的靜默現場。

“應目”之游：詩化的物理

園林首先在于形勝：“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池上篇》）檢閱諸多江南園林散文的文本，以形態、景象、色彩等形式美為審美第一要義，對物質性園林進行游歷與認知，即古人所說的“應目”之游，當是先在而直接的話語給定。“園林藝術是一種‘象教’，它訴諸人類最本質、最原始而也是最普遍的感官機能，所以它的力量與影響永遠比哲學科學深厚廣大” 。這里，園林作為“應目”的存在首先深深印在以其作為審美怡情對象的當代文人心底。他們著重于“形式的價值”，追求形式美以感觀的某種愉悅，把物質時代人精神的緊張、空虛、浮躁，消弭于園林山水之間，恣意自由自適的生命，以“慢慢走，欣賞啊”的閑適之“雅”，把玩、消遣物化的江南園林。當然，因著游歷者的主體差異性，他們對審美對象范疇的圈定與敘說也有著顯在的差別。

同為“應目”之游的散文，一類有著“泛園論”、“泛藝論”的美學傾向，他們慣性般地將整個泛化江南預設為園林，看取自然造化演繹而成的“園林化的江南”。以水為媒，將臺、室、亭、廊、石等園林景觀一一做實在自然風物 ，在更為自然自在的小橋流水人家的詩意生存空間、審美視野與思維空間中，界說著寫意的園林化的江南。段寶林、江溶主編的《山水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丁少倫主編的“文化中國 詩性江南”系列叢書（濟南出版社）、陳益著的《如花似玉的江南》（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每每便可靜讀到這樣的文字。恰如陳益所敘說的：“江南是水做的……因為有水，江南顯得精巧，像一幀鋪展的蘇繡。”（《水與稻作》）“江南傳統的民居或建于濱河街巷，臨街面河。宅后門常常有下河的石階，有逐級挑出水面的，也有凹進在駁岸邊沿的”。（《詩意的棲居》）這圖景往美學里說，恰似造園的要旨“借”字，就是借景借境借勢借意，在山水秀美間，因地制宜，渾然天成一泛化的大園林。用汪逸芳的話說，“江南小鎮文化其實是水文化。”（《文化江南》）僅就江南蘇州為例，其“坐落在水網之中，蕩泊星羅、川渠錯綜。漫步水城，情趣盎然；河道縱橫，密如蛛網；小橋千姿如虹臥波；巷坊民居，臨水而設。”（《山水中國》）而“水是園林的靈魂”（蘇旅主編《幽雅的江南古典園林》，中國旅游出版社），在這樣一個“人家盡枕河”，“春城三百七十橋”的園林化的蘇城，“江南卻從來自古隨隨便便地頗漫不經心地寫它的意”，擺布零散的丘山和紛披的河流自有其殊眾的秀麗和清新。難怪蔡海葆由衷地慨嘆到：“散讀和散寫江南吧。讀錯一片土地，我們便沒有散文了；而寫錯一種文體，我們也就失去江南了。”（《江南散意》）蔡海葆真正想說的，也許是被現實生活逼仄抑制的當代文人，已無力再去絞盡腦汁地在含蓄暗示中蟄伏，散文與江南因著某種散漫的詩意存在，使他們更多地選擇散文文體沉潛于園林化的江南，以應目而養心，將早已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勞心焦慮的生命自由釋放，以便抵達海德格爾所說的澄明之境。另一個將視線逗留在蘇州的女子葉文玲，在其散文《城與梅花一樣清》中更是將蘇州定位于“一座雅靜的城市。”而“靜”在她眼里是種“每逢大事有靜氣”，“心到靜處人自雅”的非常大氣之詞，流溢言表的大概也是這種詩性之境。

“應目”之游散文的另一類是以具體的園林為書寫對象的，即確指的“江南的園林”。親歷者在眾多形態的園林中優游徜徉，忘塵囂、拋俗念，在主體對象化的園林世界中虛靜人生種種。宗白華在《藝境》中早已言之：“藝術心靈的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剎那，即美學上所謂‘靜照’。靜照的起點在于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呈現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在各式園林散文之中，“靜照”的主要呈現形態是由靜觀園林而得的雅閑。“雅”當是園林的一種本質化存在。薩特在《圣熱內》中對熱內的“行為的唯一準則是它是否優雅”的注釋是“優雅是那種將最大量的存在轉化為顯現的行為的特征。”而江南園林則更強的具召喚力。余秋雨、素素、祝勇、王劍冰等等都寓目移情于此，并且留下關于江南意象的只言片語或洋洋灑灑的絮語。

當然，無論是敘寫游歷泛化的“園林化的江南”，還是確指的“江南園林”，這些文字大約都是一種脫離了所謂意義闡釋的純粹美的主觀感受的描摹，其類似于蘇珊·桑塔格在《關于“坎普”札記》中論及的“坎普”行為，即“主要是欣賞、品味的一種方式——而不是評判。坎普寬宏大量，它想愉悅人。”“坎普趣味是一種愛，對人性的愛，……坎普是一種溫柔的情感。”這里只有忠實于生命體的原初直感，沒有哪怕是無關痛癢的道德評述。游歷者們只把對象世界看作是一種審美存在，徜徉其間，自言自語于園林的山水亭臺之美，然后安撫僵硬而皸裂的心靈。“應目”之游，是一種審美方式或者就是一種理想中的生活方式，該是部分文人在那些簡單的樂趣中，體驗事物自身的明晰，或體驗事物之本來面目的明晰之后，尋求遠離復雜之世的最后的庇護所吧。

“中隱”之居：自在的憩園

顯然，反對闡釋的純粹感性化的審美游歷敘說，多少顯得有些曖昧。人置身于美侖美奐的園林之間，把玩、消遣物質的江南，貌似滿足了他們浪漫清逸的人生情懷，潛在地也緩釋了他們人生的逼仄感。游歷，在某種程度上也該是“隱”的一種顯在方式。于是，另有一群當代文士徘徊在“江南園林”的歷史人物間，散寫著關于隱逸文化的種種，并以此環顧自身，將江南園林與當代文士主體精神互為應照，性心神通。但是，現實的園林離靜安清逸的園林之魂有些遠了。

應該說，“中隱”思想是士大夫生活乃至園林藝術存在的基礎，它講究的是“進不趨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險艱”。回到當代文人定位的“江南園林”語境，文人向往之、皈依之的自然夢尋，更多的便是這種有著“中隱”之說的文化回歸。文人處于市民文化和體制文化的中間地帶，他們擔當著文化傳承和創造的職志，而文化又賦予其主體性、獨立性與超越性。“園林”作為“隱于世”的顯像之所，成為“隱逸文化最基本的載體” (4)，于此，文人靜安心境，澄懷觀道。

當然，“隱”有各種形態，有苦煎歷練后的退隱，亦有“居官偷閑”、“致仕終老”，“不仕閑居”(5)的閑散之隱，但大抵都是生命的真實存在。江南是文人或文人化的江南，“風景優美，人文毓秀，即使在風雨飄搖的亂世，這種性格還是依然，又因為了亂世的離散，更多了幾分詩意的愁緒。江南自古多名人，他們有的出生在江南，有的是后來選擇了江南，他們蝸居在那美麗的寓所，或謀生或避亂或著述，在亂世的人間妄圖避幾個寧靜的黑夜。”（孟慶琳、駿靈編著《風雨江南》）他們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荷爾德林），“園林”便是這棲居的當代自由生命的隱逸虛擬、精神休憩的影像投射。

“還鄉”之旅：存活的遺夢

誠然，無論是“應目”之游，還是“中隱”居處，多少都有種“猶抱琵琶半遮面”般的對自我生命的躲閃與隱藏。真真切切地彰顯自我意識的，當屬在江南園林散文中那款款傾訴的得之于“還鄉”之旅的意緒。園林是都市中的鄉野，遺留人類原初的夢幻。當然，這種附麗著生命的還鄉（尋夢）之旅是艱難而雙重的：在現代化語境中，作為“人”的還鄉之旅，是尋訪精神休憩的靜默現場——詩意的江南園林，而迎面撞見的卻是世俗化了的喧囂的物化園林，因此過敏于時俗惶惑于現實，便有了那對江南園林現實存在的置疑；由此而來，返身過往，在漸行漸遠的時空中啟動了對古典詩意江南園林的尋訪，即一種別有意味的精神“還鄉”。

游人游歷江南，散漫款步于園林，其心理的預設本在于疏離繁華的都市，于市中的別居尋得鄉野的閑趣清歡。散文家當然有些不同于普通的游客，他們常常以審美的視覺，個人化的眼睛選擇自適的物景自然。于是他們筆下的園林江南或江南園林，自然也是不拘一格，風姿各異的。其中有流連在南潯小蓮莊，在那組有著溪流、垂柳的寧靜畫面中不禁想起了故鄉：“在記憶的深處，童年的故鄉就如這般從容、悠閑”，而這種感覺也該是園主所有的心懷吧；（孟慶琳、駿靈《宦官江南》）有將水墨江南視為“我最為心儀的畫軸。峰巒中的澗水、煙樹里的人家、晨炊上的鳥啼、落日下的櫓聲，匍匐在蟄氣上的春夢無痕，浮漾于綿雨中的秋葉滿山，或寧靜、或喧囂，或尺幅玲瓏、或無遠弗屆。我心中的江南，永遠是一幅常讀常新的水墨”。（熊召政《水墨江南》）像素素則擎著雨傘走進無錫，走進周莊，走進紹興，走進了園林化的江南的細節中——寄暢園：“走進此園林，有如流浪的路上突然看見了歸宿，有一種溫暖撲面而來”；（《婉約江南》）而遲子建一不小心景生以情癡，不期而遇“一種可以使心靈自由飛翔的生存狀態”；（《周莊遇癡》）韓靜霆在園林化的江南將“我這個北方漢子浮躁的心，放下了，在水中溶掉了。身后的是非和名利，也蕩遠了”，于“粉墻烏瓦和小橋流水構成的周莊，船的梭織連的周莊，是一種禪境，是物化了的精神的家園啊！這種禪境，不是古佛青燈下的‘禪’，而是一種‘平安家園’的感覺，那么凡俗，那么自足，讓人隨便想些什么就想些什么，讓人眷戀，讓人相思，讓人散開胸中的積郁”。（《周莊煙雨中》）以文化大散文聞名的余秋雨在作歷史宏大敘事時，也無法抗拒更具個體生命性靈的江南小鎮的蠱惑。江南小鎮是一處稍作放大的園林。在余秋雨看來，如若躲開江南小鎮，“那就是躲開了一種再親昵不過的人文文化，躲開了一種把自然與人情搭建得無比巧妙的生態環境，躲開了無數中國人心底的思念與企盼，躲開了人生苦旅的起點和終點，實在是不應該的。”（《江南小鎮》）而旅美畫家陳逸飛的那幅名揚海外的《故鄉的回憶》，取景的原型在江南的周莊。然而，即便“‘天堂’意味著生活的理想，這么多的私家園林意味著安定與歸宿”，而實際的景象是，歷史的或成為“傳說”中的詩意江南與現實狀態中的江南相距甚遠，“原先殘存的理想碎片在現實的江南中找不到呼應，因此，在江南尋找理想的內心才感到了一次又一次地被愚弄與欺騙。”

江南園林本身就是另一種形態的散文，散文家對其似乎有些情有獨鐘。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江南以及江南園林成為散文書寫的一個重要的話語空間。這樣的生成背面定然具有一些意義的關聯。物質時代我們在共赴現代性盛宴狂歡的時候，從心靈深處卻不時傳出低回的呻吟。這時我們似乎更需要尋找能夠詩意地棲居的精神家園。曾經的江南園林在現代性的行進中，是否還能被安置成為一片心靈的憩園，散文家或以回敘或以擬想的方式向社會發言。我想1990年代后江南園林散文的意蘊，或許正在于此。

注釋：

（1） 朱光潛：《談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頁。

（2） 陳從周在（《園林美與昆曲美》）中論到：“中國園林，以‘雅’為主，‘典雅’、‘雅趣’、‘雅致’、‘雅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以‘雅’……”。“雅”當是園林的一種本質化存在。

（3） 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頁。

（4） 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頁，837頁。

（5） 魏嘉瓚：《蘇州古典園林史》，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